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37/41页


  我因此迟了好几个月,才知道苏联东欧发生变化。那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二十五、 又见腊梅
  从一九八九年九月初到一九九零年春节前夕,我在监牢里蹲了一百三十八天。
  最后一次审讯,是在大除夕前三天。审讯员李奇明,记录员郑伟。
  李告诉我,他们将争取让我回家过春节。但是这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说说而己。
  大除夕,陈波来,通知我已被释放,让我收拾收拾,准备出狱。
  他找了一个会理发的犯人,给我理了发,刮了胡子。这是他个人的好意。但小雨很遗憾,她本想给我照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囚犯照片,留作他日的纪念。一百三十八天没刮胡子的脸是个什么样子,我没法知道。看地上一大堆黑白相间长长短短的狗毛,很吃惊。
  同大家握别后,他带我走出监房,回头又锁上了门。
  这个动作,让我心里一紧。
  四川I师范大学保卫处处长帅希望(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平时只管治安,尽可能不问政治),开了一辆车来接我,说是书记袁正才和校长工钧能让他来的。郑伟陪同我到办公室,取回了被扣留的全部信件书籍物品。
  李奇明说他也去学校,见一下小雨。郑伟跟着他,四个人一同上了车,李的驾驶员开着他的空车,跟在后面。
  郑伟在前座回过头来,用脸指了一下李奇明,给我说,这是我们的领导,省公安厅二处的处长,周旋了那么长的曰月,我竟然一直没有看出,这个人是办案警察们的领导。
  帅希望说,李处长在文革的时候、坐了十年大牢,吃的苦可大啦!要不然,哪里还是个厅级处长。李没说话,忧郁地看着脚下,如同在审讯我时那样.
  车子一直开到雨舍跟前,小雨在门前等着,拿着一大把腊梅。这花,我小时候很熟悉, 自从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年没有见过。
  李奇明下车后,同她握手,指着我,给她说:“我把他好好的交给你了啊。”原来他要见一下小雨,就是为了,说这么一句话。二十六、 如是我闻出狱后,从各个方面听到的一切,使我十分吃惊。
  来自文化教育界的告密材料多加牛毛。反而是警察们的客观调查,排除了大量不实的指控。
  南大校长曲钦岳先生曾就我被捕一事,向江苏省委抗议。省委的回答是,他们不知道这事。但四川I省委的朋友告诉我,直到要放我的那天,省委书记顾金池还打电话给省公安厅,叫等一等,说他已向上请示,等有了回话再说。省公安厅回答说,已经放了,要是不行,可以再抓回来。
  小雨也曾在南大校园,见过那个穿便衣戴墨镜的家伙。我被绑架的那天她也被带走,刚被释放回家,那人就带着几个警察来搜查,让她在“搜查证”上签字。她告诉他,高尔泰是个病人,需要照顾。他讥讽地说:看来,你还挺同情他的吗?小雨说,为什么不?要是你坐了牢,你太太不同情你吗?
  他断然说,她不会的!话一出,似乎自觉不妥,忽然尴尬起来。
  小雨感到奇怪,这种东西,居然还会尴尬。
  罗兴雁参加搜查、发现了那本装满了小字纸的照片簿。是我五十年代被劳动教养时偷偷写下的记录。字极细小,他辨认了一会儿,低声对小雨说,这对你们,很重要是吧?
