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7/41页
坐着坐着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风在屋外狂吼，摇撼着紧闭的门窗。墙和屋顶之间有许多缝隙，喧嚣中还可以听见。从四面八方飞进来的砂石，落在肩上沙沙地响。我们冷、饿、疲劳。皮肤像糊上一层浆糊，干了，巴得难受。耳朵鼻子牙齿缝里塞满沙土，又干又胀。虱子怕冷，都离开冰凉的衣服，到干燥的皮肤上来爬，浑身奇痒难熬。不得不时时扭动身体，使衣服和皮肤互相摩擦，干扰它们的行动。置身在蠕动不止的泥塑群中，我一阵阵感到恐怖。
坐着坐着坐着。脑中没了思想。我生平第一次，发现了时间的硬度。时间作为我的生命的要素，或者我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变成了我的对立面。像一堵石砌的大墙，用它的阴冷、潮湿、滑溜溜的沉重。紧紧地砥着我的鼻尖，我的额头和我的胸膛。
风暴过去以后很久，这个感觉还长久地留在心中。注：此文首发于《今天》一九九六年第四期，原名《风之味》，与花塘版差别较大，此处用花城版。
安兆俊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我们新添墩分场四个大队全体人犯，天不亮起来。摸黑吃饭，带着碗筷，沿着新筑的车路，拖拖迷迷走了两、三个钟头，到达场本部所在地夹边沟，参加庆祝国庆大会。
夹边沟农场，位在甘肃酒泉东北方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边是戈壁滩，一边是沙漠，满目荒凉。沙漠与戈壁之间，是一大片盐碱地。稀稀拉拉长着一些芦草，焉不拉叽。低洼处浸泡着茶色的死水，高处鼓满白色的碱包，一踩一个坑。有一处地势较高，土地也较坚实，被风吹得光秃秃的。农场建筑就坐落在那上面。建筑的那边，是一片农田，也就是改造过的盐碱地。土质虚松，有些打好的地埂子被风吹没了，有些挖好的沟渠被沙填平了，作物长势不是很好。再过去又是荒原。荒原那边，天气清朗的时候，可以看到地干线上一发颠连不断的雪山，那是祁连山。兰新铁路从山下经过，望不见，但于顺风时，隐约可以听到火车汽笛的声音，微如飞蚊。
夹边沟农场，原先是监狱劳改农场，始建于一九五四年。这些地，都是当年的犯人开垦出来的。一九五七年，劳改农场改为劳教农场，集中关押未经法院判决、由各单位直接送来的、因而也没有刑期的。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仍归甘肃省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管辖。没有使用武装警察，由文职公安(管教干部)治理。原有的监狱设施不用了，但未拆除。大墙方正巍峨，四角岗楼耸峙。孤零零兀立在荒漠中，如古城堡。远望诗意盎然，近看画味十足。
原有的监房，只能容纳一千多人。五七年十月以后，人犯剧增，挤到两干多人(全是男性。官方数字是两干四百人)，再也容纳不下。又在农场西北八公里以外，设立了一个分场一一新添墩作业站。分场没有围墙只十几搏低矮的土坯房。场本部的劳动队种地，叫农业队。分场的劳动队。搞新农场的基本建设：造房子，开荒，挖捧碱沟。改造盐碱地，使之可以耕种，叫基建队。基建队一千多人，也都全是男性，分为四个大队，这次全都来了。
女右派的集中地，也在酒泉境内，但离我们很远，汽车要走一整天，叫安西农场。和我同一小队的两个右派的妻子， 《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的妻子和风呜(也是该报编辑)；兰丹[大学校长陈时伟的妻子左宗祀(兰大化学系系主任)。都关押在那边。后来王景超和陈时伟死在夹边沟农场。和风呜得以生还，我到兰州后，曾经见过她。她说，安西农场也死了不少人。
我们到达时，墙外面临时搭成的司令台前。已经席地坐着一大片人。灰糊糊的。就像是拾荒者晾晒着的一地破烂。管教干部们都穿着深蓝色镶细红线的公安制服(平时不大穿)，在四边走来走去。大墙上插着几面五星红旗，在淡日下迎风飘扬。墙下的司令台上，挂着个毛主席像，笑眯眯的。像两边是国旗和党旗，像下前面，有一桌一椅。
