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訾非高高的十月》第1/17页
訾非《高高的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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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的是许多年前的事。
"六、七年前，我曾经打算把当时发生的事情写下来--那阵子我想当个作家。可是当年生活变化得很快，我几乎来不及写点什么。现在终于慢了下来，但在我已经全然没有了当作家的冲动。我只想和你聊聊天，聊聊从前的事、从前的人.......。
"你或许能将这些汇集成一部小说，甚至添油加醋弄成面目全非，没关系--谁又能保证我的记忆是忠实可靠的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记忆是个艺术家，而且是个过分追求完美的艺术家；在我向你讲述的时候，这个艺术家也在顷刻万变地修改着他的作品。这作品永远都不能完成，从底色、背景到意义都始终经历着流变。
"除了记忆这个艺术家的手脚，还有遗忘。有一种遗忘是最不可能弥补的，甚至想象力也拿它没有办法，那就是对情绪的遗忘。比如这些天，我一直试图追忆一个情绪：那是二十年前，我离开梅村的祖母，去涂门我父母身边继续我的小学。离开梅村那天，我坐在一辆手扶拖拉机的后斗里，被乡间小路颠得六神无主。祖母立在村口，并不挥手，而是站成一株枯瘦的老树。我想朝她招手，却不能--我得双手抓牢跳荡摇摆的拖拉机以免被摔出去。就在这时，拖拉机忽然停了，我就拼命大哭起来......。现在我试图重温那种悲伤，却不能成功。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细节清晰无比，可是那悲伤，却不能因此而被恢复。现在我只感到淡淡的忧愁，这忧愁聊算悲伤的影子，却不是悲伤。那悲伤我已经丢了，我甚至担心它就此永远地丢掉了，尽管我确信它存在过，就像我确信我一度生长在另一个地方，活过另外一种生活。我甚至还记得，就在几年前，那悲伤还招之即来，时而是在梦里；时而是在秋天的雨中。一个人一旦丢失了那份悲伤，他就不能将那个悲伤故事原原本本地叙述给查你，哪怕他对每个细节的记忆都准确无误。
"这样一种遗忘，每增加一个，就多了一层空虚，如同失掉一叶肺，你听到空空的回声，感到自己正从里面一块块消失......。
"那么现在我想跟你聊聊我二十出头时的一段生活，主要是在高桥镇的那一段。那些事件，尤其是事件所伴随的情绪，还没有被遗忘淹没，它们仍然清晰可辨。我想趁那些五味杂陈的滋味尚未消失前将它们叙述出来，以拖延这种遗忘。我知道这并不能阻止遗忘，充其量延缓遗忘罢了。和遗忘赛跑，谁都没有指望获胜。但是，每个接近三十岁的男人，大概都会试着和遗忘赛一回跑，将过去的事件重温一下，找个人聊聊，如同七岁上学前分送儿时的玩具，十七岁出门远行前遣去少时的书籍。而这一次重温之后，他前面要走的路将会耗尽余生......。
"你和我有不少类似的经历，你也有你的农村童年、你的城市生活、你的教师生涯，我猜想这正是我们能一见如故、并且聊起过去的原因。你要是把我所讲述的写成一部小说，或许你能驾轻就熟。那些事件算不了什么，如果当我讲起我的生活，你感到似曾相识，但愿你觉得这是有福......。
--赵(一九九九年秋)
叙述人：赵
记录及改写：訾非
第一章毕业歌
1
配
一九九二年夏天，我二十出头，从江南N城的一所师范学院大专毕业，被系里一脚踹回故乡B省的涂门市，再被分到离涂门四十几公里的高桥镇当了中学教师。
