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28/41页
我说，是。
他说比方说多数和少数的关系，国家主权和个人的人格独立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不讲清楚，其它的问题都很难讲清楚。现在有些人一讲民主，就说民主是目的，不知道民主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有些人一讲自由，就热衷于反逻辑和非理性，不知道自由只能与规范共生，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关系，没搞清楚。
我说，是。
我说，现代自由主义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之处，在于它以个体为本位，而后者以群体为本位。但是承认特殊性和偶然性的价值，承认个体要求的合理性，哪怕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就必须承认，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它需要某种制约和平衡。需要某种普遍性，哪怕是形而上的普遍性。反逻辑和非理性的思潮，恰恰是以不承认普遍性为前提的。消解了普遍性，也就消解了文明的内在结构，并且把自由问题，由外向的条件开拓，变成了内向的意义追寻。由向强权挑战的政治，变成了向虚无挑战的哲学，这是个新问题。
先生说，是个麻烦。但是寻找普遍性，或者说重建普遍性，弄不好就是本质主义，回归古典，甚至回归宗教文明，更要小心。
我说，是。
三
答辩完毕，我们在北京滞留了几天，各自看望朋友。先生在回上海以前，约我和小雨，还有《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夫妇，到西单的豆花饭庄吃饭。说这次来，见了几个老朋友，谁谁谁，都建议他办一个刊物。说谁和谁那里，还有一点儿钱，加起来也够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做，办一个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以理论研究为主轴的学术性刊物。不媚时阿世，不屈从权力。适度保持低调，以期起一种长远的作用。
那时随着商业大潮的兴起，人文精神正在急剧衰落。知识分子们也相应地愈来愈重学问轻思想，重科技轻人文，有如乾嘉盛时。正需要一种人文努力，来赋予学问以思想，赋予思想以学问，以免二者偕同沦入市场，成为商业的附庸和政治的装饰。先生的想法，正符合时代的需要。虽然很难实现，我们都愿意试试。
刊物叫个什么，颇费思量。“问路人”、“拓荒者”太文学化；“思想家”、“门”端着架子；“文化中国”过于专业；“启蒙”有古典味。我问就叫“大时代”如何，先生说，空泛了些。先生倾向于叫《时与潮》。不久又来信，问改为《新启蒙》如何。
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新启蒙事件”的原来。
期刊登记困难，先生在上海，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最后只得以丛书的形式登记，叫《新启蒙》论丛，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和发行。这中间的曲折艰辛，一言难尽，都是先生一个人承担了。我在成都，若水在北京，一点儿忙都没帮上。
先生独力准备就绪，并试编了创刊号《时代与选择》以后，于1988年十一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编委会，叫“新启蒙笔会”。参加者有邵燕祥、金观涛、于光远、于浩成、李洪林、戈扬、阮铭……等大约二十多人。有人捅给香港报刊，被报道为“国内民主派的大结集”。先生十分生气，但已不能补救。
散会后，先生留我和小雨，还有王若水夫妇在上海多住了几天，商量具体的编务。我们一致同意，刊物要有个性，但须合法。要勇敢真诚，但不硬闯雷池。商定我负责第二期和第三期，王若水负责第四期和第五期。先生转交给我一批稿子，都是他约来的。里面有不少好文章，挑选一下，基本上够两期用了。