我们刚坐下，庆祝大会就开始了。有个人上台领唱国歌，复又全体起立。那人衣服上满是补丁，显然也是犯人。但清洁整齐，颇精神。约莫四十来岁。高个子，苍白瘦削。脖子细长。喉结突出，额头宽阔，下巴结实。狭长无肉的脸上，小半是络腮胡子。他面对全场，神色冷峻，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才张开两臂开唱。略带嘶哑的男低音，意想不到的深沉浑厚。起一一来一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是国歌的歌词，来自抗日战争时的《义勇军进行曲》。 唱着他两手往上一扬，全场就跟着唱起来了。他打拍子指挥，动作幅度很大，全身都在动，眼睛发亮，长头发一耸一耸的，很投入。下面三千多人，又乏又饿，有气无力。各唱各的，声音不齐。看着听着，也都怪怪的。
接着刘场长训话。他说。你们进来才一年，外面就实现了大跃进，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全国上下破私立公，全民炼钢全民皆兵，一天干十几二十个小时，创造了一亩地产万斤粮。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全都闻所未闻。环顾四周，有人在捉虱子。有人在缝钮扣，有人在闭目养神。大有．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的境界。
接下来刘场长说，我们农场的形势，也是一派大好。原先，抗拒改造的占百分之几，有抵触情绪的占百分之几，愿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占百分之几。爱场如家愿煮以场为家的占百分之几。现在，在党的劳教政策的感召之下，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各占百分之几，都有具体数字，还有小数点……渐渐地我也开始打起盹儿来了。
突然有几句话。像锥子似地钻进了耳朵：．．…．个别人狗胆包天，竟敢记秘密日记……没有马上治你，是为了给你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响起了无数蝉鸣，完全清醒了。
．劳动教养。这个词，以及它所指谓的事物，是一九五七年的新生事物，历史上从未有过(以前只有．劳动改造。词儿进来以前，没人知道劳教农场是个什么样子。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毕可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我带来了一堆书。还有一本日记，是反右运动中隐瞒未交。里面都是那种懵懂年龄里一个自由爱好者一闪一现的小感想。诸如。一个社会里个人自由的程度，是这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或者．我的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干山万水无穷无尽；我的世界又这么小，这么咫尺千里寸步难行。之类。毫无操作意义。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别人拿到。后果却十分严重。在那右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没人代为保管，又不甘心销毁，只有带在身上。终于一直带到农场来了。
我喜欢．农场。这个词的牧歌意味，心想到这里就安全了。没想到入场时要搜查行李，还搜身。那本要命的日记，也同现金、药片、皮带、球鞋带、手表、问题书籍一起，落到管教干部手里。从那时起我一直做恶梦。每看到一些人由于一些小事被捆起来掷在地上示众。绳子嵌进肉里渗出殷红的鲜血，就想到不知哪天日记事发，会轮到自己。我想由于问题严重，我定会被捆得更紧，时间更长，很可能绳子切断肌肉。再也不得恢复。久无动静。又担心是在暗中酝酿着更大的灾祸。每晚的小队会上，例行表态是少不掉的，每当我表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时候，心里总是担心，这会和日记联系起来。构成欺骗罪，被加上去算总账。
但是，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毫无异常。猜不出原因，一直纳闷儿。这次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在看我表演。我想猫玩老鼠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越有趣。恐惧是活东西。在脆弱而又孤独的灵魂中，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一时间我觉得，好像脚下的土地在往下沉。别说是外面的形势，周围这些捉虱子缝钮扣打瞌睡的人们，也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担心，再也见不着他们了。