当年我是极不情愿地被踹回涂门的--我本打算赖在那个著名的N城。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我是个爱凑热闹的人，喜欢大城市，越大越好，我扎在人堆里就像鱼儿落进水里。有人说我这个毛病是小时候在农村玩扎堆游戏落下的--我看差不多。小时候我的确是在农村--真正的偏远的农村--长大的，九岁才回到我的出生地，B省的涂门市。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是说小时候被投身"革命工作"的父母送到乡下抚养，长成个泥娃子又被送回城里，永远以家为敌却又极爱凑热闹。
我喜欢大城市，比真正的城里人还喜欢。我喜欢人们熙熙攘攘在周围走动，喜欢光鲜花哨的商业大街，喜欢经过音像商店门口时听到震耳欲聋的DISCO音乐或着忧伤霏靡的流行歌曲。走在摩肩接踵的大街上，我总是一身轻松、喜气洋洋。
我巴望留在N城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跟同班同学雅文已经相好一年多了，人家是大城市的宝贝姑娘，要她随我去高桥镇是想都不用想的。雅文也说得很清楚："要是你回B省，咱们就一刀两断！"
我被母校踹到了高桥镇中学，只因为我是B省人，而B省又恰好是一个穷省。毕业分配时，学校的政策是：来自A、B、C三穷省的学生，统统回家；其他省人，爱上哪儿上哪儿(双向选择)。依照这政策，我就得乖乖回B省。这狗屁政策被执行得十分认真。你若是来自ABC省中的任何一个，除非你能另辟蹊径，走一些神奇的门路，否则你只好听任"分配"了。现在想来，"毕业分配"这个词实在性感得紧--分而配之。XX师范学院，二流配种站。
直到毕业前我才知道分配政策，于是去找系主任。那天系主任大人正坐在系办公室的一台老掉牙的286电脑前打字，听我说明来意，头也不抬地问我："你是优秀毕业生吗？你是学生会干部吗？"
屁！我心里想。我已经知道他下面要废话什么了，就没再跟他啰嗦，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出门时听到他的针式打印机突然开始工作，吱吱--嘎嘎，吱吱--嘎嘎，像一头无奈的老牛拉着破车；当时我有一股冲动，想回头把那破玩意儿砸了，或者扔到窗外的马路上去。我讨厌系主任。我跟他无冤无仇，可我一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据说系主任大人从前是匹千里马，去西天取了一趟经，回来就成了一头不孕的骡子。镀金骡子，光芒四射，每根汗毛都是24K。这头骡子的职责是每年秋天新生被骗进XX师范学院后在全系大会上发言，用蹄子敲打讲台，声称他是头金骡子，敦促大家朝他瞄准，争取将来都进化成有蹄类。另一个职责是在每年夏天将毕业生逐个踢出XX师范学院，只保留少许毛色纯正精力旺盛的优良品种进行近亲交配。除此，系主任大人便成天坐在286前头，用一对毛绒绒的金蹄子马不停蹄地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一条蓬松的大尾巴搭在椅背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挥舞几下，赶走想像中的苍蝇。除了浓稠的膻腥味，系办公室倒也宁静宜人，颇有乡村气息。可我一见系主任就气不打一处来。在动物界，我最怕有蹄类。它们看起来温温顺顺斯斯文文，但是冷不丁就踹你一脚，搞得你防不胜防。等你连滚带爬，它们悠哉游哉地收回蹄子，仍旧还原成斯斯文文，一脸的无辜。"你是优秀毕业生吗？你是学生干部吗？"