编务照常进行。我们都更加小心翼翼。为了免得引起猜疑，先生还谢绝了一切来自海外的赞助。时值1989年春天，我尽量保持低调，避免被潮流带著走。第二期《危机与改革》、第三期《论异化概念》，都总算是出来了。说来惭愧，我只是选了一下稿子。繁重的具体编务，主要还是先生和他的几位才华横溢的博士研究生承担了。
四
后来我不得不离开南京大学。我走投无路，再一次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滋味。先生却不避嫌疑，邀我和小雨到上海他家，住了几天。
先生的夫人张可大姐，是翻译和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一场大病以后，一直没完全康复。很少说话，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坐着，听先生和我们说。白发如雪，面带微笑，把优雅高华的气息，温馨亲切的感觉，散播到整个客厅。这种感觉，这种气息，给我们留下难忘的记忆。平时很少出门的她，也和先生一起，陪我们参观上海市博物馆，玉佛寺和龙华寺。还时不时指点我们，留心一些值得留心的东西。
龙华寺住持明旸法师是全国政协委员，素食招待，并送了我们每人一本他的诗集。素食好吃极了。诗呢，俗情更比僧情浓。我给先生说，没想到兰若精舍，也可以是终南捷径。先生说我少见多怪。
我小时候喜欢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受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的影响很深。也因此，对经常翻译俄国文学及其理论的满涛和贾植芳这两个名字，熟悉而且喜欢。有些翻译家，也成了我的精神导师。说起这些，才知道满涛是张可大姐的弟弟，贾植芳也是先生的亲戚。先生早年也喜欢俄国文学，给我们看了他那时写的小说，散文诗一般的优美，湖北农村泥土的馨香里面，掺杂着一股子契诃夫式的忧伤。我想，也许，正是这种没有说出来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同一，是我们之间心灵亲近感的来源。
五
在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亲近比观点一致重要。有些人一见面就能信任；有些人交往几十年，依旧知面不知心。这个差别，和立场观点无关。反之亦然，心灵的亲近，并不意谓着观点没有分歧。
说到我的入狱，先生教我以平常心待之。说它只是人生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说不，是翻过去了的一页又翻回来了。但我的体验已经不同。从前在夹边沟，虽然与世隔绝，总觉得由于自己的价值观，我必然地和文化人类保持着某种看不见的联系。现在，我已经不这么看了。
先生提到第一次见面，我曾把个体存在的意义，归结为同某种普遍性的联系。我说是。但我没找到这个价值本体。我说，所谓文明的内在结构，不也就是一个和价值本体的联系吗？如果除了通过外在的、人为的途径就找不到联系的线索，如果这线索只不过是舞台角色和道具之间的配合，所谓价值就成了虚拟的坐标，就像西西弗斯的石头。我说我有时候觉得，所谓意义的追寻，就像是被那个石头推着走，比之于我推它，更加要不得。
先生说，这可是虚无主义呀。
我说不是主义，是自然。就像人生的无常一样，我不得不与之面对。
先生说，这只是你一时的想法，说不定你还会改变。
我说是，思想是活东西，我只能听其自然。
这是临走的前一天的对话。那天，他请了一位烹饪高手，来家里为我们做了一顿特别丰盛的晚饭。饭桌上还点上了蜡烛。
六
转眼十几年，一直没有和国内的朋友联系。同先生，也只是通过在香港的王承义先生（先生和张可大姐的公子），偶尔报个平安。好在中美之间，时有共同的熟人往来，情况并不隔膜。听说他仍每天读书写作，不断有新作品出来。很欣慰，也很感动。听说他已“重评五四”，观点略趋中道，我想这是好事。思想的发展变化，正是它生命力的确证。八十高龄，依然和时代潮流同步，更难得。这不仅是先生永不老去的探索精神使然，也和他宽厚仁慈的天性有关。
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已经由主张和平进化，反对激进变革，发展到重评历史。从崇尚英美模式，否定法国模式，发展到认为没有五四运动更好，没有辛亥革命更好。我漂流异国，久居山野，日与草木鸟兽为伍，已经落后于这个潮流很远。纽约一家杂志的记者远道来访，问我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我竞答不上来。只能说，我没有那样想过。
