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作家大比拼》第3/3页


刘嘉俊:尚无成功范例(2)

刘嘉俊:对影响力的定义的分歧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作为作者和作为策划人,做的事情不一样,需要涉及的领域也不一样。作为一个作者来说,获得影响力和他们所认为的影响力当然就很单纯,不牵涉到什么复杂性。一个作品完成,得到评价和得到销量,就是那么简单而已。成名,就目前来说,作为一个作者应该比较简单吧。  我所认为的复杂性,是来源于我对于自身定位的多重性。我可以作为一个作者来进行创作,也可以作为一个策划人来规划某种产品,但是态度是不同的。显然作为一个策划人需要考虑的东西要更多。  我并不是不喜欢成名,只是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认为假如我作为一个作者而成名,我的能力可能会越来越偏离自己原有的目标。而我作为一个作者的能力并不足以满足读者越来越高的要求,必然使得自己越来越背离读者的期许。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在知识结构和工作经验上不同于其他人的那些可以成为自己作为策划人的宝贵经验。我希望某一天,有人称赞我的作品。但是我更希望某一天,那些成名的或者不成名的作者,能够和我一起做一点事情。  记者: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榜样呢?或者未必是策划人,确实很好地具备了你所认可的判断力和影响力的人?  刘嘉俊:要说榜样,很难讲。一方面是给我不少教益的那些人往往都不是媒体行业的,说出来几乎没多少人认识。另一方面,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榜样的概念。  记者: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你所预期的是一个尚无成功范例的目标?  刘嘉俊:可以这么说吧。这样比较有挑战,相对的,也比较没有负担。  记者:每个人在长大成人以前,都会很多次地修正自己的目标和对自己的认识。你这个“原有的目标”是如何形成的呢?能简要说说过程吗?  刘嘉俊:目标是随着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和对世界的认识的改变而改变的。每个人都有小时候不切实际的梦想,然后这些梦想逐渐在变化,迁移,改变。我小学的时候,刚开始接触军事方面的知识,一直到初中都保持着想要成为将军的梦想。后来,随着自己对战争和历史的认识的程度逐渐提高,才慢慢放弃了这个梦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历史、政治、军事只是出于惯性,因为在那之后没有形成过什么想法。  我觉得自己可以作一点创作方面的事情是从高一的时学习三维动画开始的。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综合处理能力和联想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当时受到时间限制,没有能把三维动画方面的技术继续修炼下去,但是我这对个领域却一直怀有莫大的兴趣。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仍然会去试试看。  媒体方面的工作的资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我才逐渐把目标调整为成为一个好的策划人。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能力并不足以在某个局部领域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综合来看,我的知识面却比大部分同龄人要宽广一点。涉猎得多了,虽然是妨碍了我在某一方面的专精,但却成就了我综合处理、广泛运筹的能力。当然,在媒体工作期间,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磨练出来的人际交往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  记者:你觉得童年的梦想在你的一生当中占据一个什么地位呢?仅仅是年少无知的莫名冲动,还是对你的成长有着别样的意义?如果现在爆发了战争,给你一个“当将军”的机会,你会放弃媒体策划人的工作吗?  刘嘉俊:对我来说,我小时候的那些梦想应该是永远也没有实现的机会的。但是我自认为从来没有冲动过。当初想当将军,为此投入了数年的时间。此后的每个阶段,在修正自己的目标的同时,我也投入相应的时间和精力,逐步让自己的梦想变得不是空乏的。我想,这是我对待自己的态度。  记者:作为一个媒体策划人,可能其相对于公众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幕后的位置。而如果你把比较多的精力放在一些前台工作的话,可能会获得一些范围更广的“名气”。对之间的取舍你是如何想的?有没有一个斗争的过程?是什么让你下了决心?  



