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9/57页
这两个月来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犯人的高速度流转。
经过公安审讯员的突击审讯，历史反革命犯大都转去了正式的监狱，腾出的地方便接纳了像我这样被批捕的右派犯人。开始是分关在各监室里，但随着人数的增加原先的格局便不得不打破，一个监室里关两到三名甚至更多。狱方对此也做了防范，尽量不把同一单位的右派关在一起，我们24号监室新增的三个“右犯”一个是北京某歌舞剧院舞蹈演员，一个是新华社的外文编辑，再一个是人民大学的历史系讲师。他们的名字最初是从管理员口中得知，演员叫郭纯，编辑叫刘基若，讲师叫胡普光。监室里的犯人流动性很大，但为新到犯人起外号的传统却保持不变。几天之后，我的这三名政治同类便都冠上了新名号，演员郭纯叫“二姑娘”，编辑刘基若叫“二分之一”，讲师叫“胡公公”。如果亲眼见到演员和编辑两人的模样，你就会觉得这两人的外号起得真是天才。演员细皮嫩肉的还长着副女人样的水蛇腰，编辑小小的个子连脸上的五官也比平常人小一号。讲师是因为他三十几岁未结婚并扬言终生独身才被叫了胡公公。正如那句“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话，初进监狱的他们在得知我和他们是一路货色后，便对我表现出亲近与信赖，向我问长问短。我是过来人了，完全理解初入狱的人急于了解新环境的迫切心情，回答问题尽我所知。我从他们口中也知道了许多我想了解的事情。如外面的形势有什么变化，对那些未解送司法机关审判的右派分子怎样处置等等。他们也如实告诉我。刘基若说他从新华社内参上知道对K大《观察与思考》学社头头龙天胜的审讯情况。
龙的经历是轰动一时的：龙被逮捕之前听人说以他的“反革命集团”首犯的身份不仅会被逮捕，有可能被枪毙。他便伺机逃。这时他发现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细高挑戴眼镜的人离他不远。他明白自己“长尾巴了”。为甩掉这个“尾巴”他先乘22路公共汽车进了北京动物园。“尾巴”也进去，他左转右转总甩不掉，出动物园乘101无轨去了前门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尾巴”也上了火车，在一个车厢，相隔三四排座位。他有些紧张，到天津站下来就向对面一个饭店跑，进入饭店正门后就从旁门跑出来回到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开往塘沽方向的火车，没买票就跳上去了，这回把“尾巴”甩掉了。他走到露天码头，往远处张望，看有没有轮船的灯光，他想如有船就游过去，求人将他带走。正张望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两个人来，一下子就把他扭住了。他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说话，硬是把他扭送到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头头问他“黑灯瞎火”你在码头上转悠打算干什么？他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那头头嘿嘿一笑说白天不看大海黑下里看？下令搜他的身，因为他腰里系着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鼓鼓囊囊的，那头头笑了，说原来你不是小偷，是K大的右派学生啊。想逃跑是不是？于是打电话跟北京市检察院联系。检察院用打印机现打了张逮捕证，来人将他逮捕了。
我问刘基若知不知道龙被关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我问胡普光他们学校的田野是否被捕，胡讲田野捕得比他要早。我问是不是也关在这座看守所里，胡说不晓得。我又问知不知道K大有个叫冯俐的外语系学生，胡说不知。我又问知不知道有个叫苏英的历史系女生，胡也说不知道。他说K大他只认识历史系和中文系的个别教师。我又问知不知道中文系有个吴启都讲师。他说知道，吴在他被捕的前几天被捕。这消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吴本来满有把握会被摘帽平反，而事实上却加重了处罚，究竟是为什么？当然正为自己官司所累的我也顾不上多想别人的事，吴启都的遭际在脑中是一闪而过的。遗憾的是没有得到冯俐的消息，还有苏英。我不知道胡公公这一拨新犯人中间有没有K大的人，如果有我寄希望在放风中见到，他们会告诉我急于知道的一切。
