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訾非高高的十月》第2/17页
当你看到胡子一大把的教师斯文扫地举家抢房鸠占鹊巢，尤其是看到两家人黑压压地混战在一起，你不能不惊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我不是说当老师的就应该规规矩矩礼让三先什么的，我的意思是：在高桥镇这地方活着可真不容易--到什么时候我才能修炼出炉，具备率领一家老小攻占两室一厅的决心和勇气啊。按照高桥镇的游戏规则，我和崔威应该直奔B单元，将老张夫妇赶出那一室一厅；或者趁他们不在家，找一帮学生，把我们的家当径直搬进去；前一个方法可比照希特勒的闪电战，后者可参考日本鬼子的"进驻"中原。但是这样的事我干不来，崔威也干不来，崔威只会掰着手指头戏谑："今天老张打老李，明天老刘打老张......。"我记得这大约是一个国产电影里的台词，讲的是军阀混战。
我和崔威的生活用水是从高桥西村的一口水井里打来的。那口井离宿舍有一里之遥，但比学生食堂的自来水龙头近得多。我们打水时，难免就和一些乡民唠磕，由此得知我和崔威住的那间白墙黑瓦的平房竟然被叫作"鬼屋。"
大约是在一九六八年，高桥镇一带发生过一些著名的械斗。其中一次是这样收场的：一小队某某派四十几个人得胜归来，列队从高桥上经过，可是高桥却突然塌了，噗噗通通，转瞬间"落花犹似坠楼人，"其中二十多条好汉就这么下五洋捉鳖去了。这帮人也真够熊的，居然大多是些旱鸭子。
想必你已经猜到了，那二十几条尸首被陆续打捞上岸，就搁在我和崔威住的那间白墙黑瓦的平房里。
我们的宿舍现在已经没有尸首了，但是听了这事你没法不觉得后脊梁上毛绒绒的，尤其是后来几个乡民煞有介事地讲述这屋子在七十年代闹的几桩鬼事，我小时听聊斋的那种麻酥酥的悚然之感妖雾重来。这些鬼故事自然都是无稽之谈，根本不值得在此一述，但是住进鬼屋的头一个月我的确神情恍惚，像个高考落榜生。
我一定不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是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崔威也一样失眠，经常深更半夜爬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悄没声地抽烟；亮红的烟头在漆黑的屋里鬼鬼祟祟地飘忽游移。这可比鬼屋的传说更令人毛骨悚然，于是我也爬起来，跟崔威要了烟坐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我的烟瘾就是那时候染上的。
在没有月光的深夜，我们那间孤伶独处的宿舍里有两个亮红的点，一个沿着近似椭圆的轨迹飘忽游动，宛如一团绕坟起舞的鬼火；另一个在床头悠悠摇摆，像一团潜生海底的磷光生物。这情景我至今回想起来还起鸡皮疙瘩。
更要命的是，有时崔威半夜里把我叫醒，神经兮兮地说："小赵，你听听，你听听，有声音，有人在哭！"
我支起耳朵，只能听到自己的右耳内像一盏用旧了的萤光灯咝咝作响，在这背景噪声下，偶尔听得一两声鸡鸣犬吠从远处的村子飘来--哪有什么哭声。可崔威不依不饶，坚持要我仔细听。于是两人都不出声，我屏住呼吸老僧入定，听见右耳内的咝鸣渐渐变成轰鸣，有如夏天经过一株大柳树惹恼了一树夏蝉齐声鼓噪。这高分贝高频率的声音由右耳钻进脑袋，在天灵盖下面扯天扯地嘶鸣，然后沿着喉咙爬进五脏六俯，再窜向四肢，打通任督两脉大小周天，变成蓬蓬勃勃成千上万的鸡皮疙瘩--可我还是没能听到什么哭声。
如是数夜，折腾得我神经衰弱走火入魔，于是没好气地对崔威说，要是真听见谁在哭，你就冲他开骂，让他滚蛋；你要是再大半夜的把我叫醒，我就冲你开骂，要你滚蛋。
后来崔威果然不来叼扰我了。过了几天，崔威颇有点大功告成地对我讲："我一骂娘，那女人就不哭了，走啦！"（原来是个女人。）我通常睡得很死，崔威到底骂没骂娘，我不得而知。
