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作家大比拼》第2/3页




记者:说说你的车,听说你换了好几辆车,还有摩托?  韩:车子?我比赛用的车子是三菱五代EVO5,平时开的是奥迪A6,大概是我的第五、六辆车的样子。  摩托车现在不开拉(看来是找到更刺激的赛车了),现在只是收藏。说是收藏身边也只有一辆雅马哈V2,被人借走了两三辆,借给谁大概都已经记不请了。  记者:有没有想过将来?  我觉得“人算不如天算,打算也没有用”。我有个朋友,计划了两年开网吧的事情,资金也到齐了,“非典”一来,北京出了一条规定,以后不再批准网吧经营执照,他的一切都泡汤了。所以啦,我觉得还是随心所欲比较好。  记者:会继续写书吗?  韩:目前没有这个打算,我也不会把文字当成一个职业。我觉得搞文学的都特别婆婆妈妈,构思小说的时候一个人在酒吧里扮忧郁……哈!  记者:那你觉得你的赛车会持续多久?  韩:赛车不同,这像个男人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持续很久,它不是我一时冲动的消遣。而且,赛车水平到了一个高度就不会下来,技术达到了,经验慢慢累积。它的职业寿命也很长,国外50多岁的人都在开赛车。  记者:《三重门》的高潮已经褪去,有没有打算出书制造另一个高潮?  韩: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去制造一个高潮。现在《三重门》一年还能卖20万本,其他的书一年最少10万。《三重门》的总销量已经超过120万。现在,我为了钱或者其他去写书已经没有必要。而且人和书都是很复杂的东西,大家都会抱有“第二本不如第一本”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我的《少年啦飞驰》就比《三重门》写得好。  至今出的这四本书里面,我喜欢《毒》的封面,里面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东西有精选,我有个想法,每出三本书,就有一本《毒》,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听,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含义,好听就行。  赛车就简单很多了,快就是快,慢就是慢,喜欢就是喜欢。危险?危险的事情保护措施做得很周到,中国赛车没有死过人,我自己至今没有出过意外,人家开完车车身伤痕累累,我的车都没有什么痕迹。而且,自己在赛场中飞驰,你的朋友、女朋友在场边为你提心吊胆,感觉很好。  记者:你成名后,曾关注过哪些和你差不多年纪的写作者?为什么?  韩:没有关注过一个人。  可能有好多写东西的人或者出版社,因为我的知名度不得已都关注我,关注我的同时可能还看不起我。  做个比方吧,F1里面,别人都盯着舒马赫,但舒马赫从不盯着这些人吧?  文学在我心里面的位置,不是很重要的。本来,我也不是很喜欢文字。只是有时候,我觉得,需要写一些东西,倾诉一些东西罢了。  记者:另一个“韩寒”已经出现,有没有觉得现在的自己已经过气?  韩:我现在已经不出书,也不关心这些,甭管是谁都一样。  就像歌星,再红的都会有过气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另外一个人,四年以后会怎样。  看别人出书,自己如果很紧张,时刻担心自己的地位会很累吧?没有这个必要,也很傻。  我的心思现在都在赛车里,赛车在我心里比文字重要多啦。  韩寒成熟了  记者:高中休学的选择,以自己现在的眼光来看,觉得是否明智?自己现在还会这样做吗?  韩:如果现在让我选择,还是照休不误。学校的生活不大适合我。关键是我的成绩实在太差,我觉得退学是迟早的事情,与其让学校来踢我,不如先人一步,自己先申请。  记者:不可否认,韩寒的出名和休学,和“韩寒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出名到现在,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韩:改变?我觉得人本身没有太大的变化吧,本质的东西、原则都没有变,有些事情,当初不会做,现在也不会做。  



韩寒:对于人家的评价,我无所谓(4)

还有就是,好多问题看得更加淡了,骂也好,表扬也好,都无所谓了。一般都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嗬嗬,上学的时候就这样,现在可能已经达到“宠辱不惊”的地步了吧。  生活当然有大改变,表面上,物质上,那不影响什么。而且我觉得,一个月有五六百元是这么用掉,一个月几十万,也是这么用掉了,日子一样紧巴巴。在学校的时候自行车就满足了,现在关注的是汽车什么时候降价。  记者:有一段时间,你始终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到处做访谈),那时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韩:访谈我集中做了一阵子以后,就不做了。觉得可以了,够了。  我有一个观点,对着电视向大家说,比在寝室里面对着5个人说要爽吧?但,有些事情自己知道就好。  其实做访谈时会让自己很郁闷,有人会问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上次有个女生问我用不用OICQ,我说不用,她说现在的成人都用这个,我不用说明我还是小孩子……  还有个人问我,我不懂物理化学,那以后写书写道高深的物理问题怎么办?――我干吗偏要写一些高深物理问题啊。  还有个大学生,说我写东西写得比她好,但综合能力没有大学生好。我回答他说,现在还用爸爸妈妈钱来上学的人,谈什么能力。  我心情好的时候会多说一些,其实所有的访谈都被剪掉很多,一般精彩的部分都会被剪掉,就剩下嘉宾在那里滔滔不绝了,弄得大家都觉得韩寒好像很酷。  我现在都不做访谈了,专访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就我一个人在说。  记者:这种关注对你来说有什么影响吗?对其他人呢?  韩:这段时期,对我没什么很大的影响。好多人觉得,我应该继续写更好的东西。但人做了一件事情不一定要继续持续下去吧?  才华是永远存在的,只有你自己清楚到底是多少。不能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走,同样也有很多人认为我再也不写东西了,有些话你听了可能觉得……(沉默)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舆论对我的情绪肯定是有影响的,周围家人朋友的反应可能比我更大一些。有些东西让我心里挺不舒服,不过不爽也只能不爽。我也不会去安慰我周围的人,自己去消化比较好。  记者:你曾经说自己样的个人一百年内不会出现第二个,《三重门》一百年内不会被超越,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韩:我说过吗?(想了半天)我大概只说过《三重门》五十年内不会被超越之类的吧?  不是现在已经有好多“韩寒第二”出来了吗?  其实韩寒就一个啊,永远不会出现第二个我。  而且我指的《三重门》不被超越,是在文字上面,我当然觉得它的文字很好。就算真有更好的出来,我也可以死不承认啊,哈哈。文学本来就是很难说的东西,不像赛车,速度第一。  记者:听说拍《三重门》时你亲自选美。具体情形怎样?  韩:版权卖给别人以后,电视剧和我根本没有关系了,至今没有播的原因听说是审查没通过。  “亲自选美”是根本没有的事情。  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可能是个失误。稍微有点智商的人都知道,电视剧和书不是一回事情。只因当初制作方“三顾茅庐”,我就答应了。  有些东西是书带动电视剧,也有些是电视剧带动书。其实《三重门》不需要电视剧,书本身已经够了。  记者:听说你在上海已经找不到有共同语言的人,你想要怎样的共同语言?现在长期停留在北京,那里有你的共同语言吗?  韩:朋友这回事,没有十年,不经历大的事情,比如经济上的,是看不出来的。  我现在一个文学圈的朋友也没有,我也不想去认识。  我所有的朋友都是酒肉朋友,谈得来的有一样的兴趣的就一起玩玩。不在上海主要是因为上海没有太大意思,认识的人多数都去上学了。而且我挺懒的,不想认识太多朋友。  



