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16/41页
那以后，我没再唱歌。文革后我到大学里教书，到社科院做研究，从没有哪一个同事或学生，听到过我的歌声。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南京大学被捕。先关在娃娃桥监狱，后转移到四川省看守所，都是同刑事犯关在一起。没有书，没有报，禁止任何形式的娱乐，包括唱歌。但犯人们藏有扑克象棋之类，时或偷着玩一下。有时候，也聚拢在一起，小声唱点歌。大多是流行歌曲，《跟着感觉走》，《相逢在冬季》……我都是第一次听到。
也有只在监狱里流行的歌，更没听过。据说是“文革”时被监禁的一些文工团员做的，有个电影里面用过。狱方的麦克风里，有时也播放。不外是思亲、悔过一路，文诌诌、酸溜溜，一股子哭丧调：风凄凄，雨绵绵，我手把铁栏望外面。外面的生活多美好，何曰重返我家园。啊，秋梨沟哪，沙松岗
更有甚者，像“劳改队里温暖如春，管教干部亲如爹娘”之类，也有人唱。监狱中每个号子，都是一个小小的阶级社会，一个袖珍版弱肉强食的张力结构。看着那些状貌狰狞的彪形大汉，同那些形销骨立的老弱者一同荡气回肠，我有时觉得怪异，有时又感到凄惨，有时也被歌声感动，陷入深深的忧伤。
在想念妻子的时候，听到人们在唱“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请别为我哭泣”，或者“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立即就起了共鸣。可惜我嗓子左在里面，没法参加进去。
在南京娃娃桥，监房是一门一窗。唱歌时，不知道关着的门外有没有警察，都提心吊胆的。四川省看守所的设备，似乎要现代化一点儿。每个监房都带着一个小天井。天井上空，天花板似的，罩着一层钢筋水泥格子网。格子的再上面，天井和监房之间，有一条空中走廊，通向所有监房的上空，是武装警察巡逻的路线。他们从上往下俯视，监房和天井都一览无余。但是他们看见犯人，犯人也就看见了他们。如想犯禁，看他们一走，就可以犯得比较安心。那怕放声歌唱几句，也无妨。
天一亮，监房通向天井的门就开了，我们可以进去享受一下新鲜空气。晴天的中午，还可以享受一下透过数百个碗口般大小的洞孔洒落进来的阳光。只可惜在成都，阴天多晴天少，常常地，我仰望着镶嵌在深灰色格子里的浅灰色亮斑，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天空的高远。格子下除了四面高墙，和四四方方一块水泥地面，别无他物。除了我，别的犯人都不爱在里面久留。
只要不下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天井里，沿着墙根走路。五步一拐弯，五步一拐弯，顺时钟方向走几圈，逆时钟方向走几圈，十来千米的天井，永远也走不完。走着走着，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笼子里的狼。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脱口就唱出了两句歌：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这是五十年代大学校园流行的苏联歌曲。那时我们班上的文娱体育委员叫唐素琴，特喜欢苏联歌，教了我们不少，后来我都忘了。不知道怎么的，这忽儿又冒了出来。还有：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正在消逝光明的路在前头
也是那时曾唱，忘记了又记起来了。记忆的复活是无意识的，对歌词并无选择。作为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记得什么唱什么。包括样板戏和语录歌，包括“阶级敌人”在举行“向毛主席请罪”仪式时唱的《牛鬼蛇神歌》。好在歌词本身并不重要(它的意思往往是唱者给的)，重要的是我在歌唱(姑且就称之为歌唱吧)。一阵歌唱以后，会感到一阵轻松，好象心里的痛苦也唱掉了许多。
