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新证全集.com》第128/132页
鲁迅先生说过："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 （《且介亭杂文？\u38543X便翻翻》）我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看这些书，但没有想到和" 红学" 也竟有了些关系。——像杨掌生的《京尘杂录》里面喜欢拿《红楼梦》人物作比拟的，我倒早就知道，不过那和真正的" 红学" 可说毫不相干。这一束资料即便没有多大的具体内容和价值可言，但也可以看出《红楼梦》所拥有的读者面是如何广泛。她们的见解，因受历史的和环境的局限，难望其多么高明，但是一说起她们，便先存了看不起或不值一提的成见，怕也是未必便对的。因谈女诗人的红学观，连类附及如上。
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再记排校既竣，复得友人惠示新发现的资料三则，附叙于此。
乾隆十六年刊本《上元县志》卷十五，载有曹玺传略，文云：" 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玺少好学，深沉有大志，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织局繁剧，玺适至，积弊一清，幹略为上所重。丁巳、戊午两年陛见陈江南吏治备极详剀，赐蟒服，加正一品。御书' 敬慎' 匾额。甲子卒于署，祀名宦。" 三十年前本书草创时仅能觅得同治刊本《上江志》，其叙玺事，实据乾隆志而大加删节，书籍后出本大抵蹈此弊习。今据乾隆本得补阙略，可举数点简说如左：一，雪芹曹氏，确为曹彬之裔，知本书第三章第一节所推不误。明永乐初大移民，曹氏自江西新建武阳渡北迁，占籍丰润；其一支，后因故迁铁岭，是为雪芹之先世。所谓" 著籍襄平" ，即指迁居辽东（著籍，即占籍，亦曰占著，皆后迁客籍附入本土户版之义。襄平，借汉地名以指辽东）。曹彬，本灵寿人。此一支后裔至明又复北还，居丰润，仍为河北人。故" 丰润说" 虽遭胡适、赵冈等人反对，至是终得论定。
一，本书第二章第一节相信世选是本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作" 锡远" ，盖因满文档册译音而致歧。至是亦得良证。
一，" 令沈阳有声" ，未易确解。《氏族通谱》于世选下不载官职。。。。，而明代但有沈阳中卫，亦无" 令" 之可言。如非《上元志》误说，其事殆自天命六年（一六二一）三月清太祖得沈阳起，至天命十年三月自辽阳迁都沈阳止，此四年间世选或曾擢为下级官吏，或以他职暂摄，负责沈阳地方之事，然当时是否有" 县令" 之称，亦不可知（清县志、通志所载此地县吏皆自顺治始，至承德县之设置更为康熙时事，入关以后之制也）。《上元志》此语尚待详考。
一，所谓" （振彦）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 不可连读。盖振彦始官盐法道，事在顺治十三年，其时玺之妻孙氏年已二十五岁（至顺治十五年振彦上任之岁，玺子寅已生）。故" 遂生玺" 之言非紧承上文。
一，振彦宦迹自山西吉州知州始，或亦曾随阿济格、多尔衮征大同（明降将姜瓖复叛），因授知州，平姜叛事在顺治六年，始任知州在七年，如本书第七章所列，情事密合。" 初，扈从入关" 句，不可解为曹氏止振彦为入关之扈从者。其时世选尚在，《五庆堂谱》明载" 锡远从龙入关，归内务府正白旗" ，最确。一，" 丁巳、戊午两年陛见……" 数语，同治本竟将年份干支删去，又改" 加正一品" 为" 加一品" ，致本书旧稿所推小误。所以独叙此二年（康熙十六、十七年）陈江南吏治极详者，盖因是时三藩叛乱已近尾声。凡此皆与削平割据、统一全国之大事有关也。织造进京" 陛见" ，乃每岁例行之制，非谓仅此二年始有此事。至" 敬慎匾额" 一句，亦不可连读，已详本书第七章康熙二十三年条下，旧版并谓《上江志》" 原文极简赅，所叙皆相隔甚久之事" ，今此意即包乾隆《上元志》之文而言，亦无不可者。
