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15/41页
七十年代末，右派平反，我得以“归队”。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个面，谈谈。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
只能客居兰竹!和北京，回不了敦煌。
我劝先生算了，别回敦煌去了。我说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何必非要到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去没完没了地拼搏求存呢?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胡里胡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这些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下文。胡耀邦上台，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对方另有说辞，缠宋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那份委屈，那份痛心疾首，可以想见。转眼十几年又过去了。五年前，先生在北京去世。听到消息时，我正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为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作画。不知道李承仙的地址，无从拍发唁电，到大雄宝殿敬了一柱香，合掌祭奠。希望那袅袅上升的轻烟，能把我的感激与思念，歉疚与忏悔，传达给先生的在天之灵。
在永恒的彼岸，一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愿先生安息。
注：此文首发于<今天》二。。二年第一期，与花城版文字略有出入，此处用《今天》网上版，花城版被删文字用红字显示。{读书》200期亦刊此文。
又到酒泉
酒泉二字，曾使人谈虎色变
无数人进去了，消失了，至今连尸骨都找不着。
一九五七年冬天到一九五九年春天，我曾在那里关押，侥幸拣得一命。母亲说是菩萨保佑，天天念佛。
，农场也消失了。但是在母亲的心中，它永远存在。
十年后，当她又收到我寄自酒泉的信时，大吃一惊，手抖得连信都拆不开了。说，怎么又弄到那里去了呀?!
我第二次到酒泉，是在一九六九年春天。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会，宣布了上级革委会给我的处份：工资降三级。这是维持六六年工作组的原判，没再戴回帽子，算是解放了。叫我搬出牛棚，到酒泉去，为地区革委会办的“农业学大寨展览”作画。同行的，还有两个原美术组的同事。一个是当了文革组长和革委会主任的何山；一个是当了项目组负责人的孙纪元。
酒泉地区，是甘肃省最西部的一个行政区。管辖范围包括酒泉、玉门、安西、金塔、敦煌五个县，以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额济纳旗蒙古族自治县。文革前，领导机关叫地委，现在叫地区革委会。解放军酒泉军分区政委张哲岚兼任地区革委会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吴占祥兼任地区革委会主任。
听何、孙路上议论，张的军衔比吴高，由于同上级关系不好，上不去，现在同级。他们说军分区是师级，地区机关也是师级．我们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部、省、军同级，算下来，我们所也是师级单位。作为师级单位的负责人，何山和他们同级，孙纪元起码也是团级。此去协助办展览，带有兄弟单位之间互相支持的性质。
但是到了酒泉，没有人对我们另眼相看。地区各级领导，大都是留下的军代表，和一些三结合的老干部，不认识我们。展览会上，大都是从境内各县各单位临时抽调来的人，也都不认识我们。同大家一样加班加点，排队买饭，睡统铺房，他们俩委屈得气虎虎的，不好好干。展览会上上下下，都对他们很恼火。我则相反，能不受歧视，已很意外。又想创造条件，把妻子女儿从下放地办出来，拼命努力工作。加之业务能力也确实比他们强些，很受大家欢迎。
