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全集.com》第39/47页
美国消费支出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实际收入的增长，这导致整体消费借贷与可支配收入比例的增长。有待偿还的消费借贷与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75年的62％增加到了2005年的127％。对于那些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全美家庭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排列，其中位于40％～59.9％之间的家庭）的这个数据则从1995年的4％上升到了近20％。
美国人借钱消费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美国金融寡头统治集团有意降低借贷利率，美联储连续20年都采用低利率的货币扩张政策。其二，金融资产膨胀导致的财富效应。信用扩张刺激了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从而让拥有各种金融资产的民众感到自己变富了。人们通常会依照自己拥有的财富之多寡来进行消费，拥有的财富越多，消费支出越多。于是，民众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工资收入而大手大脚地花钱。
这两个原因之间也有紧密的关系。银行的信用扩张投资于已经存在的个人或企业资产。银行的钱70％用在了抵押贷款上，以已经存在的担保物为抵押进行放贷。股票或房产的价格暴涨后，美国民众申请抵押贷款更加容易。银行的钱还会对金融机构购买已经发行的股票发放贷款，会借钱用于投机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而信用扩张很少投资于新的研发或者新型产业。
IMF、世界银行、华尔街的金融集团、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属于同一个统治集团的不同分支。在该集团的中心是经营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高管。它们控制了美国的军事、外交、能源、经济和金融。克林顿总体的财政部长是高盛集团董事长罗伯特・鲁宾，鲁宾卸任后担任花旗集团最高顾问职位。布什家族本身就是政商两栖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家族产业遍及金融、石油与军工。小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是高盛集团董事长亨利・保尔森，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先后出任西尔医药和通用仪器两家大公司的总裁。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还是D.E.Shaw对冲基金高级主管，同年兼任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美林证券、高盛集团的顾问与培训讲师。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是谢夫隆石油公司董事。商务部长埃文斯是布朗石油与天然气公司总裁。国土安全部部长李奇主持李奇全球公司，也担任朗讯集团顾问。中情局局长伍尔西为巴拉丁私募基金董事，布斯艾伦―汉密尔顿公司的副总裁。奥巴马总统的财政部长盖特纳原是纽约联储银行主席，财政部副部长沃林原是哈特佛金融集团的高管，总统助理弗洛曼是花旗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统切尼拥有大量的哈利伯顿石油工程公司股票。美国伊拉克研究委员会主席贝克为凯雷集团的股东。国防政策局局长珀尔是波音公司董事。就奥巴马总统的金融与经济官员的来源来看，主要出自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集团、高盛集团、美林证券、雷曼兄弟公司、巴克莱银行、哈特佛集团的高管层。这在美国被称之为“旋转门”，指的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谋利的机制。
金融与工业寡头统治集团只有依靠赌博资本主义――虚拟经济的发展来维持经济增长。虚拟经济包括股票、债券等固定收益证券市场与交易，也包括外汇与金融衍生品市场与交易。金融衍生品种主要是期货、期权及其组合。其中一些衍生品是以商品、股票交易或者专业交易的形式进行，也称场内交易。另一些产品采用交易双方直接私下交易的方式，也称柜台交易。金融衍生品是没有实际和独立价值的金融工具，其价值衍生于基础资产――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以及黄金、石油、粮食等商品或相关的指数。因此，金融衍生品的收益依赖于基础资产价值的变动。
金融衍生品最早出现于19世纪。1865年，芝加哥谷物交易所推出了一种被称为“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协议，取代历史悠久的远期合同（与期货本质相同，但合同五花八门，合同本身难以形成市场交易），成为最早的金融衍生品。期货市场早期的参与者，主要是以对冲远期风险为目的的套期保值者。他们在现货市场买进或卖出商品的同时，在期货市场做反向操作，卖出或买进相同数量的同种商品，于是无论未来的现货市场价格怎么波动，最终都能取得在一个市场上亏损的同时在另一个市场盈利的结果，并且亏损额与盈利额大致相等，从而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与套期保值者不同，投机者则是以套利为最终目的，其收益直接来源于价差。投机者根据自己对期货价格走势的判断，作出买进或卖出的决定，如果这种判断与市场价格走势相同，则投机者平仓出局后可获取投机利润；如果判断与价格走势相反，则投机者平仓出局后承担投机损失。
美联储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给美国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廉价资金。此外，东亚一些国家产生的贸易盈余和拉丁美洲国家用于还债的资金，流进了美国的金融机构。美国短期国债的收益率为1.75％，而东亚国家的生产投资收益率则在10％～20％之间。这相当于其他国家在补贴美国金融机构，从而刺激了美国虚拟经济的扩张。