百年不过一瞬，但是人生几何？
采访录发表以后，很多人又骂我极端。困惑之余，不免要想，如能有机会再次向先生请教，深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该有多好。
何日归舟横怒海，苍颜白发叩师门。
读高尔泰《寻找家园》
朋友告诉我高先生的《寻找家园》即将在大陆出版，我为之高兴。此书稿，高先生写了十多年，朋友们为之出版也奔波了四、五年。好事多磨，但也可说是历经艰辛。尽管有些文章尚未收入，些许文字也有删改，但事能至此已屑不易，感谢那些操劳的人。
一些年来，我断断续续读到高先生的文字，每每都有感动，有时合卷长叹，感慨万千。人类的历史并非乐观，尽管世界有了许多进步，但统而观之却不免黯然神伤。这个小小的星球，人类足迹短促，但血泪瀚漫。即使今天，我们的目光如果不只盯着发达国家，人类的处境也是惨淡难言。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不只代表当时，也是整部人类历史的缩影，直至今天。所谓文明是相对人之残酷野蛮而言，由此而建立而存在而有意义。人们说文明是苦难的凝结，由不幸所孕育。如果一切都好，即不需要什么文明。文明这个词语触目醒亮，如高山远海，其实内里凄然，刀痕累累。旷野之树，春华秋实，而根则扎于无尽黑暗。
中国近两世纪凉天地泣鬼神。可是在两个世纪中，我们的苦难并没有凝聚为文明，反之文明的因素却不断地流失，因此我们总是灾难接连灾难。想想吧，持续了近两百年的灾变、战争、革命，难能有个喘息。至文革，登峰造极，中国野蛮残酷到极至。八十年代，历史颤动了一下，我们于是离开惯性，开始想一想。但发现，我们已经没有了文明的能力。首先我们已经不能以文明的目光与言辞记忆、判断、阐释、叙说我们的经历。我们置身荒蛮，呲牙偻骨而不自知。我感慨中国的不幸总是白白地流失。文明已毁于我们的内心，这是真正的悲哀。如何找到一个立点，恢复内心的力量，让文明之光渗入血迹，使苦难成为文明的经验，以至精神呢，并将之交予后人，使他们走出往复之灾难，人道地生活h这是我的期愿，也是我的痛苦。当然，这些问题甚复杂，有关政体，却又不全然。两百年来，这是一部文明的持续倒塌，并非单能以主义解决。我们的处境远比俄国、东欧、二战德国和犹太人困难复杂得多，可以说人类从未经临过如此之困境。
我不虚张这部书多么了得，也不将之与索尔仁尼琴相比较；但对于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一部珍贵的文字。这部书可以传予后人，固然它还有所散简，但在中国未来的文明中，其必是一束永久的记忆一一不仅仅是见证，也是焚毁、苦难中人性之光。这些文字在读者的心灵中必将生长，也会纷纷散散地带回许多人的日常生活。
我喜欢观望废墟，在了无所存的遗址上徘徊。我祝愿那些欣欣向荣、孜孜进取的人们，但我门则属于那些毁灭的遗迹。地老天荒，废石残垣，或碎瓷，或锈痕，即使是一小小泥版，你也可以听到往昔之音，那是人的温暖，是恒古以来人对家园的驻守和激情。高先生的文字即是毁灭后废墟上斑斑遗迹。我似乎看到那些文字由夹边沟连连骨骸和灰烬间冉冉升起、汇集，如同铭刻于夜空的碑文。酒泉，神往之名，中国古远诗情；可怎么就尸横恶臭呢?而仅仅十年，那几十万苍生白骨、冤魂鬼魅便在无尽风沙中掩埋得了无痕迹。历史不残酷吗7残酷得使残酷没有痕迹。但是，人在时间中的居所呢?当大地上的房屋被摧毁，人亦丧失记忆一一时间的家园，我们如何在大地安身立命T当然，可以趴下四足而行，我们正鬃毛滋生。
记住那个“兰皮袄”的故事吧，那无辜的母子；记住残酷中那件皮袄的温暖，“爱是一种比死亡更强大的力量”。其实那件皮袄就是家园，它被掠夺、践踏、消无片迹；而当它被重新记忆、讲述，它即重新到来，具有暖意，是讲述者由死亡重新给予其意义，你会看到它，走入其中，它使我们在残忍中祈望，落泪、倾听母亲的颤栗。家园在心中。
这些文字，是先生片断片断的回忆，总而一生。每第一片断，四方八方片片汇集，而有一生大致轮廓。“梦里家山”、“流沙坠简”、“边缘风景”三集，为生命的三个阶段，亦是中国当代之历史。高先生这样做只是由简求实。这一代人历经磨难，生命七零八落。如此一生，何谈完整?读过不少文革小说，每每失望。艺术有其局限。如果小说是虚构，那么真实何在T将奧斯维辛纳入虚构，即失去其意义。真实只有意义相对不足时，才需要虚构。如果它沉重得将你坠入地狱，它就是你的生命，你必须穿透才能自救。重要的，它是你亲身所历。虚构、非虚构，是一个界线，你必须守住真实，然后才能有那一端。你知你在。先哲云：行有余而为文。高先生写过小说，但此稿取记实，说是明智，其实是诚实。那些经历对他如此重要，需要牢牢看守，连同细节。比较中国人的经历，《瓦格纳医生》是简单的。将如此复杂破碎之人生挥就为浑然巨制，当然好，但超乎可能。我们毕竟是置身其中，在此时。于是高先生用了老实的笨办法一一木纳法，由实由碎片做起。他在废墟上拾捡零落的碎片，细心擦洗、审视，慢慢地积攒、拼合，在时间缓缓的水纹中逐渐恢复其轮廓。
