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全集.com》第15/20页
40年代末，国民政府启用翁文灏等学者专家，一时行政院人才济济，时人有“人才内阁”之称。但这些人才办公就是聊天，无一事可办。一个亲历其境的学者给朋友写信说：“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经济学家何廉后来回忆起来仍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他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
陈布雷劝徐铸成做官，加入国民党。徐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丁文江在频繁的野外调查与学术行政的改进实践中，对政治之于各项事业的高度相关性有了亲切的体认。李济在一次与丁的谈话中就被明确告知：“你们老问我为甚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科学的发展既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这样的行动主义者自然就有了努力问政的理由。
张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张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张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丁被捕杀，张当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此十六字评语曾传遍世界。而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竟公开征引张的这十六字。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一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国焘，张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他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1985年，蒋经国的身体状况江河日下，“接班”问题成为台湾社会的最大热点，许多人都认为蒋经国会把江山传给蒋家第三代，延续家天下的传统。对此，蒋经国明确指出：“总统继承制的问题，这一些问题，只存在于专制与独裁的国家。在我们以宪法为基础的中华民国，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二十五、爱国
1938年，汪精卫渐露叛意，陈嘉庚苦劝之，汪不听。某次，汪主持参议会，陈嘉庚拍电报提交议案，该议案简单明了：“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卖国贼。”时恰是汪精卫宣读此案，不禁面白如纸，神色甚不安。此议案当即获得通过，且精简为十一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次日，邹韬奋发表题为“来宾放炮”的文章，评论道：“此寥寥十一字，纵数万字亦所不及，实乃古今中外最伟大之议案。”
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因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容闳家贫，在别人资助下才接受了启蒙教育，后随美国友人到美学习，交付不起学费时，学校向他提条件，要他毕业后从事传教活动，他拒绝说：“我是中国人，我应择最有益中国者为之。”毕业后，他又谢绝友人的挽留，回到国内，他说：“我要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许多留学生踊跃入盟。谷思慎担任山西分会负责人，阎锡山是同盟会争取的对象。阎入盟前曾问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职，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另谋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说：“我不是为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谋出路。”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抱家国之志，十分刻苦，终致劬劳成疾。他忧怀国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学看到，为之讶异，宋说：“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
鲁迅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
日占台湾期间，推行其皇民化政策，禁止台湾人使用汉文、台语。连横则在台专卖汉文书籍，以激励民气。他还把独生子连震东送回大陆，对人说：“弟仅此子，不愿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
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员，他义无反顾地只身站在铁轨间，对某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
程德全曾在黑龙江协助办理外交事宜，当时俄国修筑北满铁路，在未知会中国官方的情况下，准备将火车开入中国。程德全便穿好官服，横卧在铁轨上，安静地等待火车的到来。俄国人为之气馁，于是停止开入火车。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极其成功的演说，成功宣传了中国军民独立抗战的伟大精神，虽为求援却正大光明，毫无乞怜之态。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他的演说令无数美国人倾倒，信件像雪片一样地飞到国会和政府，要求尽快支援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
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公开喊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又说：“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
伊藤博文问辜鸿铭：“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不知道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之世吗？”鸿铭笑道：“孔子之道，好比数学之加减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虽数千年而不变，决不会三三得八。日本若无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不过今天的数学倒是已经改良了，比如我国借款于贵国，本来是三三得九，不料止得三三得七；到了还款时，竟已是三三得十一。你以为如何呢？”伊藤博文大窘。
1919年巴黎和会上，面对日本索取山东特权的无理要求，顾维钧驳斥道：“西方有位圣人耶稣，他的死难之地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的圣城，神圣不可侵犯！我国亦有圣人孔子，就连日本也承认他是圣人，山东正是孔子的故乡，因此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圣地，自然也不容侵犯！”举座为之颔首不已。
1936年，连横以肝癌病逝前，适逢他的孙子出生。连横遗命道：“中日必有一战，台湾之回归祖国亦赖此战，若生男，则命‘连战’。”
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宋美龄在抗战中数次亲临前线。在兰封、富金山、万家岭等战役中，她都勇敢地出现在炮火纷飞之中，不仅带来前线急需的武器弹药，且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将士担心她的安危，她则慷慨激昂地说：“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我正该上火线。”最险的一次，是抗战初期前往上海劳军，她的汽车在越过阵地时被日本飞机投弹击中，汽车被炸翻，她肋骨折断、脊椎受伤，却顽强地坚持劳军使命。纵观古今中外的第一夫人，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呢？