春节后对崔老的审讯是步步加紧了，崔老是块难啃的骨头，曾对他采取过许多措施，均未奏效。审讯员不相信崔老对自己那个“历史空白”的解释，又苦于找不到他“训练国民党特务有直接或间接血债”的证据。因此长达三年之久没有结束预审。看来这次是决意要把这个案子了结。几乎每晚都要提审，每次都审讯到将近凌晨。崔老回到监室躺下不一会儿就到了起床时间。爬起来的崔老两眼红红哈欠连天。崔老是个嗜睡的人，长时间的睡眠不足使他的精神垮了下来，整日无精打采，连话都懒得说一句。而在短暂的睡眠时间里却说起了梦话。崔老说梦话也与众不同，很有水平。从倒下一直说到起床。有时候说着说着就翻身坐起，坐起来并没醒，仍在睡中，梦话也不中断。在这种情况下醒着的人便起身将他摁倒，给他盖上被子。那个外号“孝子”的犯人自告奋勇将铺位挨到崔老身边，他说他总是失眠睡不着觉，由他就近照顾崔老。这自然没人不高兴，况且大家也知道“孝子”是出于真心。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大家对这个好哭的犯人渐渐有了良好的看法，他虽然生性怯懦，却为人谦和善良，遇事多为别人着想，主动干一些别人不愿干的杂活脏活。对崔老他是极其尊敬的，他说他十分钦佩崔老的人格。这一点其实也与大多数犯人相同。不同的是孝子对崔老的尊敬与亲近常常见之于行动，有时竟达到一种讨好的程度。“虎死有威”，被罢免了头衔的崔老恐怕便属于这种情况。自从孝子与崔老睡了邻铺，他对崔老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了，说来也真是难得。
崔老每次被提审，孝子便显得有些神不守舍，嘴里念念叨叨的。崔老无论回来多晚，他都起来照顾崔老睡下，直到崔老睡着说起了梦话，他才呼呼睡去。一旦崔老从梦中坐起，他又立刻起身照料。有人开玩笑说定是崔老前世修的好这世进了监狱还有孝子在身边服侍。话虽说得难听却完全出于善意。
崔老的精神状况渐渐为狱方掌握，于是审讯的频率加快时间加长。再后来对崔老便采用“车轮战术”审讯。这种方式以前未对崔老用过，大概是基于狱方对崔老的神经承受能力估计过高，认为这种对普通犯人起作用的方式对崔老不会起到作用。而现在狱方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人的神经再坚韧终不是钢铁所铸，况且是钢是铁也有一个物理限度。果然连续审讯了三日三夜的崔老回到监房就完全成了一团稀泥。铁门刚在身后关闭便倒地呼呼大睡。还是孝子抢先将崔老抱到铺上，崔老不仅没醒还大声说起了梦话。审讯没给崔老喘息之机，当晚继续审讯。接着又是一个“连轴转”跟上。再次回到监室的崔老人已完全走了形，像一具被摄去魂魄的行尸走肉。当警卫战士把他扔在地上，管理员说句：行了，就叫他一直睡吧。
崔老得到了长睡的特权。他抓住这个权利不放，连续睡了两天两夜。开始时还说梦话，像和某个人大吵不止，后来架吵完了，安静下来，睡得十分安稳。均匀的呼吸伴着细微的鼾声，让见的人都感受到睡觉的香甜无一能够取代。
崔老睁开眼是他开睡后第三天的下午。监室里的犯人正在吃下午饭。崔老坐起来默默地望着吃饭的人，他的眼睛里有了些光亮，看来一度失却的魂魄重又回到了身上。所有的人都以关切亲和的眼光看着他，而一时竟无语。后来是道长率先说句崔老饿了吧，赶快吃饭。这几日每顿都是为崔老留饭的，以备他醒过来时吃。应该说大家是很得崔老济的，大家分吃了他的那份饭，做法是每次开饭为崔老留一份，同时将上顿留的那份分掉。这样做既没有忽视崔老的存在，还让大家受益得心安理得。崔老永远都有一种长者风范，几天不食，吃起饭也不显狼吞虎咽饕餮状，慢条斯理地吃。有人不过意提出从自己那份饭匀出些给崔老，但崔老谢绝了。还是那句话：崔老毕竟是崔老。
而后的时间里崔老仍然显得安静，极少说话，学习的时候微微合着眼，不知他是睡还是醒。
对他的审讯情况大家不便于问，但从突然停止审讯这一点看似乎审讯已大功告成，猜测中每人都为崔老怀着一分担忧，因为崔老的情况与大家不一样，以他的案情要么是无罪释放，要么是被判重罪，甚至死刑。从目前情况看更接近于后者。
这期间我个人的心情是十分沉闷的，也很压抑的。新来的右派同类二姑娘、二分之一和胡公公都已开始提审，胡公公已提审了三次，而我仍然被继续搁置不顾。恐惧对于人最大的折磨不是结果，而是等待的过程。当局对我弃之不顾是不是认为我的案情重大？这一种猜测又加重了内心的不安。