不知何时，午休开始了。嗡嗡的人声响成一片。起来小便的人很多，队与队之间的空当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带起来的灰尘和劣质卷烟混成浊雾笼罩全场。午餐。改善生活。，吃糖包子，喝小米稀饭。是农场稀有的美食，从未有过。我虽极度饥饿，也没吃出味道。
有人在后面叫我的名字，我一惊，猛回头，是我们的大队长陈治邦，旁边站着那个领唱国歌的人。他向陈点了点头，给我说，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穿过人群．进入有铁门的大墙。院子里一排拌开着门的号子，空无一人。每一排开头的伞墙上。都贴着各队庆祝国庆、歌颂新中国的墙报，争娇斗艳。花里胡哨。他领着我匆匆走过，进入号子中的一间。同别的号子一样，十几平方米的面积，大半都是土炕。但别的号子炕上都挤着十几个铺位。这间炕上只有一副被褥。其余空铺位上糊着旧报纸，不见土面，很干净。靠里面的一半，放着碗筷面盆暖瓶衣服包裹之类，还有尺来厚一摞子我们农场右派们编的《工地快报》，叠得整整齐齐。捆得严严实实。这东西新添墩也有，每天一张，发到各小队。是大家做卷烟纸和手纸的材料。除了最新的，全都消失了。
靠外面的一半当桌子使用，放着一些文具，一个闹钟，一些纸袋子和一块玻璃板，很整齐。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表格。和一张四寸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孩。他介绍说，老伴叫刘蓉，在兰州第四初中当校医。大儿子五岁，叫安泰。+Jh子安石，现在两岁了。问我喝水不。让在炕沿沿上(桌子边上)坐下。他语音压得很低，但是大开着房门。
他是历史学家。叫安兆俊，原先在民族学院研究新疆史。是夹边沟监狱改为劳教农场后第一批关进来的右派分子之一，当了农业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在劳改队和劳教队里，用犯人来管理犯人是很普遍的事。我们基建队四个大队的大队长全是劳教分子。但都当得不长。我曾在工地上看见，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上官锦文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管教干部当场撤职，下令捆起来。掷在地上。
安兆俊这个队长倒是当下来了。管教干部们忙不过来时，也把一些杂事交给他做。其中包括把没收来的东西分类登记。这个工作本应由执行搜查的管教干部在现场做。以前犯人是法院判来的。一次只进来一两个，可从容搜查登记。现在大量涌入，天天排长龙，他们只来得及把各人的东西分别装在标名的纸袋里，回头再登记。这就交给他了。他看了我那本日记，没登记。趁帮灶时，丢在灶膛里烧了。他说，我看了特别喜欢，但是没处放，只好烧了。你别可惜，安全第一，你说对吧?人比东西宝贵，有人就会有东西，你说对吧?
我说刚才刘场长的报告。正把我吓得不行。他说现在你可以安心了。那是心理战，随时都会有，一不冷静就会输。有时候我就担心，哪天你给唬住了，沉不住气，自己去坦白，检讨运动中隐藏日记的错误，我就麻烦大了。每次陈治邦来开会，我都要摸摸那边的底，后来就放心了。我问，他说我什么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你，这就够了。陈治邦这个人不坏，他是公安出身，知道立功不能赎罪，所以也没有害人之心。现在怕的。是那种想要立功赎罪的人。那种人爱攀谈，但自己不说什么。光想听你说，见了要小心。
我唯唯。他说怎么样?熬得下来么?我说还可以。他说，我看你的日记，思想感觉多些。阅历经验很少。还是个小孩子么。我说我二十二岁了。他说是么，我比你大一倍呢。真担心你的承受能力。处境越是绝望，人也越容易沮丧。特别是我们这种，都是些孤独的个人，没有个组织的支持。没有个舆论的声援，也没有个社会的同情，这种人最容易沮丧。我们这里，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你还年轻，一定要坚强些，再坚强些，要学会经得起摔打。这个，谁也帮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说着他瞟了一下闹钟，站起来，说，回去了好自为之。