人际关系如此，似有些时空倒错。两位老同事提醒我，别忘了思想改造，别一到新环境，趁大家不了解，就来假积极。指出我画的画不是艺术，一味讨好外行，还是个不老实。要不脱胎换骨，还会再栽跟斗。要是再栽一次跟斗，就八辈子都起不来了。他们说，我们是自己人，才这么关心帮助你，你要好好想想。
展览会上有个驼子，叫刘光深。只有一米来高，四肢短小，状貌奇丑。我因此对他格外恭敬。成了朋友，才知道不是个简单人物。脑子特别灵。以前当地委秘书，下笔千言文不加点，是有名的才子。书记作大报告，都是照他写的稿子念。文革中揪斗后，在革委会招待所当门房。常邀我到他家(门房)坐坐，告诉我地区机关的各种人和事。信息、动态，派系背景，交往方式和办事门路，都是很实用的学问。他无所不知，成了我这个书呆子在这个官场迷津中的指路明灯。遇到这事，就去问他。
他说这只是个开头，麻达还在后头。现在干革命靠说嘴，一件事到底咋地，这不重要。把它说成是咋地才重要。有了说头就会有麻烦，你别大意。但是也别着急，现在的局势，我看是要弛了。一张一弛的弛。天时对你有利。你又人在酒泉，都说你干得好，地利人和也有。你就说什么都别吭气，画好你的画就行。
那天他找了一辆吉普，陪我到夹边沟农场满目荒凉的遗址转了一圈。行前说，开车的不知道你是哪个，去干吗。路上别说从前，别照相，看到骨头什么的别，掠小怪，回来也不提这事，就行了。一路上，他介绍酒泉的物产、地理、历史，讲了不少故事。都很有趣。
短短十年，我们开的那些沟渠都已被风沙垫平。住过的土屋只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短墙，黄沙簇拥，如同荒丘。大自然又回复到原来的面貌。有些地方白骨露出地面，时不时拉住那些随风滚动的草球。驾驶员说，这里有过一个农场，人死光了打烊了。我说是吗T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真的。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事实。多少文明多少星球有了又没了，谁能证明?
回到城里，天已黑了，展厅里灯火辉煌，大家正在加夜班。一整天不在，何、孙两位很关心。正在问我哪里去了，刘光深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好象地下冒出来的。向我说，你怎么走了?还没完呢。又向他们说，我们临时拉差，请他帮了个忙。刘是材料组组长，二位老同事把他拉到一边，提醒他我是右派分子，劳改释放犯，从宽处理的，表现不老实，不可以接触重要材料，特别是战备数据。
刘说，听那口气，好象我刘光深犯了错误，要找我麻烦的架势。同革命知识分子说嘴没用。我惹不起躲得起。同他们一起，去找展览会的总负责人、宣传部长王仁。王也不敢负责，又四个人一起，去找吴司令。吴又打发我们去找张政委。
张听何、孙陈述意见完毕，说了两点，第一，办展览是搞宣传，到了展览会上的材料，都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不存在保密的问题。第二，要团结大多数。问题查清楚了，也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就不要再当敌人对待了，要放手使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问有什么不同意见。
没意见。他又说，我是个当兵的，大老粗，不懂艺术，难得碰到你们专家，给我说说好吗?比方同一个字，我写出来不是艺术，你写出来就是，什么道理?静场片刻，他转向王仁，你当宣传部长的，总该知道一点，说来听听。王说他忙着抓革命大批判，还没顾上研究。张说，看来这事有点儿玄。不管怎么说吧。我的第三点意见是：反正我们的展览不是艺术展览，画是用来说明问题的，是不是艺术没关系。问有什么不同意见。
没意见。他又说，依我看，能够说明问题，也是一种艺术。打仗能老打胜仗，就是有军事艺术。炒菜炒得人人爱吃，就是有烹饪艺术。菜炒出来没法子吃，你硬说那是艺术，强迫人家吃，能行吗T我想写文章、画画，道理该一样吧?我们做什么都有个目的，我想那最能达到目的的做法，就该算是艺术。你们说呢?