这期间监室里发生几件不愉快的事情。一是一个犯人不服从道长的管理，争吵时一拳打在道长的脸上，将道长的鼻子打出了血。而管理员在看过道长血迹斑斑的脸后竟一言不发地走了。这便加剧了那犯人的嚣张气焰，弄得道长灰溜溜的。再一件又是发生在我们与战争罪犯小日本中间。小日本向狱方报告说在24号监室与22号合并放风时，他看见24号监室的一个犯人将一样东西偷偷塞给了22号的一个犯人。犯人间传递物品是违犯狱规的行为，狱方对此十分戒备，决定查个水落石出，杀鸡儆猴，以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在另一次放风时间里，管理员命令两个监室的犯人站成一排，让小日本指认那两个违犯狱规的犯人。像这种检举坏人的方法是狱方经常使用的，很奏效，能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来者以矛迎者以盾，时间久了犯人也有了与其相对的策略，那就是指认者站在谁面前就冲着他笑。这一笑就使原本总是阴沉冷漠的脸改了模样，人就变得陌生，而且一张张笑嘻嘻的面孔也还十分的相像，这就使检举人的指认变得很困难。这办法常常奏效，对此管理员也无计可施，因为没有一条狱规写着犯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监禁生活却不许面露笑容。而这次事件发生在小日本身上，人种之异使指认难上加难。都知道我们看洋鬼子差不多是一个模样，反过来洋鬼子看我们亦同样。
中国人与日本人在人种上尽管很是相近，但差异还是本质上的。由此才将他们呼为东洋鬼子。无论是我们看东洋鬼子还是东洋鬼子看我们都会觉得是差不多的模样，何况小日本平常贼心不死作恶多端，面对与他不共戴天的人自是心虚，一张张匪夷所思的笑脸就使他惊惶失措乱了方寸，到最后也没找出传递东西的那两个人。狱方不肯罢休，借又一次放风之机对两个监室进行了突击搜查，犯人的许多“违禁”的东西被搜查出来，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接二连三的事端使监室里本来便压抑的气氛更加压抑。在这种时刻崔老接到了转狱的通知。
崔老倒显得很平淡，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和狱友说着告别的话。我看见崔老和孝子说话时将自己的一副皮手套送给了他，以表达对他悉心照顾的致谢。崔老又将一枝钢笔送给我，我收下了。然后我将我的一条围脖还赠于他，他凄然一笑说老周我用不着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心一下子疼起来。我说崔老问题真那么严重吗？他点点头。我抬眼看看崔老，这一刻我发现他明显苍老了，比两个月前初次见面时苍老了不止十岁，完完全全成了一个耄耋老人。想初来时听人喊他崔老我觉得有些滑稽，名不副实，而此刻他却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永远的崔老。自我入狱以来，崔老对我一直是十分关照的，可以说像一个师长那样对我言传身教，对此我心存感激，如今他要走了，我想到或许今生今世不会再见面，我们的离别事实是诀别，我心情压抑。我忍不住说：崔老我衷心祝福你平安啊。他点头一笑，说谢谢你了大学生，你的情谊我领了，只是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共产党是很厉害的呀。我没说什么，只是瞪大眼睛看着他。他继续说下去：跑到台湾的那个人以为能斗得过，却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我本以为……却要搭上一条命……崔老的话使我的心一阵战栗，我想安慰他却无从开口。崔老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团，平时我总习惯于以发问方式与他交谈，此刻也同样。我说：崔老我不明白事情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糟。他压低声音说我断定这里有公安方面安插的内线，我是吃了内线的亏。我一惊，小声问知道是谁吗？他摇摇头，说反正是这24号里的某个人。我的眼光下意识地往铺上的人堆里一瞥。这时耳边又响起了崔老低沉却充满自信的声音：我们都猜不到这个人是谁，这人是个隐秘的专家，一切都会做得天衣无缝；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走后不久，便会有人离开这座监室，谁离开谁就是那个人。崔老的话使我的脊背冒出了一股阴森森的凉气。
崔老是在吃过上午饭后被带走的，走时被戴上了脚镣。
只在第二天崔老的判断便得到了认证，管理员打开铁门厉声呼出一个人犯的代码，叫他立刻收拾东西，说是转狱。我看见从人堆里站起来的是孝子。这时我的头猛地一炸，差点叫出声来，啊，是他？！怎么会是他？！我惊愕，我大惑不解，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小咬（后来听说小咬被判了死刑），当时谁都猜不出小咬的新罪是谁报告了当局，现在清楚了，是孝子无疑。
当天的晚上管理员又一次打开铁门，呼声28611号起来，提审。我坐起来，如释重负般吐了口气，心中暗想：开始了，终于开始了……