严肃的回忆不单是“回”与“忆”，其是生命的重新经历，忆、审、思、识、断、释，由此他修整经验，重新赋之价值与煮义。这即“人”一一人之家园一一的建立。“吾日三省吾身”、“认识你自己”，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与之相似的意义。这部书大多是悲哀而残酷的故事，是“家园”的毁坏，片片章章碎心触目。这些文字不仅是见证。旷野狼籍，他默默收集那些骸骨、碎片、灰烬，倾以内心光与泪，于是残酷中溢出暖意光泽。尽管这是一部患难之书，但弥散着人性的善煮、尊严、真诚和勇气一一人性之光。“老实人”、“韩学本”，怎么理解他们呢?那是百里废墟上的小屋、微火。其实这就是“家园”，“人”毁而复生。
劳改中，他曾在小纸片上用芝麻大的字写道：“苦难在我的心灵中践踏出一片荒凉的地域，我心灵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都枯萎了，死了，再也唤不起我的一点激情。由于没有这些东西，我早已感到自己不再有灵魂和生命，不再是一个活人。但是曾几何时，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竟奇迹般地长出了一些小小的新苗……”。可以说，这是此部书稿的早时芽叶。死亡、苦难，但其心不死，他的文字秘密抵达，滋育人性，呼唤生命、水、光、草木和颜色。艰生苦旅。他说：“往事并非如梦，它们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正是从那浸透着汗腥味和血腥味的厚土上艰难而又缓慢地移动着的求索者的足迹中诞生的。”此书如是。
高先生偶然出死而有此着，但有多少人未能走出夹边沟，未能迈过一九七六那道门槛。“我感到深深遗憾、常常为之扼腕顿足的是，在那魂牵梦萦、尘沙弥漫的北国，在那辽阔、干枯而又赤裸的大野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足迹，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荒凉的悲风中了”。安息吧，那些消于泥土的骸骨和魂灵。(四)
海明威说：“人不能被打败”。我尊重他，也尊重美国积极乐观的精神，但众生于世大抵不幸一一何止是失败?否则何以有基督佛陀T人可以失败、可以毁灭但终有一些不能放弃。比如教徒走向死亡时的祈祷；父母终前对儿女的祝愿。“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许多时候人谈不到此，但人之为“人”得有些什么，其最后那点良善、尊严、意义不能放弃。此点微小，但是立足，超越种族、宗教、文化、制度与时间。
高先生生逢抗日，之后是内战、是新中国。父死、妻死、女死，三代非命。他亦几死一生，廿年劳改，家破人亡，再入狱，晚年流亡异域，算是“得福”。人称高先生是哲人、美学家、画家、书法家、作家，但于经大难之人，这些未免虚浮。先生一生所望不过是人能为“人”，于世自主、尊严、人性地生活，为此他偿付了一生。为求生命之真，他无睹天条，说美是主观的；由于高傲，不引毛语录；于是为右派、放逐大漠；八十年代再启用，呼自由，遭围剿，停教，却拒悔过；八九年，直言，再入狱；之后，亡命天涯，漂泊异国。
高先生的美学，中心是“人”。他释美学是“人”学，“人是美的核心和主体”。而“人”之主在是“生命之真”，人欲达“真”唯在“自由”。
因此其学说反复引用“人的本质”和“自由”等词语。如果穿透理论，其思想明了简单，即在一九八四大墙之下，其拒绝权力、政体对人的强制与奴役。他由“螺丝钉”的另一面，闪现“人”的光彩。此一点，是高先生一生之重。五十年以来，中国精神和知识界沉沦殆灭，由此方知高先生精神之珍贵。此并非先知先觉、大智大勇；而只是生命执著于“真”。这其“生命之真”的具体内涵，绝非求仙炼道。高先生是以美学释身行和信念，此立世之言，远高于学问。