韩寒:对于人家的评价,我无所谓(5)

共同语言?赫赫。我和朋友除了文学什么都聊。  刚开始从学校出来,想游遍大好河山,现在过得挺无聊。赛车得自己找场地,和队友们都是酒肉朋友。  记者:说说对朋友的看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朋友?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的区别?  我刚才已经说啦,我的朋友都是酒肉朋友,在一起就是扯淡。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的区别么就是玩到凌晨两点,男性朋友都回家啦,女性朋友就留下来,哈哈,开个玩笑。  其实女性朋友可能更加亲密一些吧。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你会和女性结婚,伤心难过的时候会抱着她哭――两个男的抱着一起哭,不是很怪异?  



陆璐:都市里的青春片断(1)

――陆璐访谈  这是个吹着微微涩骨寒风的秋日午后,在咖啡厅里见到陆璐的时候眼前猛地一亮,她有点茫然的在见到我的那一霎攥紧了挎包的带子,然后很快就小猫一样笑开了,那个笑绕在我脑袋里不消散,很快与我看过所有她写的文字融合在一起。这种感觉是深入肌肤,已经谈不上是亲是近,反有些起腻,暗底里生畏的,却是对她有一股噬骨的感动。在城市里感动往往难以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因为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些烟火人气的出乎想象之外的感动。眼前这个女孩分外分明的眉目轮廓,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于是就成了这个午后对于我来说的一种惊喜。  记者:见到你的时候,你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非常漂亮,是一个很都市化的女孩子。我现在比较好奇的一点是,做为一个不断观察写作着的人也是一个同样生活着大都市里的人来说,在你的眼中,都市女孩的形象该是什么样子的?  陆璐:她们代言着这个新兴的城市,闭花羞月摇曳生姿,着大衬衫短裙子外加一双皮靴,身影袅袅,随天气变换着颜色的头发下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在她生活里重要的一课是追逐潮流的,不可落伍也绝不超前,是成群结队在杂志里刊登出来的时尚。八十年代冒起来的那一伙人,是全靠了这样爱漂亮的女孩子们风格才得以体现的。就是这样看似幸福的孩子,眼睑也总会有些发暗,像罩着阴影,说不出来是因为什么而郁闷。她们有些人见人怜的特质的,越发的楚楚动人。吃饭只吃猫似的一口,迈的也是猫步,白得透明似的,皮肤水汪汪。空闲的时候,会用“爱上你左手的第四根手指”的名字上网聊天打游戏或者闲逛。谈很多次恋爱,总是莫名其妙的伤害或者被伤害,过了三个星期的恢复期后,又开始笑得让人忘掉所有忧愁。  在我看来,陆璐真是像极了刚才所说的一切都市女孩儿的特征,但她又是特别的,当她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的时候,那份底蕴和自信又不是其他的城市女孩所能轻易拥有的。她是一片真心都写在脸上,否则,保不住是要坏事的,很是会觉得她在炫耀或者夸口什么。这个女孩是那么直白,她也不懂婉转措辞,开口就噼里啪啦把自己感兴趣的说了一通,不管人家看没看过这本书听说没听说过这个诗人,也不管人家难堪不难堪。她的任性和专断,算是用着了地方,她的一厢情愿,也用着了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说《爱情不能承受之轻》,谈起来的时候她似乎还觉得不满意,微微撅着嘴巴,似乎谈的是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一本书,挑剔起来处处都不满了。  记者:你出版了你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爱情不能承受之轻》,我想每个人所写下的文字,都有一分属于作者自己的心情和故事,对你来说,你的写作,你自己如何来看待它呢?  陆璐:写字总习惯在后半夜,身体虚弱意识游离,写出来的文字也并不是想要去攫取或者获得什么,我只觉得心上少了些什么,要用具体的方式去找回来。于是,我就总是努力写下点什么,这是带有点盲目的争取,因和果都不怎么明了的。每次写出了新的小说,等真的刊登出来,白纸黑字在眼前晃悠,那感觉又不真实了。当我看见报摊和书局里摆着这样那样的杂志,里面藏头露尾的印着自己的小说,被人拿在手里翻阅,议论,就觉得不是滋味,好像是要找的没找回,反又失去了一点。这小说本是自己最喜欢的,这时反变成最不喜欢的。放着自己第一本小说的书架,我只去过一回,而且是在夜间。书店外人车稀少,灯光阑珊,就连第四场电影也散了。我在书架前站着,眼光流连在上面忽近忽远,落寞,也是有说不出的滋味。那晚回家的路上,橱窗玻璃上映出自己的面影,刘海下的脸,看起来竟是有点哀伤的。一个人站在无人的明亮的马路上,感到了无助和寂寞。在这不夜城里,要就是热闹,否则便是寂寞里的寂寞。  



陆璐:都市里的青春片断(2)