于此一例，可见史料最贵第一手，以其未遭妄意割裂取舍，然即此亦须处处鉤稽参互，方近真实，执一而断事，望文以自足，往往致误而常患不及知省，可为鉴戒。
第二项资料为刘博琴先生惠示其先世刘铨福所遗《翠微拾黛图》一轴。图为咸丰十年（一八六〇）三月武进庄裕崧绘，前有何绍基题耑，后有多人跋咏。其第一篇即为濮文暹所作南北合套（《北新水令》、《南步步娇》……），而由李士棻代书（并加跋记）。曲前小序云：" 刘郎入西山深处，拾石曰黛，归为细君画眉。青士心艳其事，制曲谱之。" 另据天津樊彬跋记，知此图系铨福为其侧室马氏而作。马氏名寿蘐（字髣眉，号宜男花主人、木瓜山女，皆有图章可考。据刘先生言，马氏能拓碑刻，亦有专用印章）。樊跋在同治戊辰（七年），而有殁已" 十年" 之语，然则马氏之亡即当在绘图之稍后。
这项文物使我们得以解答两个问题：一，甲戌本卷首有" 髣眉" 一印，即马寿蘐的藏书读书的痕迹。二，甲戌本之归入刘、马收藏，不会晚于咸丰十年，而并非是后来同治二年、四年、七年三次题记时的新获。由此也可知道，刘、濮交谊已久，青士又工词曲。都可补旧考所未备。
这件文物承史树青先生介绍而得见，因和史、刘两先生谈起：甲戌本后刘铨福在戊辰（同治七年，即为《翠微拾黛图》征题之年）秋日的一则跋记说：" 《红楼梦》非但为小说别开生面，直是另一种笔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学梵夹书；今则写西法轮齿，仿《攷工记》。如《红楼梦》，实出四大之外，李贽、金圣叹皆未曾见也。" 我一向不懂" 今则写西法轮齿" 究何所指。史先生提示：徐朝俊著有《高厚蒙求》一书（嘉、道间刊），专讲钟表西洋轮齿之法，刘铨福所指，或与此有关（我们只就刘氏用语来推测其来源，并不是说这和《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刘氏原语亦无此意。《红楼梦》也绝没有受过什么" 西法" 影响）。
第三项资料是胡大镛《七宝楼诗集》，其中颇有几处与《红楼梦》有关的题咏，并记下了友人余楠的某些谈红的情况。《诗集》为大册红格佳纸精写原本，残存十四册，编诗自道光十年始。胡、余皆安徽休宁人，胡生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道光十五年始见《读红楼梦赠潇湘妃子》一诗。余楠字古香，号诗村，" 诗近晚唐，词曲有宋元人风味，交广能言，尤善说梦，著有《煮石山房诗稿》" ，于道光二十九年入京，咸丰元年（一八五一）胡作《雨夜得古香北地书书诸柬尾》五言律三首，有小序及细注引余札中语，明白表示他们认为小说所写是北地而非南土。此一则，蒙张玄浩先生录示。
至于曹寅剧作，《续琵琶》、《北红拂》皆有存世足本，后者有尤侗、毛际可序及自序，题" 鹊玉亭填词" ，又有胡其毅、杜琰、王裕、朱彝尊等五人跋语。寅又作有《太平乐事》（短剧十出），有康熙癸未腊月洪昇题记及己丑九月自序，署柳山居士，精刊本。此皆邵曾祺、周妙中两先生惠示，足补缺漏。诸题跋皆待异日增订。
此外，毛国瑶先生因靖本批语事又曾惠函见示一项他前所未言的情况，原文云：" 我昔年抄寄给您的150 条批语因是据靖宽荣从我的底本所录的副本转抄的，而底本又为俞平伯先生用朱笔涂抹，靖在抄写时不免有误。……" 这一情况关系很重要，今将原函引录于此，请读者注意。（原函日期：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
重排后记此书的旧本，如从最初拟意创始算起，到今即近三十年，从出版来说，也是二十年过了。目今还给它以重新排印的机会，真是惭感交并，十分激动。前面的正文、序引、跋记，叠床架屋，本就够絮烦了，还是觉得要在此写几句，情难获已，当蒙读者鉴谅。
