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2/14页
西塞山在唐诗中的位置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意义，正如药酒在魏晋时期文学中的位置，可以称得上是“风流千古”。作为中国文人出世归隐生活的一个象征——也许应当说是头脑清醒的中国文人出世归隐生活的象征，西塞山并不孤立，剡溪、洞庭、太湖、富春江边的钓台，这些水边的意象在精神上与它有着继承的关系。陆地上的意象则有终南、庐山、鹿门，甚至陋巷、鞋店和铁匠铺。前者是颜回所居之所，后者是道家大师庄周和晋朝的贤士嵇康生平从事的职业。应当指明的是这些袖袍宽宽的大贤对尘世的遗弃有些是真诚的，真正出自心灵，有些则搔首踌躇，模棱两可。如王维在辋川山庄的松风涧雨中度过的那些日子，总使人不免将之与南阳山中的诸葛孔明结合起来观察，有一种欲擒故纵，待价而沽的嫌疑，但愿我这样说不至于唐突古人。
西塞山除了上述的真实光辉和高度外，另一动人之处在于它的神秘。这座因唐代中期一首文人词而闻名于世的山峰到了唐末竟然神奇地消失，这真是充满神话色彩的描述。而正是这种神话色彩，使得它在宋代又神奇地出现，而且一下子又出现了两座。一在浙江湖州，另一座却远在作为三国周郎赤壁所在地的湖北武昌，并由此引起了一场长达千年之久的讼案。有资料表明以下这些学者文人都与这场讼案或多或少发生过一些关系：苏轼、黄庭坚、吴曾，叶梦得，倪思、胡震亨、夏承焘、朱东润，还有已故的山东大学教授林庚、冯沅君夫妇。这些名字为落实西塞山的具体位置曾作出了种种努力，然而最终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与大江东去的武昌相比，其在湖州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一些。诚然，词中那些具体风土与意象：桃花流水，蓑衣笠帽，白鹭，鳜鱼，斜风细雨所蕴含的文化上的特征大有非湖州莫属的倾向，然而好胜争斗的楚人一点也不肯放弃将他们的郡志与一位名人连在一起的良好愿望。九十年代初，由于武昌方面刊载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一篇缺乏学术精神的文章，使这场旷日持久的古代讼案再次进入了高潮。
提到西塞山不提它生命的赋予者张志和是难以想象的。这位生于公元七世纪的诗人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大约在他十六岁的时候，由于当时的皇帝——安史之乱后登基的李亨痛感板荡中人才的匮乏，采用了面试这样一种较为开明的人才选拔制度，使才华横溢的张志和得以明经擢第，以文字侍候于君王左右。不幸的是他父亲的猝亡使他认识了生命的飘忽和不可知，按照《新唐书》中的说法是“无复宦情”。总之，当时年仅二十余岁的张志和从此开始了他的隐士生涯。先是自号“烟波钓徒”，浪迹著书，尔后便在会稽东部隐居，而且一住就是十年。一篇出自他朋友颜真卿手笔的传记不无夸张地描述了他当时的生活状况：身披一块未经剪裁的大布，食果子和粗粮，居于不削树皮的大木搭成的屋棚。夜间写作，白天则臣服里长——相当于今天的居民会主任一类干部指使，执畚就役，从事疏浚河道的工作。会稽就是现在的绍兴，是盛产侠士，高人，乌蓬船和师爷的地方。一百年前那里又出了一代文豪周氏兄弟和女侠秋瑾。东湖位于绍兴城郊三里，是山水幽绝的人间净土。１９８６年一位面容肃穆的青年曾在那里俯仰缅怀。他的悲哀在于他找寻不到半点先贤的遗踪，甚至在当地的郡志里也无半点记载。后来他登上临水的木楼喝酒，倚窗看山，买舟玩月，算是完成了一段怀古佳话。不过，那种混迹于游人中的巨大的孤独之感和幽思，是小小的乌蓬船怎么也载不起的。
我对西塞山的兴趣在于１９８０年，尽管当时我只是每月拿二十五元工资的社会主义工厂里的一名工人，我还是在贫困的生活中保留了某种精神思考的习惯。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在阅读中偶然发现一条史料，在公元七七二年，也就是以忠烈及一手好字闻名于世的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在湖州担任刺史期间，曾由当时另一贤士，即为后世标榜为“茶圣”的诗人陆羽前往会稽邀请张志和访湖。奇怪的是这位性情乖僻的家伙居然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这使我产生一种想法，那就是他们可能是京华故识，甚至有着相当不错的交情。与知府大人的相见地点是在府署前的骆驼桥下。当好客的主人请贵客到宾馆下榻，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作为客人的一方竟然拒绝登岸。以下一段文字是张志和当时答话的原始记录：“愿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苕霅系湖州水名）野夫之幸也”。