呸！优秀毕业生，学生干部？C省的尤峒就是个优秀毕业生，埋头苦读，"名属教坊第一部，"结果还是给踹回C省了。她在N城有个男朋友，所以也期望系主任蹄下留情。尤峒去找系主任，不但碰了钉子，还被教训道："别只顾埋头念书，要多了解社会！"
放屁！以前系主任给尤峒一本本地发优秀生证书、奖学金证书的时候怎么从来不提"了解社会"这类鬼话。
A省来的刘雄倒是留校了，他的确是个学生会干部，可这个人在92年春天那次义务献血的验血前夜猛灌白酒，第二天取血化验的医生们从他胳膊里抽出来的全是二锅头，这小子就这么躲过去了。这鬼主意可不是他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学生会内部流传的妙招。我了解内情，因为雅文也在学生会里混。这拨学生会干部流行一句哲学：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刘雄还专门就这个哲学在班上组织了一次讨论。这讨论后来变成了刘雄的个人演讲，说来说去无非是：人是为自己活着的，人好好地为自己活着，客观上也能给别人带来好处。没错，学生会干部们忙忙道道组织活动，无非是为将来的分配之类的捞资本，但是客观上也算丰富了校园生活。在这些事情上，哲学跟现实共度着蜜月，卿卿我我。要是碰到义务献血，或者宿舍着火什么的，这哲学就露出真面目了，梁山伯摇身一变陈世美。
我不是说逃避献血就有多怎么地；那是一次所谓的义务献血，实际上没人征求过我们的意愿，说验就验、说抽就抽，有如取熊胆割鹿茸宰一头猪。我们当年都像猪一样老实，唯独学生会干部们猴子似的精明，这才最令人失望。
毕业分配期间，我一个人沿长江逆流而上去看三峡了。那一个多星期真是无忧无虑。崇山峻岭、滔滔江水、日出月落、忽而强劲忽而阴柔的江风，这些都叫你神不守舍。什么分配，什么前途，那时都去他妈的。这感觉很不坏，前所未有。
回到母校，同窗们都已走光；我沿着自己的档案走过的路线一路追到高桥镇，在镇上的中心街来回走了两圈，决定暂时和我的档案呆在一块儿。
我卷铺盖走人那天，雅文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嗯--对了，就像电影里女主角瞅着男主角从船上落水，被大嘴鲨鱼"喀哧"一口咬两半时的那种。如果你不曾被什么一口咬两半过，怕是永远都体验不到这种眼神，反正，嗯，--蛮性感。
总之，我跟雅文断了。她送我上了火车之后，一转身便奔赴美好前程去了。雅文去了一家外资公司，从此改名"温妮·李"啦。我失魂落魄了好几天，但裤腰带并没有变得更宽。也喝了几口酒，喝着喝着就觉着自己贼可笑--赶紧把剩下的酒扔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真正的忧愁至渺至茫，并不是电影里的那类路数，那是做戏；诗人们举酒浇愁，八成也是装疯卖傻--至少我是这样想。
2
崔威的哲学
我来到高桥镇中学，先在初一年级带两个班的数学课并且兼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这看起来不像是个有意思的职业，好在天底下的事都跟它表面看起来的样子大相径庭，在高桥镇我只呆了两年多，可那段日子我至今难忘。
先从我的室友崔威说起吧。他是学哲学的，也是刚被踹回来，在初一年级教政治。崔威是涂门市力新县人，而力新县又恰好属于我的家乡涂门市的郊县，因此我们可以算作同乡。