我和寄予关切的同志朋友们谈起这本书，说它是个怪物。哪里有混杂着首尾三十年间的见解和" 文笔" 的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的任务，原系旧书重印。自己想，那样的东西，一字不动，于心过觉不安，该作些起码的修改，还有很多缺漏，也需略施增订。蒙出版社的厚意，允许了我的这点意思。可是这么一来，委实给出版社造成了困难。因为，说是旧书重印罢，它有了若干增删改动；说是新撰另作罢，其主体实又与旧无殊。重印旧书和出版新著，两者的性质不同，对它的要求标准自然有别。现在则说旧不是，说新又不成，怎么处理这样的书稿？这就给出版社的同志们出了难题。而这些同志终于克服了困难，尽量地照顾了这本怪物书的" 特点" ，让它照我能力所能做到的样子印行。对此，不止是抱歉，实在深深感谢。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法呢？这就是，遵从原来的用意，重印它主要是给《红楼梦》研究者提出一种供批评参考用的历史陈迹，让它基本上存其旧貌；另一方面又因既然已无旧纸型可以利用，就想乘重排之便，把后来发现的有关史料加进去，希望它还能有一点用处。由于有了这两层设想，其结果就形成了这个非新又非旧的矛盾怪现状。
说是修改，其实也只是字句枝节上的变动，修饰一些年轻时候所写的过于幼稚荒唐的地方。全书存在的中心问题是主张" 自传说" ，全部各章各节，都从这个错误观点出发，拱卫着它，简直成了一个" 体系".我想过的，这种东西，如要修改，只能整个弃如敝屣，重写一部全新的书。但这是个工程浩大的任务，水平能力，一时实难如愿。在重印的前提下，姑且试作些删枝剪叶、修头治脚的处理。我自己明白，这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而且弄不好还会产生副作用，——本质依旧，靠修饰个别字句来冒充" 改正" ，比不修饰还要糟。怎么办呢？反复推寻，计无两得，只好出此下策。记得鲁迅先生对于" 悔其少作" 打过一段风趣的比喻，" ……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集外集序言》）我现在虽不隐蔽，却比先生所说的更可笑，要在出屁股衔手指的相片上添画几点胡须，装扮老成。我的想法是，这样固然不是好办法，但用意在于去其泰甚。。。。[ 注1]，也许多少可以减弱它的消极作用。读者或能谅其区区之苦衷。出于同样的考虑，我并向出版社建议，希望把本节作为一种只供研究参考的书物来印行，而不作为一般读物发售。
在增订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史料方面。原第六章（今本为第七章）本来就是全书中最为冗长的部分，可现在篇幅却又多出了一倍，在这本怪物身上形成了一个便便巨腹，更增加了它的怪状。为什么又要如此呢？认真地说，这本书里较为可存的，恐怕也就只这一章。因此，我从一九五七年即曾动手单就这部分进行过增订修改，工作未竣。这些年来陆续积累的资料，又有一定数量，搜集非易，如不整理，散亡可惜，就这次重排也可续完前此未竞之功。如果它对研究者能有一些用处，就是我的莫大的欣幸了。
对于引录史料，从一开始还比较审慎，一切文献，尽可能地根据原书原件，不敢蹈稗贩欺世的恶习。在旧本第七章" 新索隐" 中（此章今本已删去，代之以" 文物杂考" ）的第六十一条下，我曾引及一种报纸刊登的张务祥一篇文字，其中提到所謂" 呢喃赓燕集""松柳溪轩杂纂""忆园听涛录" 等书，用来证明" 尤三姐确有其人而有其事" ，我并未因为他的说法可以助成我当时的那种观点而轻信他，倒是列举了文中的可疑之点，并且指明：" 且' 锺情贵到痴' 之语俗恶，亦断不类雪芹诗格，恨不一见张务祥先生，从之询问三书以订真伪……" 这就是表示：我认为这篇" 资料" 是伪造之物。旧本初版出后，很快就收到了山东临淄一位李姓读者的来信，确言与张相识，张氏自承，文章全出捏构，本无其书（并举张氏真实姓名，说他化名向京、津、青岛报刊投稿）。我深幸自己还算" 具眼" ，没有上他的当。今日检点，旧本全书中引用像这样可疑的资料，只此一例，但也附加了对它的看法。（附带说一下，当时这家报纸所刊张氏的这种" 考红" 文字，还有很多篇，我只引了一段" 示例" ，餘者概未采录，这也是我根本不相信的意思。而海外有的红学家居然最近还从拙著中转引[ 注2]，把" 锺情贵到痴" 这样的糟" 诗句" 硬按在曹雪芹的头上。我对这样谬种流传的" 来源" 出自拙著，深深负疚！）