  几十年来,我为保存隐藏这些记录,付出的精力和承担的风险比写它们还大。在北京三年,是小雨替我保管。有多要紧,她和我同样知道。面对警察,不知怎么说。
  这时戴墨镜的过来了,罗把它丢到已看过的东西一边。
  他们把要带走的东西,登了记,分别装进了印着“南京市刑警大队物证袋”的牛皮纸口袋。有个清单,让小雨签字。
  小字纸照片簿不在其中。为防可能有的第二次搜查,小雨听从系主任许志英的劝告,把它寄存在中文系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直到我出狱。
  没有它,我就写不出《寻找家园》中的许多篇章。
  小雨常说“警察也是人”。这使得她在同他们打交道时,不像我那样一再错位。当马丁寿给她说,“有落井下石的么,也有下井救人的么”。她立即就听懂了。这话,饱经风霜的老狼如我是听不懂的,必以为这里面隐藏着什么陷阱,一听到就要叫自己小心。
  事实上,如果他们真要怎么样我,再容易不过了:权力是天赋的,材料是现成的。无须拐弯抹角,更无须我这个土脑子所能想象得出来的那些下策。之所以有所不为,是因为马、熊、猩猩和猫头鹰们,都有一颗真正的人的心。
  去国十几年,与不同语言、肤色、异俗殊风的各国人等交往,最深的一个体验,就是人性的善恶。人这个物种的个体差异,和种族文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知识技能、社会制度和职业身份都没有关系。对于那些承担着制度的罪恶,戴着刑具的脸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减少无辜者的痛苦,而又不为外界所知,甚至不为受益人所知的人们,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一直很想,不仅代表我和我的家人,也代表无数在绝境中因他们的看不见的、困难的和危险的努力而减轻了伤害的人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
  只因为怕我的感谢,反而会给他们造成麻烦,沉默至今。忽忽十五年就过去了。文中提到的诸位,该都已告老还乡,安全了吧?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头发也已经白了。但是每想起那些遥远的往事,仍然强烈地感到,那种对话的错位、那种人与入之间的隔膜之中,有一份深深的悲哀在。原载2005年《今天》杂志第二期(总第69期)雨舍纪事
  我是一株无根的转蓬,钩留在大西北,将近三十年。那些连绵不断的雪山,日夜浩荡的河声,辽阔戈壁上若有若无的羊肠小道;那些在一往无垠的朔风中不息地摇弋的高高白杨,和薄暮时分荒寒山村里凝聚着畜粪气息的炊烟……于我都
  有了一份乡情。当转蓬又开始滚动,不禁频频回首,如同离乡背井。
  内地有几个学校要我,想先去看看再说。拟取道成都,经津、京、宁、沪,南下汕头。汕头大学副校长李时岳先生一连给我写了三封信,邀我到那里主持一个美学研究室。听说那边的政治气氛宽松得多,我很动心。梦想着有一个临海的阳台,几扇临海的窗。夜深入静时分,听水和石的交响。
  上路第一站,是四川I成都,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城市。残留着许多古城的韵味,语音兼有北方的厚重和南方的清圆。街头巷尾茶馆很多,家家满座,一股子休闲的气氛。似乎生活的节奏,比其它城市缓慢。同人们交谈,常感到地灵人杰。有时你会发现,一个期期艾艾的小青年,理论素质之好,超过不少京畿沿海的文化明星。有时你会发现,一个吊而郎当的家伙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着一首好诗,掷地有金石之声……。
  可以栖身之处,有两个:四川I大学和四川I师范大学。前者和兰大一样,在市中心。“全国重点”,经费足资料多,交通生活都方便。但出门人挤入,日夜市声喧,我怕。后者是省属学校。房舍陈旧,设备简陋。但位在城外山上,长郊绿无涯,有一种古典的宁静,我喜欢。