刘嘉俊:尚无成功范例(3)

刘嘉俊:在现在的这种媒体环境下,出名快,消失也快,一个人的名气的意义并不是特别明显。而对于一个作者的要求,却又明显不如以前了。我也说过,想成为一个策划人,并不完全是自己想成为,而是自己的能力比较适合。如果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在前台嚣张一下,名利双收,我想我也不会拒绝的吧。但是,我觉得,在前台活跃,对自己的损伤也很大,势必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做一些重复性的创作,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做一些带有实验性、研讨性的东西。要当个策划人的道路也远比写东西要复杂和艰难。  记者:然后是不能不提的私生活问题了……自从你的《物理班》一举成名之后,很多人都对其中的女主角“莹”,兼带着也对你的感情生活产生了兴趣。而与其他的一些年轻作者不同,你似乎是“绯闻”比较少的一位。据你的好朋友透露,你并非是冷血动物,而是因为远距离爱情所致。是不是这样?  刘嘉俊:反正当年和我同学的人,乃至当时的班主任都非常明白那个《物理班》和里面那个莹是怎么回事。无所谓了。  所谓的感情生活,在我这几年里确实很少。我所认为的非常理想的女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只不过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一样遥远而已。  一方面,我说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工作,很少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虽然,很多时候我觉得需要一个人能和我聊聊,能让我倒倒苦水什么的,不过忍一忍也就过来了。后来,习惯了一个人,反而得到了某种形式的轻松。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方式称不上完整。  一个是懒得找。我很早就和大学生活的环境脱节了,工作方面接触的人比较多,而私人环境里能接触到的其他女生很少。根本没有观察、选择的空间。朋友们似乎也没有给我推荐一下的行动。另外,不知道找了女朋友该怎么处理。并不是没有尝试过,但是基本上很快就没有共同话题了。与其空泛地保持某种名义上的关系和实际上的接触,不如双方都轻松一点。我是很怕麻烦的人,找共同话题这种尤其麻烦的事情最头痛了。  记者:在迈向成为策划人的道路上,你已经取得了些什么样的进展?能说说近期的一些计划吗?  刘嘉俊:就我目前的状况来说,作为一个策划人的最基础的知识建构算是差不多了。至于有什么进展,难说,项目是要一个一个争取一个一个做的,还是若干时间之后用成绩说话比较好。  记者:你提到了项目是要一个一个争取的。那么作为一个年轻的策划人,在谈项目的过程中最容易碰到的困难是什么呢?你又是如何克服它们的?  刘嘉俊:我想最主要的问题是该如何取信于人而又应该在什么程度上相信别人。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自己的能力是通过多次的交流让别人去体会的,所有的资质学历什么的都没有什么用。别人相信你的能力,也相信你的为人,自然获得机会的可能性就大了。而另一方面,工作中也要有保留地相信别人。毕竟牵涉到利益的问题,双方要用怎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能全部放上台面谈最好,否则的话,处事就要更加小心一点。我个人是倾向于把所有能谈的事情都谈清楚,然后大家痛痛快快一起做事情。  记者:嗯,你提到的是诚信的问题。作为年轻人来说,的确是个比较需要时间来解决的困难。现在整个社会好像都在提倡“诚信”,对此你怎么看?  刘嘉俊:社会上所说的东西我觉得太泛泛而谈了。在真实的工作中,绝对没有那么单纯。社会上所提倡的诚信,似乎是一种主观态度问题。但是在工作中,在没有合同文本的情况下,又如何去让主观态度影响这个事件呢?有时候,被人耍了还是没办法,因为别人的做法非常有可能在法律上无懈可击。而在媒体工作的领域里,似乎这种事情还非常多。主观愿望是主观愿望,但是如何规避这些风险,还是要看自己的。  



刘嘉俊:尚无成功范例(4)