高先生写“老实人”，实则也是自己，二人殊路同归。后者儒生，求仁救民；而他尊个性，尚人之真。中国古老哲学中，“真”与“仁”同样高远智慧，是中国文明的两个源头。近乎喻言，由于“真”和“仁”两人均不见容，屡经摧残，几死一生；但他们也都“始终保有那份真诚”一一持正秉真、心志不泯。“士无恒产而有恒心，此之谓乎?…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他们是古老文明毁坏后存的薪火。人之为“人”得有所“是”；有所“持”；有所不“弃”。此所谓 0J區”也；“一”也；“天不变，道亦不变”。
“真”与“仁”由“人”相通；而“人”和欧洲“文艺复兴”、希腊精神亦通而融。立于“人”：“仁”、“爱”共源；“真性”与“自由”相交。时间、语言、场境的隔阂其实是可以打通的。文明之间，在知异而融通。中国的精神大抵是宿命，但高先生的文字容纳了理想。我用另外的话说：将肯定精神指向无限。请注意他文字的亮度，即使是记述残酷也润有光泽。这是“有神”精神的穿透，是打开屋顶之后的汲取收纳。人的命题大致相近，事不同而性一；境不一而心同。立足于 “人”，即通而融、不惑不失。高先生9 2年去国，在外窘困，但拒绝搬弄政治；可寄居篙下，却宁穷而自立；能托名炒作，却孤寂缀文不舍。处喧嚣闹世，矜然自持；尚艺术，喜齐白石、毕加索，却视杜尚的马桶不过是马桶。先生人之为“人”，“一”也。
(五)
高先生离群索居，人称其隐士，其实他是“热”性人。不从俗流，并非不近人世。“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八十年代，高先生满腔愤然，有框世济众之心。他高昂自由，呼唤人文精神。同辈说他极端。他批评《绿化树》是穿裙子的男人；“大墙文学”将血痕稀释为胭脂；“寻根文学”逃避当代严峻现实；某些“纯文学”家陷于“诺贝尔情结”。所言未必都恰当，但可见其精神。八九年，中国知识阶层集体屈从，拥护“镇暴”，而他为直言入狱。九零年，两个遭追捕作家登门求助，其不顾安危，给以保护，为之筹款、治病，直至送他们安全上路。他实是理想的人。
中国人讲超脱常是遮掩，酷政下忍气吞声不为过，苟存亦可谅，但转而巧取则险恶。嵇康是超脱吗?他实则是以身取义。“采菊东篱下”，陶翁骨里乃愤世嫉俗。五十年代，一个二十的青年，无顾学者如林，天罚如铁，非说美是生命。此是赤子之心，超脱之境。真超脱是大担当，置生死于外。释迦，普渡众生；基督，为众人赎罪；老子，人不畏死：孔子，仁爱……。“超脱”，要从“担当”去看，如此可以走出谎言。
《寻找家园》是一部担当之书。其以个人经历记述中国当代之历史，以之为见证，为思考，示中国之灾难、权力之残暴。作者誓要在废墟骸骨间，为历史留下记忆，以望建设未来人性之家园。作者的一向是脚下的石粒一一具体真实的个人经历；一向是过去、未来之时间，其要以前于后留下“人”的印记。因此，他可以无睹时尚，不计虚名，漠然得失，十数年寂然秉笔。“昔西伯拘羹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劂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一部文明由此而来。他说：“我们这些能拿起笔来写作的人，确实是幸运的。在他们中止的地方前进，是我们对生命之神的最好答谢。”
我读到一篇小文，“不该如此远去的背影”，作者胡继华称高尔泰先生“真力弥满一铁骨铮铮”，“把‘人’执着地写成历史的主题”，“给历史凭添一缕英雄主义的亮色”。他又说：“高尔泰先生远走他乡，留下了令人忧思而且令人悲愤的精神真空”，“时间总是冷峻无情，把生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打发成历史深处的渺茫背影”。感谢这些可敬的记忆，希望惦念他的人能读到《寻找家园》。他们大概不会失望。意义存在于时间黑暗的底层。消失的是过客，呈现的是精神。由此说，他的消失并不遗憾。《论美》是他二十年放逐的呈现；《寻找家园》是他十数年流亡的再呈现。恰当地呈现，恰当地消失，乃命运之幸运。还是让我们回到美学吧：消逝是一种美，因为其留下空旷也留下永久的记忆和回声。其实，那就是家园。二。。四年六一七月于伊萨卡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
徐晓