记者:看来还真是有很多复杂的感受和体悟呢,让我想起杜拉斯说:写作是一种慢性自杀。这话可能更多有一些怀念的意思在里面。  陆璐:心是越长越老了,每跳一次都像是在和从前的日子在说再见,青春一去不复返。小的时候爱憧憬,等长大了就习惯怀念,点点滴滴都会在某一瞬猛地上心头。这样说着许是会觉得矫情,但是我这样半大不小的孩子就只能这样,这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无论是写作还是谈恋爱。  记者:相信每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对于爱情都有她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你呢?  陆璐:至于谈情说爱,一向是很乐意。恋爱和失恋市必修课。每次遇到心仪的男生,从前读过的小说这会儿都来帮忙,教我温柔有情,教我言语生风,还教我分析形势只可惜我扮错了角色,可往往起首一句错了,全篇都错。信心是错,希望也是错的。每一回都是个错误,是由着缘分摆布,怎么都行的。虽是魂不守舍,爱也只剩一个壳。但有个壳当时我竟然也满意,壳碎了,就连碎的片我也要拾起的。最痛的一次,分手以后自己跑得远远的躲着,坐飞机坐火车坐船,去到一个全然陌生的著名水乡。那里的水是长流水,不停地分出岔去,又不停地接上头,是在人家檐下过的。那里的檐是黑瓦棱的檐,排得很齐,线描出来似的。水上是桥,一弯又一弯,也是线描的。这种小镇在江南不计其数,在别人看来用以怀旧,在我看来用以缅怀。除了门坐了船总有几只水鸟跟了船走,外外地叫几声,又飞去了。四月的天,不知冷,  不知饿,只比木头人多口气,魂不知去了哪里,也不知游多久才回来。回来也是惨淡,人不是旧人,景不是旧景,不晓得自己要在哪里安置。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带着流浪儿的表情,孤零零的,眼睛通常只往石壁上靠,人行道上一格格的砖头,厚厚的绿苔,水一拍一拍地打着。四处是蒙了烟雾的古老的乡镇破旧的房子,想它们多么衰老,又陌生,想亲也亲不起来。看《性与城市》的时候就老在想,“老”这东西真是可怕,逃也逃不了,逼着你来的。  逃了整一个月的课,终于还是溜回学校做回了学生。像我这样的人最难找到平衡的支点,有一点性格,可又不是特别的突出,听心里的话做想做的事情,可又不能全听。世间男女烦恼的除了情就是爱,至少最让我头痛的也就是情爱,有时候想想人也真是简单的可以,轻易的因为一个人而喜怒形于色。千万之中千万个日夜中,万念俱灰里只有反复来去的孽缘刺激着。  小说归小说,现实生活又是另外的一回事。这天是缘起,水是缘灭,石头上的绿苔额头上的皱纹,都是时间的化石,是伤过心的见证。心往往掉在了时间的深渊里,无底地坠落,就没有可以再攀附的地方。  这是个特别容易感伤的小女孩,虽然她敏感的内心以外有一幅大大咧咧的面具。在她的小说里,爱情的花样是成年八古,约会的方式弹的是陈年老调,就连那缘分都是由百年相思之苦熬出来的。书篇里的船是行千里路,车是走万里道,人与人之间都是时间垒起的铜墙铁壁,打也打不破的。鸟儿唱的是几百年一个调,地里是几百度的春种秋收。什么才能叫地老天荒?这样的心境就是。苍白,无畏。  她心里似乎不藏什么也不故意想着什么,可是偏偏让人捉摸不透。学校的生活,陆璐总是不愿意过多的提及,她似乎是一个习惯低调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上天生就拥有让人炫目的光彩。拿了好几份奖学金却从来不惯于参加任何集体的活动。  记者:比较早参加新概念的一批人,现在应该已经熟悉甚至将要告别大学生活了,现在的你与当时参加比赛时的你肯定是全然不同的,能谈谈你在大学里的生活么?  陆璐:我在大学里不能说是一个非常安分的学生。逃课,抄袭作业或者上课开小差,所有的从高中或者更小的时候就惹上的小毛病,在大学生活里蠢蠢欲动。只是那是个更为广泛和自由的天地,所以这一切也就显得更加的微不足道了。参加不知名的社团,在三分钟热度消退以后就不知所踪,在图书馆偷偷瞄着刚坐下来的帅哥,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才能要到他的电话,苦恼着要如何考六级,如何在老师眼皮底下大剌剌地在教室里吃早餐……  



陆璐:都市里的青春片断(3)

记者:真是很有意思,你的回答非常率直,但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你还是并不很愿意具体地触及到一些实际的东西,比如说对未来的安排,与社会的接触等等。  陆璐:我觉得那实在是太纷扰了,人一多我就习惯性的害怕。我从来就是很难进入状态的那种人,没什么责任感,也没什么野心。也曾想着要如何令自己出名,但到底是想想而已。  这个下午与她待在一起叫人想起萤火虫一类的短命鬼,一霎即灭的。  临走的时候,她很诚挚的牵着我的手,说有机会一定还要约出来聊聊天,打打牌,或者逛街吧,小女孩子最爱了。那时候是真的感到她像个孩子,心因为写作而木着,去负担或者发掘,等你看清楚了,你会发觉她的文字是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感动。  这样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这样漂亮的文字,难得。什么时候那文字不再漂亮,而是慢慢沉淀下来,那就是真正难得了。  



徐超:艺术家不要干别的事情(1)(图)