这次著名的对话以后，张志和便在湖州寄情山水、萍踪不定。没有资料表明他的居住时间，比较可靠的推测是一至二年，因公元七七四年左右颜真卿离任前撰《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时，文章中的主角似乎已经离开了湖州，致使这位敦厚的刺史大人痛感“忽焉去我，思德滋深”。这期间有关他的记载有以下这些：写作包括“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在内的渔歌子五首。以荷叶为衣夏秋两季服饰。出席过市府的一次宴会。醉中泼墨为席间众人画像题诗。应颜真卿之请放舟太湖画《洞庭三山图》。前四种出自府志，而后一种是通过当时的名僧皎然的一首诗《观玄真子为真卿画洞庭三山歌》间接了解到的。
西塞山不是现实意义的山，张志和也不是尘世中的人物。这位中国道家文化的代表仅就服饰而言就是一位愤世嫉俗之徒，其激烈程度比之二十世纪西方的嬉皮士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他对现实世界的遗弃也是由里及表的，这在热衷贡举取官的唐代称得上是一大奇迹。在此我不想以与他同时的王、孟以及略晚一些的寒郊瘦岛来比较。即以唐代三大诗人为例，又何尝不都是功名的绝对臣服者。李白被赐金还山，白居易晚年尚贪恋官位不休，而杜甫一生为求得一官半职“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进三大礼赋，颂赞官僚，麻鞋朝天子，历尽千辛万苦而功名之心不绝。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我对这位《渔歌子》作者的推崇，而正是这种崇敬之心使我在工作之余以与爱情相当的狂热投入了对西塞山地点的复杂的考证。
一个诗人而从事于一项旷日持久的考据工作——查阅资料、辨析传闻、学习摄影，抄书，卡片的保存与分类，向各大图书馆投寄请求帮助的信件，实地寻访，这显然勉为其难。何况我原先于此并无半点实际经验。现在想来，我当时一切从原始做起的方法看来还是相当准确的。将这项历时半年的冒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踏勘上。张志和，这位脾气古怪的人物的一生在唐诗里仅留下九首短诗，这对所有研究他的后人的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我的方法是从他为数不多的朋友入手，如颜真卿、韦诣、皎然、耿讳。仔细阅读他们的全集，尽可能发现与之有关的些微线索。西塞山是友善的，我的匹夫之勇最终有了结果，那就是我从事写作以来唯一的一篇论文《张志和词中西塞山考辨》。１９８４年，由一位长者-----杭州《西湖》杂志的主编董校昌先生推荐，这篇文章发表在同年北京出版的《文史知识》第一期上。
第一部分西塞山本事(2)
在湖州市中心骆驼桥下船，经过西门水闸，霅水桥，严家坟，塘口这样一些地方，沿霅溪一直行驶到潘店附近，再通过钓鱼湾行三四里进入古凡常湖。湖边山水清幽，桃花素静，我考证文章中的西塞山于此独秀。但时间的湮没早已使它草木凋敝，甚至山中的一些古代建筑，如牌楼、石阶、亭阁，以及墓前的石刻人兽等也已残迹斑斑，所剩无几，令人大起铜驼荆棘之慨。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历史遗迹与张志和无关，而只是明初一位官僚，自号西塞翁的工部尚书严震直陵前的装饰。这位附庸风雅的洪武朝的权臣显然因官场倾轧从而向往隐士生活的清闲潇洒。他是西塞人氏，遗嘱上表明死后要移葬于此。他的后人兼同乡，清代的江西督学署使吴孝铭曾于墓前题咏“名贤逸兴常垂钓，胜国忠魂可接邻”。这是我考证文字中的关键和重要论据之一。至今我尚能清晰回忆起当初在山下一灌溉渠道中找到镌刻这副对联的石柱时的狂喜之情。是的，我们的工作需要报偿，哪怕是再平凡再普通的工作，这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力量与奥秘所在。