记者:评论家有中文系培养,导演有电影学院培养,甚至连作家现在也有创作班了。而好的媒体策划人,尤其是能够涉猎多个领域的策划人,却似乎处于一种只能“等着他从天而降”的状态。你认为在未来的日子里,产生策划人的渠道是否会更加系统化一点?对于那些和你一样想在文化领域闯出一片天来,却还没有找到合适机会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刘嘉俊:我个人认为这个很难。作为一个策划人,想要比较清晰地了解商务层次的基本知识不难,而想要系统了解各种媒体特点,并且对很多题材不同内容不同风格不同的作品有判断力那就不简单了。这需要非常好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想要能比较顺利地推进工作,还需要一定的人际关系基础。我想,这些都不是什么短期培训能解决的。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努力培养出自己的这种环境和能力。不少同龄人,或许是看到了媒体这个领域作为一个事业发展基地的广阔前景,看到了未来的巨大希望,但是却没有投入相应的时间和精力去丰富自己、挖掘自己的潜力。也有不少人明显不具备持续进行创作的能力却仍然贪恋于媒体前台,作为一个作者感到光荣和轻松。我想,首先是需要明确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知道自己做什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其次是要能下决心去做点事情。然后则是要找到自我和工作的一个平衡点。或许作为一个作者可以非常坚持自我,在创作中可以不考虑其他因素。但是,作为一个策划人,是时刻需要作出妥协的。和媒体营运者的妥协,和作者的妥协,和市场的妥协,等等。或许这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因为你试图进入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会令人愉快的领域。  



刘莉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走过人生(1)

――刘莉娜访谈  刘莉娜资料:1982年出生于江苏南京。获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就读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作品多发表在《萌芽》杂志及。当年的获奖作品《风里密码》非常感人,至今被众多中学生读者传诵。刘莉娜在实习期间与上海市建平中学的学生建立了亲密的感情,加上她本人对人生和功名的看法,构成了这个访谈的基本架构。  记者:刘莉娜你好,你现在在华东师范大学,看样子你精神很好,过得还不错?  刘莉娜:很好的呀。  记者:怎么个好法呢?平时都干些什么,玩什么?朋友们都说你是个特别喜欢玩的人。  刘莉娜:首先我觉得“玩”不一定就是具体的游戏,可以说是心态吧,或者说是生活态度。我比较松散,基本上在新概念的朋友里面我创作的低产是有名的~嘿嘿~ 。  每个人其实都是喜欢舒舒服服的,只是有人律己,有人放任。 我想在读大学的时候,读中文系的日子里,若是再不放任自己一下,以后怕是没有机会了。^^  记者:你倒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但是像你这样低产,而你的朋友们却在“发奋图强”,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后进青年”啊?  刘莉娜:不觉得啊。任何一样东西,对每一个人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涉及到,文学对我来说是什么。我一直都说,文学于我,是一种娱乐。娱乐是用来享受的。我一直听见周嘉宁强调,“写作把我从平凡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她不停想离开生活所以她一直写,但我却是不想离开的。我觉得生活,各式各样的生活,以前的现在的未来的,都是值得享受的。而文学是娱乐,在我想要说点什么的时候,说出来,自己看到听到也行,别人看到听到也行,这些不重要,只要这个过程让我舒服就好。我是从来没有想过依靠写字来生活的,真那样我要饿死的,一旦文学变成工作或者工具或者途径,就失去它的娱乐性了。我刚刚结束在上海建平中学的实习,我给高二八个班级开过创作交流课,我一直都跟他们说,创作是一种倾诉,倾诉需要一种最舒服的姿势和心情,如果它变成任务,就会累了。所以我是从来不会刻意去多多写努力写的。  记者:哦,我明白文学在你身上的价值了。你前面说你在建平中学实习,你既然不把文学当作吃饭挣钱的工具,那是否会考虑把教师当作你的职业?在实习的过程中有没有有趣的事情发生?  刘莉娜:我在建平教语文,兼做理科班的班主任。我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以后是不会做老师的,所以你们将是我这辈子惟一的学生。  为什么不做老师?其实这涉及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责任”。我一直认为语文是一门表现艺术与美的学科,是用来欣赏而不是分析的。而中学语文更是中学教学中惟一传达审美观照和艺术感召的学科。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现在的语文教育倒是像理科的逻辑分析。我看到这一点,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我改变不了,所以干脆就回避掉。做老师本身是一件雕琢梦想的工作,但恰恰梦想与生活是高度矛盾的。如果我做了老师,我的孩子们,我要怎么去对待他们呢?若是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去教育,这对他们家长是不负责任的。但若是按照社会需要的高考需要的方式去教育,却是对他们灵魂的不负责任。我本身就是一个散漫的人,从来担不起责任,所以从一开始就回避掉。这样是最好的。  其实这次实习真是感触蛮多的。很多老师他们自己也是看到这种矛盾与丧失的(矛盾是梦想与现实的矛盾,丧失是艺术与审美教育的丧失),甚至也看到了自己的无力,但却仍然站在讲台上,试图去寻找一种协调。个人的力量何其微小,这样的寻找又有多么累,并且前面没有方向,看不见彼岸;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就选择逃避了。而看清这些之后仍然站在讲台上的人,这样的人真是值得尊敬的。  