崔威不是那种你初次谋面便有好感的人，猛一见你会觉得这人有点郁郁寡欢、心事重重。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我们谈起农村，便突然有了不少共同语言。他小时候也在农村呆过--大概是从两岁到五、六岁吧。我们都是由农村的祖父母带大的，从来没上过幼儿园，都上树骚扰过马蜂窝，房檐下掏过麻雀，地里偷过落花生，场院里打过群架，五岁就跟鼻涕女孩出双入对成过无数次亲，又突然不知在哪天不疼不痒地散伙了......。不过，我和崔威的农村经历还是很不一样的。于崔威而言，农村生活永远朦胧浪漫，自由得像是天堂。他说，总有一天，他要回到那种生活里去。他说这话的时候很是一本正经，那神情就像是在自己的遗嘱上签字。
而我在农村呆了七、八年，并且在一所只有一间教室、一个教师的民办小学读到三年级，已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个农村孩子。可以这么说，读小学前的日子，生活的确有几份像天堂，但是上小学之后，便活得一天不如一天。功课压力倒是不大；但是我们的老师是个怨气冲天的劳改释放犯，性情反复无常，有事没事就拿我们当出气筒，张开血盆大口冲我们一通训斥，还动手动脚。他是我们乖戾的王，我们惹不起也躲不起。至今我还记得那张阴郁的扁脸，他指着自己的鼻子："我，XXX，山上呆过的......。""山上"指的是山里的劳改农场。他说"山上"两个字时总是神采飞扬，仿佛刚从井岗山上下来。我们的老师每天有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反复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少了你地球照转！"第二件是不辞劳苦地给每个学生更改生肖。"你是属驴子的，将来只配去拉磨......你是属猪大肠的，扶不起来了......。"最后一件他最乐此不疲。他有教鞭一根，不吝赐教；大家经常被教得抱头鼠窜。
我说这些给崔威听，崔威说你们只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
就算我运气不好吧。那段经历可真是一段恶梦，在我的头脑中跟其他的恶梦共存共荣。这些年，我不断改写它，为它增光添彩，使它变得可以接受。我把它编成故事，《老师的故事》，在我的大脑皮层上发表，每周一期，月月改版。最近的一个版本是这样开的头：我的老师，他有金箍棒一根，能大能小，平时它呆在耳朵眼里。一旦谁犯了事儿，老师就面带兔死狐悲的微笑，踱着方步来到他面前，从耳朵眼里掏出定海神针，吹口气变成狼牙大棒。好大一根棒！它先把房顶戳个窟窿，然后朝他扑过来。砰！血光崩现，脑浆四溅。我念到三年级，同学们都让老师给灭掉了，只剩我一个，像个孤臣孽子......。剩下我一个，孤单太寂寞，那根狼牙大棒也成天在老师的耳朵眼里嗷嗷怪叫。老师不敢对我下手，他怕我父亲--据说他在城里做官，帮玉皇大帝刷马桶。那根狼牙大棒从来都不曾落在我的脑袋上，但这更糟糕，糟糕得无以复加。他灭掉三十个同学，我就给灭掉三十次，还得等着算总帐。狼牙大棒成天嗷嗷怪叫："让我跟他了断了吧！让我跟他了断了吧！"可老师不敢，他怕马桶。于是那根狼牙大棒自个儿从耳朵眼里蹦将出来，就势先将老师灭掉了，大脑皮层涂了满满一讲台，像打翻了一罐臭豆腐。"小赵！我们了断了吧！"......。
崔威生得五大三粗，还留着络腮胡子，尽管不长，却足够让你朝钟馗那个方向去想。他也委实有点儿神神叨叨的。比如，一只苹果搁在桌子上，在灯光下自然会有个影子，他却神秘兮兮地对你说："瞧，一只苹果！一个影子！--阴和阳！"