北大教授傅鹰说：“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惟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我不明白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蒋介石曾力主推迟对日作战，但经西安事变后，他既已承诺抗战，即义无反顾。他在庐山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跟张学良见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张学良出于他的“领袖情结”，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出国考察，代蒋受过。张曾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统一中国的人。”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中国近代美学：奠基人――王国维”（第六册，全书第六十九章）时，涉及“意境”问题，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自己的真心实感，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顿然觉出幻灭之感，以为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1939年11月，日军出动飞机轰炸浙江奉化县偏僻的小镇溪口，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被炸死。蒋闻母遇难，星夜兼程赶回溪口。一见母尸，立即昏迷过去，醒后嚎啕大哭，几天寝食不安。在其母遇难处竖碑一座，蒋经国亲笔题写“以血洗血”四字，刻石留念。以后，蒋经国还写过“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的文章，以示复仇之志。
抗战期间，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说，引用中国谚语“看人挑担不吃力”，她说：“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本身，且为全人类建设一合理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
1946年初，余汉谋的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均同时被撤销，广东全省划入张发奎所辖，余部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先后脱离余汉谋掌握。余所部官兵都非常气愤，他不以为意地说：“抗战已经胜利，洗雪了我国甲午以来五十多年的奇耻大辱，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此后大家如能团结一致，遵照总理遗训，做个老百姓也是光荣的。”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北平吃紧。刘戡率部奉调北上抗日，在古北口曾因惨遭损失，被迫撤离阵地悲愤自杀，因被手下及时抢夺了手枪，自杀未遂；后调北平担任城防。刘派参谋处长符昭骞负责指导构筑工事任务。日本的一个宪兵连要来看中国军队新构筑的防御工事，刘戡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如果日军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对日本人开枪。为此事他和符昭骞一道去见何应钦。何对刘说：“工事一定要构筑，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绝对不许打。”刘说：“我决不让日本人看我们的工事，倘若他们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来拼。”何说：“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来死？”刘愤怒地拍桌子说：“我到北平来是奉你的命令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作法！”
卢作孚聪明绝顶。抗战期间，因为要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阳初的妻子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来读一点。半年之间，就能看英文报纸。武汉失守后，大量后撤入川的人员物资滞留宜昌，卢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船只，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经过40多天奋战，终于将全部人员的物资设备抢运进川，该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抗战胜利后不久，胡秋原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写信，抗议“美国不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领土的主权完整”。赫尔利邀请他面谈，胡到了大使馆把赫尔利驳得体无完肤，赫氏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断他说：“如果大使先生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要告辞了！”赫恭敬送胡出门，说：“胡先生你是我见到的中国人中，罕见的勇者。”胡答：“不对，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会或宴会上少见而已。”
1940年宋庆龄自港抵渝，国民党当局开会欢迎。她在会上连连责问：“你们是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是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你们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你们是不是信仰总理遗教？信仰总理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现在你们这样违背三民主义，倒行逆施，抗战能胜利吗？”冯玉祥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在此龙潭虎穴，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伟大！孙夫人真是女中尧舜！”
林语堂《吾国吾民》自序中说：我堪能坦白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
1948年，国民大会召开，余汉谋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一年后，他就职广东绥靖主任，回到广州激愤地对人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陆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可以肯定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我这次回来为桑梓服务，希望团结广东军政人员，进而与广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如不可能，只好认输，绝不陈兵边境，作最后挣扎，使广东同胞重受战祸，加重我的罪责。”
1949年春，解放军越过长江，很多知识分子考虑离开大陆去台湾。林同济的父亲认为孩子有太多“不良”记录，“以你这样的思想，和共产党相处你是会遭殃的”，他劝儿子尽快动身去台湾。林脱口而出的话是：“中国若亡了，吾与汝偕亡。”
杨振宁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于右任在台湾思念大陆，写下《鸡鸣曲》、《国殇》等大量诗词。《鸡鸣曲》云：“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望雨》则谓：“独立精神未有伤，天风吹动太平洋。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至于《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