二。。一年八月去美国旅行，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被一个姓魏的朋友带到了新泽西州一个风景如画的住宅区。它远离闹市，幽静自然是好，但生活上很不方便，我做客那家被称为“阮太”的女主人七十多岁了，还要自己开车到几公里远的地方购物。几年采，高尔泰就在这里读书写作，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就是这个阮太，无意间说到高尔泰是她家的邻居。对于关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人，高尔泰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人们对于他的敬意来自于他在社会上两度昙花一现。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在《论美》一文中，高尔泰提出了主观美学的观点，挑起了五十年代的一场美学大辩论，并因此被打成了右派：第二次是八十年代。一方面，除了继续表达因为五十年代不能在场而没有表达完整的美学思想，他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文章，开启了一代青年与学人：另一方面，当人们对潮水般涌来的新思潮应接不暇时，他始终以理性主义的精神，对于保守与创新、西方与东方、世界与民族等重要问题发出拨乱反正的声音，并因此在“反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中国现有的美学史或者文学史，不知道会不会给他的著述一点篇幅，或者只提到他的名字，或者不公平到了干脆连名字都被省略了。而他的上辈人以及同辈人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等等，他们的名字和著作，却肯定会远远比他辉煌和隆重。
我对高尔泰的敬意还不止于此。从九十年代中起，我从海外杂志陆续读到高尔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系列散文。杂志一到，先找他的名字，像是要过把瘾，一口气读完，再读第二遍，然后从心底里感叹!
所以当吃完了阮太包的饺子，说打电话给高尔泰时，我又高兴又忑忐。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人说，这个人有点怪!不知道电话那边都说了些什么，总之，阮太说他读过我的文章，很愿意与我见面。这已经足够让我受宠若惊了，尽管见面必须在晚十点以后。因为他的妻子浦小雨在邮局工作，每天上夜班，那时正在休息。
早听说高尔泰瘦，现在还是瘦，但筋骨好，精神也好。尺把长的头发扎在脑后，一副仙风道骨的隐士模样。他迎出来，讷讷的，有几分拙，加上听力不好，说话声音特别大。也像是有人曾经说过的，没有一点所谓知识分子架势。一个曾经在八十年代到他成都的家里去过的朋友说，那时他是家徒四壁，除了床和桌子什么家具都没有，窘困到买不起肉和水果!是啊，悉数他的经历，出生和读书都在江苏，毕业后工作在兰州，一九五七年反右后被送到甘肃省夹边沟农场，一九六二年结束劳教到了敦煌大漠，一九七八年平反到一九Jk--年，四年间他在兰州一北京之间打了个来回，然后是天津、南京，成都……如此动荡的生活，怎么容得下一个安稳的家?如今他有了可以放置桌呀几呀的地方，房间仍然是空荡荡的。他说，这样方便画画。我恍然，嗅，他不只是美学理论家，作家，还是个画家。后来读了书稿才知道，他原本就是学画的，可偏偏在美学上出了名，歪打正着地，他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七十年代初，他被迫画了百多幅巨型毛像，因此逃离了夺命的夹边沟。
我们之间惟一的联系是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散文，对于他的文章除了赞美还是赞美，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他告诉我，他正在写《寻找家园》第二部，已经完成的第一部希望能由我带回北京出版。此前已经有几个人与他联系，但出于信任，他愿意由我做这本书的代理，我深知这份托付的分量。因为不用电脑写作，稿子只有一份，我们商定，第二天由阮太开车去复印并寄到我下一个落脚的城市。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第一次通读了《寻找家园》的全稿。本来难以忍受的行程，因为阅读的投入变得不值一提。我意识到，这是我编辑生涯中遇到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在这本书两年多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反复地读《寻找家园》，也反复地读高尔泰这个人。他的著作让人联想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而著作中的他，又让人联想到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知识界来说，高尔泰实在是一个异数。
