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30/41页
隐居林下高尔泰
贝德
唐窟中最使我倾心的，还是塑像……阿难单纯质朴，迦叶饱经风霜，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脚，像是刚刚从风炎土灼的沙漠里走来，历尽千辛万苦，面对着来日大雄，既没有畏惧，也没有抱怨，视未来如过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
一一高尔泰：《寻找家园．面壁记》
“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说起高尔泰、李泽厚，说起他们的时代及其思所言，我尴尬地面对着要么漠然、要么困惑的眼光一一这些专名符号于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陌生。一个时代，就这样在一代人的迷惘中成为渐渐远去的背影。高尔泰、李泽厚所开创和代表的那个激情如炽的‘美学时代，就这么成为昨日春潮，苍茫夕照了吗?”胡继华二。。一年九月发表的名为“不该如此远去的背影”的文章，以这样的发问开头。在文末，作者再次关切地询问：“高尔泰，一个发誓不从俗流的人。在大洋彼岸的他，是否十分释怀，十分轻松，十分潇洒自由呢T”
在见到高尔泰前，我的脑中不断萦绕着同样的疑问。寻访高尔泰二。。三年初，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我和罗格斯大学数学教授、书法家黄一知，《多维时报》总主笔、作家高伐林，一起去寻访高尔泰。
车从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上下来，转向一条乡间小道，进入面积达一百一十万平方英亩的北美著名的『松林地』国家保护区(ThePinelands National Reserve)的北部。在面向海洋、背依森林的杉谷湖(CedarGlenLake)，那个在大西北的戈壁、黄沙、落日中的踽踽独行者，那个沉迷于思辨世界的哲人和宁折不屈的斗士，在这里深居简出，杜门谢客，几乎销声匿迹了。不少朋友曾力劝他搬到纽约去住，但他不肯，他说他喜欢山野。他对我们说，他不是耐得住寂寞，他是喜欢寂寞。传说中，高尔泰『像个农民』(北岛语)，这次见了，觉得是有点儿像。他衣着随便，言辞木讷，状貌粗犷结实，不大像学界中人。过肩的白发扎在脑后，黄一知建议他放下来，他说不行不行，放下来就像『东邪西毒』了。满堂大笑。
在思想上、艺术上是位大师，在生活中是个老顽童；性情直爽、畅快，甚至带几分天真；远离世俗，鄙视世故，视功名利禄如浮云一一这就是我认识的高尔泰。当代中国难得的奇人高尔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生，江苏高淳人，画家、美学家、教授。一九五七年因发表《论美》被划为右派，开除劳教。一九六二年起，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工作。因所着《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曾被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一九八九年被控涉嫌『六四』入狱，后与夫人浦小雨一起逃亡海外，于一九九三年来美。他的一生充满曲折。正如学者曲选在《美学家和批评家的高尔泰》一文中所说：『不幸铸就了他宁折不弯的性格，这性格又使他更加不幸，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备尝苦辛，是一个为社会所不容、为人们所不理解的孤独者……正是在这种不幸的氛围中，高尔泰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和批评家。』(《批评家》一九八七年第三卷第六期)在《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书中，赵士林集中论述了五^一一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高尔泰。他指出：『他们是中国美学大厦的主要建筑师。他们的主要观点，建构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高尔泰出国后，《中国时报周刊》采访了在美国的作家刘宾雁和在瑞典的理论家刘再复。刘宾雁说：『高尔泰是当代中国一个难得的奇人。无论就人格、才华和贡献而言，他都应该被列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前三名』。刘再复则说：『高尔泰才华横溢、性情正直，但是稍嫌极端。』北京大学《北大在线》网站的中国学术城开辟了专栏『高摘鼬钰粢判收集了一些高尔泰的照片、文章和有关评论。专栏制作者把以下几句话高悬在醒目位置：『高尔泰的美学一开始就是其命运的一叶孤帆，历史的风暴把它扫向了荒野，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在高尔泰著作几遭封杀的中国大陆，这一专栏为人们窥知高尔泰提供了一扇窗口。高尔泰的朋友和熟人则为我们了解他提供了一些细节。作家郑义、北明夫妇『潜逃』时曾经一度住在高尔泰家中。郑义在回忆文章《那些难忘的中国梦》中讲到他们临分别时的情景：『待我们绕到川师大门口，竟见高尔泰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追出大门外与我们遥相面对。此处门禁森严，耳目众多，我们不敢有所表示，只是定定相望，把这个大时代的感觉和相濡以沫的友情埋在心底。车开动的瞬间，高尔泰情不自禁地向我们高高挥手作别。我们也向他挥手。』