  川I师中文系主任苏?先生,校长工钧能先生,和校党委书记袁正才先生都劝我留下。他们说,现在户口制度是硬的,要是本单位卡住粮食工资人事档案,谁都难办。你既然喜欢这里,就让我们先试试。办不成,再去汕头不迟。办成了想走,我们不卡你,算是帮你搭了个桥。言辞恳切,也在理,我感谢地接受了。
  学校在请示省委以后,派了两位老师,万光治老师和邓元宣老师,持外调证明到兰大看我的档案,趁机把它偷了过来。这种事,连我都觉得匪夷所思,一贯保守的兰大党委,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但是隔着省,川I师大不响应,他们也没法,只能通过甘肃省委同四川I省委交涉。结果是,兰大答应放我。为防节外生枝,学校派周治虎老师代替我回去办手续和接孩子。不久周老师就把高林带来了。稍后书籍和行李也都运抵。
  此事如此顺利,得力于四川I省委的支持。但因此我的逃避政治之行,又被涂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刚安顿下来,省委书记冯元蔚和副省长韩邦彦两个,前呼后拥,到师大来看我。说,欢迎到四川I来。说,有什么解决不了,找我们就是了。据说自师大建校以来,他们谁都没有来过。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说明他们不过是演戏(正如甘肃演坚持原则,他们是演改革开放,后台不同之故。),把我当作道具,我还真的以为,可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呢。
  学校在刚落成的家属楼里,给了个四室一厅的单元。与邻楼很近,窗子对窗子。看电视炒菜,声味与共。在苏?先生的帮助下,我用它换了一套山坡最高处年久失修、三室一厅的老屋。虫蚀木,如石鼓文,雨漏墙,若抽象画。但有六个大窗,窗外便是山野。朝暾夕照,霁色晴光,气象万千。我得之,很庆幸。但校园里议论纷纷,说我怪。有人写了篇《教授学雷锋》,说我是“哪里困难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偶然见报,哭笑不得。
  苏?老师说,可以理解。你越是和人家不同,人家就越是盯着你。和大家一样,就没人管了。人管人的文化,是产生大一统主义的温床。
  搬家后一直很忙。除了教书,有写不完的东西要写。高林在师大附中插班,进度比甘肃快,日夜赶功课。屋里一直很乱,风过处,一地的书籍纸张翻飞。直到和小雨结婚,她从首都博物馆调来我校艺术系教书,一同粉刷了墙壁,油漆了地板门窗,购置了必要的家具。书上架,帘上窗,才象个家了。
  妻名小雨,成都又多雨,家因名雨舍。雨舍地界,不限四壁。当窗的老树,原始的山野,带着云影霞光和草木气息的风,没有电灯的夜景,不掺杂着噪音的雨声,和若有若无的淡蓝色的地平线……都是我们极为宝贵的财富。
  除了初到敦煌的三年以外,这是我一生中最安定也较顺利的时期。上面给了我一个叫做“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的头衔。是全国统一的政策,各省都有几个名额。就像五七年分配坏角色,这次是分配好角色。好角色有好角色的待遇:涨两级工资,“以资奖励”,外加当“政协委员”。我得之,如同中彩。
  可惜我演不好这个角色。听说在政协会上,有人(川I大教务长唐正序)因我不去政协,骂我“不识抬举”,预言我“没好下场”。骂对了,也预言对了。渐渐地,麻烦来了:巴蜀书社出《高尔泰文选》出不来,哈佛邀我讲学出不去,甚至南开录取高林也被取消……直到后来的捉、放一场,都莫明其妙。
  关键是莫名其妙:都没有人说明理由,也没有人承担责任。
  经历过太多的大张旗鼓,觉得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很奇怪:权力无限的他们,怎么还用得着鬼祟?其实新中国的三个时间板块,无非也就是三场游戏。“十七年”玩替天(历史的必然)行道,文革时期玩无法无天,“新时期”呢,玩的就是鬼鬼祟祟了。到我想到这一层的时候,鬼祟已渗透到整个社会。权钱色交易成了平常买卖,假酒假药像假历史一样的泛滥。
  与鬼祟并行的是冷漠。一大群入围观一个流氓杀人而无一人出来制止的事,报上屡见。与之相应,文化界也出现了各种各样对于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辛辣嘲笑:“天下是你家的吗?”“连自己都救不了,说什么救世?”……我不认同,发表了《看客的文学》等十几篇持不同看法的文章,概无回应,全没入冷漠的海洋。