崔威不打扰了，我却恶梦连连，老是梦见自己跟一大帮子人在高桥上头齐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然后突然呼呼啦啦下饺子掉进涂河。我会游泳，可在梦里却是个旱鸭子，石头似的往下沉。当我被水淹没，不能呼吸，便有一个声音说："这不是真的，这是在做梦。"于是我突然就醒过来了。这声音真是匪夷所思，它仿佛超越阴阳两界，始终保持着无与伦比的清醒，在最关键的时刻出手相救，并且万无一失。那段时间我甚至相信我是不死的，当大限时来，我朝什么地方沉下去，那声音一定会出现，"这不是真的，这是在做梦，"然后我醒来，四周便是天堂：新鲜、光亮、空气芬芳，一些天使们正在煮下午茶，另一拨天使在雪白的云堆里冲浪。
4
高校长
大约在听了鬼屋的传说两周之后，我和崔威终于撑不住了，便去找高校长。我们的目标是换间清白一点的屋子。这可真是个下策，因为不但我们换房的企图未能实现，鬼屋的传说反倒给证实了。我不是指闹鬼的事，而是指那间屋子曾经作为停尸房的事实。
高校长有很多道貌岸然的理由，说明我们住在鬼屋里不但是合理的甚至是光荣的。青年教师，高校长说，要带头破除封建迷信。在一个钟头的谈话之后，我们近乎羞答答地溜出了高校长的家门。崔威虽然理论多得像出恭，但跟高校长过了一个钟头的招，也成了残花败柳。
在这里我要和你谈谈高校长。高桥镇这个地方，高校长绝对算个人物。在高桥镇的科举史上，高校长主持工作的这几年成绩斐然，每年都有二三十个高中生考取大学或大专，这是历朝历代都不多见的；在高桥镇人和远近乡村的乡亲们眼里，假若高校长不算能人，那就没人算能人了，就连将要荣升副县级的镇长(高桥镇即将升格为副县级镇，不过至今我还没弄明白"副县级的镇"到底是什么意思)、刚发起来的几个富翁也只能勉强跟他相提并论。
在过去的朝代里，高桥镇一带出过一个状元，这个状元后来在朝廷里一路爬到宰相的位置；后来高桥镇又出了一个名人，虽然只是个举人，但是碰上农民起义，在家乡招募乡勇，为扑灭起义立下汗马功劳，自然也爬上了很高的位置。这两人，成了高桥镇一带妇孺皆知的神话人物，也是劝学的经久教材。你到高桥镇一带随便走走聊聊，十个人有九个会在第一次和你聊天时就提到这两人。这两人开创了一种将读书进学看作人生第一要义的风气。但这并不是说，在高桥镇做教师就与别处不同。高桥镇人表面上对教师蛮尊敬，可是骨子里把教师看作失败者；在他们看来，读书的目的是做官，就像娶老婆的目的是上床；如果不能"上去，""下来"做了教书匠，就如同修炼成仙又被贬下凡界，虽然沾了点仙气，但终究不是仙了。
而校长又有所不同，因为校长是个"官。"像个土地爷，虽然品低位贱，但终究是人家玉皇大帝的人。高校长不但是个"官，"还是个能干的官，能渡人上青云，就更得另眼相看啦。
高校长是一能人，而能人总是很有办法。比方说，他把成绩中上等的高桥镇头面人物家的子弟和高中入学考试成绩拔尖的学生安在一处，单独组成一个优等班。这样一来，就成了强-强合作；成绩拔尖的学生拢在一处形成了一种赶考的气氛；而头面人家子弟，只要成绩尚可，高考时分数差得不太离谱，通常都能找到各种入学门路。这两类"贵族"撮在一处，符合马太效应的原则，让有机会的人便更有机会。在其他三个班一败涂地之时，这种优等班依然屡屡得胜。关于这件事，我和崔威都曾很是不平，想找高校长去理论，但是后来不了了之。那时候我和崔威都刚毕业，对世事炎凉总是大惊小怪。现在看来，如果那样的事也算不平的话，那么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只好看作一场不白之冤。
我在高桥镇教书那阵子高校长正是四十多岁，在官场里还有继续攀登的前景。后来高校长被调到涂门市教育局，不久又当上了涂门市教育局的副局长，算是爬上去了。这是后话，这里不提，以后也不会再提。
人们都说，高校长是一没有弱点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跟任何桃色事件有染。做任何事，他都能平衡在不激进也不保守的中庸状态。甚至他的脾气也是如此，人们从没见他大怒或大笑过。再有趣的幽默，再可笑的事情，到了他耳朵里都变成波澜不兴。起初我怀疑他是装出来的，是故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后来发现，这是一种智力上的滞钝幽闭。机智敏感的人也可以故作矜持，但这种矜持很容易露馅，反倒透出一股子沾沾自喜。高校长不是这种人，他说话做事，有板有眼，凡是跟主题无关的东西，不会进入他的意识。你跟他谈话，他不断地提出他的想法，他的主张，他的决定，而你的观点，你的意见，根本就不能进他脑袋。在他的脑袋和外界世界之间似乎有一块特殊的玻璃，只容许光从里面发出来，外面的却透不进去。