在国际佛学界很有影响的星云大师在公开发表的日记中提到高尔泰说：『他在青年时代颠沛流离，曾被关进劳改农场，但侥幸存活。虽然如此，他却非常感激命运。因为在他遍满创伤的躯体里，仍然留下一个不屈的灵魂，得以从旁观察和思考他所经历的人生过程。来自这种观察与思考的勇气与自尊，使他的生活过得充实而且丰满。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谁没有遭遇过艰辛困难T谁没有尝过挫折打击的滋味7但是，有几个人能像高尔泰先生这样豁达开朗，又心存感激呢?想必是有思想智能的人才能如此吧。』(《普门》杂志)高伐林此前曾经访问过高尔泰，他当时很有感触地写道：『避开政治漩涡，政治漩涡却屡屡将他吞噬；想远离尘世喧嚣，尘世喧嚣却往往挥之难去。然而，迭遭时代翻覆身世浮沉，却能童心未凿一派天真；受尽挫折频遇算计，却能葆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激情……他就是高尔泰。』朋友蔡士告诉我，高尔泰很有个性：不顺眼的记者上门也不接受采访，退进卧室，使小雨和记者十分尴尬；谈得来的朋友才赠送字画，名人求字画不应，还说『本来就没多少来往嘛』……
一位业余作者到伦敦回来后写了篇散文，高尔泰从朋友处看到后，兴奋地给朋友打电话，并且立即给素昧平生的作者写信说：『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好文章了。我相信，你有那样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不仅是伦敦的建筑，任何一个荒凉的海边小镇或者平凡的路边田野，在你的笔下都会透露出一股子土厚水深的历史感和沧桑感，无须辞藻的渲染，自然感人。……很愿煮同你做个朋友，欢迎你随时来访』。在异国寻找家园高尔泰夫妇初到美国时，举目无亲，身五分文。星云大师提议，请他们到西来寺蒙地可精舍去画百幅《禅话．禅画》，当时还有另一个机会，是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经过考量，他们选择了前者，这一初到美国的第一个选择，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他们生活的道路。
现在，被风涛追逐的一叶扁舟终于驶进平静的港湾，用曲选先生的话说，他终于有了『一张平静的书桌』，尽管是在异国的土地上。平静的生活使高尔泰得以潜心创作，成果甚丰。他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同时文论结集，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高尔泰文选』，第一部名为《美的抗争》(一九九五年，二三七页)，第二部名为《美的觉醒》(一九九七年，一九八页)。他的长篇著作《寻找家园》，第一卷《梦里家山》和第二卷《流沙堕简》，都已完成，共约三十万字。从一九九五年起，其部分章节在文学季刊《今天》上陆续发表，并被译成英、法、德、意、西班牙、荷兰等多种文字，获得热烈的反响和很高的评价。诗人北岛写道：卜…．他的文字炉火纯青，质朴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能』(《世界日报》一九九八年二月四日)。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写道：《寻找家园》『广受欢迎，在我手上，就传了好几个人。这样民间的流传不是任何一个权威的召唤，而是高尔泰作品本身的魅力』(关于高行健获奖给朋友的信))。文学评论家赵毅衡在二。。二年发表的《二。。一年的海外文学》一文中，特别提到：『此书将许多往事，细细穿插，一一道来。连本是惨绝无言的场景，也深情蕴结，推刚为柔。风度雍雍而令人心折』。评论家一平更说：『这些文字给予我们一种人性的力量』(《人性的家园》，《今天》一九九七年第三期)。
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作家议会』(International Parliament ofWriters)向高尔泰提供了为期两年的资助。该组织在世界多国三十五个城市设置了『庇护城市网』项目(NetworkofCityofAsylum)，用以资助优秀作家，保障他们进行自由创作。高尔泰成为拉斯维加斯市第一个资助的华裔艺术家，由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负责接待，使他得以专心从事创作和研究。高尔泰告诉我，他很快就要举家西迁，将在那里完成《寻找家园》的第三部。拉斯维加斯是著名的赌城，现代生活的海市蜃楼，弥漫万丈红尘。当年，高尔泰在中国西北的沙漠中，厮守的是千年石窟、壁画；不久他就要在北美的绿洲中，直面灯红酒绿、百变人生，在一片喧嚣中沉静思索一一这也许正应了一句古语：『大隐隐于市』。识之者谁耶一九九七年十月，纽约曼哈顿的日本画廊举办了高尔泰、浦小雨双人联展，这是该馆近百年历史上第二次为中国画家举办画展。一九九年四一六月，高尔泰夫妇再次应星云大师的邀请，前往台湾佛光山兰阳别院。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两人合力创作了一幅巨型壁画。这幅壁画高五点五米、长三十米，绘有神怪人物三百多身，走兽飞禽难以尽数，被台湾媒体誉为『宏伟壮观，如临佛国』，『速度之快，也显示出深厚的功力』。
