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文集》第1/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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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儿


  从已经开花的粗布棉袄里撕下一疙瘩棉花,小心地撕开,轻轻地扯大,把那已经板结的棉套儿撕扯得松松软软。摊开,再把铜钱大的一块缀满蚕籽儿的黑麻纸铺上,包裹起来,装到贴着胸膛的内衣口袋里,暖着。在老师吹响的哨声里,我慌忙奔进由关帝庙改成的教室,坐在自个从家里搬来的大方桌的一侧,把书本打开。
  老师驼着背,从油漆剥落的庙门口走进来,站住,侧过头把小小的教室扫视一周,然后走上搬掉了关老爷泥像的砖台。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我的邻桌小明儿的风葫芦嗓门里,发出吱吱吱的出气声。
  “一年级写大字,三、四年级写小字,二年级上课。”
  老师把一张乘法表挂在黑板上,用那根溜光的教鞭指着,领我们读起来:
  “六一得六……”
  我念着,偷偷摸摸胸口,那软软的棉团儿,已经被身体暖热了。
  “六九五十四。”
  胸口上似乎有毛毛虫在蠕动,痒痒儿的,我想把那棉团掏出来。瞧瞧老师,那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我立即挺直了身子……
  难以忍耐的期待中,一节课后,我跑出教室,躲在庙后的房檐下(风葫芦说蚕儿见不得太阳),绽开棉团儿,啊呀!出壳了!在那块黑麻纸上,爬着两条蚂蚁一样的小蚕,一动也不动。两颗原是紫黑的蚕籽儿变成了白色,旁边开着一个小洞。我取出早已备好的小洋铁盒,用一根鸡毛把小蚕儿粘起来,轻轻放到盒子里的蒲公英叶子上。再一细看,有两条蚕儿刚刚咬开外壳,伸出黑黑的头来,那多半截身子还卡在壳儿里,吃力地蠕动着。
  “叮……”上课的哨儿响了。
  “二年级写大字……”
  写大字,真好啊!老师给四年级讲课了。我取出仿纸,铺进影格,揭开墨盒……那两条小蚕儿出壳了吧?出壳了,千万可别压死了。
  我终于忍不住,掏出棉团儿来。那两条蚕儿果然出壳了,又有三、四条咬透了外壳。我取出鸡毛,揭开小洋铁盒。风葫芦悄悄窜过来,给我帮忙,拴牛也把头挤过来了……
  “哐”地一声,我的头顶挨了重重的一击,眼里直冒金星,几乎从木凳上翻跌下去,教室里立时腾起一片笑声。我看见了老师,背着的双手里握着教鞭,站在我的身后。慌乱中,铁盒和棉团儿都掉在地上了。我忍着头顶上火烧火燎的疼痛,眼睛仍然偷偷瞄着扣在地上的铁盒。
  老师的一只大脚伸过来,从我坐的木凳旁边伸到桌子底下去了。一下,踩扁了那只小洋铁盒;又一脚,踩烂了包着蚕籽儿的棉团儿……我立时闭上眼睛,那刚刚出壳的蚕儿啊……
  老师又走回四年级那第一排桌子的前头去了。教室里静得像空寂的山谷。
  放学了,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妈就喊:“去,给老师送饭去!”
  又轮着我们家管饭了。我没动,也没吭声。
  “噢!像是受了罚!”妈妈看着我的脸,猜测说,“保险又是贪耍,不好好写字!”
  我仍然立在炕边,没有说话。
  妈妈顺手摸摸我额头上的“毛盖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啊呀!头上这么大的疙瘩?”她拨开头发,看着,叫着,“渗出血了!这先生,打娃打得这样狠!头顶上敢乱打……”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不打不成材!”父亲在院子里劈柴,高声说,“学生哪有不挨板子的?”
  妈妈叹口气:“给老师送饭去。”
  “我不去!”
  “去!”父亲威严地命令,“老师在学堂,就是父母,打是为你学好!”
  我一手提着装满小米稀饭的陶瓷罐,一手提着竹篮,竹篮里装着雪白的蒸馍,菜碟,辣碟,走出了街门。这样白的馍馍,我大概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尝到的。
  进了老师住的那间小房子,我鞠了躬,把罐和竹篮放到桌子上,就退出门来,站在门外的土场上等,待老师吃完,再去取……
  “来!”从小房里发出一声传呼,老师吃完了。
  我进了小房,去收拾那罐儿碟儿。
  老师挡住我的手,指着花碟子,说:“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不准丢掉……”
  我一看,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扔着一块馍,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不过指头大,也被老师挑出来。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
  妈妈看见了,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也气得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展览”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一扬手,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晌上学的时候,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慷慨地说:“我再给你一块蚕籽儿!”
  我心里冷得很:“不要咧。”
  “咋咧?”
  “我不想……养蚕儿咧!”
  没过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分了班,把一、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纽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又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往常,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呀!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一来,自报姓名,这种举动,在我的感觉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他一开口,就露出两只小虎牙,眼睛老像是在笑:“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你们都会唱什么歌?”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回答。我们啥歌也不会唱,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唱歌。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绣荷包”。
  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就领着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一句歌词儿,怎么也唱不协调。我急得张不开口,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好久,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渐渐溶化了,心里清爽了,张着嘴,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俩干什么去了?”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弄破了?”他走到我跟前。
  我把头勾得更低了。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我想,他不在教室打,关在小房子打起来,没人看见……
  走进小房子,他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使我想到母亲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他问。
  “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
  “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喂蚕儿的同学多吗?”
  “小明,拴牛……”我举出几个人来,“多咧!”
  “你养了多少?”
  “我……”我忽然难受了,“没养。”
  “那好。”他不知我的内情,喜眯眯的眼睛里,闪出活泼的好奇的光彩,“你们养蚕干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说着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拍着手,“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后晌,他领着我们满山满沟跑,采摘桑叶。有时候,他从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他说他家在平原上,没走过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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