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我唯唯。也站起来。他又指了指炕角落上那捆《工地快报》，说，那个，你时常看见吧。别看它废纸一张。将来都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珍贵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张都没有少掉。着眼于将来，现在就有了意义。你说对吧?本来没路的地方。一走就有了路，你说对吧?好，今天没时间多谈了，很遗憾没能听你谈谈。一会儿报告就要开始，我们得回去了。说着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握得特有力，特紧，特久，微微抖动。我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全身。
松了手没放。他说。要是陈治邦问你做什么去了，你就说认一只手表，那不是你的。不问你就什么也别说。我说，他要是问我干吗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怎么说?他说他不会那样问的，要问你就说。时间不长呀，就行了。现在我们走吧。我没动，说，你也要注意安全。同我素不相识，就这样，我怕你太轻信了．容易出事。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好像是教我放心，又好像是推我快走。说，这个你别怕，我谨慎得很。走着又补充说，你别忘了。我看过你的日记。四
国庆后，分场派我们基建第四大队协助农业队秋收。各小队分在不同的地段。收完一片地，把成捆的谷子背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再转移到下一片地。路都是现开的，把地埂上拨开一个豁口。把沟渠填平，让车子能赶过来，地就成了路。谷子拉走后，再把它复原，路又成了地。土质松软，收成无多，这些都很容易，比平时挖排碱沟要轻松多了。但是起早摸黑，加上饿。也还是很累。息晌的哨子一响，人们都就地坐下，打起盹儿来。
那天正打盹儿的时候。忽然听见唱歌。是《国际歌》。声音低沉浑厚，一如热风贴着地面。徐缓而又执拗地行进：满腔…一的热血已经沸腾
一听就知道，那是安兆俊。我一骨碌坐了起来。远处坡地上，停着一辆马车。车旁横七竖八躺着坐着许多人，大家喝完了车子捎来的那桶水，就在那里随地息下了。我走过去，看见背向人群，支起上半身，侧躺在斜坡上。再走近些，从侧面。看见他眼睛里汪着泪水，胡子闪闪发光。好在是革命歌曲，没人多心。都只当风过耳边。
看见我，他用食指碰了一下嘴唇，示意别说什么。拍了拍地面，让我在他旁边坐下。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天大地大，没一丝风。没一点儿绿色，没一点儿声音。西斜的秋阳照着横七竖八、静静地一动不动的人群，像照着许多没有生命、被风吹散的破布垃圾。灰淡灰淡的地平线。长而直。刹那间，有一种被活埋了的感觉掠过心头，也想唱点儿歌，但我没唱。
他是来拉谷子的。谷子离地，如不及时拉走，就会被风吹走。他的搭档睡在车上，打了个哈欠，下来蹲到我们旁边，从口袋里掏出烟袋和两张小纸片，开始卷烟。一面说，听说今天晚上吃莽麦面糊糊。加洋芋。
吃什么是农场每天的重要新闻，永远听者兴奋讲者得意。他也得意卷好一支烟，用手指碰了碰安的臂膀，说，队长，给。安没回头。从肩上接过烟，抽起来。那人又卷好一支，自己叼到嘴上，喷出一个又一个圓圆的烟圈，眯缝着眼睛看天。
天，是一大片空白。
开工的哨子响了，安同我握了一下子。仍然那么紧，那么有力。那么微微地抖动。我再次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的全身
这以后，我没再见到过他。五
一九五九年三月初，我被两个省公安厅来的警察。带离了夹边沟。到兰州为。建国十年成就展览。作画。完了还得再回来。但这一年期间，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已经面临关闭。无．家．可归的我，被送到了另一个农场…一靖远夹河滩劳改农场。
一九六一年夏天，甘肃省劳改局从红山根砖瓦窑抽调了一批人，到我们农场来协助夏收。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刘文汉。以前是解放军，到朝鲜打过仗，受过伤，立过功。转业到公安厅。五七年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批评肃反运动是．打虎的鞭子打在羊身上。。因此被划为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从他那儿。我知道安兆俊已经死了。