纽瓦克博物馆将于四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三日举办展览《历史的笔墨：当代艺术家和中国传统》(A Brush with History：Contemporary Artists and Chinese Iradition)。展览的组织者、纽瓦克博物馆的卡门(n。Carmen Ramos)和周玮向我介绍，参加这次《历史的笔墨》展览的华裔艺术家有四位一一高尔泰、季云飞、张宏图和Nina Kuo，他们有的生于中国，有的生于美国，现均居住在美国。《历史的笔墨》的目的之一是向观众表明：背景各异的艺术家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如此钟情于中国传统。展览的说明介绍说：『四位艺术家风格各异：高尔泰沉醉于中国书法艺术的抽像，将敦煌艺术的传统和技法推陈出新；季云飞娴熟运用传统技法和形式来表现风云壮观的中国现当代史，张宏图和Nina Kuo则幽默地融通中国和西方的艺术素材，激励受众去探索各自文化的本质。』
在纽瓦克博物馆选中展出的高尔泰作品中，有一幅名为《北方的河》，画面苍凉寂寥：远山，近水，一叶扁舟……在画的左上角，高尔泰写有三、四百字的题辞，实际上是一篇小品文，融哲理于抒情，寓美学于历史，而结以『想当年，迁客一舸，白日依山，寥云接地，万里西风瀚海沙，感何如耶h此画用唐人笔法，忽得汉魏遗响，大音稀声，识之者谁耶7』画中有文，文中有画，味之余韵无穷。我想，当这幅作品悬挂在博物馆的展厅里，在众多的参观者中，也许不乏『识之者』吧h!隐有禅锋的答问趁他兴致好，我提了几个问题，他的回答别致有趣，照录于下。
问：你是画家，又是美学家。前者是造型艺术，后者是抽像思维，二者有何联系T
答：二者的联系，在于我的爱好。我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二者就联系起来了。就像黄一知，他喜欢数学又喜欢书法，二者就联系起来了。
问：读你的著作，我觉得你的观点，从『美是主观的』到『美是自由的象征』，无不独辟蹊径，与主流思潮格格不入。请问，它们是怎样影响了你的创作生涯T
答：谈不上创作生涯，我不过是随遇而安。当然也不是很安。性格就是命运嘛。
问：有种说法：从专制束缚之下来到自由世界，对于深受民族文化熏陶、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你是否有这种得失的感受?
答：很难说，这要看『天空』和『土地』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是从未拥有的东西，我想我不会感到失去。
问：你对中国艺术史、中国书画有深入研究，出国十年又接触了许多西方艺术，能否谈谈您的有关感触T
答：不同文化是不同的精神生态环境，生长不同的动物和植物，这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我只能听其自然，观其自然。
品味这些回答，亦庄亦谐，虚实中隐有禅锋。告别高尔泰时，已经是薄暮四围，而且飘起雪花。『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谈论着各自的感慨，我们竟然在乡野林间迷失了归路……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一一访前南京大学教授高尔泰先生
亚衣
高尔泰，中国大陆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美学家，长期从事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原为中华全国文艺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六四事件後被中共当局逮捕，一九九零年获释，现居美国。没有委屈感
亚：您是中国大陆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美学家，本刊不少读者想对您有进一步的了解，请您作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高：我幼时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度过，逃难期间随父亲学习中国书画。後来上学选择了美术专业，学了五年，由於也喜欢看书，喜欢空想，偶然搞起了美学，写了篇“论美”的文章，此文发表後闯下了大祸，这中间的曲折，说来话长。就不说了。
一九七八年我获得“平反”後，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美学，後来又在兰州大学哲学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九八九年受聘到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美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事件後，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将我逮捕，投入南京娃娃桥监狱，後转入成都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一九九零年出狱梭国家教委继续迫害我，不许我回南京大学教书，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甚至当面责问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和党委书记韩星臣“你们为什么对高尔泰那么感兴趣?”我走投无路，只好逃离中国大陆。
亚：您所说的“闯下大祸”，是不是指在五十年代的“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遭受过的不公平的待遇?那时您还很年轻呀!