20世纪70年代前，西方的股票、期货、外汇交易量均为实物交易量的2倍～3倍。在里根、布什、克林顿和布什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以华尔街、芝加哥和伦敦金融寡头为主的虚拟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到20世纪末，世界物质贸易总额为6万亿美元，而金融产品交易为600万亿美元。1998年年底，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金融衍生品总额超过20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0倍以上。2006年，世界产品与服务贸易额为38.8万亿美元，而外汇日成交量已接近商品和服务日交易总量的80倍。2007年，金融衍生品与外汇日交易额高达11.4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90倍。
金融企业的规模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企业。比如，投机性极强的封闭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都是通过大额借款的形式从机构投资者和超级富豪手中筹集资金不在大众股票市场交易的金融机构。目前，9000家封闭基金公司的资产价值高达1.6万亿美元。世界几大私募股权公司，例如黑石集团、得州太平洋集团或者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公司（KKR），其中任意两家控股公司年净收入总额累加起来都超过大部分美国公司的年净收入。
劳动可以分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通过扩大生产来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任何价值，只是分配或浪费财富而已。比如犯罪，马克思曾这样讽刺地写道：“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这些不同职业……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像现在这样完善……犯罪使侵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像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
实体经济的劳动基本都属于生产性劳动，金融业（FIRE，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即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劳动大多属于非生产型劳动。由于实体大量转移到落后国家，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型劳动与非生产型劳动的比例开始下降，实体经济的利润也随之下降。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一路下滑，即便是东亚国家亦然，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也从1984年的40％下滑到30％左右。结果，金融业的利润越来越远离在实体经济中扩大投资、增加产能这样传统的方式，资本也就越多地涌向金融投机。即便是美国从事实体经济的公司，它们利润的很大一部分都依赖于金融投机的利润。
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所谓的“新经济”刺激股市，人们的虚拟资本主要以股票为主。2000年网络泡沫经济破裂，股市崩盘后，房地产一跃成为维持美国经济稳定乃至于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美联储多次降息，贷款成本骤减，房地产价格猛涨，2006年全美房地产总市值大约是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的200％。
人们都认为房地产价格只会上涨，不会下跌，纷纷贷款投资房地产。而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让美国民众拥有价值更高的抵押品，可以借到更多的钱投资房地产。结果，预期变成了现实，房地产价格越来越高。房产价格的暴涨还刺激了民众的消费热情，拉动了美国经济，网络泡沫破灭的阴影一扫而空。2001～2005年，房地产的红火让就业率提高了40％，而居民金融资产价值则提高了70％。
居民的抵押贷款被房产抵押贷款公司卖给了银行，尤其是华尔街投资银行，比如著名的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林和摩根士丹利公司。投资银行再将抵押贷款证券化，销售出去来赚取佣金。换言之，抵押贷款被看成是保证会给任何拥有它们的人带来一笔笔利息回报的资产。所谓证券化，即一张张对于各笔独立贷款的利息回报拥有索取权的票据可以进入金融市场流通。在格林斯潘执行的低利率政策下，很多金融机构利用廉价的信贷购买这些所谓的抵押贷款债券（CDS），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对CDS进行组合、打包和切分，形成更为复杂的债务抵押债券并被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包括欧洲银行和养老基金以及中国的机构投资者。
根据美国法律，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家信用评级机构享有垄断性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它们被政府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可，是全国通用的统计评级机构。债务抵押债券的信用等级便由这三家评级机构提供信用评级。这三家美国公司与华尔街的美国金融寡头统治集团血脉相连。控制信用评级领域正是美国金融寡头集团的权力要素之一。由于CDS的投资风险都被转嫁到证券购买者身上，与创建这些产品的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关系不大，那些评级机构有意调高信用等级来诱惑投资者撒钱。仅2006～2007年发行的9000亿美元次级抵押贷款中，大约有25％被评级机构评为最高级。
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快速增长给房地产市场与美国经济打了一针更为强劲的兴奋剂。房产价格越来越高，投资房产的工薪阶层借钱消费的数额也越来越多。仅在2005年12月，新的住房按揭贷款净增长了1.11万亿美元，使得待偿还的按揭债务上升到了8.6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9.4％。而全美房地产均价15万美元，平均每个房产的抵押贷款却高达3.4万美元，也就是说，消费者人均抵押了房地产价值的20％。