刘光深问我，你说他说得对么h我说很难说，什么是艺术，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刘说，张政委就是这样，说话很随便。
刘说，张政委平时爱看个书，知道得多些。做报告不看讲稿，天南地北说到哪里是哪里。讲理论扯到河外星系，讲形势又扯到太极两仪，就像牵藤。举起例子来，地方志世界史，孙子兵法世说新语，还有茶花女什么的，都有。现在反对他的人多起来了，抓他个辫子容易得很。真要追究，都是大问题。
我问谁反对他，刘说多了去了，都是他自找的。历来做官靠后台，讲究个人脉，讲究个擇袍的拥戴，他都不认，只认死理。年时，我们招待所有几个没结婚的女服务员怀孕，每次都是程所长带她们到地区医院打胎。人人骂程是头牲口，程都认了。张政委听到反映，已经很晚了，大发雷霆，下令追查。都以为程要被逮捕了，没想到他反而升了官，到兰州当甘肃省招待所所长去了。那些打了胎的姑娘，一个个也都从地区招待所调到地区革委会，当了行政干部。原来事情不是程干的，是吴司令干下的。程自愿挨骂，是为了保护首长。事情不了了之，连个尴尬都没。
刘说，地区机关里，大都是吴的人马，现在都在挑他的错。他怨谁去?也不是没人帮他说话。那些被吴的人排挤的人，还有他的一些老部下，都是他的基本群众。可他不认这门亲。你支不支持他，他不在乎。他只看你对不对。他有个老部下姓袁，是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军代表、政委。跟他跟得很紧。哈萨克人骑马打仗厉害得很，四九年打不下来，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头人木斯托发当了自治县的县长，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逃进山去，猎到五只猞猁。回来给袁送了五张猞猁皮，袁结合他当了县革委会的宣传部长。平常小事一桩，张知道后，又发脾气，把袁叫来训了一顿。叫把五张猞猁皮还给了木斯托发。木斯托发也不高兴，把皮砍了。
刘说，我感到奇怪，现在谁都知道，军队里贪污盗窃违法乱纪样样有，地方上有的军队里都有，地方上没有的军队里也有。他当兵的出身，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听到一丁点儿就跳起来，你说怪不怪?要不然就是看书看迷糊了。年时我为了平反的事，到他家去过一次。好家伙，整整两面墙，满满都是书。他家住军分区大院，给大院门卫打了招呼，谁来都不让进。不管什么事，叫上了班到办公室谈去。他要看书!
刘说，可是来喊冤的他见，还叫领到他家门上。有个被打断了腿的肃北牧民，还在他家住了一夜。同这些人打交道，麻达大了。帮了一个，就都来了。越帮越多，越帮他越觉得冤，越像该了他，没完没了，缠不清，还挨骂。最后他没辙了，还是交给了信访办。本来么，这些事都有信访办管着，你招揽个什么?信访办的人说，有的案子本来不难办，他一插手就难了，得往上追，只好不了了之。我在政府机关里十几年，没见过这样子的。他要不是军代表，要不是资格在那里，军衔在那里，早就给做掉了。
在地区大院里，有时会遇见这位张政委。短小瘦弱，满头白发，一脸的忧思。同高大肥胖笑口常开的吴司令员站在一起，反差之大惹人发笑。他有时带着一些官，到展厅来看看。见了讲解员、电工、木工，打杂的、写材料的和我们画画的，都要说辛苦了。笑容作派，像个老农。虽然矮小瘦弱，虽然老农一般，后面跟着那么一群，也自有一种威仪，展厅里鸦雀无声。直要等他们走了，才又嘈杂起来。四
何山、孙纪元都是见过世面的人，大串联时又同兰州军区建立了联系，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同他们干上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兰州军区告状，说酒泉地区革委会丧失阶级立场，业务挂帅，拌斥革命知识分子，重用阶级异己分子。送去一大包材料，其中包括抄家抄去的我的一本日记。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磊(女)看了，说我极端顽固反动，不可放手使用。说还是要政治挂帅，不能业务挂帅。
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都说地区革委会受了上级的批评。说还是拿笔杆子的比拿枪杆子的利害，现在是兵遇到秀才，有理说不清了。我很发愁，问怎么办。刘光深说，你什么事也没有，好好干就是了。本来就没你的事，是敦煌那帮子同地区革委会的矛盾，现在就更没你的事了，现在是兰廾!军区同酒泉军分区的矛盾了。说你坏是为了说酒泉坏，酒泉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就会说你好。你只要人在酒泉，就什么事都没有。
我说军队令出必行，小小军分区，怎敢和大军区对抗T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军队里政治部和司令部，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不同兵种不同派系，关系非常复杂。加上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就更复杂了。别说是你，连我都雾煞煞。总的来说一句话：这里面谁是谁非不重要。人同人打交道，是凭实力，不是凭正确。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
我说，你不是说把事情说成咋地才重要吗?他说那是说干革命。现在是又一码子事了。说不清的理可以不说。有实力就可以不说。能不说你自然有了理了。真理不是只有一个，也不是没有它就没法子过。你的招数再利害，我不接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就利害不起来了，对吧T
听着我觉得，个儿矮小的是我，不是他。五
夏天到来的时候，展览准备就绪，要开幕了。抽调来的人，除了当讲解员的，和一个画画的，都要回原单位去。画画的留谁，地区一直没说。我们三个，都希望能留自己(到底城里比沙漠里好过)。何是我顶头上司，有本单位的人事权，只因人在酒泉，一时动用不得。我趁此机会，正在为被下放劳动的妻子办“农转非”(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若回敦煌，不但此事无望，而且会被关起门来打狗。那怎么能行?!