他说，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那个天天死人的当儿，领导上还要再搞一个分场，把一千多人送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夹边沟这边，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劳动量翻了一番。配给的口粮，却少了将近一半。原先规定一天十二市两。这会儿只有七市两了。实际上吃到的还不够这个数。那还干什么活!干部们也不管事了，秋作物还没有收上场，都由着你躺在炕上。掩埋组的人天天拉着板车大院里转一圈。哪个号子里死了人。拉出来放在门边，他们就捡走了。后来板车不济事了。改用了大马车。
我问他安兆俊在哪里，明水还是夹边沟?他说在夹边沟。要是在明水。死得更快。他说。那豸U伙迂得很，已经不行了，还要天天擦脸梳头。沾一点儿杯子里喝的开水。就这么擦。分饭的时候别人都到手就下了肚子，他还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不管是什么汤汤水水，都一勺一勺吃得人模人样。别人都躺在炕上，他不到天黑不上炕，在门外边地上铺一块东西。背靠墙坐着看天。有时候还要唱点儿歌。咿咿唔唔的，不知道唱的什么。他就是这么坐着死的。
我问他人埋在哪里。他说埋什么!谁还有力气挖坑!拉出去，丢在野地里就是了。
从六。年十二月起，派来了一个工作组，开始抢救和遣返工作。那时候，据统计。场本部、明水分场和新添墩分场三处加起来。总共不到一千一百人了。遣返也不容易，不少人已经无家可归，不少人被开除公职，没个单位收留。打那时候起，到六一年十月撤销农场，听说又拖了一年。／、
二十年后，一九七八年，右派被。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叫做。归队。。我赶上了这趋顺风车，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一到兰州，就去了一趟第四初中，寻访安的妻子刘蓉。她已在六五年改嫁，带着两个孩子。不知去向。听说她在六二年曾去寻找安兆俊，到酒泉才知道。连农场都没了。
一九七八年年底，我被借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三年，正碰上群众进京上诉上访的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冤假错案受害者，挤满车站．露宿街头，在国务院、公安部、和其他各部委。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棋盘一般狭小的窗口下面排着长龙过夜，希望能求得一点儿公平和正义。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詹庆元。原先是兰州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戴的是．坏分子。帽子。五七年反右时，有一条党的政策：工人中有右派言论者不叫右派分子。叫。坏分子。(因为工人阶级是革命阶级，理论上应无右派)，他属于这一类。但是坏分子的帽子，不单是为工人中的右派而设，社会上有男女作风问题的、不听调度的、打架闹事的、小偷小摸的，都叫坏分子。右派平反的时候，坏分子并不平反，这样他就亏了。在当地求告无门，到北京来寻求公正。
不料，他的申诉材料，仍然被转回到原单位处理。听说我在社科院，来找我商量个办法。在楼下总布胡同的一家小饭馆里，我／r]谈了很久。他离开夹边沟较晚，是被工作组遣返的。 他说开头死人都丢得很远，后来越丢越近，最后死的那批人，包括安兆俊在内，就都丢在场部大门前面二百公尺处第一道沙梁的下面。
一九)k--年，我回到兰州大学。有一天，我们系上的同事、教中国哲学史的杨梓斌(也是归队右派，事见拙作《老实人》)气冲冲跑来，说他要抗议。抗议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那件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医学院的办货人事先答应附近的农民按计件工资付酬，后来发现不用挖掘，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拣了一天就够数了。觉得太亏，要求修正合约改为按劳付酬。农民说他赖账。他说农民骗钱。双方一冲突，秘密就公开了，这才传到了老杨的耳朵里面。但是，抗议发动不起来。这样的事情，没人觉得有趣。