但问题在于，虚拟经济的增长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后，金融资产的暴涨变成了一种投机性、赌博般的借新债还旧债的庞氏骗局。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不再是物质生产或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变成了金融寡头拥有的金融资产或纸面财富的增长，即虚拟资本的增长。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纯粹是一个赌场。这与金融管制本身无关，严格的金融管制就像管理严格些的赌场，无非是创造一个没有欺诈的“愿赌服输”的环境。
赌场终不能长久，一旦有风吹草动，金融资产就会土崩瓦解，整个虚拟经济就会崩溃，将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枪杆子本位制：从伊拉克转战阿富汗
许多年来，美国对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横加干涉甚至屡次动武，造成人们有美国石油主要进口自中东的印象。其实，美国石油消费并不依赖中东。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和进口国，本身也是第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在2000年为63.66％，2009年下降到57.69％。美国石油进口的首要来源是加拿大和墨西哥，2009年占进口的32.38％，来自中南美洲、非洲和欧洲的进口量依次占20.48％、19.01％和6.41％。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中东出口石油的比例一直低于西欧和日本，在10％～13％之间波动，到2009年仅占9.5％。2009年，日本石油进口中来自中东地区的却占到84.70％。
即使控制不了石油资源，美国也完全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石油产品。实际上，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控制全球石油资源，打击竞争对手，维持美元霸权与英美金融与工业寡头联合体的利益。表面上看，沙特、伊朗、科威特、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中国等国家的国有石油公司控制了全球90％以上的石油资源，这些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理应获得石油定价权与石油利润。
确实，石油现货价格主要由英国布伦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和阿联酋米纳斯的现货交易价格决定。中国的成品油价即以布伦特、迪拜和米纳斯三地石油价格的平均值为基准。但石油价格主要由期货价格决定，也就是说，石油期货价格决定了石油现货价格。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主要有两大指标，美国的WTI和英国的布伦特。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的WTI（West Texas Intermediate），全称西得克萨斯轻质石油，美国法律规定WTI石油的现货交割只能在美国本土进行，但它却是全球石油定价的基准。所有其他地区的石油价格都是在WTI石油期货价格上进行一个差额增减得到的。
美国的金融机构能以石油为基础资产进行金融套利，赚取暴利。摩根大通、高盛集团、巴克莱银行及摩根士丹利等金融巨鳄都是WTI石油期货的最大投机者。石油价格的震荡都是这些金融寡头集团兴风作浪的结果。当然，成功控制石油定价权，维持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更是美国统治精英关注的重中之重。
中东地区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生产和输出石油最多的地区。控制中东石油是美国必然采取的政策。“二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是各布置两枚棋子――以波斯人为主的伊朗和以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从东西两个方向钳制各阿拉伯产油国。但美国人马失前蹄，1979年，美国原先控制的中东两枚棋子之一――伊朗挣脱了美国人的控制。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推翻了巴列维国王，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失去伊朗美国在中东仿佛断了一条腿。
在美国人的鼓动下，伊拉克展开了对伊朗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萨达姆与美国有很深的渊源。1957年，萨达姆加入伊拉克复兴党，第二年，他成为美国中情局特工。1958年，亲苏联的复兴党领袖阿卜杜勒・卡塞姆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1959年，萨达姆在美国人的授意下刺杀卡塞姆，但遭到失败。腿部中弹的萨达姆逃离伊拉克，在黎巴嫩、埃及和叙利亚过了4年的流亡生涯。在此期间，中情局为他支付房租，让他参加中情局在贝鲁特设置的特工培训班。中情局在科威特设立了一个电子指挥中心指导反卡塞姆的地下组织。1968年，复兴党头号人物萨达姆的亲戚艾哈迈德・贝克尔夺取政权，萨达姆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复兴党内二号人物，担任副总统和安全部门负责人。1979年，萨达姆担任伊拉克总统，执掌大权。
1983年11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第114号决策令，主要内容是：美国应尽一切可能来防止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落败。一个月后，当时的美国总统特使后来成为小布什总统国防部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萨达姆秘密会谈，以落实第114号决策令。会谈期间，正是伊拉克军队不顾国际条约禁令，对伊朗军队频繁使用化学武器之时。此后，美国与伊拉克军队情报共享，美国通过智利的公司向伊拉克输送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美国一些高级军官甚至帮助伊拉克策划一些战役。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都曾授权向伊拉克出售大量生物制剂，其中包括变种的炭疽和鼠疫病毒。这些都成为伊拉克制造生化武器的最主要来源。