未几，让我和何山各画一幅大油画，限期一个月。王仁说是打擂台，谁画得好谁留下。文0光深估什，是吴司令员出的点子。事虽荒唐，在文革中也属正常。何山问好坏谁裁判T王仁答曰工农兵。于是各占一方(何在地区革委会礼堂，我在地区招待所会议室)鸣锣开战。起初我莫名其妙，觉得像马戏团里的猴子披挂上阵。接着就发起愁来：一幅“民族大团结”何先挑去了。我这幅“潭家湾全景图”，实际上是鸟瞰平面地图，不宜于画油画。画面4：4平方公尺，无法从门进出。得画成四幅，再拼起来，中间有一道十字缝，怎么着都难看。
潭家湾是酒泉农村里的一个生产大队，当了西北学大寨的“样板”。我去住了几天，画了许多速写回来，使舞台上充满了剧情：马厩里修车铡草，猪场上起肥垫土，井边头洗菜饮驴。吆车的老汉拾粪，看场的娃子赶鸡，息晌的婆姨抓紧时间做鞋底……豆人寸马，房屋像火柴盒。门上有对联，窗上贴着窗花。屋顶上晒着果脯瓜干豆辦酱，屋檐下挂着辣椒大蒜玉米棒。大路两边有杂草中间有车辙。有的车辙里汪着水，水中有倒影。总之是力求生动有趣，精细逼真。小眉小眼，只差没用放大镜了。
不管是不是艺术，成败关系着安危离合。我白天黑夜加班。先是务求必胜，后来就画出了兴趣。天气酷热，脱光了衣服画，只穿一条短裤，仍旧挥汗如雨。看画的来来去去，都不知道谁是谁。西北人没有赤膊的习惯，看不惯我赤膊，背后有议论，骂我不文明，疯疯癫癫。我听到反映，也不理会。本来是要哗众取宠，却又旁若无人起来。似乎进入了忘我的境界，真有点儿疯疯癫癫的了。
限期过了几天，画才全面完成。抬走的前一天，刘光深来，一脸的焦虑，说，那两位到处说，你把学大寨样板画成了小农经济，把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画成了悠闲落后的老村古调。这个意见，可是正确得歹呀，我很着急，一通夜没睡。工地加上红旗，墙头加上标语，大路边加上语录碑和正副统帅并肩像。四处加上许多观光取经的队伍，记者挎着照相机，学生仔捧着红宝书，机关干部围成一圈听介绍经验。村门口各色大客车一字摔开，气氛似热烈多了。天亮了一看，色彩不协调，花里胡哨。来不及调整，给抬走了。
展览开幕曰，正逢“三级干部大会”开幕，参观人潮汹涌。谁都没有想到，居然是潭家湾全景图最受欢迎，观众沿着有车辙的大路一路看过去，就像看连环画，兴味极浓烈。加上小而逼真，又是熟悉的生活，以前没在画上见过，更有一分惊喜。一大群人挤着边看边议论，争相指出新发现，引起轰动，引来更多入围观。虽有人说贴上革命标签没改变老村古调，但是没人爱听。潭家湾大队支书、九大代表杨柱柱来参加三级干部会，看了说好极了。一锤定音，再硬的道理也没关系了。张哲岚很高兴，在大会上做报告，提到展览时，还说了个解衣磅礴的故事，说庄子说过，只有那个赤膊画画的人，才是真画师。
何山那画，画得很好。但“民族大团结”的画到处都有，这一带火车站汽车站上都有，印刷品更随处可见，全是各民族代表把一个毛泽东围在当中。怎么画都像见过，没人要看了。观众从画底下经过，头都不回。刘光深说，何这会子算是背了运了。他说人都有个时运，顺起来事事都顺，坏事也会变成好事。背起来事事都背，好事都会变成坏事。今时舆论都向着你，该是你走运了。／、
地钻，拼死拼活地干，唯一的目的，不也就是个子安团聚幺!能如愿以偿，那就什么代价都值了。
但是妻子在下放地，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刚拿到她的准迁证，就得到她垂危的消息。日夜兼程赶去，只来得及看到她的遗体。只有三岁的女儿跟着我，离开了那沙漠边缘的荒凉小村。