在这个重排的今本中，仍然本着上述的精神，吸取已有的经验，所引书籍档案等文，都由我或祜昌亲手迻录。尽可能要找原书原件。个别的，一时原物不可得见，由藏主或友人代抄见惠，毕竟不同于转贩。对于仅闻传述、尚难对证的材料就要分别情况，倍加慎重，或则暂付阙如，或则附录示例[ 注3]，聊备参考。有时附以拙见，说明疑点，供大家讨论。在这种问题上，自误还所关有限，误人可就关系太大了，从伪材料假证据出发，再加引申，那真是贻害无穷罢。因为曹雪芹的直接文献难得，对于大家看法还有异同的材料暂为提供备考，未为不可，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假造" 赝鼎" ，也是旧社会盛行过的一种风习，作伪者会由于需求而谲幻百出，而且既敢作伪，也必然具备一定的能力技巧，使人不能立即识破。（解放初期就有人伪造了施耐庵的" 史料" ）对辨伪，我还是经验不够的，如有误认，一俟弄清楚，即当纠正。（过去也轻信过某种传说材料，事后深悔之。我在旧本第七章也闹笑话的，如第五十八条引恽珠《红香馆诗钞》" 大观园兰社诗" ，竟不知那是和的《红楼梦》续书里的诗，瞎说了一大气！）旧本出版后，就有朋友善意地嘲讽，说史料章是" 曹寅年谱".其弦外之音就在哂笑曹雪芹先世的资料太多，而" 本主" 的资料太少。我承认这是客观事实。有朋友又建议，干脆将曹雪芹以前和" 以外" 的材料一刀砍掉。对此问题，我也虚心考虑过不止一次。自己总觉得，把曹雪芹的身世孤立起来考察，是否即为得宜？历史是很难割断来理解的。阶级的行为也不是个人的而是集团的。通过曹家这个家族（以及其亲戚朋友）的历史，可以看到不少在一般历史书里看不到的时代面影，历史情状。这些对理解《红楼梦》的社会背景，都不为无助。马克思早就指出："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列宁也说过："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 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毛主席也教导说："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 《整顿党的作风》）。一项资料，对这位研究者无用的，对那位却有用：那时无用的，这时又可能发现它的用处。所以提供资料时，宁可多些好。这倒不是单单为了显示" 丰富" 、故意拉长了篇幅的问题[ 注4]. 虽然如此，旧本失于。。剪裁、过伤芜杂。。。。。。。之处，还是不少，这次删去了一些，给新材料多让出些地位。自己所设的体例仍然是，诗文首尾宜具全篇，不当以己意取舍，以免发生断章取义的弊病，史籍档案之类，则大多数弃其繁文缛句，官式颂词，只截取足以说明问题的段落。楝亭全集，内容丰富，但本系专书，一般情况下本编即不再采录。
对于占此章地位最多的曹寅其人，如何看待评价？朋友中间意见也不一致。
有的认为我总是给他说好话，分明是一种偏爱。这点我也是承认的。要说偏爱，倒也并非我和他" 沾亲带故".鲁迅先生的话：" 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斗胆在这里比拟不伦地借用一下。曹寅如要做坏事，凭着康熙对他的亲信，可以坏到极点，但他没有那样，倒是还做了些好事，反对某些坏事。我总认为，他对曹雪芹有好的一面的影响（曹雪芹的上一辈伯颙父頫等，实在论不到话下），雍正要整他们一党，这个阴险毒辣，专门搞宫廷政变、搞特务暗杀的篡位者，无论如何不能使我同情于他，而只能同情于康熙和曹寅。说到文学，曹寅有杰出的成就，而一般文学史是不肯给以只字的地位的。他编刊的《全唐诗》，直到今天还是一部宝库。在那时候，他居然敢作剧本表扬曹操。他欠了官款，可是康熙朝大贪污集团的头子噶礼、阿山，却是他的对头，屡次要毀他。气焰熏天的阿山，借南巡之口给江南增加赋税，陈鹏年敢于反抗，曹寅并没有站在阿山一边，而是站在了陈鹏年一边。康熙少年用" 童子侍卫" 计擒贪霸专横的权奸鳌拜，曹寅与有其力。他在江南对明遗民、文士等做工作，做得出色，这于当时统一全国的历史业绩不无贡献。