  小屋如孤舟,蒙蒙水云里。
  在普遍冷漠的背景之上,爆发了震撼全球的八九民运。这是中国人到底还有血性的证明。我很振奋,但是又没跟上。川I师大虽在郊区,也突然热闹起来。许多精明实际或玩世不恭的青年,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理想主义者。许多平时谨小慎微唯党是从的老教授,也都纷纷签名上书和学生一起进城游行。来势之猛之盛,大有谁不参加谁就是懦夫甚至奴才的势头,形成另一种强大压力。
  我向来怕潮流,怕到人多的地方去。压力愈大,我愈躲。来找的人很多,都说他们感到奇怪,怎么一贯偏激的我,关键时刻不说话了?说校园里有大字报要求我“站出来”,该去看看。我没去,说,没人说话的时候我说几句,现在大家都在说了,我就不凑那个热闹了吧。
  反应迟钝,和个性有关,也和思想问题有关。八七年方励之先生来访,八八年温元凯先生来访,都说我落伍了。老朋友刘宾雁海外来鸿,提到费尔巴哈因久居乡村而落后于时代,也是同一种批评。不论和什么有关,总之我因此,同一场伟大的历史运动擦身而过。
  由于记者们的安排,与温元凯有一场公开对话。我说你同严家其的对话是向上喊话,没用,我只向无权者说话。他说他们是要确立宪法的权威,变人治为法治。我说有保护统治者的宪法,也有保护被统治者的宪法,有能操作的宪法,也有不能操作(用一些条款取消另一些条款)的宪法,不能混为一谈。他说修宪得小步走,跑太快会翻车。我说人在车上,一步都走不动。他说这次七届人大公开报导有反对票,就是前进了一小步。我说不,就象民主党派是老装饰,反对票是新装饰,它只能赋予非法地给定的“表决”结果,以一种比“一千票对零票”更为合法的外貌。他说起码一千九百万私营企业家的出现,有助于形成民间社会。我说所谓民间社会须能独立于国家,没有独立的工会和独立的农民组织,只有与体制共生、利用双轨制经济的漏洞和官员的腐败巧取钱财的一群,何来民间社会?……
  谁是谁非,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我因此,从一个宏观的政治背景上剥离了出来。仅仅由于对王元化先生个人的尊敬,参加了两期《新启蒙》的编辑。仅仅由于同萧雪慧女士个人的情谊,和小雨、高林一起,到她家参加了一次成都各高校部分青年教师的会议。在会上,我对大家唯一的劝告,是要吸取缅甸的教训。那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带着亚细亚的特点。
  “六四”的屠杀,我丝毫也没有感到意外。它能震惊世界,只不过是因为它发生在历史舞台上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在小小舞台之外广大的黑暗深处,四十年来无声无息的大小屠杀从未间断。我没有预见能力,但我来自那黑暗深处。仅凭直觉,就知道它会发生。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想到,置身事外的我,会被抓进监狱(见《铁窗白曰》)。四
  入狱前,毫无预感。只觉得周围鬼祟的气氛越来越浓。这个,我不在乎,没法子在乎。但雨舍周围自然环境的破坏,我在乎。
  随着城乡经济的迅猛发展,短短几年间,从市区穿过田野通到师大的公路,都快变成街道了。校园四周,也冒出了越来越多的人家。很快地就有人在雨舍附近丈量土地,钉下写着数字的木桩。远处拖拉机和推土机的轰鸣越来越近,包围圈收缩得越来越快。我和小雨,都想换个地方。
  不计较工作的性质,能生活就行。不计较学校的大小,能教书就行。选择的条件只有两个,安全,风景好。打听过峨眉山下的乐山师专、洞庭湖边的岳阳师专、和九寨沟里的阿坝师专,以及卧龙山中的自然保护区(能当守林人吗?)。想象在那些地方工作,人事必定稀少。还想过待高林上了大学,到某个深山古庙里去当文物保管员。我曾在敦煌十年,小雨曾在首都博物馆十年,熟悉那套业务,也喜欢那些东西。
  先后跟着两个学生,分别去了一趟丹景山和青城山。