刘莉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走过人生(2)

记者:我觉得你这是逃避责任,实际上是却是对你自己负责任的表现。这样也好。那你以后会干点什么呢?  刘莉娜:关于未来,我其实到现在也是不知道的。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哪怕我现在计划得好好的,到时候真正是有变化了却也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一直觉得“未来”之美正是在于它的“不可知”,下一秒钟要发生什么你永远不知道。这样的生活值得享受与期待。有个读者说我写的文字永远是充满希望的,就是这样,这个世界是值得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走过的。所以说对以后的职业,我只是大方向上觉得是不会偏离我的专业的,是和文字文学有关联的。具体什么不晓得~呵呵~, 大约是媒体吧。做媒体大约是相对比较自我的职业。毕竟不像教师,不好的教师有时候能耽误一个孩子的一生。很可怕啊~~~!  记者:你提到要度过感恩的一生,这与你的小说风格保持了某种风格上的近似。让你成名、保送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那篇《风里密码》,感动了无数你的读者。能否谈谈这篇小说,关于那个迷人的老师的事情是否有生活中的原型?  刘莉娜:这个问题我回答了不计其数的人。这是真的人,真的事情,真的情感。写这篇小说原本就是为了自己,后来听说有新概念,便投稿,收到复试通知,来上海,也没有太多激动啊不安啊,然后得一等奖,直升。后来看见那么多人在讨论应该投稿几篇中奖几率才会大,评委喜欢什么样的文风,等等等等,那些小孩的问题好像在押宝赌博或者抽奖一样。新概念于这些孩子们又是什么呢?我一直认为写作是一个愉快的倾诉,倾诉需要真心,一个人的文字若是把自己都感动,这样的文字是可以温暖所有人的。  而当初我写《风里密码》的时候,自己是最难过的。就是因为太难过了,如果不把它写出来,自己便不能承受的。而写出来了,说出来了,就能够面对了。  这文章我几乎一点都没有虚构,就像是在说话一样,就如同一件事情重新来过,又一次,生活着我的生活,难过着我的难过。得奖以后学校里面所有的老师学生都看过这文章,包括校长。但是我觉得没什么,既然我可以写出来,就说明我不觉得这是需要隐讳的。爱是最好的感情,它本身是没有错的,而喜欢一个人是多么温暖的事情,有什么是见不得阳光的呢。  《风里密码》在我现在看来并不觉得是最好的,但始终是最真的。那个时候那个自己,一辈子不会有第二次了。  记者:很欣赏你这种为人处事的坦白,真诚。跟你谈话的确很容易给人温暖和美好的感觉。听说你在课余经常帮外国留学生补课,教中文?他们一定很听你的话吧?  刘莉娜:我一直在帮留学生学习中文。他们很听话啊。呵呵。我的学生都是听话的。我大学四年从来没有教过中国的学生,我是指,学校中介的家教,这个问题又回到了“责任”上。我很怕看到中学生那种麻木的眼神,还有家长的殷切希望,那么好的年龄那么干净的面容,我不想看见它暗淡的样子。所以我选择教留学生。我是中文系的,他们的课本对于我很简单,并且不同国度长大的孩子,看世界的眼睛也不一样。我喜欢有这样交流的机会。其实你看,现在我正在一边跟你说话一边和我的学生发短消息呢,呵呵,――我所有的学生都是很乖的。  记者:那么你的那些学生,包括这次你实习的建平中学的学生和你做家教的那些留学生学生,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么?  刘莉娜:首先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作家啦,这个名号很严肃的~呵呵~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写手吧。其次,我教的留学生是很少知道的,因为他们连报纸也是看不懂的。我教过的所有留学生中只有一个人知道,是个日本人,东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来华东师大的访问学者,也算作留学生啦,他是看过我的一篇关于《伍子胥》的论文之后开始留意我的文字的,然后在网上了解了一下,然后就找了我全部的文章看了。这个人在留学生里面是个例外。至于建平的学生,倒是很多人知道的。本来我以为我是新概念第二届的,都四年了,没想到在第二节课我班上的学生就找来了第二届的作品选,一定要我当堂朗读《风里密码》~后来他们的老师们也知道了。所以我实习了六周,只讲读了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课文,而且还是我们萌芽的编辑周佩红老师的。其他时候都是在给各个班巡讲作文交流写作或者指导阅读。有的时候下课会有不是我自己班的学生来找我聊聊啊,或者要签名啊,或者有一次我在走廊上听见后面的小姑娘说,那个那个就是新概念的作家啊,这种事情让我觉得很汗颜的……呵呵,只能说明,是新概念的影响力比较惊人吧。  