……这一切，都使我对他发生好感而不是恶感。评论他，不能忘记了历史时代。列宁说："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 （《打着别人的旗帜》）又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论民族自决权》）"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评经济浪漫主义》）那么，我觉得对曹寅实不应只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皇家世仆就一笔抹杀，该有合乎分寸的肯定些的评价。但是如果我分析估价得离开了历史，失去了分寸，那就当然是不对的了。
曹家寄居东南，首尾六七十年之久，文物史资，散在一方的，为数之夥，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本书收集的，还只是一部分。比方曹寅，要研究他，单是《雪桥诗话》一书所提的有关诗集，我就有很多未见，其他可知。《楝亭诗集》里所提供的交游线索，我曾把待考的人物列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去请教于邓之诚先生，他是熟悉清史掌故、致力收罗清人集部著作的，但他于名单上的人也只知道两三个。——这多少可以说明，我们要想访求曹雪芹的家世史料，困难不小，已经做的实在很有限，很不充分，还是有待大力搜辑。
在这里夹叙一段可笑的事：我在旧本中还设有所谓" 珍秘材料" 一节文字。
这种卖弄居奇的思想，实在不太高明，应当自行批评。第一，本书引及的四百多种书，都谈不上什么" 珍秘".清人的诗文集最富，可说是浩如烟海，我能得见的只是一小部分，况且人人能见。第二，著书立说，不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学识见解，只靠什么" 珍秘材料" ，这本身便是一种旧思想旧意识。现在只是一提此事，也觉得赧然。所以这样的" 文章" 已整节删去。
旧本" 史料" 一章，除了有错误有挂漏，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资料是孤立地摆在那里，与历史联系不上。我常说，考察曹雪芹的家世的" 小历史" ，必须放到" 大历史" 里面去看问题，过去不是不想做，限于能力。一向引为憾事。因此早就准备了要朝着这个想法试做一回。我用的是笨办法：每年条下，曹家资料的后面，酌加一些当年的历史事什、社会情况的史料，以供参互合看。因为我想，读者不大可能在读这一章时另外还找一部清代编年史，翻了这边又翻那边地去对照阅读，我这个办法虽笨，至少可以提供一点方便。不过这么做的困难也是很大的。一则，史迹事象极为繁复，清代史料文书又大都格外冗长累赘，如何能容得下？如何驾御？再者，这本书毕竟不同于历史书，又不能做得成了" 清鉴纲目""历史大事年表" 一个样。剪裁取舍之际，就很费经营。斟酌和主题有一定关系而普通历史书籍不暇及也不屑及的，往往多附上几条，" 历史大事" 等书中认为值得记载、可以查到的，反倒不一定都著录。希望读者不以此为赘，连带一读。当然，引录不能太多，各方面有一点，也无非是示例的性质，可供隅反，而不是说史事只有这么一些。
在这中间，有时我加了按语，记下个人的理解和看法。对于这么复杂的历史现象，我并不能全都懂得，要时时插进来作解释，也自知太不量力。只排比资料，岂不省心，何必添此蛇足。不过我想，读者恐怕还是愿意看见带有一些初步解释的书，比枯燥纷纭的一堆材料到底" 可读" 些[ 注5]，至于我的解释，不过提供参考，读者还要评判选择。毛主席给我们讲过：" 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本着毛主席的这个教导的精神，有时就多加了几处按语，多作了一些解释。这一切，虽然怀之已久，但还是第一次极为粗糙的一种尝试，非常盼望有这方面的精审详备的专著出来，嘉惠学人。
