《长征前后的岁月》第145/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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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的炭灰佬一样……我们这四个人，我、何侠、唐继章、钟伟生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胜利突出敌人的重围，于1935年3 月31日早晨到了上海。

后来，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又继续战斗了。

唐继章，一名死里逃生的红军战士。他当时在中央军区政治部当通讯员。

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红星垦殖场场长（享受厅级待遇）。他这样回忆当年突围
时情形：

我们百多人，牙没沾米，口没进水，顽强抗击着敌人。直到天黑时，敌人从
三面上山包围我们。在激战中，有的同志英勇牺牲，有的被敌人分割。

我和另外四位战士跟着李翔梧和袁政委两位首长，最后就剩下我们七个人在
一块了。

又过去了两天，我们仍在原地打转。这时，除了我身上背着的突围前组织上
发给的两包火柴、半两食盐、小小的一瓶糖精和一些银元，供首长以防万一外，
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大家的肠胃，早被折腾得咕咕响了。我们几个年轻战
士还挺得过去，但看到两位首长也同我们一样嚼树叶，心里觉得难过，真想去找
点东西让首长填填肚子。

晚上，我们五个战士，都请求首长同意我们中派一人去找食物。首长还以为
是我们年轻，人挺不住了，就同意派陈松林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出发之前，首
长反复交待，不管能不能找到食物，天亮前一定要返回。

陈松林沿着溪水过了桥，朝对岸有几间草房的地方走过去。不料，那正是敌
人的一个据点。敌人发现有人，就开枪射击。陈松林不幸中弹牺牲了。

从此，谁也不再提起找粮食的事。

我们继续突围。来到一个山谷口，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们隐约看到谷口有棵
还没长叶的树，树叉好像有个哨兵模样的人，抱着枪在打瞌睡。袁政委低声说：
“唐继章、钟伟生，你们爬过去，摸掉他。”

我和钟伟生爬过去。我一看树不高，猛跳上去，一把抱着那个握枪的人。

猛然，一股冰凉的感觉，传遍了我的全身。接着，一股臭味难闻的腹水，从
那人口里喷了出来。这下我才知道，这是一具僵硬的尸体，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同
志。我心里一阵难过，小心地将尸体从树叉上抱下来放在地上，向他深深地鞠了
一躬。接着，我们六个人就从那位烈士身边走过。

一日清晨，我们又被还乡团包围。突围时，一位同志牺牲，李部长腰腿中弹。
我和钟伟生轮着半背半扶地护着李部长往前走。李部长突然把我们推开，喘着气
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快走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当时，我们感到
很突然。当我们往前走了几步，转过身要去扶他时，他已拔出手枪，对着自己开
枪了。原来，他伤势较重，怕拖累我们，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只有29岁。

李翔梧，河南洛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1931年夏从
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转到中央苏区，先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中
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红五军团十四军四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五军团政
治部秘书长、十三军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郭如岳是临出发前被任命为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参谋长的，没想到他的参谋长
没作了几天，便被敌军俘虏了。命运似乎在捉弄他。

郭如岳回忆：向天门嶂前进时，部队遭到敌人的截击，伤亡失散过半。第二
天，敌人派大部队沿山脚形成严密的封锁线。第三天，敌人开始清剿。山脚下到
处是密集的枪声，我们部队一面阻击抵抗，一面向天门嶂退去，入夜，部队伤亡
逃散已尽，只剩周建屏、杨英和我三人，连警卫员、勤务员、通讯员都没有了，
我们只好在山头上隐蔽下来。

突围出发时，我们只带了三天的干粮。第四天，我们三人钻进茂密的茅

草中，各走各的路，失掉了联系。夜深了，枪声停止了，我在茅草中来往摸
索着，低声呼唤着“周、杨，我是郭……”一夜过去了，始终没得到回声。

山顶上，就剩下我一个人。

第七天，郭如岳只能靠野草和沟里的水充饥，浑身上下无一丝气力而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