高：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时，我还是江苏师范学院美术系的毕业班学生。那时的运动是和肃反运动连在一起的，运动的口号是“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当时校园内气氛之紧张，实际上超过了後来的“反右”运动。白天可以听到老师们开斗争会的吼声，晚上到处有人巡逻。学校中有人自杀，有人被捕。当局还在学生中进行了清查。我们班一共三十二人，有五人被清查，是杜吾一、葛志远、张文时、唐素琴和我。班上的党团员是审查者，他们组织斗争会和整理材料。我当时被审查的原因是“说怪话”。後来学院的党委书记杨巩看了我的材料，说我是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责令停止对我审查。但是材料已经记入了档案。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我因为“论美”的文章遭到批判，以前的材料又被翻了出来，一起算帐，被打成右派。前面说的反胡风时我们班上被审查的五个人，此时全部被打成右派。两个人被开除公职，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其中一个就是我。
至於你说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个“公平”与“不公平”就要看以什么为参考系了。在我被“劳教”的那个农场，许多人都是莫名其妙被送进来的。有的只是为了一点小事，比如不服从分配，骂了领导，或者坚持要回家乡等等，後来这些人都死在那里了。这个农场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死了。而我毕竟还是有“反动言论”的“前科”的，文章又在全国各地的报刊被批判过，同周围的人比，我不算冤枉；我父亲是右派，死於劳改工地，姐姐是右派，受尽折磨，同他们相比，我受到的也是“正常”待遇；还有无数拥护党的农民饿死了，同他们相比，我觉得更是无话可说。我总感到是在敌人的统治之下，所以毫无委屈之感。只有对自己人来说，才存在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这个感觉。
亚：为什么“论美”这样一篇谈“美”和“美感”的文章，会惹出如此大祸呢?
高：你说是谈“美”和“美感”，人家说是谈政治，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且他们有能力根据他们的看法对你采取行动，你有什么办法?人应当是什么
亚：从六十年代开始，您曾经在敦煌研究所对佛学和中国美术史作过长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您有什么感受?
高：我在一九六二年离开了劳教农场，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一九七二年离开，前後有十年。为了研究和临摹敦煌壁画，有必要了解以往中原和西域美术的关系，同时我也查阅了不少佛教经典，从此对佛学多了一份亲近感。我在敦煌期间写了十几篇文章，谈佛学和艺术的有两篇，其余都是谈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文革中全部被抄去，成了我的罪证。
敦煌是沙漠里的一个小小的绿洲，与世隔绝，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世外桃源，不料运动一来更加恐怖，知识份子整知识份子，比工农干部要凶狠得多。“文化革命”开始後，我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被打成“黑帮分子”，受到批判斗争，在所内“监督劳动”。妻子湔妻)下放农村，不堪折磨，死在那里。一九七二年，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至一九七六年。不过这些经验也加深了我对异化的理解。异化复归於自我的标志是对自由的体验。顺这一条思路走下去，又可以走到佛学与美学的境界。佛学不等於佛教，佛学是无神论，也是一种美学，具有反异化的性质。
亚：说起异化和人道主义，这正是我要问您的问题。七十年代後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您曾经就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论文。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高：还得从我待过的劳教农场说起。在那个农场里，什么人都有。有科学家，艺术家，医生，高级军官，大学校长，农民和目不识丁的流氓、小偷。所有这些出身、经历、职业和文化教养天差地别的人，在同一死亡线上，表现却完全相同。後来这些人都死了。我作为幸存者，不免常常想到“人是什么”和“人应当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开始关心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写了些这方面的文章。第一批文章是六十年代在敦煌写的，文革中失去了。第二批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写於北京。一九七八年发表了一篇“异化辩义”，七九年发表了一篇“异化现象近观”，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的。《未定稿》的主编林韦还因为发表此文和另外两篇文章而被撒了职，代替他的是社科院政治部主任李彦。异化理论是人道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在中国大陆理论界一直是个禁区。改革开放後有人开始研究它，其政治敏感度急剧升高，中共中央甚至把它写进十二大文件，和“刑事犯罪”、“封建迷信”相提并论，一起成为“清除精神污染”的对象。一九八三年的“清污”运动是和“严打”连在一起的。那时我已经被赶出北京，来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被勒令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停止发表文章和出书，无法待下去了，於是逃到四川。
亚：这样说来，您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的重视主要是从自身的体念中得来，而不是从某种理论思索上的矛盾所导致的。不过，“异化”本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您的文章被认为涉及政治，并因此受到迫害。您在文章中是如何涉及政治的呢?