崔威似乎能以小见大，从沙子里头看世界。人们的一蹙一笑，只言片语，他总试图琢磨出几分深意来。用崔威的说法，这就是"看到一切事物的背后。"不知道崔威是否真看到了事物的背后，反正他对眼前的一切常常迟钝得不可思议。他能手腕子上戴着手表却到处找表，手里握着眼镜却四下里找眼镜，备课的讲义明明搁在桌子上他却连老鼠洞都掏过三遍而寻不得。崔威的肩膀上扛着的仿佛不是一颗脑袋，而是一口锅，里头用文火焖煮着七七八八五味杂陈满满一锅，从外面看去平平静静，只是偶尔冒点热气儿。一旦你揭开锅盖，才发现里面如沸如羹。崔威既迟钝又敏感，需要用感官去把握的事情他一概不灵，而那些适于抽象的东西哪怕是街谈巷议婆媳吵架他都砸摸得有滋有味。我和崔威一同在街上走，碰到有人在争吵，他就一定拉上我凑过去看，而且多半要插进去劝劝。劝也就罢了，他还要给人家上课，批评人家不懂"符号学，"滥用语言的魔术，搞得人家一愣一愣的，冲这个对牛弹琴的崔老师大翻白眼。但他还是意犹未尽，向人们解释语气、概念、和词句是如何的密不可分，为什么某些说话方式跟拦路抢劫别无二致"就如同在街上随便冲谁大喊一声'你欠我的，'"为什么君子动口跟小人动手是一码事，什么是"词语的暴政"......等等等等。等他把这些话说完，往往发现那一对冤家早就退出圈外，正手拉着手挤在人堆看热闹呢。而崔威自己被伸着舌头流着口水的众人团团围住，活像一头瞎了眼的山羊。我把崔威拉出来，众人散去时，一个用口水浇出的巨大圆圈就在地面上凸显出来。看着那个圆圈，你会相信刚才高桥镇遭到了外星人的光顾。
在高桥镇，有人说崔威是个天才，而另一些人说他是个疯子。但崔威认定自己是个天才--就这一点来看，崔威更像个疯子。不过天才也罢，疯子也罢，反正总都是些倒霉的角色，崔威也不例外。
崔威认为，古今中外的哲学，全是漏洞百出乏善可陈；只有两个理论勉强站得住脚：在西方哲学而言，是二律背反；在东方哲学而言，是阴阳。前者是思维的宿命，后者是行动的宿命。思维总也离不开概念，而概念是对存在的一次强奸，是刻舟求剑，所以或迟或早，思维将遭到悖论的迎头痛击。行动离不开愿望，而愿望就是虚妄，所以行动本身就是在酝酿失败。
我不懂什么二律背反，阴阳对我来说不过是黑色半圆里有个白圈圈、白色半圆里有个黑圈圈--我指的是太极图。每次有人给我提起阴阳什么的，我想到的就是一个太极图，仅此而已。我得承认，哲学这玩艺儿我不在行。
崔威说，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二律背反是解决不了的，阴阳也是解决不了的。
我没有崔威那么悲观，或许是因为不读哲学。即便如此，我也算不上一个兴致勃勃的人。在高桥镇这地方，要保持兴致勃勃可不容易。像我这样的普通教师，面对一种可以预见的尴尬将来，难免会有点悲从中来。但我不认为悲从中来就是悲观。保持兴致勃勃不容易，可一门心思地悲观也挺难，生活里总有点什么事让你忽然生出一线希望，令你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况且，"悲从中来"这情绪本身不就隐含着某种渴望和不死心吗？
但崔威是悲观的：二律背反是解决不了的，阴阳也是解决不了的，所以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关于苹果的影子问题，我向崔威讨教："让一束光从桌子正上方照下来，桌上的苹果不就没有影子没有什么'阴阳'了吗？"
"不对，"他说，"那影子就在苹果底下，而且这样的影子，其实更黑暗一些--因为你看不到它。"
难道一只粘在桌子上的苹果也会有影子吗？那影子在哪里呢？
"那么，"我说，"用两三盏灯，把苹果悬起来，让光从几个角度照向这只苹果，总可以避免影子了吧。"
"这样你反倒会搞出更多的影子，一盏较亮的灯，会在一盏弱灯的光域里投出苹果影子来；一盏灯会挡住另一盏灯的光，在墙上留下自己的影子。如果没有光，就不会有影子，而越是光明的地方，它的黑暗反而更深一些。"
"要是这只苹果像太阳似的自己发光呢？"
"它将给这个世界制造影子。"
"......"