这里有两个特殊人物要进入我的叙述。西塞山所在的凡常湖——今名凡洋湖村村干部方培林，是一个相当腼腆之人。在我认识他那年，他大约三十岁。西塞山的场景问题与他的责任田里的粮食是两个世界，仅仅出于待客之道，他先后七次陪我寻访踏勘，差不多找遍了全村所有的羊棚、猪圈、民房和机埠。记得我当时的落脚之地就是他家土改时分得的一只雕花大床，兼作资料柜、写作台、餐桌和眠具。夜半时分拥着缎子花被入睡，总疑心床柱的斑驳油漆散发出一种与地主小老婆有关的气息。而头顶水乡特有的长脚豹蚊的频频袭击较之越战时美国人的轰炸机还要凶猛。这些调侃是为了用以说明对先贤的崇敬使我如何克服考证过程中的种种困境。这当然也离不开朋友们的帮助，在一家电台任职的Ｙ女士就是这其中的一位。她的业余爱好之一是摄影，一架老式的国产方框相机的镜头成了我寻访西塞山的最真实的眼睛。啊！那些山中的可值纪念的岁月。古典情趣的景观。善良质朴的农人。也许美好事物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来之不易。我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体验了王国维先生论述过的艺术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直到一个下午微茫雨丝中我“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西塞山，精神的意象，冥冥之中的神物、古典的斯芬克思，你终于在唐朝的斜风细雨中与我有缘相识。我和Ｙ女士扔掉手里的饮料，孩子一样蹦跳，在最后一刻我终于想起她已是有夫之妇才没有拥抱她。
西塞山目前仍是不为公众所知的一个秘密所在。在我的文章发表以后，来自湖北黄石的两个人来找到我，介绍信上的落款是市地方志办公室。那次我因要立即动身去外地参加一个笔会而没有陪伴同去。在我复杂的内心世界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西塞山留下游踪和怀古幽思，又希望他们永远也找不到。这是科学救国的时代，一个古代诗人在何处留下他的诗篇对一个国家又算得了什么？西塞山是我的，是我心灵的蓑衣箬笠下的个人秘密，是一个卑微的生活者一生中情动于中的一次奇遇。
从纯粹地理的角度来观察西塞山也许并无奇特之处。对于农人、渔夫、山民以及贩夫走卒，甚至有志于发展经济、振兴家乡的地方干部，西塞山都是令人沮丧的一个理由。它资源匮乏，交通不便，要知道它只是一座高度不到七十公尺的小山，全部的出产也只有典故和道家之气。并且在物欲的巨大齿轮间沦没已久。即使是那些热爱它并神仰它的人，也往往知其名而不谋其面。要是谁从严子陵钓台，杜甫草堂，或湖州市内的赵孟頫莲花庄乘兴前来，我想这恐怕不是好事，因为他的虔诚之心将在得到和失去之间承受考验，并迫使自己作出迷惘的然而也是严峻的选择。
这正是我以下要谈到的一个观点，西塞山不等于辋川山庄弹琴长啸的王维，甚至也不等于钓台上的子陵先生。虽然一种形式上的相似使得他们面目颇难辨别，但就本质或曰内在精神而言彼此之间仍然相去甚远。这可以用一个退职颐养天年的官员与一个一生淡泊者的区别加以比方。说到底，这是物质与精神的区别。据我看来，王维的归隐仅因宦途失意和出于对当时政治格局的某种不满，而张志和的无复宦情则是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本质认识。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认识的起因是他父亲的猝亡。“人生苦短，白日苦暗”。“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复夜长，何不秉烛游”。这里的“昼”和“夜”也许可以看作两个不同的世界，而烛无疑是一种含有“信念”、“力量”、“支柱”一类涵义的意象。我们可以假设当初他从千里之外的长安回家奔丧，伏在父亲灵前恸哭那一刻，他血液中的秘密主人——宏大的道家哲学——唤醒了他。他对生命、知识、服饰饮食有了新的认识与新的感悟。在这以后的十年，可以想象他的心境并不平静。他仿佛在寻找什么，企图穷尽什么。完成于这段时间内的哲学著作《玄真子》十二卷显然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他心灵的隐秘，但这部令人神往的大书没有能够流传下来。现在可以大致确定的是，到了公元七六二年——唐肃宗宝应元年，他博大的思想开始澄清，于是他在当时另一贤士，他的兄长张鹤龄的劝说下到绍兴东湖隐居。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种隐居是对茹毛饮血的史前生活的刻意仿效，不带半点文明的印记。还有一个小故事可以用来说明他当时思想上所达到的高度。根据颜真卿的回忆，陆羽去绍兴东湖与张志和见面时曾问及他与哪些朋友交往，得到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以日月为灯，天地为室，与四海诸公未尝少别，有何往来”？
