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童时代》第2/9页
春节，她老人家要俺的三叔写春联，三叔虽然上过初中，但没有好好地读书，所以肚子里墨水也不太多，他问祖母写什么，祖母说：“就写童年『妇』女，一概无忌”吧，其实祖母说错了，应该是“童言『妇』语，一概无忌”，但就是不写错，作为春联贴出来，也是不妥的。
大家来拜年，祖母一高兴，便说：“你们都来拥护我呀？”如果做错了什么事，大家一批评，祖母便说：“怎么啦，你们要‘三堂公审’呀？”她将京剧“三堂会审”搬到这儿来了。如果她讲话，别人『乱』『插』嘴，祖母会说：“难道就没有我说话的娱乐吗？”她将“余地”说成了“娱乐”。
表姐的班主任要来家访。祖母对表姐说：“丫头，你们主任就要来访问了，你表情放好一点。”她将“表现”说成了“表情”。俺弟弟出去旅行结婚，她跑到左邻右舍说：“现在的年轻人可了不得，时兴‘游行结婚’”。俺弟弟烧菜烧得好，祖母便说：“我要好好地尝尝我孙子的手段。”将“手艺”说成了“手段”。街上走来了几个穿少数民族服装的，被祖母看到了，便兴冲冲地跑回家喊人去看：“快，快，去看民族。”
祖母的话常常让人笑得要『揉』『揉』肠子，可她自己却不笑，一脸的莫名其妙望着乐不可支的别人。俺不知道这种后天形成的幽默因子会不会遗传，反正俺的父亲就很幽默，别看他在家里不苟言笑，可在课堂上却是幽默风趣，常常逗得学生们捧腹大笑，而自己却是一本正经。
到了晚年，由于疾病而老年痴呆，那些束缚情感的理智统统消除了，天『性』完全释放出来，反应也变得更加敏捷，很让人感到奇怪。俺们常常像哄小孩似的哄他，俺对他说：“不要调皮，好好吃饭。”父亲竟一脸的顽皮，说：“调皮？还调肉呢。”如果大家一起批评他，父亲会说：“批判会什么时候结束呀？”当然，俺们也要公正地评价，俺们说：“要实事求是。”父亲会接上去说：“还实事求五呢。”表扬也是少不了的，听到表扬，父亲有时会做出一副不屑的表情，说：“还表扬呢，不开批判会就好事了。”有时又显得非常高兴，说：“表扬？可以入党，做台湾省长。”
也许，祖母的“幽默”因子就这样通过父亲潜在地遗传到了俺的身上，使得俺的语言中又增加了一些幽默的成份。
第1卷 第四章黑皮与丈母娘
说完了外婆，道过了祖母，应该说自己了，可是总有点不好意思，自己的嘴小时候不太讨喜，得罪了不少的人，但“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想来想去，还是一吐为快吧。
其实，俺也不是一生下来就顽皮的，听妈妈说，俺小的时候无比的乖巧。
俺出生在姜堰，老家与现任总书记的老家在一条街上，只隔几条巷子，那时妈妈在姜堰的一所小学做老师，妈妈在农村集镇的一所中学教书。本来，妈妈想到泰州外婆家生俺，泰州离姜堰二十公里。大姑妈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让俺母亲到姜堰生俺，说俺是长房的第一个孩子，不能生在外人家里。母亲便回到了姜堰，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二十八元钱全给了祖母。可等到俺出生后，祖母却只送了两天的糯米粥，就没有下文了。
俺出生的时候，父亲居然没有回来，过了一周，在大姑父的催促之下才回来看俺，没有一丝的兴奋与激动，站在产床前和母亲吵架，说俺是他们家的子孙，俺的布票应该归祖父祖母。那时做衣服要布票，大人小孩都一样，都是二丈八尺，布票的用途非常多，还可以用来换其他许多东西。
母亲不理睬父亲，任他叽叽咕咕地说下去，旁边陪护的人看不下去，说，产后的人不能吵架，父亲这才作罢。