高尔泰一直是孤苦的。在夹边沟农场的日子不用说了，“文革”中，他从敦煌被抽调到酒泉办展览，体弱多病的妻子李茨林带着女儿被下放到农村，因为交通不便病倒了无法医治，当他用了三天时间赶到时，只来得及看到她的遗体。妻子死时怀着八个月大的胎儿，留下个三岁大的女儿。从此，他带着女儿，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这个苦命的孩子最终没有逃离母亲的命运，重点中学免试保送的成绩，却上不成大学，九十年代初死于非命。母女俩死时都只二十多岁。高尔泰的第二次婚姻在法律上维持了十五年，其中为离婚分居七年。另外的时间塞北江南，相隔万里，如果按每年见一次面，每次一个月算，加起来一共八个月。离婚后两个女儿跟母亲，如今女儿已经三十上下，父女隔海相望，起码有十五年没见过面。中年觅得知音，再婚却困难重重，婚后虽心心相印，但贫病交加，第三任妻子又险些丢掉性命。他把如此黯淡的生活，都当作命运的恩赐领受下来。
世俗生活的孤苦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的绝对孤独。《论美》完成之前，他曾把疑惑与苦闷写信给傅雷，让他失望的是，傅雷的回信像支部书记打通思想：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难道是聪明的吗?因为越想越不服，越想越堵得慌，于是奋笔成就了《论美》。完成之后，他曾就教于当时西北师范大学院长徐褐夫，这位来自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虽然态度极为诚恳，但是观点却让他无法苟同。文章作为批判的靶子刊出后，大名鼎鼎的朱光潜、宗白华，侯敏泽等美学权威都发表了批评意见，直至被别有用心地利用，把唯心与唯物上升到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怎一个“地老天荒无人识”!
中国几十万右派，被整死的有之，被压垮的有之，劫后辉煌的有之，辉煌之后忘乎所以的亦有之。惟有高尔泰，劫难宿命般地追赶着他，却丝毫没有磨钝他触摸自由的敏感神经。与我们需要经受觉醒的镇痛的一代人不同，他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十五岁，带着山里少年的野性本色，他从家乡封闭的山里走进一个个同样封闭的边远小城。他拒绝几十个人把同一个模特画得一模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拒绝会成为一个“事件”。他更不明白，一向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居然和别人说一样的话。十六岁，读《大卫．科波菲尔》，他评价说，很美，很生动，但不深刻。理由是，米考伯最后当了澳大利亚的治安法官，但没一个英国人问一问，英国有没有权力统治澳大利亚，如果是俄国作家，一定会弄 个人出来问一问的。十九岁，他自问：“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二十岁，他挑战权威，开拓了中国美学最富生命力的学派。从大自然的怀抱中走出来的少年，没有偶像，没有权威，没有导师，他的精神家园是自给自足的。为了偷吃几颗沙枣，他在一片沙丘中走迷了路，他想到的不是恐惧，而是“想到在集体中听任摆布，我早已没了自我，而此刻，却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有一份感动，一种惊奇，一丝幸福的感觉掠过心头”(《正则艺专》《唐素琴》《论美之失》《沙枣》)。他始终梦想的，是与世界同一的自由。自由对于他来说不是政治的，不是意识形态的，甚至也不是打压后的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