不管多熟的歌，在此时此地唱，都有一种陌生的体验。甚至那些扩音喇叭里天天反复播送，听得耳朵都起了一层厚茧、早已充耳不闻的歌，此时此地唱起来，也有一份亲切，一份新意。越过平原，越过高山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唱着这支歌，从小监狱望大监狱，从四堵大墙内看中国，看那血迹斑斑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看那各民族人们共同的监狱，抽象的地图获得了活生生的血肉之气。也许这是一种特殊境况下的心理失衡，认知、理解、想象、情感等多种心力组合的动态结构出现异常，发声的人似乎不是在歌唱，而是乘着声音的翅膀，用残损的双手抚摸一个亲人的遍体鳞伤。有时会可耻地鼻子一酸，像个神经脆弱的小姑娘。夸张点儿说，这是一场歇斯底里小发作。不过发作以后，人比以前健康。
久之这种小小的发作几乎成了生理的需要，越唱胆子越大，声音越大，还不由得想多唱几句。有时时机掌握不好，格子的上方会有警察俯身向下发问：刚才是谁在唱歌?如果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一问就会有许多人争相出来检举揭发。八十年代末这种情况少了，警察没人答理，也就走了。但次数一多，各监房都有的广播喇叭里就会发出警告，再唱就要查处。 确实不能再唱了。
回到沉默，回到孤独，我仍然在那小小的天井，转着无穷无尽的圈子。别人只能看见我右手的五个指头，依次一张一合划动，没有声音。注：此文见《今天》一九九九年第四期，花城版未收
杏花春雨江南
一九六九年，酒泉地区革委会要筹办一个农业学大寨展览，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抽调了一批人，到酒泉去，其中也有我。我是“揪斗人员”，揪斗后工资降了三级，但没戴“份子”帽子，还算“人民”，得以前往。
我在酒泉时，妻子李慈林被下放农村，带著两岁的女儿高林，到沙漠边缘的郭家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里没有电话，邮递员也很少去。如要寄个信，买点东西，或者看个病，得跑很远的路到公社去。孩子小，她体弱多病，又怀著身孕，我在酒泉，很不放心。
不到半年，一九七。年春天，接获病危通知。搭汽车到安西，再由安西到敦煌，已是第三天午夜。找不到车，步行又迷了路，待天亮一路问去，赶到东方红公社向阳大队四小队她的小屋时，．只赶上看到她的遗体。陪伴了几天，也只能就地埋葬。那年，她二十五岁。腹中胎儿，八个多月。
她的坟墓在农田和沙漠之间，一处长满芨芨草的坡地上。没有墓碑，叠石为记。临走前夕，深夜两点，抱着高林，裹著一件老羊皮大衣，到墓前石上，坐了好一会儿。我确切地知道，她爱我们，相信人后如果还有灵魂，她一定会在此时此地，来同我们见面但是没有。
月照大漠，天地一片空白。
小小新坟，怵目惊心，告诉我人死如灯灭，告诉我从此她不再存在。
从那时起，我放弃了原本不多的一点点唯灵论的幻想。不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鬼”这样东西。
我必须把孩子带到酒泉。公社干部不给转户口和粮食关系，说小孩长大了回来是个劳动力，要防止劳动力流失。我据理力争，费了很多的口舌，才办成了。
在酒泉，我边赶任务，边带孩子。任务是突击任务，常加夜班。卧铺开在工作室里，灯火通明。孩子睡不好觉，有时半夜里醒来，发现没我，就哭著起来寻找。
展览完了，我被安排到五七干校劳动，但行政、工资、户口、粮食关系，都还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里给我寄每月的工资和粮票，但并不按时。
在食物凭票限量供应，除了毛选毛语录无书可看的那时，干校里同样艰难。孩子营养不足，没有玩具糖果，没有玩伴，更无儿童读物可看。只能在工余给她编点故事讲讲。画点连环画看看。时间有限，供不应求。我常把她带到工地，让她在附近地里自玩。有时风大，或者路远，她就得留在家里，独自在寸草不生，尘土飞扬的大院里，东站站，西看看。晚上收工回来，老远就望见，路边有她小小的身影，垂著手，仰著头，一动不动，在沉沉暮色里，朝队伍的方向眺望。
慈林死后一年，一九七一年舂夏之交，我请准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带著三岁多的高林，挤了五天四夜的火车和汽车，回到阔别九年的故乡…江苏南部的高淳县淳溪镇。
正是江南好风景，桃红柳绿，布谷声声。
十四年前，父亲死於反右，家中一直只有母亲和二姐两个人。二姐也在五七年划为右派，被学校开除回家，和母亲同打零工。给寄宿生洗衣被，给水产公司剖鱼，给工程队当小工……什么活都干。六四年婚后，生一子一女，也都和母亲同住。姐夫陶玉忠在南京长江航运局开轮船，一年到头以船为家。文革中，二姐又被掀斗。抄家，游街，监禁，刑讯。军管会没收了我家三间住宅，老小四人，被赶到两问老朽破败的杂物间里居住。