展览会闭幕以后不久，张哲岚、吴占祥和其它军代表撤离了地方机关，回部队去了。我们父女俩到了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在那里待到一九七八年。七九年我在北京，接到张哲岚的一封信，说他已离休，邀我到西安市红缨路三十一号他家作客。说要给我介绍几位著名的作家画家和书法家，“都是很有意思的人”。因为太忙，没能去。写了幅对联寄给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刘光深还在酒泉，一直没有升官。一九八三年，我在兰州大学，他托家在酒泉的学生带给我一个玉石笔筒，墨绿色，有云文，温润古朴。可惜我没有一张配得上它的书桌可以放它。离开西北以后，同他失去联系。先是听说，他退休后很孤独，日在醉乡。后又听说，他无疾而终，身后萧条。
在敦煌研究所，人们依旧互相斗得很苦。后来抓“文革三种人”，何山、孙纪元都先后离开了敦煌。孙到天水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去了。何则辗转到了美国，受雇于洛杉矶天龙画廊。九三年我在洛杉矶时，他带着老婆儿子来看过我一次，气色很好。问我怎么来的，我说是逃亡的政治难民。他说：“我是杰出人士移民”。
注：此文首发于《今天》二。。。年第三期．与花城版文字略有出入，此处用《今天》网上版，花城版被删文字用红字显示。
得福
文革后期，我在五七干校劳动。社会上发毛像热，毛泽东的标准像供不应求。最是礼堂、门厅用的那种特大号，根本买不到。校方应外单位的要求，派我去给画放大的标准像。单位很多，各式各样。有机关、学校、厂、矿、农场，甚至驻军部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自治县。答应了这个就得答应那个。我从这个单位转到那个单位，除了领工资，难得回干校。
这是“革命任务”，没有报酬，不过是换了一个劳动项目而已。但做这件事，对我有好处。那时除了本单位的工资或工分，谁都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有就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在文革初期工资被降了三级，几年来每月只五十二元人民币。上有老母下有幼女，钱不够用，无法可想。出去画毛像，各单位都要好吃好住招待，可以省下每个月的二十多元饭钱和近三十斤粮票。等于每个月增加了半倍工资。不，那时粮油肉糖都是定量供应，数量很少，有钱没票也买不到．如果把饭菜的质量算在里面，应该说是工资的几倍了。加之出差在外，得以避免政治学习、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的苦楚，还可以在招待所里秘密地写点文章，不必担心有人看到打小报告。两次家破人亡，十年颠沛流离，我还从没有这么样感到安全和自由过。
为了延长受益的时间，我努力延长画像的时间。以前没画过毛像，起初要打格子。两公尺高的一幅，得画一个星期。慢慢画，可延长到十天。后来画多了，画熟了手，就不用打格子了。再后来甚至不用起稿，可以油彩直接上布。只要一天，一个冷血杀手笑眯眯的胖脸就出来了。但我分两次画，也还是第十天完成。这中间时间就很多了，我用来写作。算是从被别人占有的生命中，偷回来了那么一点点。
十天画像，加上事先采购材料，木匠做框子，纽布、打底，事后单位头儿过目，加工、验收，大抵每到一处，消消停停，一个月左右交差。没人计算快慢，衹要画得像，画得笑，画得红，像发高烧，就都满意。就这样，我像个打短工的油漆匠，走遍了那一带几乎所有的地方。
有些地方，如果不是画毛像，我是永远没有机会进去的。比方说野战军八四七。一坦克师、原子弹基地金塔。虽然没接触到什么机密，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门生活，同工人、农民、厂矿职员、机关干部、军官、士兵、藏人、回人、哈萨克人和蒙古族人交朋友，可以知道许多事情，得到许多启发，学会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想和看，文章也可以写得好一点儿。