在西塞山，张志和找到了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那种东西，孤独与大气。这里远离唐代中期繁华喧动的笙歌楼台，也不等同于会稽东部的闹中取静。纯粹的自然景观。烟波迷离的凡常湖上，桃花流水，鳜鱼白鹭，加上陌头的桑姑，水边的钓叟渔娃，寺院的钟声，俨然陶潜《桃花源记》里所描述的理想生活的一个绝佳的现实版本。当时年约四十来岁的张志和显然十分满足自己的人生选择。白天他在烟雨中垂钓吟咏，夜晚宿于芦花深处，抱月而眠。这种浪漫的描绘其实来自他本人的自述：“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笑著荷衣不叹穷”。“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薄莼亦共餐。枫叶落，荻花干，醉宿渔舟不觉寒”。此诗系他题为《渔歌子》的一组诗中的第三首与第四首。
这是一个被巨大的孤独彻底征服心灵的男人。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证明这种孤独，这种对人世的遗弃到了何等乖僻、不近人情的程度。栖贤山和西塞山是湖州地域邻近的两座名山，在唐大历八年的栖贤山顶的一座寺院里，差不多集中了一大半的江南名士：皎然，陆羽，颜真卿，女道士、唐代三大女诗人之一的李治，大历十大才子中的耿讳。他们在编撰一部空前绝后的典籍《韵海镜源》，其中不少人是张志和的故交或旧识。令人不解的是他始终与他们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这个判断源自对《颜鲁公文集》的重新阅读。顺便提一句，这位以忠烈闻名的湖州刺史大人喜欢玩一种有趣的诗歌游戏——联句，具体的方法是由一人先吟一联，然后按顺序各人均依原韵联下去，并需将诗意扩展推进。在他数以十计的这类文字游戏中，参加者的名单长得可以从山上排到山下，这中间有僧人，酒鬼，幕僚，道士，歌妓，白衣寒士，浪子和现职官员。但没有烟波钓徒张志和。也许我可以把这看作是偶然现象，但他初来湖州之际与颜真卿那番著名的对话使我最终排斥了这种可能。
第一部分西塞山本事(3)
我在这里描述的到底是一位隐士还是一种生存方式，我分辨不清了，也许在精神深处它们是相通的。考虑到隐士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特殊政治背景更该作如此推断。尽管外国文人中也有，例如十九世纪隐居在英国北部湖边的华滋华斯与柯勒律治，法国的耶麦，美国的摩温和在此之前隐于太平洋沿岸卡梅尔小镇上的诗人杰克逊。但在我看来这些工业文明的逃离者比之一位一千二百年前的中国古人则有着明显差别，不仅是时间，而且在高度的占有上张志和也走在了他们的前面。用“逃避”、“超越”、“独善其身”等概念来界定他显然不胜其力，他的一切已脱离了尘世的范畴。他不需要这个世界，因为他的蓑衣笠帽下面有一个完整的自己的世界。就像他在一首神秘诗歌《洞穴歌》里所说的：“无自而然，自然之无。无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慤然，其形团圞。”
我突然有一种对他形象揣测的强烈冲动。迄今为止我们已大致了解了他的习性、思想、服饰与起居，而有关肖像图录部分却因某种历史缺憾一向稀为世知。当然我无法想象他的仙风道骨和鹤发童颜，如同我们在影视以及典籍的《高士传》一类文献中所见闻的（包括好友栾保群君费心为我找来的明人《列仙全传》中的那幅绘像）与其这样，我宁愿想象他矮小、消瘦，具有普通人的弱点和动人之处，御野服，执麈尾，睥睨四顾，疲倦的眼睛里火焰的余烬，于开合之间可依稀辨认出精神的霞外之思。我承认这种描绘并无任何文字依据，仅仅出于直觉，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人格力量统治下的容颜的大胆猜测。