这些情况，我在外部不大清楚，想像得比实际上更坏。五八年以来，她们曾对我长期隐瞒父亲惨死的消息，我直到六二年回家才知道真相。所以这次回家，心里忐忑不安，真的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了。
家乡变化很大。从小桥到襟湖桥的居民区，开辟出一条汽车路，刚好从我们家院子里通过，被没收的住宅和残余的杂物间，在两边把路紧紧夹住。要不是二姐到车站迎接我们，远远地指点给我们看，我真已认不出来，那就是我童年时代熟悉的家。低矮老屋，小窗里依旧映著柔和的灯光，我望著，感动得不得了，告诉高林，那就是我们的家。
久别重逢，皆大欢喜。但每个人都想到了，那个此时本应在场的缺席者一一高林的母亲。当母亲蹲下身，抓住孩子的两手，连声说给嬷嬷看看的时候，我看见二姐偷偷地拭泪。当二姐拉著孩子，给她介绍哥哥姐姐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偷偷拭泪。慈林是北方人，生前梦想之一，就是看看江南。现在我们来了，却没有她。
我环顾四周，屋里东西虽然破旧，都收拾得清洁整齐，透著一股子温暖舒适之气。所有的东西。码在床头的几只纸箱啦：排在墙根的一列腌菜坛啦：悬挂在屋顶上高高低低的许多竹篮啦：蚊帐被褥和孩子们衣服上补得很仔细的补丁啦，……都好像一本打开的书，我在里面可以读到，这些年亲人们艰苦奋斗的历史。读这历史，我想到那些小小的野草，在石缝中，在碾痕上，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
赶了五天路，早巳很困，到家却没了睡意。孩子们睡著以后，我们还在说话，一直说到鸡鸣。母亲和二姐，都劝我在家乡找个对象，成个家，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在外面可以轻装奋斗，孩子吃穿上学也不用发愁。还可以每年有个探亲假，回来大家都见见面。
我说能这样当然很好，只是勉强不得。第一是没有合适的人，第二就是有，像我这样，一没钱二没地位，连个安全都谈不上，谁敢嫁7她们说那不一定，这种事全靠缘分，无缘对面不见，有缘千里相逢，你倘愿意试试，到也有个人在。是县农机厂的电工，叫樊继卿，人材很好，手艺也很好，只是因为阶级出身不好，母亲坐过牢，三十岁了还没谈对象。她父亲死得早，现在也是母女两人，相依为命。有时家里电灯坏了，请她来帮修理一下，从没耽搁过。来了不多说话，只是笑笑，文雅沉静，招人喜欢。
这个人，我有印象。小时候上学，几乎每天都要从她家开的中药店门前经过，有时会在店里看到她。觉得那黑糊糊背景上纤细白晰的形象很好看。十多年来，那形象有时会在记忆中浮现，像淡淡的光斑。“深宵灯火儿时影”，此时倍觉清亮。
何不谈谈看T我想。
她很小的时候，大概是三岁左右吧，父亲就去世了。留下她和她母亲陈氏两个人，和一份厚实的产业。其中包括乡下的土地，很多房屋，和一家大药店，叫存仁堂，颇有名气。记得我小时候，上学路上，要经过一条深长的小巷，叫陈家巷，半边房屋全是她家的。一进巷就间到丝丝药香，那是隔墙在泡药。拐弯上了大街，就是店面，颇宏阔，往里望去，深暗如庙堂，人影幢幢。
她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卿字，一位老先生给她取名字，就叫她继卿，取其继承父业之意。作为这份家业的唯一继承人，她的童年是在深宅大院里度过的，颇任性。院里都是石板铺地，没树没草，只有一搏一拌大缸，有的泡著药材，有的装著清水准备泡药。她无可游戏，常翻弄屋里一摔一捧药柜上无数的抽屉。有时从厨房拣几条小活鱼，养在一个缸里。那缸就谁也不敢动用了。有一次缸非用不可，而她又硬是不许，大家没法，买了一玻璃缸金鱼来要求交换，好言好语相劝，她才松口。大家过丁关，如释重负。这些人都是店里的职工，对“小老板”好的不得了。她告诉我，记得有一次吃中午饭时，一位账房先生(当时叫朝奉浃著一筷子菜，滴汤滴水地，半弯著腰，从前面店堂屋，穿过几个院子，一直走到她们的住处，给她吃。
一九四九年后，共产党政府没收了她家的全部财产，并把她的母亲关进监狱。只留了一间半厨房给她，每月几元生活费，让她自己管自己。那时她十一岁。
离开了学校，要学的东西反而更多。买米买菜、挑水生火、洗衣叠被，都是很难的功课。最难的是锅台对她太高，得站在小凳子上，才能够著炒菜做饭，同时还要控制灶膛里的柴火。她没哭，也没向任何人告帮，吃了几个月的焦糊夹生饭以后，居然都能对付了．没事时东站站、西看看，或者坐在门槛上发呆，想妈妈。以前听过不少鬼故事，黑夜里睡觉一直很害怕，总要关紧门窗，塞紧蚊帐，生怕有什么妖怪宋抓。