高：任何较深刻的政治理论，都有其哲学前提。二者有时很难分清。在一九七九年的“异化现象近观”一文中，我提出了“民主是生产力”的主张，我认为民主是生产力。我在文章中指出，一个国家，如果要求於其成员的仅仅是盲目服从和执行指示的能力，这个国家的进步也就停止了，这样的国家必然一天天腐败下去。如果把人的无限丰富的需要压缩到动物的单一的需要，把人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压缩到机器的单一的可能性，等於用蚂蚁的两根简单的神经索宋代替人类复杂的大脑，等於限定人类只能拿出亿万分之一的动力来前进。且不论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多么的野蛮和残暴，单从经济上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能源浪费。因为它无形中消灭了无数推动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中心，而相反地把它转化为历史的惰性。我认为这是办不到的。我当时指出，“要把无数活人纳入一个机械模式之中，即使依靠长期的武力管制，也完全没有可能。…用高压政策来增加生产是不可能的，为了解放生产力，首先必须解放人，发扬民主”。我同时还指出，民主问题不仅是一个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问题，也是发展生产力的目标。这一观点，同我的“人是目的”这一人道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所以七年後，我在一九八六年发表的论人道主义的文章又提到了这同一个问题。我说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一致的。对於生产力来说，每一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都是一个动力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自由”等政治哲学概念也都获得了经济学的内容，它们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是基础一一生产力。解放这个生产力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美是自由的象征
亚：在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中，您另树一帜；您可不可以说一说您的理论与蔡仪、朱光潜、李泽厚等学派有什么基本原则上的不同?
高：你所提到的三位先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之间的分歧来自对同一前提一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的解释和应用，他们之间的争论也就是谁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蔡仪讲美是客观的，李泽厚也讲美是客观的，其客观性是和社会性相统一的，他常以毛主席诗词和五星红旗为例，来说明“美的社会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与之相反，我强调美的主观性，主张“美是主观的”、“美和美感有同一性”。我认为愈是有社会性的东西，愈是有不同的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所以美是因人、因事、因地而异的。在我後来的研究中，我把“美”的问题和“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提出了“美是自由的象征”这一观点。“美的主观性”这一命题，也发展为“审美的主体性”这一命題。并且我认为，美不仅是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自然现象。我在美学研究中引入了现代物理学的概念“熵”。我强调熵定律可以说明许多美学问题。美的根源不仅在人类历史中，还应该追溯到生命的本源。在我的《论美》、《美是自由的象征》两部著作中，除论证美是自由的象征以外，我一再强调美学不仅是科学，不仅具有描述性；美学作为意义体系和人文精神的总和，同时亦具有规范性，所以美学也是哲学的内隐框架。到八十年代後期，各种观点有相互靠拢的趋势。我想如果中国当代美学值得後人认真研究，将来总会有人发现，究竟是谁靠拢了谁。
亚：您说上面三位美学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记得其中有人历来被批评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朱光潜先生，他主张“美”是客观的，也主观的，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高：问题在於本人怎么想，而不在於别人怎么说。朱先生学识渊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比别人精深。他的文章也一再强调自己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至於别人怎样说他那是另一个问题。蔡仪和李泽厚都互相指责对方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要以别人的说法为准，那么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邓小平甚至布哈林、托洛斯基、列宁、斯大林都被人批评为“反马克思”主义，其中究竟谁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那是历史课题，要在另一个范围内去研究了。
亚：有些评论家认为您的美学理论与思想启蒙、政治批判关系紧密，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高：我关於“美”的思想同我关於“人”的思想一样，都根植於我的人生体验，是从我的生命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做学问做出来的。美的问题和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常常联系起来思考，觉得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美的主体性就是人的主体性。讲美是自由的象征，讲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统一是美的形式原则，讲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的一致性，听起来都象是在反抗奴役呼求自由，这不是有意附会，而是真理与现实之间的内在的固有的矛盾所形成的张力结构相同。我历来强调，人的审美本性有追求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的特征，因而必然地要和那种强行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力量发生冲突。正因为如此，美的追求和人的解放具有一致性，艺术创作具有叛逆精神、反抗性格和开拓新的思维空间的特性。也许这就是有些学者认为我的美学研究具有思想启蒙和政治批判的性质的原因吧。当然这也是我的美学观点常常受到左派猛烈攻击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唤起工农
亚：一九八八年，您曾经就中国的政治问题与温元凯作过一次对话，那时您主要提出了那些引起争议的观点?