母亲要父亲回去问祖母，为什么不送饭？祖母说：“要送，拿钱来。”父亲说：“那她给的一个月的工资呢？”祖母说：“那是给的保姆费。”
母亲没辙，让父亲到母亲的小学借了五块钱，在医院的食堂代伙，每天最好的只有排骨汤，俺小时候肠胃不好，大概与母亲喝排骨汤有关。母亲在产房里没有人照料，自己倒马桶，自己洗『尿』布，结果子宫下垂，母亲伤透了心。
也许是体谅母亲的苦处吧，俺出生以后，既不哭，也不闹，母亲说，怀俺的时候，几乎没有一点反应，可怀弟弟的时候，难受得差不多要死掉。这儿的老人说，母亲怀孕的时候反应特别厉害的孩子，十有八九是忤劣子，不知道有什么根据。
出生以后，祖母帮着带了两个月，母亲几乎天天买吃的穿的给她，为的是不让俺吃苦。祖母总是在母亲快要下班的时候，才将俺抱在手上。一次母亲中途回来，发现俺一个人躺在摇篮里，浑身上下湿透，而祖母却到邻居家打麻将了。
母亲想请祖母每天上午送我到母亲那儿吃一次『奶』，母亲的学校离家有十分钟的样子，可祖母却不答应，说：“不开这个例子。”祖父想送，祖母不同意，说：“公公给媳『妇』送像什么样子？”所以俺大多数时候，早晨在母亲上班前吃过『奶』以后，要等到中午母亲回来才能再吃。
两个月后，祖母突然罢工了，事先也不和母亲讲，就去大姑妈家带比俺大两岁的表姐，说：“我不能要钱不要命。”母亲只得临时找保姆，换了许多个，一岁多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没有找到保姆，好在校长通融，母亲便在上课的时候将俺安置在讲台下面的小窝子里，买两『毛』钱的花生米，一节课下来，正好吃完。每当学生们朗读的时候，俺便跟在后面呀呀地『乱』喊，学生们的声音一停，俺也就跟着停下来。有的时候，母亲的同事也帮着抱一两节课，下课了，学生们抢着抱。俺小的时候白白胖胖的，见谁都是一脸笑，很讨人喜欢。
俺和母亲开始住在祖母家的厢房里，一到下雨，便漏得一塌糊涂，一个月还要交三块钱的房钱。父亲一回来，祖母便挑他和母亲吵架，祖父曾对母亲说过：“都是你妈妈挑的。”等到我三岁的时候，母亲的学校好歹分给母亲一间房，俺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四岁之前，俺一直是个乖孩子，可四岁那年突然开了窍。那时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俺，她有一个和我同年的女儿，总是让俺喊她“丈母娘”，可有一段时间俺突然不喊了，也不和她的女儿玩了，“丈母娘”便问俺是怎么回事，俺回答得也很干脆：“黑皮。”(指校长的女儿)，全校的教师笑得乐不可支。
从此俺的这张嘴便不停地说呀说呀，将外婆和祖母，当然，主要是外婆的遗传基因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1卷 第五章说嘴的郎虫(上)
“说嘴的郎虫”是小时候母亲给俺起的外号，有相当长的时间，俺一直弄不明白“郎虫”究竟是啥意思，以为俺因为会说就变成了“狼”，可是狼只会嚎叫，但不会说话，真让俺糊涂了。后来才知道，“郎虫”原来是“郎中”(古时候的医生)的意思，因为只会卖嘴皮子，没有真本事，所以也就由“郎中”变成了“郎虫”，唉，这说嘴的郎中将俺害惨了。
前面已说过了，俺小时外号真是不少，除了“说嘴的郎虫”外，外婆称俺“周(诌)得圆”，母亲有时也称俺“常有理”，父亲称俺为“茶壶把子打掉――落个嘴”，祖父称俺为“嚼不停(读‘潘’)”，都是因为小时候一张嘴太会说了。