  听说丹景山上,曾有一座千年古寺。毁于文革,正在重建。方丈济尘法师年逾九十,是著名的高僧。那真是崇山峻岭。不过随着人口爆炸,它已被农村包围,山下村落繁密。山门前有一个彭县人民政府的“园林管理处”。处长是复员军人,带着我们看山。浩荡山风里,指给我们看这里那里石头上新刻的字,“通幽”、“旷观”之类,都有门或窗那么大,十分触目。他说,都是“名人题字”。县上要在这里开发旅游点,正在进行文化建设。
  回到管理处,拿出特大斗笔,要我也写了两个,说是要刻在某处。充当“名人”完毕,我要求拜谒济尘法师。他说没问题,说着就派人去叫。我说别别别,人家是长老呢。他说没问题,老头子能跑。我说别别别,我们去就是了。于是一同上山。山上是工地。新庙即将落成,钢筋水泥廊柱,不复丛林风貌。长老自工地出,手上有石灰和泥土,鞋袜和灰色僧服上也有。合掌相迎,动静有古风。
  一起到工棚坐下,他擦汗毕,用草帽扇风。处长说,来,同客人照个相。刚摆好姿势,处长说,呔,穿上袈裟照呀。我挡住长老,说别别别,就这样,这样很好。长老站定,看了看处长。处长说,去,快去穿呀。长老匆匆而去,处长说,你们看,象个九十多岁的人么?又说,他会气功,可以发气弄弯竹子,等会儿我叫他表演给你们看看。我说别别别,算了算了。
  青城山在都江堰,相传汉末张道陵创道教于此。山有道观,幸免劫火。建筑群落高下有致,依崇山,临奔河,人工自然浑然一体,旋律感很强。主殿堂为木结构,重檐九脊。斗拱钩心,飞檐斗角,雄伟壮观。屋顶有庑殿、卷棚、息山、硬山、悬山、攒尖多种,脊上皆塑有鸱吻、天马、仙鱼、麒麟之类,光怪陆离。我和小雨远望近观,叹为观止。惜乎地近成都,白天游人如织,无复方外清寂。道长包志清,是赫赫有名的全真重镇,也九十多岁了。长身白眉,黑巾黑袍,茶室对饮,清气袭人。我说庙好。他摇头,说庙是空的。干部们大的大拿,小的小拿,连文革都没弄掉的东西,现在也没了。他说庙是出家人的家,如果让出家人自己管,东西拿来拿去都在家里,想丢也丢不了。他一再上书,要求政府归还庙产,没人答理。领导上陪外国人来参观,当面对他很恭敬,外国人一走就训他,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殿没扫净,都是丢了党和国家的脸……。
  说着门帘子一掀,进来个中年男人,风衣披在肩上,如同样板戏里的杨子荣。握手说欢迎。道长说,这是我们领导。我问领导,是统战部的吗?他说不是,是文教局的,文物处处长某某某。见我不解,补充说,统战部宗教处管人,我们管庙….庙是个文物嘛。
  打发了道长,他带我们去养颐殿吃饭,席上说,他原先在县剧团演杨子荣,剧团解散后到文物处。顺便收集了一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真文物,想请我们到灌县城里他家看看,帮筛拣一下。他说他有个很“前卫”的想法,将来要建立一个私人博物馆……。
  我们虽迟钝,到底还是明白了。真要当上文物保管员,顶头上司就是这些人。高僧大德有人管,看山护林更有人管。教书也一样,偏僻处学校闭塞,更不安全。往那些地方去,等于朝口袋的底部躜。还不如京畿沿海一带比较开放的地区,大城市名牌大学,信息流通、众目睽睽、当权者鬼祟起来不那么方便的地方,反而安全些。
  正好南京大学副教授赵宪章来访,说南大中文系要设立文艺美学博士点,需要一个博士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南大管文科的副校长董健,和中文系系主任许志英都希望我能去担任,问我可愿意。
  南大在市中心,没有自然风景。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和小雨商量,还是安全第一。决定接受。
  在收到董健先生和许志英先生的正式邀请信以后,我向苏?先生、王钧能先生和袁正才先生请辞。在川师五年,备受保护。当我被非法剥夺了出国讲学的权利时,他们都全力帮我争取。事虽不成,好意铭心。提出要走,我很抱歉。他们表示理解,还说要是那边也这样,欢迎你再回来。
  不久,南大派了赵宪章和校人事处处长樊道恒两个,来帮我们办手续和搬家。我们一家三口,从此告别了雨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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