――徐超访谈  徐超,北京人。北京电影学院二年级学生。表面性格开朗,但骨子里却有艺术家的阴郁气质。  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第三届、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主编有《爱是一个洞》等书。本质上是一个充满艺术家气质的演说天才。  记者:从第二届开始,每一届新概念都看得到你的影子。作为新概念元老,最初是怎样想到参加新概念的呢?  徐超:第一届开始炒红的时候我买了那本书,刘嘉俊、丁妍、孙佳妮这三个人的文章我特别注意了那么一下,很厉害。初三的时候我就写了12万字的《秋天的童话》,于是我便瞄准这个奖来,就想着靠这个奖,我的小说能出版。再一看火车票报销,更乐了,屁颠屁颠把《秋天的童话》里几个片断改写成了一篇5000字文章投了过去。就是这样,想法比较幼稚,就是想出一本书。  记者:第一次参加新概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徐超:因为火车票报销,我揣着800块钱就跑上海来了,住泰安路一破宾馆里。我的考场是B-062,那一考场最前排坐一小个子,远看以为是个黑人。那小子那天大概感冒发烧,抽屉里一卷鼻涕纸,结束时全部告罄。那一届也是采访的媒体最多的一届,是新概念最红的时候。后来颁奖时又看见那黑人,奇怪了,怎么所有的媒体都围着他转。原来那小子就是韩寒。  也是在那时我知道了二等奖根本没用,无人问津,书稿也不能出版,不过就是报销车费的上海三日游。于是立志拿一等奖,成为热血奋斗的文学青年,并且开始上萌芽网站。  记者:说道萌芽网站,当时刚创办时你就是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你的ID叫做“赌神超超”是什么意思呢?  徐超:其实特低俗,我爱看港片,特别是赌神系列。我当时号称麻将天下无敌,所以自命“赌神超超”。  说到当时的萌芽网站,可真是纯洁。只有我、夜X、刘嘉俊、胡老大还有美编兼网管Ricky这么几个人在混。不像现在,一大帮子人,捣乱、胡闹、没脑子的人和话充斥着屏幕,动不动就为了偶像吵架。(连续摇头)现在真没意思。  记者:此后你连续两届得了一等奖,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比如你前面提到的出书?  徐超:我参加了四年新概念,也写了四本书。可是没一本书得以出版的,这个那个的原因。  第四届拿了一等奖的时候正是高三,可以跟各个大学谈优先录取。我当时就觉得厦大特漂亮,就去谈了厦大。不过没几天我报考艺术院校就成功了,于是进了北电。反正我本来对大学保送就不抱任何奢望。  记者:感觉你非常具有艺术气息,包括你的言谈举止、你所报考的学校、你的爱好等等。可以谈一下你对文学和艺术的感觉吗?  徐超:艺术,包括文学,不是可以拿商品来交换的东西,它和商品是不同的。虽然金钱能促进艺术发展,但现在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戏子无义”这样对艺术鄙视的心理倾向非常严重。中国俗人多,对艺术没有要求,所以中国的艺术其实最容易倾向商业化、娱乐化、金钱化和大众的同化。艺术是张扬个性,崇尚创造力的。如果有艺术大同的那一天,就是艺术毁灭的那一天。基于中国人对艺术的态度,金钱以此种方式,表面上促进艺术的发展,事实上是一种对艺术的羞辱,是艺术的倒退。我很崇尚欧洲中世纪达官贵人伯爵贵族们在家里所养的那帮艺术家、诗人、小说家,他们能摆脱现实的束缚,没有功利色彩,完全为达到一种文字、音乐、美术的更高的境界而在孜孜不倦地探索。金钱以此种方式介入艺术,我想那才能够算作对艺术的促进。艺术家在中国应受到尊敬,而不是现在这样。艺术不能容忍八卦这种无聊东西的存在,它是深邃的,是历史的沉淀,是代表人类几十万年来审美的结晶,是人类的光荣与梦想。  



徐超:艺术家不要干别的事情(2)

记者:照你这么说,艺术应该成为一种“没有压力的职业”?  徐超:我是一个非现实主义者。我主张艺术家不要干别的事情,我也不喜欢现实主义作品。艺术有两种尺度,一种是现实尺度,一种是精神尺度。每个人有不同的尺度,这便是艺术所张扬的个性。现实尺度可以通过许多刺激大众的手段来满足人们的欲望,所以我不喜欢现实主义,我也因此而纯洁。  始终有一个问题是困扰我的。每一个人都有对艺术的尺度,是非观、好坏观,那艺术就没有一个整体衡量的尺度。所以是非、好坏,这种种不确定性就是艺术代表人类的光荣与梦想的原因。它深就深在这儿。可是与此同时,这也助长了伪艺术。  记者:可以谈谈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么,艺术家同志?  徐超:极其消极。我觉得所有年少时期的理想都不知为什么破灭了。一个男人可以没有房子,可以没有汽车,可以拍马屁、没有尊严,可以受跨下之辱,但是一个男人必须有自己的希望和理想,这是我对一个好男人的定义。  可是我自己进了大学后觉得生活很空虚,整天无所事事,每天想着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心情恍惚,面如菜色,进入一种纯粹的混日子状态。虽然由愤青转变为一个思想者,悟出许多奇妙的哲理,可是这些只是使生活越来越消极。  记者:对自己就没有一点希望?  徐超:(毫不理会问题,继续演讲中)……然而面对现实,面对生活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甚至连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前程都难以把握。对于理想,我感觉很内疚,可是我有什么办法?顺其自然吧。  或许在二十年后的某一天我们还会想起今天的绝望是如此的苍白,我们也许会被生活同化为一个更现实、更麻木、更感觉不到失去理想的痛苦的人。可是当我再次回忆起理想,那将是我死之前,回眸一看,我整个一生简短的所有――似乎我的生命就只有有理想的这一瞬。我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我有理想的这一段,其他的都等同于死亡。然而时间不能倒流更不能颠倒,当有一天你发现你曾经相信的一切都不再被相信,那个时候就只剩下理想来支撑你。  记者:你人生的某种目标,就是成为这样一个高尚的人?  徐超:其实我的人生信条非常混乱。有时候连自己相信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会给自己确定一个态度:我必须去做。傻子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其傻,而在于其自作聪明。所以我一向不去当傻子,偶尔不小心当一当,就当填补自己一项神圣的人生空白,当作自己茶余饭后偶尔所谈论的笑料。  记者:作为一个新概念作文大赛走出来的人,你会考虑去走所谓的文学道路吗?  徐超:文学是一种毒药。当你面对它,就像面对一条美女蛇。她让你先是花言巧语,再豪言壮语,继而胡言乱语,最后不言不语,这是文学的四个阶段。它让你知道它是毒药却甘愿被它毒死,就像你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鬼一样,明知她是鬼,却甘愿一夜风流,死而无憾。  所以就我而言,我对文学是一个下贱的人。它一次次的抛弃我,蹂躏我,虐待我,撕裂我;它用指甲抠我,它弄疼了我,它弄哭了我,它一脚把我揣开,它微笑地看我跌入了万丈深渊。但是,我还是那么爱它,所以,我在文字面前是一个下贱的人。这是我对文字所有的态度。  记者: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徐超:我是一个表面装的很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你们看到我的样子一定是潇洒的,但我是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  记者:那电影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徐超:当你真正结识了电影就会觉得有些东西就是瞎扯淡,它没有文字的深度,没有文字有美感,文字控制人的心灵,而电影只能控制眼球和耳朵。况且,在这所学校里面有一帮令我极其讨厌的标榜自己的地下电影教师和地下电影学生。所以,这里比较令我失望。新概念的弟妹们,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往影视这边靠,你会发现这些个学校里没有人懂什么是文学。  