她母亲坐了一年牢，身体很坏，视力锐减，被释放回家。财产生计全无，和她同住。用一张小桌子在陈家巷口摆了个香烟摊，赚一点钱，供她上学。她每天中午放学回来，吃过饭，都要替母亲守一阵摊子，换母亲画家吃饭。这样过了几年。从前家里亲亲热热的常客，这些年都绝迹了。有好几次，她在路上同那位夹菜给她吃的账房先生迎面相遇，那人见了她，就像没看见一样。
那是大动荡的年代，大跃进，大炼钢，公社化，公共食堂，全民皆兵，……折腾得人人不得安生。由于是专政对象，不得参加群众运动，她们母女两个，生活反而相对地平静。初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农村教小学。校舍简陋，学生无多。但她语文、数学、常识都教，也很忙。每个星期六卞午，她都要赶上二十几里路，进城去看她的母亲。和母亲过一晚上，星期天下午再赶回来。连年饥荒，物资匮乏，有什么好吃的，她们各自都要留著，团聚的时候再吃。那是她们最幸福的时刻，不管天气多坏，她都绝不放弃，雨季里常常卷起裤腿，赤著脚，打著伞，在乡间小路上同风雨和泥泞搏斗。到家时半身湿透。
一直想调回淳溪镇，互相有个照顾，苦於没有门路。她有个同学好友叫苏福美，后来嫁给了淳溪公社(实际上就是镇政府)一位党委办公室秘书，在那人的帮助下，终於在一九六五年得以回城，并被安排到县农机厂，跟电工班班长邢东泳当学徒，学电工。不久就成了正式工人。
一九七一年我带著高林回淳溪镇探亲时，她就是县农机厂的电工。和她母亲一起，过著单调而平静的生活。家虽狭小破旧，收拾得一尘不染。
环顾四周，我又想起那些小小的野草在石缝里。在碾痕上，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四
从前的淳溪镇，只有一个中学一个小学。镇上的人，凡上过学的，都是同学。我因为留过两次级，同班同学比别人多两倍。樊继卿的师傅邢东泳，本来比我低两班，初中二年级也赶上来了，就坐在我的旁边。他是那种哗啦哗啦的大个儿，心地善良。别人都歧视和欺负我这个留级生，他不。他好像没．~,lllil，看不出差异，照样同我有说有笑。别人提醒他我是留级生，他就说留级生怎么啦7人家爱留，你管得著么?
二十多年了，他还是那样。在通街都向反革命右派吐唾沫的那时，他每次遇见二姐，都要叫一声高老师，声震四方。有时候从自行车上下来，问问我在外面的情况，也不怕别人看见。叫他小心些，他说那有什么，我是工人我怕谁T领导阶级的一员，不找你的麻烦就该请请我了，还来找我的麻烦?
这次二姐就去找他，请他把我介绍给樊继卿，他满口答应。当天下班后，就来看我。二十多年没见，依稀还似当时，见了紧紧抓住我的肩膀，猛捶我的胸脯，瞪著眼冲著我的脸大喊大叫，就像是老朋友萍水他乡。依旧胸无城府口没遮拦，长满胡荏的大方脸上，透出一股子肝胆相照之气。
说到樊继卿，他亟口称赞，说她聪明能干，许多活不用教只要看看就会做了。正派本分，上班在厂里下班在家里别处~IUI,也不去。孝顺母亲，衣著朴素吃苦耐劳拿的钱一分不少全给母亲。他说我不是替她吹，我说话凭良心。当然了，话说回来，她优点多，缺点也不少。性格孤僻，脾气倔，又特任性。说了什么，你得依她。有时候她想要什么不说，考骨子筋，你没猜到，她就生气。都是小时候惯坏的。独苗子惯宝宝，都这样。
记得巴尔扎克说过，娶妻不可娶独养女儿。我有点发怵，没说话，我得想想。
他又说，看不惯的人，她就一年到头都不说一句话，天天在一起上班，路上碰到了，就像没看见，你说怪不怪。有些事怪得离谱，不近人情。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那就太多了。比方说，县革委会潘主任的老婆是我徒弟，上次我住院，他来看我，一进门满屋子人都站起来了，就她坐著不动，弄得场面很尴尬。都看她，她还是不起来。人家到底是一县之主，你站起来一下费你什么事呢，偏不动，你说怪不怪T
我说后来呢?他说后来我气得骂了她一顿，叫她以后别这么没大没小的。她还顶嘴。你猜她说什么?她说人家再大是个人，我再小也是个人，我干吗h还说我要磕头鞠躬的我就不是个人，这不是连我都骂在里面了吗?说到这里，他直摇头。
我很感兴趣，再问后来呢，他说后来我告给她妈去了，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办什么事都得靠个人缘，你要摆架子也得有点本钱，一没钱二没地位，三还阶级出身不好，自己端著，谁买你那个账。你端著，吃亏的是自己。这些年厂里评功、摆奸、评奖、调资、分房，都没她的份，吃的亏大大的!我这个师傅也帮不上忙，我说活该。
我很惊讶，想不到在这个社会里，居然还有这种自尊自爱，不亢不卑，蔑视权贵，绝世而独立的人物，很佩服也很喜欢。而且，我想，她对她的母亲那么好，对我母亲自然也会很好，这样的人，哪里找去。我下决心追求她，请老同学一定帮忙。他说介绍你们见面没问题，谈得成谈不成不敢担保。五