高：那时我在成都。温元凯到成都考察，约我到都江堰作了一次长谈。那时他刚和严家其作了一次对话，发表後送了一分给我，要听听我的意见。我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对话谈了些自己的看法。我质疑现政府的合法性，主张修改宪法，要求建立多党民主制，实行私有制经济等等，这些都被人认为过於激进。我认为中国的进步，除了依靠中产阶级的形成，还需要有组织的工人和独立的农民。没有这三者和三者的一致，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化，也谈不上市场经济的真正确立。所以我主张变与领导人对话为与工农对话，唤起工农。
亚：在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是您在学术上活跃的一个时期，能不能说一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您的主要活动和著作?
高：不知从和说起。就说一点吧。我写文学评论，始於八十年代中期。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我被剥夺了在哲学系讲课的权利，开始写文学评论。我写文学评论是因为看了丛维熙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感到他在宣传爱国主义的时候，把祖国和政权混为一谈了。我写了篇文章他，我说爱祖国和爱党不是一回事。拥护某个政权不等於爱国。当时作家们这方面观念很模糊。白桦说：你爱祖国，但祖国爱你吗，”仍然是混淆了祖国与政权。从批评这种现象开始，我写了一系列文学批评。有人指责我的文学批评是“社会学的批评”，於是我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为社会学的评论辩护，从而一度卷入文学争论。
亚：我记得您还担任过一些丛书、丛刊的主编，也作过不少讲演。
高：一九八六年我担任《大时代》丛书主编，原来我对该丛书抱有极大的期望。我计划凡是“解放”後一些重要年代，都出一本书》书名如《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三年》、《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三年》。连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史。组稿後刚同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就碰上了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计划被迫中断。一九八八年《新启蒙》丛刊出版，王元化任主编我和王若水任副主编，由於中宣部和公安部强行干预，该丛刊在出至第四期时也被迫停刊。至於讲演，这是教师的本分，不值得提。那几年邀请的单位较多，所以讲得也多些。後来当局不许讲了，我就不讲了。
亚：一九八六年您被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却被当局关进了监狱，这是怎么一回事?
高：授予我称号的是科委，看管和修理我的是教委，逮捕我的是公安部门，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所以党对付我们是很方便很自由的。一九八六年他们甚至还事先不征求我的同意给了我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我拒绝了。也是政协委员的四川大学教务长唐正序在政协会上骂我“不识抬举”。我被捕以後，此人甚至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理由，拒绝为我的研究生组织毕业论文的答辩。我出狱後，还有人批评公安部门右倾，对我手软。这种情况，在中国知识份子中很普遍，中国人对此都很了解，自由世界的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亚：联系到您前面所说的“知识份子整知识份子，比工农干部要凶狠得多”，您是如何解释这种大家“都很了解”的现象的?
高：这是制度的产物，象俄罗斯那样的伟大民族，文化土厚水深，也出现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李森科。这不是偶然的。绘画与命运
亚：许多人知道您在文学批评和美学方面的成就，但是不太了解您同时还是一位画
家。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绘画生涯。
高：我从小爱画水墨画，上大学也是选的美术专业，学的是油画。梭来到敦煌，工作是，脑摹壁画，摹本曾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我的妻子浦小雨曾经在首都博物馆十年，从事古画临摹，也算是同行。所以出国以後我们就卖画为生。一九五九年，我还被关在夹边沟劳教农场的时候，被带到兰州，为“十年成就展览馆”的大厅画画，得以幸存。所以我常说，画画救了我的一条命。现在我们又靠画画生活，画和我们有不解的缘分。我们都喜欢大自然，喜欢单纯，喜欢诗。由於画，我们得以亲近这些，这也是一种幸运，我们感激命运。
亚：在离开中国大陆以後，您在香港与您的夫人浦小雨老师还办过一个画展?
高：一九九三年我们来到香港，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了“中国梦”画展，是想用画笔表达反抗专制暴政、追求自由的意志。
亚：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和浦老师现在的创作和研究情况，
高：谈不上创作和研究，拼搏求存，自食其力而已。
亚：不少人知道您是一位多才多艺者，您还写过不少小说，有的作品还传到了国外。
高：写小说是偶一为之，数量很少。不提也罢。不同鳄鱼妥协
亚：去年《中时周刊》发表了您的同行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的关於中国当代政治的对话录摘要，对此您的意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