（复杂动荡多变的经历使你在记录时也不得不将某一部分从略从简。我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的审讯，持续到当年的九月份方结束，然后转北京监狱，而后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我有期徒刑九年，成为已决犯的我很快转去清水塘劳改农场服刑。）
・6・
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一
时至今日，我还能记得我成为一名正式劳改犯人的确切时间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中午十二点十一分二十八秒。所以能几近夸张地记得如此分秒无差是因为被押送到清水塘农场那一刹那我看了手腕上的表，于是这个时间便在脑中记准记牢了。表是大哥周文起到北京监狱探视临走时留下来的。他递给我的时候没说什么，我接过来的时候也没说什么，那时大哥已大致知道我今后会有一个漫长刑期，而我也知道在漫长刑期中表是用得着的，就这么兄弟俩心照不宣什么也用不着多说，赠与受在无声中完成。想想人确实像俗话所说是吃一堑长一智的，经过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长达半年之久的对自己“罪行”绞尽脑汁的追忆，我得出一个结论：人是不可以对自己掉以轻心的，必须高度警醒，瞪大眼睛盯着自己，就是说要进入一种有意识生活状态之中，一边生活一边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储存在记忆中，这样一旦将来再面对审讯就能够抖搂出来为自己讨个清白。我想我所以在踏进劳改农场那一刻有意识把时间看准也正缘由于此。什么叫经验主义？这就是。
说起来人们或许不信，初到清水塘农场我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不由长嘘了一口气。望着牢城里一排排齐整的监舍，还有再抬抬眼就看得见的那圈高墙以及高墙之上那一片蔚蓝辽阔的天空，我觉得很亲切，心里也很踏实。我将这里不加保留地接受下来，视为家一般的归宿地。这看起来荒唐可笑但却是真实无讹的。后来我想这种心理一定是来源意识深处那久久的企盼，因为入狱不久我便清楚自己的去处已不会是K大，也不会是家以及其他什么地方，去处只会是劳改场所，是遍布于中国的劳改场所中的某一个。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清水塘已经向我发出召唤，何时到达只是个时间问题。另外，我这种以农场为家的意识或许还与我所经受的监押有关。那别出心裁磨砺神经的审讯已使我的精神几近崩溃，使我感到无比的痛苦与厌恶，只想早早地结束尽快地离开，于是乎在逃逸的向往中劳改农场就成了一块令我心往神驰的福地了。是这样。
这块福地如同所有劳改农场无例外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被高墙、电网、岗楼圈围起来的牢城，再就是牢城外面无边无际的田地。这两部分恰也体现出犯人在这里的基本境况：一是被羁押，二是被强迫劳动。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描叙犯人在监狱以及劳改农场（包括劳改工厂、矿山）的生存状态的，也无法将这两者加以比较区分，只知道都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不晓得不同在何处。不同在于监狱的功能是撬开在押犯人的嘴巴，将他们从未决犯过渡到已决犯，而劳改农场则是已决犯服刑的地方。“坐监”是对在监狱关押时的犯人的真实写照，而“劳改”则是对犯人在劳改农场生活境况的一种概括。两者对局外人来说也许含混不清，但对局内人却是泾渭分明的。如果让犯人在“坐监”与“劳改”两者中选择，我敢说十有八九会选择后者。犯人在监狱等候宣判时命运未卜，精神上备受煎熬，度日如年。而到了劳改农场，命运甫定，判了多少就是多少，原先绷紧的神经便松弛下来。即使从犯人的身体角度看劳动也是优于静止不动的“坐监”，犯人只有在累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会怀念“坐监”时日的“轻松”，这也是一闪念的事，不足为凭的。当然漫长沉重的劳改过程也会对人的精神造成一种内在损伤，那就是变得麻木冷漠变态以至智力上的严重退化，我所认识的许多难友在后来回顾自己数十年劳改生涯时头脑中竟然是一片空白。