1987年，伊拉克的一枚导弹误中美军驻于波斯湾的一艘驱逐舰，造成3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却说这枚导弹原来的瞄准目标是伊朗军舰，竟然以此为借口轰炸了伊朗的石油钻井平台。1988年，美国在波斯湾的军舰击落了伊朗的一架民航飞机，造成200多名平民丧生。同年，萨达姆动用芥子气和沙林毒气等化学武器剿灭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时，里根政府竟嫁祸于伊朗。
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的经济已是一片废墟，伊拉克在波斯湾的所有港口设施，对外运输的能力几乎都被摧毁。伊拉克负债累累，外债务总额高达650亿美元。其中最主要的债主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其次还有苏联和东欧部分国家，以及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金融机构。其中欠科威特的债务为140亿美元。他们都希望伊拉克用石油来偿还这些债务。
羽翼丰满的萨达姆判断，苏联崩溃后，美国将作为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出现，这给阿拉伯世界的独立性带来严重的威胁。萨达姆公开号召，各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用中东的石油资源让阿拉伯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得到最大化。美国原本准备贷款给伊拉克400亿美元，用于巴达斯大坝灌溉项目的建设。这可以让伊拉克实现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美国还同意贷款帮助萨达姆加强石化工业、化肥厂、钢铁厂以及汽车装配厂建设。但前提条件就是伊拉克政府必须出让国家主权，将石油资源私有化，即让美国金融寡头控制伊拉克石油。当时，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中。但萨达姆反美的话音未落，美国便掐断了对伊拉克的重建贷款。
伊拉克陷入经济上的严重困境。萨达姆不得不依靠军事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科威特成为首要目标。科威特曾是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伊拉克）的一个县，伊拉克人都认为科威特是伊拉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些科威特人也主张同伊拉克合并。萨达姆认为，他的国家为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与伊朗作战了8年，因此有权要求科威特和沙特应该免除伊拉克的战争贷款。但阿拉伯兄弟却严词拒绝了萨达姆的要求。伊拉克还债与经济重建的唯一希望是石油出口。而科威特在美国的支持下，有意提高石油产量，到1990年夏，油价由每桶19美元降到每桶13美元。伊拉克已无法弄钱还债，甚至连进口食品的资金都极为短缺。
1990年7月27日，萨达姆征求当时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阿普丽尔・格拉斯皮的意见。格拉斯皮告诉萨达姆，美国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比如伊拉克同科威特之间的边境冲突，根本不感兴趣。美国国务院当时也曾转告萨达姆：华盛顿对科威特并没有特殊的防务或安全承诺。萨达姆相信，一向支持伊拉克的美国这一次默许了伊拉克吞并科威特。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占领科威特，推翻科威特政府并宣布吞并科威特。中情局在战前便通知了科威特国王，科威特王室成员早在开战前就卷着黄金和贵重物品落荒而逃了。
其实，美国非常希望甚至是有意纵容萨达姆入侵科威特。随着苏联的垮台，国际均势被打破，美国拥有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不利用这种强大的武力来攫取利益，那纯粹变成一种浪费与摆设。当时美国在中东地区没有大规模的驻军与固定的军事基地。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给了美国人一个派遣大军侵入中东的无懈可击的理由。1991年年初，美国率领50万人的多国部队轻松击败伊拉克军队。
当伊拉克军队兵败如山倒时，多国部队完全可以彻底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此时，老布什总统却下令停止攻击。其实，美国是有意保留萨达姆及其军队，以“萨达姆威胁论”为借口制造紧张气氛，达到长期驻军中东的目的。比如科威特，为了防止伊拉克的报复，不得不与美国签订了10年驻军协定；2001年2月，两国又续签了新的10年驻军协定。除了在科威特、沙特和土耳其等国都有驻军和军事基地外，美国第五舰队也常驻波斯湾及附近海域。同时，美国也通过中东石油控制住了西欧与日本。1990年第一季度，西欧日进口石油823.5万桶，其中从中东进口427.6万桶，占51.9％；日本日进口石油548万桶，其中从中东进口354万桶，占64.6％。这样，只要西欧与日本想挣脱美国的束缚，美国就可以依靠中东石油采用金融手段给予严重打击。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联合国通过决议，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禁止石油出口和药物、粮食进口的制裁给伊拉克民众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大量伊拉克的老弱病残的民众因食品短缺与药品匮乏而死亡。1995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986号决议，允许伊拉克每半年出口价值20亿美元的石油，用于进口食品、药品和其他民用物资。这就是所谓的“石油换食品计划”。1996年12月决议开始实施。安理会还先后于1998年和1999年，通过将伊拉克每半年出口20亿美元的石油限额提高到52亿美元和82亿美元的决议。
计划由伊拉克与联合国安理会共同签署和负责实施。但是，石油换食品采用以货易货的形式，把WTI期货石油的定价权边缘化，让美国的金融寡头们失去了石油金融套利的空间，破坏了美元与石油之间的挂钩关系。换句话说，石油本身成了一种货币，可以交换一切商品，严重威胁了美国金融寡头掌控的石油定价权与美元霸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