为了给母亲和孩子们寄钱，我大抵每个月都要回干校一趟，领取这个月的工资、粮票、油票、肉票、糖票、香烟票……以及I}卣时增补的什么什么票。除工资是人民币可以全国流通外，所有这些票券，包括一年一次的布票和棉花票，都由各地发放和控制，衹能在本地使用。我不用，干校的同学好友都来要。不过是一些过了限期就作废的小纸片。凭它去买东西时，还得另付现钱。尽管如此，由于匮乏，它们成了珍奇。大家因争夺而失和的事也都有过。而我，居然可以不要、给人。说起来，也算县一一大家如是说一享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了。
从一九七二年开始，三年间我画了将近三十幅毛像，留下一份惭愧。同时写了几篇文章，吐出了胸中的块垒。无意中也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献礼。我在七八年和七九年发表的那批文章，包括《异化现象近观》，就是那时候写的。每当和朋友们谈起写作这批文章的充裕时间和独处的机会，都来自画毛像，我总要补充一句：真的是享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了。注：此文见《今天》二。。。年第四期，花城版未收
唱歌
我听力很差，因此和音乐无缘。依稀感觉到一点，倒如勃拉姆斯的田园气息，华格纳的英雄气息，或者瞎子阿炳和其它江湖艺人的忧伤和悲凉，虽然也很享受，但总如雾里看花，所得甚微；就像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爬在墙头，远望着美丽的花园而不能进去游玩。“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五七年以后，花园也没了，“叩寂寞以求音”，也就只有唱歌了。
我此生一大憾事，就是不会唱歌。
大家都说，我是左嗓子。左嗓子是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估摸着可能是发音器官的某种缺陷。我说话没问题，但只要一唱歌，别人就会说我是左嗓子，难听死了。
但我从小爱听歌，也爱唱。常扯着脖子直喊，招人嫌。大起来怕丢人，不唱了。有时独个儿哼几句童年时代熟悉的歌，会觉得那些早已消逝的美好时光，连同它的各种细节和气味一下子全活了过来。记得日本投降那年，我们全家合唱一支歌，有几句词，印象特深：漫山遍野是人浪笑口高张，热泪如汪
当大人唱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都真的是笑口高张热泪如汪。纵然是小不懂事，也同样有一份深深的感动。几十年来，我常常想，到专制暴政垮台的那一天，没有比唱这几句歌，更能表达我们的情感了一一可惜我不会唱。
我的有些朋友，歌唱得非常之好，我非常之羡慕。他们所表达的那些情感，我都有，但我表达不出来。有时堵得慌，只能呼喊几声。就像野兽不会说话，到时候只能号叫。但是野兽的号叫野兽能听懂，我的呼喊别人莫名其妙。
“文革”中，我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几个牛棚里的同侪一起翻地。那天翻着翻着，不知怎么的就唱起来了。邻近的一片地，是前所长秘书李永宁在翻。细高精瘦像一把弓的他，慢慢直起身向我叫道：高尔泰，那边有把镰刀，看见了吗?我说看见了，干吗?他说你拿来把我杀了吧，我实在是受不了啦!另一边地里是考古组的史苇湘，他应声说再唱下去他也要告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