徐超:艺术家不要干别的事情(3)

记者:看来你对文学始终有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谈谈你现在的文学创作状况吗?  徐超:现在来说,我处于一种困惑之中,也许这是年龄的产物,也许大一点我会选择一条我老了不会后悔的文学道路,这个毒药我已经吞噬了很久并且准备一直吞噬下去。  我一直在创作状态中,从写文章开始,差不多接近一百万字了吧。快要完成我的五部曲了:青春,爱情,孤独,理想,生命五本书。总是觉得应该对这些年来的奋斗有个交代。也许写完这五本书我要休息五六年,过度人生第一个创作高峰期。搁笔后我想先赚点钱,以便以后挥霍。  记者:能说一下你试图通过这五部曲表述一些什么吗?这百万字的大作,是准备出版呢,还是纯粹让自己满足?  徐超:这是80一代青春的记录,讲述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无悔的青春,这个世界只有年轻是永远不能后悔的。  年轻一直在我心里留有痕迹,比如脏了吧唧的牛仔裤,耳环,再比如小月河和北京电影学院,还有新概念,还有《爱如潮水》《大约在冬季》。还有年轻时就坠楼自杀的同学,离我们远去的人,从没有失去青春的人……  只有年轻可以让我们冲动的相拥在一起。只有年轻可以让我们的理想变得那么真实,生活那么充满希望。只有年轻可以让我们舍得浪费。只有年轻可以让现在的我们泪流满面。我看贴一点段 :  “人有时候不能把脆弱当作是一种解脱,就像生命永远不能拒绝存在一样,纵然有时孤独得想离开这生活,拒绝一切希望的诱惑,人其实每时每刻都在等死,无法触摸这样的落没,这样一个迷幻的世界,孤独的街道,堕落的霓虹,枯涩的世界,灰色的天空……  “我们都在自嘲,就像这些卑鄙的生活,结果就是我们还是卑鄙着,向自己认罪,低头,忏悔今生往事,那些如歌的岁月,那些在烟雨岁月中流金的你我他,也许,在某一年某一天,那些曾经执着,憧憬,奋斗过的梦想,那些曾经舍去年轻都不曾去后悔的希望,烟消云散,被我们真正看清楚他们最终还是梦想和希望,不曾被我们常常想起和牢记。难道这就是我们曾经拥有却永远不能找回的年轻么。  “那年轻,是什么?我想,那是一种怨恨。我又怎么舍得怨恨。”  记者:在二十年中,你受过哪些文学作品,或者人物的影响呢?可以是文学、电影,甚至音乐。  徐超:在哲学上是苏格拉底,还有叔本华,幼年时候受克赛和左罗的影响,有个人英雄主义倾向,青春萌动的时候,接触了美少女战士和机器猫还有大量天堂鸟和幸福鸭的HGAME游戏,开启了我成长的大门。《2189》这个游戏对我影响最大。最早读《唐山大地震》,钱刚的,后来有石康,丁天,再后来,尹丽川,再后来林白,再后来,陈华梅。至于电影,至今只喜欢一部《舒特拉的考勤表》(民间叫《辛德勒的名单》)。  音乐方面,开始一点流行的都不听,只听古典的,后来有林志颖,小虎队,周华键,再后来,齐秦,校园民谣,再后来约翰列农,现在受一位圈里面叫“莫文蔚姐姐”的人的影响,降格为莫文蔚了!不过去KTV还是主唱齐秦。  记者:那最后谈谈你的破灭的或者没有破灭的希望吧。  徐超:《罗生门》。破灭人的希望最后一刻却又生起希望,它告诉人们人是利己的,人性是肮脏的。最后一刻,太阳出来了,那个婴儿被抱走了。  在每一个肮脏的心灵的最深处,都存在一种原始的、自然的美。即使它很小,力量很脆弱,但是这是每一个人作为人的本性。即使她是妓女,她在一百次为了钱和男人上床之后,她依旧在祈求上帝赐给她第一百零一次真正的爱情。  



王越:人云亦云无聊,自说自话可耻(1)(图)