对于我，也许须归功于草庙子看守所那种强追强忆的审讯强化锻炼了记忆力，这使我对后来总共二十二年之久的劳改过程至今尚能保留较为清晰的记忆。只要闭上眼睛，那些在各劳改农场经历的事情便浮于面前，一幅幅一帧帧，就像轮次抖开的画布，有形有色有声。当然这不表明是什么好事情，更不值得炫耀。对美好往事的回味会使人感到满足与充实，有一种人生的成就感。而被苦难往事的纠缠却只能使人伤感，以致对自己的整个生命加以否定。生命便被蒙上一层灰蒙蒙的色调。也有人说苦难是一种财富，乍一听这话会觉得很富于哲理又十分的达观，但只要稍加斟酌便会对这种论调不以为然。我想，说这类话的人要么并没经历过真正的苦难（抑或曾给别人制造过苦难），要么经历过苦难而苦难却已将他的精神变得麻痹，不健全。当然任何事物都会有意义上的另外派生（如毛氏辩证法中著名的“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的论断），即便如此，事物的本来面目却不会变。就像恶魔就是恶魔，天使就是天使，白昼就是白昼，黑夜就是黑夜。我甚至如此愤愤不平，假若再有人巧舌如簧说什么苦难等于财富，那就把他请进监狱或劳改场所里，让他将那些“财富”一点一点的受用，且一直受用几十年。也有人说不要对所曾遭受的不公耿耿于怀，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可毕竟是孩子的母亲。这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也情意绵绵，可仔细一斟酌就觉得味道不对了，甜腻得让人作呕。凡事总有个起码的公道，都知道人间最无私的爱是母爱，假若母亲能下得了狠手将孩子置于死地而后快，那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母亲，这样的道理再平常不过。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种“母亲打孩子”之说最早竟出自某些被打“孩子”的口中，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人怎能如此的自轻自贱。另外还有一种论调是应该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忘却，丢到脑后向前看，时代都要跨世纪了，还有什么必要翻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呢？这种说法倒确有一种洒脱之气，而我要说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也未见得不想在有限的余生中“潇洒走一回”，问题在于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想忘却就能忘却想回避就能回避的。就说我自己，每当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如群马般从遥远处奔腾而来，我是极不情愿的，极力加以挥斥，可每每无济于事。往事像一只按进水里的葫芦，不待松手又从水面浮起，让人无奈而哀伤。对我而言，往事确是一只不肯沉底的葫芦。
到一个新环境必须要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这正如一位外国作家的著名论断：生活总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都需及早弄清楚并加以适应。如劳动问题、改造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以及人际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也非常棘手，处理不好就要栽跟头甚至惹下祸事。
对我而言在诸多问题中将自己缠磨最久最苦的却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十分可笑的问题，即如何能将自己今后的经历记录下来，以存佐证。因我固执地认为，今后我还会面临种种的审讯，往坏处说可能终生都须在审讯中度过。尽管审讯的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本质却不会变。那就是草庙子看守所审讯员那句“竹筒倒豆子”的口头禅。要倒出豆子则必须竹筒里有豆子，这样光凭脑瓜记忆是远远不够的，须有个文字记录，有了文字记录再审讯就用不着绞尽脑汁地回忆了。我这种“人无近虑必有远忧”的想法很坚定，不可逆转。我初来乍到尚不知这里的规矩，不晓得我们犯人有没有书写的自由。我便留心观察，看其他犯人有没有此类举动，很快我发现一个与我隔几个铺位的犯人经常在纸上写东西，写的什么不清楚，可写的时候精神很集中，别人喊他都听不见。经询问我得知他的名字叫李戍孟，是从北京某图书馆出来的右派犯人。我问别人管教知不知道他在写东西，答知道。这回答使我喜出望外，由此也得出结论：劳改单位对犯人的限制比正式监狱要松得多。前面我说过来到清水塘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晓得了有书写的自由更感到这里是地阔天宽了。于是怀着极佳的心情做记笔记的准备。