很可能拣来的骨骼里面，就有安兆俊的。然而面对累累枯骨，谁又能够区别，英雄与奴才、殉道者与市绘、老实人与骗子、这个人与那个人?l~lJ使是未来的基因考古学家，又怎么能够知道，哪具骨骼里面，曾经。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更何况，早已经，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个。
这些没有坟墓的森森白骨，曾被人们忘记得一千二净，在荒原上风吹日晒草缠沙拥。由于有用处。这才被想起。于是乎公文飞驰，药水浸泡，教鞭戳指。动物标本一般任凭拨弄。
突然一下子，血与火的历史都退缩到了遥远的地平线，湮没在遗忘的阴影中。而那些至今纠缠着我们。耗尽着我们。我们牢牢记住和竭力想要纠正的一切，也好像倏忽之间，都幻化成了一些不可阐释的象形符号，谁也没有兴趣再来把它们弄清。
留下来的。只有我这一星半点在烈风中飘零四散的记忆：他的保护，他的话语。他的握手。他的冷峻的侧影、炎热的眼泪，和寂寞的歌，还有他的《工地快报》…一那个意义的追寻，那种向绝对零度挑战的意志。
由于有这些!我才在全方位孤独的岁月里。理解了。祖国．这两个字的涵义。感觉到了自己与它的联系，以及与历史、与整个文化人类的联系。不管这联系是何等渺茫虚幻，甚至是想象的产物，它就是全部的生存意义。
一转眼四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安泰和安石现在都在哪里?还记得自己的父亲不?如果没有意外。他们该都过了四十岁了。我深深地祝福他们!但愿他们能够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值得他们自豪的、真正的人。
月色淡淡
在夹边沟，有过两次难忘的邂逅。
一次是在领取邮包的时候。
农场里海个月有一天，在场部分发邮包。谁有邮包，名字写在小黑板上，收件人收工回来看到，可以在晚饭后。学习。前的那段时间。去排队领取。人多。邮包要检查。所以等的时间长。学习会往往迟到。但不算犯规。
那天我有邮包。和许多人一起，在场部办公室外的墙根，或蹲或坐，等着叫自己的名字。大家默默无言。有的打盹，有的在薄暗中缝补什么，有的三个五个一起，抽自制的烟卷。我呢，就这么坐着，干等。深秋的晚风掠过寸草不生的地面，尘沙和垃圾落寞地回舞。有时回风穿过人群，在身上留下灰土。
我旁边坐着一个老头儿，大约五十来岁。戴着一顶皱巴巴的解放帽，帽檐塌下来搭拉在前额上。花白胡子很脏。眼囊肥大空虚，松弛下垂，一副衰疲不堪的样子。他紧闭着嘴，反复看他的两只手。手上许多大大小小的裂口，如同象形文字。天黑下来以后，他同我搭讪起来，问我叫什么名字。说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见过。问我是不是在《新建设》上发表过文章。题目是《论美》?说那篇文章，观点鲜明，概念模糊，逻辑不严格，算不得科学论文，他只当艺术品看。还举了几个例子，记忆力之好，思维之敏捷，使我惊讶。
我说你是搞美学的吗?他说不是不是，只不过是个爱好者。因为好奇，什么都感兴趣，杂七杂八都看。他的专业是语言学。他懂好几国语言，最喜欢的却是藏语。他说藏语的表达能力。一点儿也不比汉语差。用藏文翻译的梵文佛经，和迦利陀婆的著作，还有泰戈尔用英文写的诗，都比汉文翻译的更好。更达意也更传神。用藏文记载的各种西藏典籍，包括苯教的教义，那精深独到之处也不是不懂藏文的人能够真正理解的。我问他冰心和郑振锋翻译的泰戈尔怎么样?他说可以，但损失还是很多。诗本不可以转述．何况是泰戈尔。
他说泰戈尔写过一本书，也叫《论美》，问我看过没有?我说我不懂英文。他说要学。学外国语要趁早，年纪大了就难了。接着他向我介绍泰戈尔那本书，说得很详细，可惜我都记不得了。那时的我，这方面的兴趣已经衰退。粗糙刚硬的现实，打磨掉我一层柔嫩的皮肤，打磨掉我许多纤细精致的感觉的触须。把我也变成了粗糙与刚硬。我要的已经不是虚幻空灵的诗与美，而是足够的食物、休息和睡眠，是火与剑，野性的叫喊。掀天揭地的狂风暴雨。一切梦想家、议论家、感伤家、爱美家，包括过去的我自己，对于我来说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在这没有绿色的土地上，在这无爱的人们中间，听一个无力的老人谈论那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我不觉得多么有趣。