刘莉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走过人生(3)

我教的是全年级惟一的理科快班,六周以来用了很多力气帮他们引入一些人文气氛和艺术关照,我想,这是以我的身份,惟一可以给他们做的。结果到了最后分别的时候,他们真正是让我看到了自己做的事情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一直说,生活是值得感恩的,一些事情你做了,就真正能看到生活会回报你多么好的礼物。我的学生们每人给我写了离别的文字,有些话,有些句子,你简直难以想象他们是理科班的学生,是那些曾经可以把周记写成小学生作文的男孩子。我记得我星期一的一大早拿到那些信纸,看啊看啊,在办公室里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的班上有一个全班个子最高的男孩子,却长了孩子一样干净的面容,他送给我在嘉年华得到的很大很大的维尼熊。他是走读的学生。你能想象那样一个身高超过180的高二男孩子抱了一只大玩具在早晨六点的时候挤高峰的公共汽车是什么样的情形吗?我只是做了他们六周的实习老师,我做了什么上天回报我这么好的礼物?  记者:的确,很感人。不过我也相信只有在一个充满善心的人身边才有可能发生这样感人的事情。这就叫做回报啊。一定是你首先感动了那些学生,才让那些学生用他们独有的方式回报你。说到回报,记得你以前在文章理说过,“新概念”对你本身就是一个礼物,一个很意外的礼物,那么它在生活上对你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里?  刘莉娜:新概念对于我,具体说来,它让我认识了一些性情相像的朋友,得到了一些同龄人的关注,获得了比较顺畅的出版途径。抽象点说,就如同打开一扇门。门里门外是两个世界。没有它我也不会怎样,因为身边的世界是完整的;但是有了它,就是完美了。因为这样子我就有两个空间了,在生活的时候生活,在梦想的时候梦想,有了这扇门,我可以随时离开和回来。  记者:嗯。谢谢你。你让这个访谈进行得很自然,让我也觉得你生活得很快乐,很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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