人云亦云固然无聊,自说自话同样可耻  ――王越访谈  记者:王越你好,作为当年新概念一族的代表人物,你觉得这“新概念”三个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能不能说一些相关的经历给大家听呢?  王越:每次记者来做访谈或是采访好像都是从这儿开始的。我倒没过河拆桥的毛病,就是觉得有点磨叨了,建议下次本着“新概念”宗旨,把这些作为背景资料绕过去。呵呵。还是再说一些吧。生命是个时刻充满意外的历程。谁都不知道有什么人、什么际遇在前面等着,就像“新概念”之于我。我越来越感觉到人与世界与万物之间都有一种奇妙的联系存在,那种我们平常称之为“缘分”的东西。第一眼看到,就知道它是属于你的。至少与它的瓜葛不可能完全开解。  “缘分”这种东西很难用科学道理来一是一二是二地解释。我在知道有“新概念”这码事之前写下了我的参赛文章《高三与我的交易》。那时我的高三生活才刚刚开始。一直到我凭那篇文章进入了复赛并最终夺取了一等奖的时候我都没想通,自己怎么会突发奇想地以那样一种方式,在没人督促和催逼的情况下,写下一篇发乎情而勉强止乎理差不多是纯粹发牢骚的文字。而且看到“新概念”的启事是在一张过期了好几天的《中国青年报》上,比豆腐干大点的那么一块。我鬼使神差地寄去了那篇歪打正着的文章,顺利进入复赛。跟老爸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天突然飘起了雪,浪漫没觉得,就是穿得少了,特冷。都不知道老天想营造什么悲壮气氛,上海有多少年没下过雪了?第二天下午我空着肚子吃了两片“百服咛”,昏昏欲睡走进考场,写那个著名的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整件事的高潮是我在青松城那间大会议室里,差不多是最后一排,听到自己的名字在获得一等奖的人中,并且接着得到保送资格,从理科重点班一步登天进入南开中文系。思前想后,我也说不出“新概念”是怎么跟我发生了诸多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并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的,所以我只能用这个很俗的“缘分”来解释我和“新概念”的关系,也因为这样我更加体会到生命的神秘性。  “新概念”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这句话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实际上我心里也确实是这么想的。离我参赛已经有五年时间过去,我在文字铺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渐渐地已经无法唤起当初沉浸在理科工整严谨的气氛中,自己曾经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就好像“新概念”之前所有读书、写作的铺垫都是为了胸有成竹地等待那个转折的发生,好像我早就知道它必定会发生。这件事让我感觉太古怪了,如果说每个人都不过是井底之蛙,我竟然在众多蛙兄蛙弟中很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头顶上的井口是大的,偏偏我的运气实在好得不像话,分到了第一年那四千多分之七杯羹的七分之一,对不起大家,好多人因此被饿着了。  记者:你这样轻描淡写你的新概念获奖经历,的确要被那些“饿着”的人狠批啦。但是最终能得奖的人,靠的还是自身的实力,靠的是对文学的领悟和把握,能不能介绍一点文学上的经验给大家啊?  王越:呃……文学(看天),呃……(看地)。呵呵。  照理说在大学中文系里生活了四年,图书馆里一大通耳濡目染,自己兴起的时候也浪费过不少笔墨纸张,时不时还在像《萌芽》这样的纯文学杂志上露露脸以免被大家遗忘,现在甚至摆出了一副做学问的架势把自己往高级知识分子里提升,提起文学我应该侃侃而谈,一说三天都不带打嗝的才是。可我现在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也许,也许是因为我正在成长中吧。参照系总在改变,对其中事物的认识就难免有些虚,而文学相对我们这么年轻的人来说显然站得太高,让我们几乎不可能很快看穿它的本质。有很多文学作品,以前热爱过的现在腻了,有些曾由于种种原因浅尝辄止的如今疯狂迷恋,有些在某个时间段被奉为圣经的到后来被嗤之以鼻,当然还有以前就不喜欢的,现在仍然不喜欢,都可以理解。不过根据事物螺旋上升的发展规律,进步应该还是有的。  



王越:人云亦云无聊,自说自话可耻(2)(图)



我眼里的文学就是那些能从本质上引起人共鸣的东西。张三从李四的经历或情感中看到王五,看到赵六,看到自己,看到所有在自我的生活中沉沦而自觉或不自觉的人们,侧面或者全部。文学是人文艺术中最基本的一种,因为它和我们平常使用的语言纠缠不清,让我们很难辨认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分别,这也是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的生活五光十色,每一秒都没有重复,然而这只是表层的,浮泛的,如果没有文学为我们揭示本质,可能从头至尾我们都只能在懵懂迷茫中消耗我们自己。有很多天气阴沉惨淡的下午,捧一杯黑咖啡读张爱玲或者严歌苓,常常感觉周围在无声无息地暗下去,心里有无数杂乱无章的片言只字在回激荡,有种找不到出口的怅惘:人原来是这样。我想真正的文学应该如此吧,想要别人愿意听,那我们总得说出点什么,而我们明白了自己是怎么回事,才能够说出来。更何况语言本身是有限的,所谓言不尽意,让我们感触最深的东西往往最难用语言来表达,所以真正的文学其实是艰难的,也不讨好。  我喜欢那些能让自己沉迷的文字。虽然知道沉迷不好,起码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然而没办法。大多数时间我是自己的奴隶,在一种惘然的情绪里等待某种拯救,要么就干脆再来一通疾风暴雨般的痛砸,让我更找不着北一些。我迷信文字有它的重量,害怕又渴望跟那种沉甸甸硬梆梆的文字相遇。读亨利米勒的时候,他在《北回归线》的开头说:“这是无休止的亵渎。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向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踹上的一脚。”我于是合上书,很长时间没有力气继续读下去。  记者:的确,你关于那些对文学作品态度的变化很能让人理解,大部分的人都在不同的阶段喜欢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同,是否也会体现在你的创作之中?  王越:应该会吧。关于写作,有时我会强迫自己忽略真正的感受去与外界达成一种认同,到意识到这样可能导致的丧失自我的危险时,又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于执著于自己的内心,写成喃喃自语,然后再发觉这似乎又是个误区,再拼命把自己拔出来。总之到目前为止,我常常因为自己的无所适从而不胜其累。这倒算是探索的必经阶段,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把自己的私生活添油加醋再流水账一样长篇大论的作品竟然得到大肆追捧。个体是通向人类共同精神的途径,但不是每个个体生活都有考究的必要和价值。如果大家都对那种暴露癖和窥私癖的愿打愿挨的互动游戏乐此不疲,我觉得就有点不对劲了。无论如何,我想人云亦云固然无聊,自说自话同样可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自己才能修炼到那种能通过很独特的形式来沟通生命原动力的境界。  记者:如果要达到那种境界,我想需要对各种艺术形式都进行必要的修炼和提升,到最后,似乎追求“美”的过程和“美”本身成为了最终的两个目的。那样挺难,也很有挑战,对吧?  王越:作为一个天平座的人,星座学说是被金星维纳斯守护的,我一直对所有美的东西有种超乎寻常的直觉和热爱,有时候甚至仅仅身处音乐厅或者美术馆都会感到热血上涌,浑身起满激动的鸡皮疙瘩。请注意鸡皮疙瘩的定语,呵呵。我眼里的音乐、美术和文学其实是一样的,它们是人类从生命本质中迸发出的感触、需要和梦想的不同形式的表达。它们直接绕过人的思想、经验、智慧以及逻辑,搏动人身体最深处的神经,使愉悦成为最最基本的生物学活动,成为条件反射。我喜欢古典吉他,钢琴,小提琴。喜欢莫文蔚和王菲的音色。喜欢肖邦和路易阿姆斯特朗。这些似乎不太搭调,但都是感觉上有些矛盾的,欢快的时候兴高采烈,抒起情来又一咏三叹,时而慵懒或者淡淡感伤,很情绪化,可是不肤浅。其他有些很流行的POP MUSIC当然也不错,如果想图个热闹,还有现在的情歌最大的好处在于好多赤裸裸说不出来的话,用歌唱出来就不用担心会显得太不含蓄了,huhu……  