西塞山是张志和恬淡人生的生动象征，也是人与自然相互寻找并相互感化交融的典型事例。在外人看来这种结合纯属天成，其实却有着更深的背景。这里请允许我介绍他的父亲张朝真，这是一位谦谦长者与著作家，喜好药石、长生之术，尽一生努力为《易经》作注。而他的哥哥张鹤龄更是一位虔诚的道家弟子。在这种浓重的宗教气息中长大的张志和即使对功名官爵也有着与常人相同的兴趣，但他对生命以及灵魂的认识比之他的同时代人却要深刻得多。现在还不清楚他十六岁那年以什么得到了肃宗的宠爱？也不清楚他突然离开湖州的日期以及为何要匆匆而去，甚至不向主人辞行。厚道的颜真卿当时正为他新制了一只舴艋舟——作为友情的表记——以至从此无所归属，使这位好客的刺史大人不免大大扫兴。这以后张志和的身影便从中国文学史上消失。唯一透露他一点信息的是一首题为《上已日忆江南禊事》的短诗，根据诗中的意象和情绪可以肯定他后来到过黄河中游一带，我的个人推测是又回到了帝都长安。这真是“大隐隐于市”了。在那里，他回忆在湖州时的诗酒生涯，字里行间流动着明静而纯真的光芒。
西塞山在所有与名人有关的山中不是最高的，我对它的特殊兴趣也仅仅因为它的真实。不幸的是，西塞山象所有山峰一样，也有自己似乎永难摆脱的内在阴影。但它的阴影只是消极人生的自然折光，是对人无法支配自己命运这一永久事实的深深畏惧。而这种精神思考远不是王维、孟浩然、白居易等山中林下搔首弄姿的人物所能望其项背。就王维而言，他虽然歌咏“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其真正目的却是要让数百里外帝都宫廷里的君王及他的旧日同僚们听到，让他们惊羡：“王维这家伙如此闲适，真让人神往啊！”而张志和的意义就在于心灵与行为的统一，这方面的高度我以为只有东篱醉酒，倒履迎客，悠然见南山的五柳先生陶渊明差近似之。
然而西塞山在中国文学上的光辉并没有给它周围的居住者带来什么。当外省的文人因无缘识荆而恨恨不休时，当地的青年却卷起铺盖，或在自行车后架上载上鱼篓朝城市涌去，去寻找梦境中的宫殿、富裕、文明和公共娱乐。对他们来说，物质永远是第一性的。这不是张志和的悲哀，这是时代的悲哀。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回来，在烟雨冥冥中回想消磨在尘世中的时间和生命，他们会崇仰一位古代伟人，尽管他们也许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他。
独船墩是位于凡常湖正中的一个幽绝去处，它的取名肯定具有某种人物背景和事态寓意。在我心目中它当然与张志和有关。现在我回想起当初拿到登载我论文的杂志的那个下午，我坐在那里，一边遥想先贤当年一边把文章焚祭撒在水面：
春天的渔夫隐藏真相的蓑衣箬笠
落满冬天厚厚的雪。
我注意到他著作里的白鹭用翅膀——而不是脚
——感知世界。
用沉默说出真理。
是什么剥削我们脸上的光芒？
一些虚荣的文字，功名，一顶冠冕？
一个蔑视自己的人 已经看到大理石的伤口。
于是他用流水的方式起居 用桃花的嘴唇饮食。
寄居于鳜鱼的生活，舴艋舟隔开废墟与宫殿。
尘土中微末的修道者啊
他在西塞山前找到精神的终极。
在斜风细雨中 著书垂钓 长啸短吟 计算里程与天日。
这是一个诗人采用过的方式。
一个智性生命 以朝靴为酒具
使谵妄的后来者饮到心灵想饮的酒。
他和那桃花、流水、鳜鱼
以及西塞山是同一种事物。
就是那天下午，我承认自己以往对生活的认识浅薄无比。我把西塞山和它的创造者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老师。这样的老师后来又有了一位，那就是现今隐居在明尼苏达州乡下他父亲农场里的美国当代诗人罗伯特·布莱。这位前耶鲁大学的教授，美国新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领袖人物，却在他事业与文学的巅峰时刻辞谢功名与繁华。我想象他饱受工业文明洗礼的沦桑眉目间的深邃与单纯。直到前不久他的中国朋友，重庆的青年翻译家董继平来湖州，给我带来了他亲笔题赠的照片，使我再次有理由为自己猜测的大胆与准确而自鸣得意。
结束一篇文章比开始动手写它肯定要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当叙述到了终极，心灵中的人生积郁——按照古典的说法是“块垒”——一倾而尽，我将再次被迫回到现实之内，在齿轮和粮食中，日复一日地生活。西塞山对我来说始终是与神物意义相近的一种存在。由于有关部门的官僚主义，惰性和自以为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让它成为旅游胜地这一良愿看来已几近于空。但文学上和精神上的意义却长存于世。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高的山峰之一，和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象征，它的超凡脱俗、幽私、以及神秘的感召力，使我在世俗的光芒中想象了许多年后：一个舴艋舟的驾驭者，往来苕霅之间，他终于从现实的居住中解脱出来，泊舟山前。垂钓船头。与西塞山朝夕相依。在斜风细雨中感悟微妙的人生。——寻找到永恒的安宁。