3
屋
我和崔威都是新分来的教师，自然不能指望什么象样的生活条件。我们的宿舍离学校很远，实际上是在学校的北围墙外头，离学校后门还有上百米，处于高桥镇和高桥西村的交界地带，孤零零地面对一片农田。这宿舍是一间平房，白墙黑瓦，远远望去倒也小巧别致。实际上，这座房子已经摇摇欲坠。天花板上裂开一条缝。裂缝由天花板的中心开始，斗折蛇行至一面墙，然后笔直地伸向墙根，浑如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每次刮大风，我都担心这个砖头房子会"哗啦"一声塌下来。
校方给崔威和我每人发了一套铁床--就是那种学生宿舍用的，有上下铺的铁架子。我们都睡在下铺，上铺放书和箱子。崔威认为，校方对这间宿舍肯定也是信心不足，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两套防震设备。崔威老把简单的事情往复杂里想，在我看来，这两只铁架子不过是总务处让人从学生宿舍或学校的储藏室草草搬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当然，我这种猜度也没多少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上铺的铁片床底儿一定能在紧急关头抵挡住几块砖头瓦片什么的。
崔威说，咱们还真不能妄自菲薄，要是给埋在这里，一准闹得全国都知道。这倒是实话，做个教师，你不能让宿舍或者教室给砸死，那是件大事，如果让车撞死，就不成问题了。假如我们葬身瓦砾堆，我那张照得不错的毕业照说不定能在某张报纸上登出来，届时雅文又要用那种眼神瞅着我了......。
这房子以前可能是一间堆放废旧教学用具的贮藏室。我们在墙角找到了一只完整的试管，里面还有一小撮半白半蓝的粉末，用水一冲就成天蓝，大越是学生做化学实验用的硫酸铜之类。还找到了一只断为两截的竹教鞭，攥在手里滑溜溜如泥鳅。崔威拿起教鞭挥着舞着："锵锵，你这鬼东西，是敲学生的脑门敲折的呢，还是学生下课将你偷偷掰断的呢？！"
我们的宿舍没水没电，更没有厨房，远不如一间停尸房。我们去总务处问了一个多月，要求接水电，但始终没有下文。一个月后我们把条件降低，只要求房子里通电。水吗，离宿舍不远就有口井。厨房，反正我们都在食堂搭伙，有没有又有啥关系？总务处的人信誓旦旦：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结果我们又空等了一个月，电工老爷们跟果多似的总也等不来。我于是设法弄了两根电线，接到宿舍后面的电线杆子上，把导线经窗户拉进屋内，在天花板上接了一只六十瓦的白炽灯。我的专业是数学，可我知道怎么对付电；我打小就对电工感兴趣，上中学时物理课的电学成绩格外的好。我在高中时就是个修理电器的行家了，还因此耽误了念书。高中毕业我曾报考一个工科大学的电子工程系，但没考上。考一个工科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基本上就不考电子电工，而是要谙悉九阴真经吸星大法独孤九剑金钟罩铁布衫六合刀降龙十八掌。
我从宿舍后头的电线杆子上引了电下来，居然惊动了校方。总务处终于派来两名电工。他们检查了我的线路，在后墙上安了只电表，便一人叼了根我们敬上的香烟走了。
在高桥镇中学，你要是沿着合情合理的路子走，就一定撞在南墙上。这个中学虽然五脏俱全，可每一机构的运行，遵照的是特殊的高桥镇规则。在高桥镇，苹果不是朝地上落而是朝天上飞，一加一等于二百五十六，母鸡打鸣公鸡下蛋。
比如学校的"保卫处，"你最好别把它理解成一个保卫人身财产安全的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修理犯了错的学生，大家称之为"修理处。"修理处的老爷们抵御外侮的能力极差，反应也很迟钝，对从校外闯进来闹事的小流氓们无能为力；可是一旦有学生因打架或别的什么原因被送进修理处，他们马上变成精神抖擞摩拳擦掌，每一根交感神经都通了电，咝咝作响，电压足有三万六千伏特。
至于"总务处，"你更不能把它理解成"总理大小事务的地方。"例如教职工分房这件大事，"总务处"只起到一个调解机构的功能，并且没什么权威。我和崔威来高桥镇之前，学校给一个姓张的教数学的老教师分了一套房子，结果教语文的老刘却抢先搬了进去，于是"总务处"只好徒劳地斡旋于老张和老刘两家之间。你在"总务处"的记录上能查到新住宅的A单元103室是分给老张的，可事实上老刘一家住在里边。而老张呢？他和他老伴还住在旧宅B单元豆腐干大的一室一厅里，而这间房学校本想安排新来的教师崔威和我住进去的。所以在总务处的记录上，我们住在B单元，而那间白墙黑瓦摇摇欲坠的房子里住的两个人应该是不存在的，尽管他们一度给那房子送去过两套铁架子。
我初来高桥镇中学的时候对教师抢房子的事很不理解更看不顺眼，后来发现这才是教师们得到住房的通途。说书的人常讲："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高桥镇中学的生存规律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