她和她的母亲，听说我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就不想谈。谨守著古老的传统，她们把元配和续弦之间的区别，等同於妻和妾的区别。她母亲甚至责怪邢东泳，说他把我这样的人介绍给她女儿，是瞧不起她们。
直到假期将满之前，老邢才说服她们，带我到她们家见了一面。在十五瓦的电灯光下，围著擦拭得一尘不染的小方桌，喝很好的绿茶，有一种温馨之感，倒也不觉得这间半老屋，有多么的狭小阴暗。我没说什么，她也没说什么。老邢给她母亲说些厂里的事，有一搭没一搭的，坐了大约二十来分钟。
她圆脸短发，穿著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服，敦厚朴实，清新文静，很可爱。第二天老邢告知，她对我印象也很好，看得出来非常满意。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她母亲不喜欢你，说沉沉不语者不可输心，不许她再同你往来。
我请他帮我约她出来，单独谈谈。在我回西北的前几天，她瞒著母亲，在城外湖边同我见了几次面，都谈得很愉快。她主要是谈她的身世，我也谈了我的经历。话语由於被对方关注地倾听，和同情地理解，成为大快乐。
分别后我们一直通信。她没受过多少数育，但是天赋和气质都极好，表达能力很强，信写得特有深度。我至今确信，如果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或研究机构，她一定会成为杰出人才。流高中我曾看到，许多天才没没无闻甚至死於非命，许多低能的小人却享有显赫的声名，对此已不再那么扼腕掀心。我想，对於在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渺小个人来说，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胜似寻求公平。
我们在通信中约定，一九七二年春天结婚。考虑到两家阶级地位近似，家乡地方小是非多，为避免节外生枝，她通过好友开到一张农机厂革委会的证明，证明她愿煮同我结婚。寄到酒泉，让我先在酒泉办好登记手续，拿到了结婚证书，再回高淳探亲。
这种说一不二，快刀斩乱麻的性格，使我更加倾心。但是她一直未能说服她的母亲。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到高淳时，老人家不知道我们已成法定夫妻，仍不许她同我往来。
为等待老人改变态度，我不得不仍然住在我母亲那边。两次写信到干校续假，从四月一直等到六月。
这期间我们发生了第一次争吵。她告诉我，苏福美和她的丈夫，那位公社党委秘书，也反对她同我结婚。说出身不好是她的不利条件，嫁给出身好的人就打了减号，嫁给党员干部就减得没了。嫁给出身不好的人就是打了加号，嫁给右派反革命就一辈子完了。现在结婚证都领了，他们迟早会知道，得去打个招呼，解释一下，不然的话，他们会生气的。
我说没这个必要。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用不著向任何人作解释。她说不，毕竟是朋友。我说互相理解才是朋友，不理解就不是朋友了。她说不，他们毕竟有恩於我，那阵子我被弄到乡下，我妈一个人在城里没人管，没他们的帮助，我回得来吗?还有，他们说那些话，也都是为了我好。我说既然是为你好，你照著办就是了。她听了眼睛一亮，竖起眉毛，说，我发现你这个人很横，一点道理不讲。扭头就走了。
第二天傍晚，在湖边见到她，她还是和往常一样，高高兴兴的，告诉我已经带著茶叶点心到苏福美家去过，已解释过了，他们也谅解了。
我说我明白了，我的愿望和要求，对於你来说都不在话下。她说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愿望和要求，要看你对不对。
我没说话。她又说，把我们当朋友看待的人，毕竟太少了，要知道爱惜人家的好意。
我问她是怎么解释的。她说，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我很感谢。但我的条件不许可我做到那样，只能这样。我说只能降低条件，是吗?她说说话归说话，事实归事实，你别混在一起挑字It~：JL。我说你说过你爱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告诉他们T她说那等於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