（一九九○年九月病中作
十年后改定于湖州寓所）
第一部分明朝来信(1)
一
公元一五九五年三月上旬，一通几乎注定要在以后的文学史上留下印迹与标记的书札薄若蝶翼，由位于苏州锦帆泾头的原吴县县署大堂发出，穿过杏花春雨江南的千里蒙蒙烟水，于两月后的一个黄昏，平安抵达收信人湖北公安县长安里生员袁中道的手中。由于信封上事先标明须与城南文社诸友同观的字样，后者接信后自然不敢怠慢，当即找来这个当地著名文学社团的主要成员李学元，龚散木，龙膺兄弟等人一起拆看。银刀落处，封皮裁开，只见数张制作精良的碎金吴笺上，一手熟悉的形神颇肖的米颠草书，正是他们急切期盼中的城南文社前任社长，也就是现任社长袁中道的哥哥袁宏道报知近况的手札。上面龙飞凤舞写道：“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但恐五百里粮长，来唐突人耳。吏道缚人，未知向后景状如何，先此报知”。字数虽然不多，但一派少年得意，才大志高，视富贵若探囊取物的顾盼自雄情状溢于言表---简直比当年陶渊明出任桃源县长时的姿态还要来得张狂。说来也真是的，以此信主人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四年后即轻取进士，得文坛第一高人李卓吾推许与夸赞，与汤显祖，曹学佺，董其昌等知名人士诗酒唱酬，并于二十七岁当年慨然出任天下首富之地江苏吴县知县的政治与文学资历，这样的喜不自胜与轻狂劲儿就算有些过份，倒也说得上是情有可原。尤其对于他家乡公安县的旧日文友来说，这封令人振奋的来信不仅将他的诗社在当地的享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为这些尚处于寒灯苦读中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心灵注入了必需的精神力量与现实楷模。是的，他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明星，就像他甚至也是他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和明星一样。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仅仅两年不到，当这位世人眼中的大牌名士兼仕途通达者突然连续发表著名的《去吴七牍》，并以家庭与个人身体状况等明显经不起推敲的借口，死缠活乞，执意辞官，在当时媒体和政界何以会产生如此突兀且耸人听闻的震惊与轰动了。
二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虽然万历二十二年秋天当政界新宠袁宏道---文坛上下习惯称作中郎，今姑依之---以新科进士身份被实授江苏吴县知县，并于次年初春兴冲冲出都赴任。但恰恰正是从那时起---甚至更早---他的精神与肉体却似乎已经开始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这尤其表现在他对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庙堂与江湖这一对立人生格局的态度以及生命本义的思考上。这里必须提到的一位人物是有明一代的著名思想家李卓吾。仿佛月亮的清辉受光于太阳的反射，对于任何对袁感兴趣的研究者，这显然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根据钱伯城先生在《袁宏道集笺校》里的考证，两人一生的过命交情始于万历十六年袁二十一岁时对李的一次执礼甚恭的拜访。当时正在湖北麻城山中设坛讲学的李虽然其现实身份只是一名退职太守，精神世界里的地位却至高无上，俨然十九世纪德国滨海小城里浑身散发出火焰香味的共产主义者卡尔·马克思，思想激进，知识深湛。尽管在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眼里看来，李生平学说的一个致命缺陷是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但对于一五八八年冬末满怀虔敬驱车前往谒拜的新科举人袁中郎来说，其眼力心智恐怕尚不足于勘破这一点。何况李能言善辩，语出惊人的谈吐与风度又是那样令包括袁在内的众多崇拜者们着迷。包括他的学问，处世态度，在姚安太守任上的断然辞官，对佛经的精研以及爱情生活的大胆和不拘礼法，无不令当时年龄小他四十一岁的袁心悦诚服，并在内心留下永难消磨的深刻印象。