无心地听着，无心地望着他，黑暗中依稀觉得，他的语调，他的面影有什么地方，参差像我的父亲。对面土屋墙上，抹上了一层淡淡的月光，淡得如果不是半墙阴影的衬托就看不出来，却映照得一排一排的土屋清冷荒寒凄厉得慌，仿佛是被世界抛弃遗忘在那里的一些空房。空房与空房之间是无边的旷野．雾海一般隐约微茫。那人苍老、沙哑而又热烈的话语，听起来也像这月光，黯淡、虚幻，而又遥远。忽然办公室里叫我的名字，我一下子跳起来，向那里跑去。包裹是母亲寄来的寒衣，里面有一封信。等管教干部一一看过，已变成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来不及整理，一股脑儿抱着就往回跑。都忘了向那位不知姓名的老汉打个招呼。第二天想起来。才意识到这是失礼。肯定伤了他的心。我只能希望，有机会能再次遇见他，向他道个歉，听他说说话。后来农场的形势越来越严酷，年轻人日益衰弱，老弱者纷纷死去。这个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了。
还有一次难忘的邂逅，是在夏收的时候。干农业活，夏收是一个特别紧张的环节。为赶在麦子成熟以后脱粒以前把它抢收回来，农村里都要男女老少齐出动，披星戴月地干。我们分场四个大队都是基建队。但是到了夏收时节，全都要支援场本部的农业队。这是紧张的突击任务，要求连夜干。分场长在动员报告中说，外面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在大跃进，插红旗寸土不让。干革命分秒必争。很多人通夜不睡，连续作战几天几夜。你们要立功赎罪，难道可以比人民群众还少出力气吗?农场的麦地，同荒地也差不多。麦子稀疏矮小，许多地方根本就没长出来。长出来了的也有许多没抽穗。不管有穗没穗。我们的任务是把它一齐连根拔起，捆成捆儿背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走。没法子掌握进度，有时大片的地只要走个过场就行了，有时又得寸寸前进。有时在前进中会遇见别的基建队，并捧干一阵，各又分开。没见过面，但又似曾相识。陌路相逢，也不甚觉得有趣。
沙土很松软，拔起来不费劲。一抖，根上就没土了。但是晚上不睡觉，很困。长时间蹲着，腰、背、膝都很酸痛。受不了时，可以跪下，爬着干。比较省力，但是跟不上趟．爬一阵还得再起来，蹲着追赶一阵，雄受得很。不过这中间可以偷吃生麦子。把揉下的麦粒在手掌心里一搓，吹去麸皮，往嘴里一丢，是一件快事。大家都饿，都偷，所以没人举报，都只装没看见。这样各个孤独的和对立着的个人之间，似乎又有了某种无形的联系，这也令人惬意。
问题在于，人吃了生麦子，要拉稀。那几天普遍拉稀，农场有不少右派医生，和我们一样劳动。有幸分配到医务所，可以看病派药的，只两个。夏收时，他们背着药箱在工地上跑来跑去，也通夜不睡，很困很累。地大，人多，顾此失彼，难得一见。见着了，就给几粒土霉素，很管用。那天半夜里，我们队和另一个队在高地上会合，转移前坐在地边休息，来了医生，大家蜂拥过去。他每人给四粒预先包好的土霉素。有人嫌少，过一会儿又再去要一次。医生记不清，照给。我也想这样，刚要站起来，坐在旁边的一个陌生人按住我的胳膊，说，土霉素吃多了不好。又说，我是医生，你要相信我。
月光下看不清他的年龄。只觉得那头发浓密、嘴唇宽厚，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样子，像个书呆子。我依他没去，他似乎对我有了好感，又说，我不骗你。这话，也像书呆子说的。我觉得。
他告诉我。所有霉素类的药物，都对人类有害，它们不但杀死外界侵入的细菌，也杀死我们自己身上的细菌，比方说大肠里面的葡萄球菌。他说要是没有葡萄球菌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充分消化食物。实际上，作为消化器官不可缺少的零件，葡萄球菌已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他说这就像豆根一样。你看到过豆根上有许多瘤子吗?那是根瘤菌造成的。但也是植物合成养料的器官。他说他相信，我们全身各个部分，都有像葡萄球菌和根瘤菌那样同我们共生的各种细菌。他说他猜想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不过是一个各种微生物的共同体。我们的大脑活动，我们的思想感情，不过是许多微生物协同行动所产生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