会说到什么程度？反正祖父家的那条街上都知道三爷家有一个会说的孩子，从五岁开始，不管到了哪一家，就硬拉着人家聊家常，东家长，李家短，俺都说得明明白白，所以只要俺一登门，人家就会说：“那个会说的孩子来了。”
祖父家巷子口有户人家开茶水炉，有一个女孩比俺大三岁，胖乎乎圆溜溜的，个儿也比俺高了许多，俺那时才五岁，就给那女孩起了一个诨名，叫“大冬瓜”，俺走到她的家门口便大喊一声“大冬瓜”，那女孩居然吓得躲在家中不敢出来。她放学了，俺便拦在巷子口，女孩又吓得不敢回家。过了好多年，俺早已到了外婆家上学，这女孩的父母还时时地拿这件事取笑她。这女孩终于下了决心，要等俺回去的时候和俺打一次架，出一出小时候的那口恶气。可真见了面的时候，那女孩却害羞地笑了笑，走开了。
五岁那年，为了一家人能过安稳日子，母亲便从县城调到父亲所在的农村集镇。没过多久，俺便在母亲的那所小学上一年级，比所有的学生提前了两年。俺总觉得老师讲的太简单，稍微听一下就懂了，所以在课堂上便和周围的同学说个不停，老师是母亲的同事，对俺母亲说：“课实在是上不下去了。”母亲没办法，只得将我转到另一个班上，并关照俺不能再在课堂上随便讲话了。俺不讲话了，但俺便自己玩自己的，有一天俺正伏在桌子上玩得起劲，老师走到俺面前轻轻地用手指戳了一下俺的额头。这下可不得了了，捅了马蜂窝了，俺跳将起来，喊道：“你老师怎么能打人？”这个将近三十岁的女教师就这样当场被俺弄得哭了起来。
两个班都上不下去了，母亲也着实头疼，想起俺的户口还在泰州外婆那儿，便想让俺转学。正好母亲以前的一个同事在外婆家旁边的小学教二年级，便想让俺到她班上上学。那所学校开始的时候不肯收这么小的孩子，但一看成绩单全是100分，二姑父又在市『政府』工作，找人出来说情，最后还是同意了，这样，俺便进了那所小学上二年级。
第1卷 第六章说嘴的郎虫(中)
文革是一个连哑巴也差一点能说话的年代，“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培养了整整一代人的口才。但是文革也是一场悲剧，它使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和人的素养严重下降，整整一代人从小便受暴力、谩骂的耳濡目染，俺儿时的顽劣也向着极端化方向发展，所以俺不希望任何人仿效，现在讲这些事情，也有反省的意思。母亲曾批评俺“有理不让人，无理搅三分”，所以那个年代，俺当然有了用武之地，而且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人都敢批判，都敢斗争，后来上大学的时候，有同学对俺说：“你这家伙很有辩才，死的也能说成活的。”可在小时候，许多大活人却差不多被俺说的话气得半死。
首当其冲的便是小舅舅。小舅舅被俺大十来岁，是外婆的心肝宝贝，在家中什么事都不做，油瓶倒了也不会扶一下。可俺却被外婆改造得什么事情都做，买油、买米、冲开水、扫地、铲千脚土，到井上拎水，八九岁的时候，便跟着外婆到煤店买了煤往家里抬，肩膀被扁担压得生疼也得撑着，整个一打工的小二子。大冬天，小舅舅在热被窝里一直睡到九十点钟，俺却被外婆派出去排队买菜，手上脚上都有冻疮，母亲带给我吃了东西，有一大半也进了小舅舅的肚子里。
还是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俺问母亲：“外婆为什么不喜欢俺，喜欢小舅舅？”母亲说：“小舅舅是外婆生的，而你不是。”俺说：“你不也是外婆生的吗？我身上也有外婆的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