为后世论者所推崇的袁一生于佛学一道的造诣与动力，其精神发微处应该就在麻城郊外李私人集资建造的那所有名的禅寺芝佛院。此后几年袁几乎每年都要花上一段时间去那里向他的精神老师求学问道，并乐此不疲。以至其时在与各地朋友的来往信札里，一副看破红尘，悲天悯人的哲学家的深沉样子跃然纸上。比如出京前夕写给袁兰泽，袁锦的信中，他已能热情运用佛典与偈子探讨仕途的得失进退，告诫家乡公安县的这两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堂叔：“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因叹人生想念，未有了期。当其在荷叶山，惟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树下，则思量树头果，及在树上，则又思量树下饭。往往复复，略无停刻，良亦苦矣”。正是基于这样的惘然与形格势禁，他最终得出的一个显然不无教训之意的结论是：“尊叔虽居深山，实享天宫之乐，不可不知。双桂树下，酒瓮如人，树皮如蟒，黄山青色，万片飞来，更不知有寒暑之易，及人间恩爱别离之苦。由此观之，虽得一官，亦当掉臂不顾也”。稍后于苏州，在同样向上述二人报知近况的一封家书中，他结合自己上任后在官场的实际感受，现身说法，对所述观念又作了进一步的引申与阐发。首先，他坦承自己在吴县的政治生活不过是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的失败全纪录，因为“金阊(苏州)自繁华，令自苦耳，何也?画船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异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观，非令观也。酒坛诗社，朱门紫陌，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游客之乐，非令乐也。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很显然，在上任不满半年之际，想象中吴县知县的诗酒风流,与政繁民顽的地方官世俗生活状态之间的那种巨大落差，看来已令我们这位视山水、朋友、文章如性命，平时喜欢学魏晋人物玩法的昔日公安才子痛心疾首，进而避之唯恐不及。为此他在信中除了向他的两位童年伙伴大发牢骚外，还说了些诸如“身非木石，安能长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从所恶”这样的气话，并再三保证自己以上说的“语语实际，一字非迂，若复不信，请看来春吴县堂上，尚有袁知县脚迹不”？由于袁辞官一事的时间线索既历时长久，又复杂突兀，此信的最后一节，一般被认为是事件的触机以及思想意念上的最初轨迹。
第一部分明朝来信(2)
三
在看不出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特大变故的情况下，想让自己的生活从令时人眼热的吴县正堂的威风和锦衣玉食，一下退回到类似古代隐哲那样林下水边的清静无为，这似乎算得上是一种愚蠢的想法，至少在世俗的眼里看来是这样的。但自从二十年前袁的偶像兼知己李卓吾辞官后寄居湖北黄安耿氏兄弟家中潜心佛道、著书立学、发表惊世骇俗的煌煌巨著《焚书》、《续焚书》以来，对人生真义的探寻在晚明知识界一时间俨然而成为一种时尚或风气。尤其是此人对被奉为道德楷模与处世准则的宋明理学的激烈批评态度，包括他唾弃仕途功名，削发出家，广泛征求女弟子，向寡妇化缘，指导幼弟狎妓等愤世嫉俗行为，一时间在令文坛内外大饱眼球，普遍感到震惊的同时，确也使其中那些原本就不太安分的家伙，如南京的焦弱侯，浙江的陶周望兄弟，长洲江进之，大同巡抚梅鼎臣等在思想上找到一种归家的感觉。他们不仅精神与生活作派上立刻与之惺惺相惜，引朋呼类，比学赶帮超，甚至在著作里也很快出现了频率相等的呼应与回声。而公安三袁(袁中郎、兄袁伯修、弟袁小修)一生招摇、放浪，令世人瞩目的时代叛逆者形象，更显得像是从李的思想胎盘里直接分娩出来的精神产儿，并经得起任何形式的NDA血缘测试。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对于十六世纪末隐居湖北麻城芝佛院聚徒授道的李卓吾，和顶着江苏吴县知县乌纱怨声载道，倡导性灵主义文学的袁中郎来说，他们之问的奇异关系确实很像是三百年后共同制造精神炸弹《共产党宣言》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他在悖逆时俗的道路竟然一意孤行得如此之远，以至将他的老师李贽都差不多抛在了身后。