王越:人云亦云无聊,自说自话可耻(3)(图)



音乐是我的另一种成长。在音乐中我不断迷失,又不断找到出路。我常常会无端梦到一段无头无尾的很美的旋律,醒来后在追忆中陷入茫然。或者仅仅听到某一首歌的其中一句就情不自禁流出眼泪。这样的情况还会发生在赏画的时候。我的家庭虽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书香久久电子书,但在书画方面有一定的积淀和氛围。外公是位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在我小的时候也有让我继承衣钵的打算。可惜毛笔字对我来说太隔膜了,启蒙只让我具备了基本的常识,写出的字不至于拿不出手,再有就是让我得以初窥这类艺术的门径。我对颜色的感觉也比较敏锐和挑剔,颜色搭配不和谐会让我觉得不自在,有从这些颜色中逃离的愿望。我常常很长时间盯住夏加尔的《恋人》,在清新的色调里面,在跟那些半空漂浮着的人既幸福又带着一点淡淡惊悸的对视中,感到一种疲惫的安宁。能激起我类似感觉的画家还有凡高和莫奈。也许是我这人太浅薄,不爱用所谓深度啊解读啊什么的给自己找堵,毕加索这等大师的作品我看得很少,充其量也就看个热闹,还被那些支离破碎的夸张变形搞得很头晕。记得我们范曾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挺逗的,说毕加索说了,他画的那种粗陋不堪的正在小便的女人就是他心目中的美女,可是他找女人的时候并没言必行行必果专找那样的来。这点挺有意思,我想毕加索可能有点老不正经,利用自己的名气拿大家开涮来着。不管是审美还是创造美,总得从人性出发,这是最起码的,背离人性的东西我实在不敢期待能有什么美感。同时,可能是我自己过于吹毛求疵吧,我总觉得把变态、残暴、下流、猥琐、脏等所有恶心的感觉不加处理或者处理不当就塞进艺术里的人有点欠扁,每次跟这种人这种作品相遇总能激发出我所有的暴力倾向。呵呵,好了,这个话题到此打住先。:)))  记者:你前面提到了你的成长问题,能不能进一步说说你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小故事?年少时候你想长大以后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王越:我始终认为自己的成长健康正常,偶尔有些小小的离经叛道,可是都无伤大雅。对于人生观,大家都是边走边说的吧。有个读中学的女孩曾经问我,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我想了半天,回答她,做一个活得有意义的好人。也许这么回答太空洞了一点,不过至少我是真诚的。很庆幸到目前为止我的理想已实现了一半,就是做好人的那半,虽然偶尔我这个好人会做得很滥,比方说把兜里仅有的一块零钱放进沿路乞讨的老头手里自己揣着一百块钱走三站路回家,或者明明知道自己受了欺骗还在骗人者面前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帮他把戏做圆。有人说我太奋不顾身,为了理解别人的苦衷不惜牺牲自己,可我想,人,总有自己的不得已吧。我一直是个这样的人,很倔强,认为世界是好的,人是善良的,就算在夜路中也坚信自己是在走向亮的地方。这样去想让我很快乐。至于什么才是有意义的,我说不清楚,只希望自己的人生不是浮光掠影,而是真的能为别人做点什么。  记者:你长得那么漂亮,一定有很多男孩子追求吧?嘿嘿。能不能透露其中的一点小秘密?开个玩笑,我想问的是,你对爱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王越:啊?还有这个?!那我得用唱的,《电台情歌》:“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情”这个词含义太丰富,可以用来赞美人性,也可以作讽刺用途。我还没闹明白,没什么可说的,借别人的一句话来说吧:“生命如此美好,我们终其一生也看不尽。”爱情,似乎得在琢磨透了生命之后才能轮得到端上台盘让我正儿八经地去思考,总得讲究个主次分明吧。再说了,你琢磨爱情,爱情真来的时候,你琢磨的,能有用么?  记者:看来你的心态还是放得很平的,但是现在至少你在一定程度上成名了,成名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变化么?顺便说一句,你长得比那些美女作家还要漂亮,照理说很能在图书市场火一把呢!  



王越:人云亦云无聊,自说自话可耻(4)(图)