实际上，我对清代的历史懂得很少，为了想要理解《红楼梦》，对许多方面才开头摸索学习。这真是一知半解，必然会" 以一知充十用" 起来。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还要老老实实地学。缩小到曹氏一家的历史，我同样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还不能透过现象认识实质。比方说，内务府的曹寅和明遗民蕲州顾景星，到底是怎么竟会有了甥舅关系？曹寅的长婿是平郡王，次婿到底是什么王，何如人？这个谁也不肯细表的神秘人物，对于日后雍、乾时期曹家的遭遇有无重大关系？都还弄不清楚。再如，雍正为什么将曹頫交与怡亲王允祥照管，这说明什么问题？乾隆对允祥，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允祥的地位，一经身故，即已下降，而他的次子弘晈（宁郡王），竟然成了乾隆四、五年间的大逆案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即以允禄、弘皙为首，而弘晈、弘昇、弘昌等很多宗室参加的一大事件，见第七章所叙。其中有弘昌、弘晈二人，皆怡亲王之子，其袭爵的弘晓则在曹雪芹生时即与敦诚有交谊往来）。如此则我推断曹家应是在此大案中沾带牵连、再遭巨变的事，与此有无关系？像这样的问题，我是一直在摸索，但距离真懂得还远得很。最近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华同志谈及这最后一个问题，他也深具同感，并且将他辛勤查得的资料惠示于我。据他考察，雍正对苏州织造胡凤翚（年羹尧的戚党。李煦既获罪下狱，胡为继任），也是光把他交给怡亲王，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批胡折，说：" 毋谓朕将尔交与怡亲王为已得泰山之靠，遂放胆肆志，任意招摇也。倘少有辜负朕恩处，第一参劾尔者即系怡亲王，切莫错会。若希冀王施袒护私恩于尔，则自误尔之身家体面矣，小心慎之！" 三年十月初三日再批云："朕原有旨：除怡亲王之外不许结交一人。孰意尔尚恐怡亲王照顾不周，又复各处钻营，却以本门上帮助亲友之事回奏，巧词搪塞，转见狡饰，朕岂令尔一概谢绝亲戚往来耶？可谓胡说之至。" （俱见《雍正朱批谕旨》）由此看来，雍正将內务府差员等交与允祥之用意何在？他和允祥的关系毕竟真相如何（是否即如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和美，有无矛盾）？也是大有探讨馀地的。这些事不真清楚，就不能说明曹雪芹的全部问题。
再举一个例。《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为什么著录了曹颙之子曹天祐，而不著录曹頫之子曹霑？照我自己的解释，《通谱》是乾隆即位奉旨始编、九年刊成的，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到乾元开始征集档案时，他才十三岁，既不够成丁年龄，当然亦无职衔，故不在著录之列。如果照另一种说法认为他是生于康熙五十七年的，那么，到乾元已是十八岁的成丁了，成丁即要当差，而有其职衔，——《通谱》为何摒而不录？这就需要作出解释。总之，《通谱》的实际编例是否如此，有无另外的缘故？这也是我所不真懂得的。（我总盼望有专家早日对这些问题作出切实的研究。）本书的疏略缺漏之处，与此相类的，为数不知凡几。[注6]上面原是想说本书的修订方面的问题的，即今本比旧本多出了一些史料和按语，等等。此外，若干章节后面有添进去的" 附记" ，补充说明几个问题。再有，历年写的讨论《红楼梦》旧钞本，介绍清代较为稀见的题红诗词的文章，积有数篇，要说专为这个印制成书，那也是没有的事，因为不值得，现在集在一起，姑且称之为" 附录编" ，置于卷末，聊备参助。
重排本之与旧印本，有所异同，大致说来，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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