我如此持论当然有恃无恐，如果现在是公元一五九五年，而你碰巧刚好又是他的三舅父龚惟长先生，你会在当年深秋的某个黄昏读到他寄自苏州的那封著名长信。信中他告诉你“……岁月如花，乐何可言?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支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人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人会以如此另类的姿态，详尽探讨专制政体下艺术家的人生角色定位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他所开列的这张有关五种理想生活模式的名单上，最后一种居然是行乞!而为主流社会推为首选的皓首穷经，读书做官一途，反而被一笔勾销。作为一名有着不可限量前程的年轻政治明星，这样的离经叛道与本末倒置确实令人吃惊。任何打算辨认他身上宗教印证的研究者，都能轻易发现其时正方兴未艾的佛学精义的影响——在与儒家正统思想进行长年斗争，并最终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背景下，而这一点正是李贽对明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四
在苏州的知县生活成为袁一生中的惨痛记忆。以万历年间天下第一才子的名头而被委以江南首富之区父母官的肥缺，这在旁人眼里该是何等眼红心热，叫人几疑身在梦中的奇遇，而我们年轻的诗人兼资深佛学专家居然为此长吁短叹，并将它看成是苦差乃至厄运，看来天底下确实没有比这更古怪，更荒诞的事情了。如果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像李白那样只会写诗喝酒，不谙人间事理的家伙；那也不算什么，问题是现在所能在《苏州府志》里查到的有关他政绩的记载倒也不坏。他的弟弟袁小修后来回忆自己当初作客吴县时的所见所闻，也曾有“中郎治吴严明，令行禁止，摘发如神，狱讼到手即判，吴中呼为‘升米公事’，县前酒家皆他徙，征租不督而至”这样的誉语，依稀一个如同时代人海瑞，王阳明那样恪守职道，勤政亲民的清官形象。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前不久尚“望官如望仙”的政治猛客瞬间沦为“觉乌纱可厌恶之甚”，并最终挂冠而去的社会闲散人员除前述精神信仰层面上的变化外，更现实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蟒袍顶戴的身体与山水文章的头脑之间不可避免的剧烈冲突。何况这中间还有一盏哲学的明灯在闪闪烁烁，并以其所谓宿命论的永恒光辉照彻存在与虚无。可以想象，在吴县县署后面那所带花园的小楼度过的那些日夜，他的心灵犹如西洋朋友利玛窦送的那架自鸣钟的钟锤摇摆在人世与出世，庙堂与江湖，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两种彼此对立的人生格局之间，前后矛盾，左右为难，受尽煎熬折磨之情溢于言表。而最终，对自由精神的呵护与膜拜似乎还是战胜了体制的桎梏——其情景仿佛火焰穿过甲胄。在其时写给各地朋友的大量书信中，对此他自己也曾或多或少有过一些真实而生动的描述。比如一五九五年秋天他给同年进士兼文章知己、时任浙江遂昌知县的戏剧家汤显祖写信，就曾较为详尽地流露过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作吴令，备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复云何? 俗语云‘鹄般白，鸦般黑’，由此推之，当不免矣”。在这样不无自嘲与戏谑色彩的开场白后，他举出一位历史上的大人物陶渊明的例子，抚古思今，自剖心迹：“人生几日月，长林丰草，何所不适，而自苦若是? 每看陶潜，非不欲官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耳”。最后，他以精神胜利者的口吻告诉汤，自由是人生第一要义，这就是为什么庄子要在他的书中将《逍遥游》列为首篇。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弟观古往今来，唯有讨便宜(自由、闲适的意思)人，是第一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