王越:我很困惑成名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或者说知名度达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算“成名”了呢?我走在大马路上从来坦坦荡荡,不用戴墨镜遮遮掩掩避免引起围观什么的,我倒喜欢戴帽子,不过那纯粹是从装饰的考虑出发,从这个方面说我应该还不算名人,名人最起码也得混个脸熟吧。可是在“新概念”获奖之后,我们同学说,在他们老家连县城里卖早点的师傅在知道他跟我一个学校后都问他认不认得我。其实我在公共场合还是保持了一种比较低调的姿态,并不想借着“新概念”获奖者的名头来哗众取宠,但“新概念”的影响力太大了,所以身在其中抛头露面也是难免的。好在能把我的名字和我本人联系起来的人基本上只限于我周围有限的生活圈子,这样既满足了我引人注意的那点小虚荣心,也使我不至于产生时时刻刻处在监视之中的焦虑感,算是避重就轻,一举两得。  不过成名后确实有件事让我很郁闷。当然我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像《甲方乙方》里徐帆演的那女明星那样,自个儿折腾自个儿。像我们这样通过“新概念”展示自己实力出名的比炒作自己隐私或者狗咬狗一嘴毛那种形式的出名踏实多了,也理直气壮多了。出名带来的影响在处理得当的情况下绝对是有百利而很少害的。关键问题在于,当一些人能把我这人和报纸上书上的“王越”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不管你乐意不乐意,给你乱扣帽子。我都统计不过来有多少人叫过我“美女作家”了。我特别憋火,可又不能表现出来,人家是一片好心,以为那是恭维你呢。可是真要给不了解情况的人听了,我成什么人了?  我不喜欢听别人叫我“美女作家”原因有若干:第一,我不是作家,我现在又没写出什么特别有分量的东西,像张爱玲那样的,像王安忆、池莉、严歌苓等等等等,那是女性里面能称为作家的。男性的当然也有很多。我充其量也就算个写手,或者写匠,文字上挺熟练,有点小天赋小聪明,可很多东西包括技巧、内涵都有待磨练和提高。从写匠到作家得有个质变的过程。我暂时不着急成名成家,大家也别太恨铁不成钢了。我总听着那“作家”像是在讽刺我一样,太有压力。再一个,“美女”一旦跟“作家”连起来,还放它前面,大家准得想到某些人身上去。这是一思维定势,这头衔就是冲人家给的,代表人物很典型,含义也比较特殊。可是首先,现在美女扎堆,一抓一把,好像大家的审美标准有普遍下降的趋势,我估计过不了多久“美女”将成为“女的”的代名词,甚至搞不好还会像有一段说谁小资就是骂谁一样,说谁美女谁得跟他拼命。而且我自认为长相跟那些个“美女作家”里的“美女”不具有可比性,年龄上也有优势,被大家哄着去挤兑前辈可不好。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些美女前辈成名成家靠的是身体写作。甭管上半身下半身吧,杀人一万必得自损三千,致使好多心理挺龌龊的人一听“美女作家”就不由自主往那方面联系,我还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呢,被卷进去我冤不冤啊!  大家要是真想夸我,我建议把这俩词拆开了用,起码现阶段被称为“美女”或“作家”都不丢人,还会让我增加不辜负大家期望、努力作为的动力。  总的来说,有了知名度对我不算件坏事。南开是一所很踏实的学校,同时胸襟很开放,不会因为你是谁谁而对你另眼相看,强人多得是,机遇有别而已。我觉得这样很好,我的压力、动力、环境、条件都跟其他人一样,我可以在一种心平气和的状态下比较客观地去看待自己的发展,设计自己的未来,比较自由、自主地成长,每一步虽不能说慎之又慎,起码是经过考虑的,走出去自己就不会后悔。知名度给我日后开始职业生涯会增加一些砝码,会给我更多的机会,不过可能也仅此而已。我得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得继续努力。如果不是在南开这样的环境中,我想能在毕业时拿到文学和管理学双学士学位,并且以年级第一的成绩再次被保送在本校继续读硕士学位将会困难得多。  



王越:人云亦云无聊,自说自话可耻(5)

人总是愿往高处走的。我希望自己在今后还可以和现在一样,或者比现在有更大的名气,因为写作、表演、音乐、学术,或者别的比较正道的什么,不过别是因为“一篇作文上大学”了,不能老没长进啊,是不是。  记者:是啊,呵呵。真希望看到你以后的“长进”。同时要谢谢你接受采访。  



刘嘉俊:尚无成功范例(1)

――刘嘉俊访谈  刘嘉俊,1980年10月生。  1999年获第一届新概念作文竞赛一等奖,免试直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科基地班。  1999年10月至2002年2月历任《萌芽》刊中刊《惊奇》主编,《萌芽》本刊小说组发稿编辑,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助理。并独立组织编辑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特色作品选》系列6册。2001年11月至2002年12月于《上海一周》报社担任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参与多个主打选题的策划、采编工作。累计发稿10余万字,图片70余张。  2000年5月起,参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广告公司工作,先后从事过多个广告、纪录片的策划编导。2001年8月至2001年8月,参与北京天与地媒体策划公司工作,负责电视剧《三重门》的编剧工作。2002年4月,参与电视剧《生死呼唤》的剧本创意、写作、编辑工作。  记者:这本书的其他访谈对象有许多都是从新概念或萌芽杂志开始获得第一个成名机会的,而你应该是其中资格最老的一位了。现在时隔五年,你再回头看这一段经历,会有什么感触?  刘嘉俊:用感触这一词汇真是好轻松啊。然而,对我来说,从新概念开始到现在的这五年却是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内心历程与工作经验。我不会说我后悔过什么,因为在这五年里我所获得的成长,或许在其他环境里要10年乃至更久。我也不能说我为自己的经历自豪、骄傲什么的,我所取得的成绩不允许我说这样的话。只能说,因为新概念而开始的这五年,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让我知道了现实与梦想的距离,现实与梦想的差距,并且让我在坚定地恪守现实给我地限制的情况下努力追求梦想。  记者:能简要地说一你的梦想吗?事业上和生活上的?  刘嘉俊:就工作方面来说,我的梦想是成为在综合媒体方面有判断力和影响力的策划人。至于生活上的……很难说。既习惯了一个人,也习惯了不多考虑生活上的问题了。  或许有人认为这并不是很积极的生活态度。可是我认为恰恰相反,一个人考虑的东西是有限的,能执着的事情也是有限的,福尔摩斯的那个及其不完整的知识谱系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哪怕那是现在看来不足以作为证据的东西。就工作而言,我涉及过的领域过于宽广,为了能将各种资源组合,再生,必须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做。  最近,有人问我要生活照的时候,我有一句话没有说:“一个没有生活的人上哪里去找生活照。”我想这就是我的态度。  记者:你刚才提到了“有判断力和影响力”,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提法――前者是一种能力,而后者是一种结果。而就你这五年来的认识,你认为在成为优秀策划人的道路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刘嘉俊:媒体领域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判断力和影响力作为目标来说,是两个层面上的。判断力是我对于进入这个领域的自己的要求。影响力是对于进入了这个领域的我希望的结果。  现在,我们都可以掌握各种各样的信息,也可以用非常客观的方法去归纳,整理,演绎这些信息。但是如何去利用这些信息则是非常需要判断力的事情,哪个方面可以进入,应该如何进入,应该找些什么其他资源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这些都是判断。而这些判断造成的影响则是衡量一个策划人是否合格的标尺。  判断力是单纯的,但影响力则是非常复杂的,这之间的配合往往体现一个策划人的作业风格。策划人可以善于影响市场,也可以善于影响作者,这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我觉得至今我在这方面还没怎么入门。  记者:尽管你提到了影响力包括对市场和对作者的,但是有很多人恐怕还是把“有影响力”单纯地理解为这本书的书名所写的“成名”。我注意到你连续用了好几个“复杂”。而现实却是,和你一样从新概念出身的作者有几位都似乎非常简单地就成名了,甚至他们成名以后的种种行为也表示他们并不认同某种“复杂”,对于这种现象你怎么看?你认为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当前:第2/3页

提示: 双击屏幕进入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