我有一枝钢笔，纸和墨水也不难解决，万事俱备只待下笔了。头一次握笔在手时心情是复杂难言的，我不由看了看表，时间是七月二十日晚八点十三分。这是我到清水塘农场的第四天，四天虽短暂却经历了不少事情，特别是刚到一新环境对所有的事都觉新鲜，似都有记下来的必要。如分到二大队后于队长对我们新到犯人的训话；如在割麦时远远看见在草庙子看守所的难友将军；再如学习会上我不发言受到训斥等等。我按事情的发生顺序一路记下来。类似于日记的写法，记下事情的大体脉络，不写细节，也不加主观评判（我将这种记录叫着“大事记”）。书写的过程是令人欢愉的。开始时尚有一点生疏，在被捕的大半年中除在审讯记录和判决书上签过几回自己的名字，此外再没有动过笔。重新提笔的感觉大概类似一个戒烟的人解忌后吸的头一口烟，感觉是妙不可言的。兴奋充斥着全身的每一颗细胞。然而兴奋是短促的，我很快发现这样记录不行，会留下隐患。因为有些事情即使不加评判，一旦让人读到同样会授人以柄。比如记了管教的训话会认为你心怀抵触记黑账，记下看见了将军会怀疑我俩有着某种关系，这不是胆小怕事，也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沉痛的教训使人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是无情的，也是荒诞不经的，反右运动中的许多事尚历历在目，许多不沾边的东西到后来不仅沾了边，还导致出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接受教训，不可麻痹大意，否则就真的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将“大事记”撕碎装在口袋里，在白天割麦时偷偷撒进麦垄里，心弦紧绷就像真的在销毁罪证似的，想想人真的很可悲，可悲在于自己竟然不相信自己。别人说你有罪，久而久之自己也认同了。“大事记”就这么夭折了。不久地里的麦子收净了，眼望空旷旷的原野使人感到心里也空落落的，我清楚长此下去自己的头脑终也会像这空茫大地空茫一片的。我的思绪又回到“大事记”上，人要是有心做某件事情办法终归会找到的。我想出一种既安全可靠又切实可行的文体，说欲盖弥彰也好，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好，反正都差不多。就是说让落下的白纸黑字像一颗颗鹅卵石那般光光滑滑，什么人看了都无把柄可抓。自然做到这一点也非易事，须像搞文艺创作那样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使其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就以前几天佟管教在麦地将一名犯人打倒的事为例，事情的真实过程是这样的：我们二大队作为一个劳动整体在一块地里收麦，将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割麦一部分捆麦并往地头上搬送。相比之下，搬送要轻松些，一个姓邹的犯人投机取巧，不干分配的割麦活，却去搞搬运。通常情况下，一二百号穿同样囚服的犯人混杂在一起管教是很难明察秋毫的，那姓邹的犯人也正是瞅准了这点才施了鱼目混珠术。也算他倒霉，同组一名犯人将他的行为报告了在场的佟管教，佟管教就拦住颠颠扛着麦捆奔走的邹，从远处听不见邹是怎样与佟管教对应的，只见佟管教一拳将邹连人带肩上的麦捆打倒在地，随后又连踢了几脚。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向佟管教鞠躬认错一边奔到割麦的行列中，挥镰务起了“正业”。事情就这么个过程。自来农场，见管教这般在众目睽睽下揍犯人还是头一回，说起来管教打犯人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头一回见毕竟觉得不寻常，我决定将此事记下来。
经过一番“艺术加工”落在纸上的就是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二大队集体割麦，大伙干劲高涨。惟一邹姓犯人违反了纪律，佟管教苦口婆心对他进行了帮助教育。
我对这样的记叙感到满意，相信以后就是佟管教看了对我也无可指摘。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现在是言顺了事也就成了。由此而后，我就开始记我的“清水塘大事记”了。只是由于条件所限，变故频仍，所记断断续续，残残缺缺，而得以保留至今的已所剩无几。这些不伦不类没头没尾的残言碎语在别人看来犹如梦呓偈语，不明就里，而惟有我――它的作者才能透过这些“假语村言”窥见隐于内里的那昔日的苦难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