我不是说高校长是专断的人，事实上，他的很多想法都不被人接受，也不被付诸实施，对此他似乎也不甚介意，至少不至于勃然大怒。他更热衷于让这些观念在头脑里不再自相矛盾，至于他的主意在现实中的下落如何，那是无所谓的。譬如我和崔威去和他谈房子的事情，结果却演变成了他的谆谆教诲，大谈中学教师为什么最应该是灵魂工程师的问题。他说，中学生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期，这个时候，教育，尤其是品德教育，最为关键，他们的思想如果好东西不去占领，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就会去占领。听了他这话，我很是惶然，我发现自己没什么好东西可以去占领学生。我的东西除了数学公式，其他的都可归入乌七八糟之列。况且我也不想去占领，"占领"这个词听起来真他妈肉麻，教人想起中世纪的地主，提着一根老二到处去兑现初夜权。
我一直想知道高校长老二的尺寸。我巴望在学校的某间厕所里跟高校长不期而遇，看他扒下裤子掏出老二，一江春水向东流，再抖上几抖，那样子肯定帅呆了。高校长一定早有提防，绝不在校长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厕所解决问题。平时高校长在高桥镇中学里走动时总是行色庄重，像一枚等待发射的运载火箭。但有时这根运载火箭突然听到上帝的召唤，要发射了，一溜烟，嗖地一声穿过大半个校园，二级点火！噔噔噔噔一楼直奔顶楼，校长办公室，不，办公室对面厕所，放下起落架！稳稳降落在半月形的火山口上了。这是高桥镇中学的一道风景线，在高桥镇中学不断发射升空，发射了好些年。"噢，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一片晴朗。"与这道风景线相得益彰的是高校长的整洁，一身深蓝西服干净笔挺到抽象的程度，仿佛一个纯粹的思想。头发纹丝不乱，是用胶水固定了的，能抵御八级台风和九级地震。一根笔直的银灰色领带插在胸前，在脖子低下打了个硬硬的结，完美得如同一个乌托邦。一双大皮鞋闪烁金属光芒，连鞋底都是锃亮，抬脚走路时像一对电熨斗在交替移动，仿佛要荡平整个地球。远远看去，高校长是一根派克金笔，刚从铺着红绸子的玻璃柜台里取出来，精致得无可挑剔。跟高校长擦肩而过，我老是闻到一股味儿，香水或者雪花膏的味儿，说不上来。在镇上摆摊的算命瞎子说那是"雅致"牌护肤霜，这话我信--他算的命我不信，可这话我信，每次高校长从瞎子摊前经过，瞎子都毕恭毕敬地点点头"校长好！"人家能闻香识校长！高校长的办公室更是秩序井然，橱子里的书不是按内容而是按开本各从其类。木地板被擦得亮晶晶，走上去如履薄冰。黑色塑料办公桌一尘不染，黑得像个无底洞，像黑手党，像从八十万光年之外飞来的一块黑洞碎片。假如蜘蛛不小心掉在桌面上，三年也爬不出一厘米开外；假如蚊子不留神停在上面，便会绝望地发现再也不能起飞。高校长的磁化杯若非捧在手上，就一定是搁在桌子右上角的一个巴掌大的棕色塑料垫子上。这垫子呈正方形，每条边都跟桌边完美地平行着。放待处理文件的塑料盒摆在桌子的左上角，也跟桌子完美地平形，这些平行线纵使延伸到宇宙边缘也不能相交。另有笔筒一个，亮银色，搁在文件盒右侧，在黑洞洞的桌子上烁烁放光，那位置仿佛宇宙中心不得稍动。此外这张一米宽两米长的大桌子上除了日光灯的影子别无其他。坐在这张桌前说话，唾沫星子落在上头清晰可辨，还叮咚作响，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所以办公室里招待客人的红色人造革沙发摆在离桌最远的位置。你坐在沙发上听高校长说话，只有高校长一个人的唾沫星子在那张三贞九烈的办公桌上大珠小珠落玉盘。而高校长的右手始终攥着一方纯白的手纸，在办公桌上擦擦擦擦擦。
在高校长治下的高桥镇中学，各阶级的啄序(peckingorder)可以粗略罗列如下：校长(兼书记)，高层领导(副校长，办公室主任，教导处主任，政教处主任，总务处主任，等等)，校工，普通行政人员(工人出身的要往前推)，老教师，年轻教师，新分来的教师，学生。当然也有例外，有些校工大哥要比校领导还神气实足；有的老教师勇敢地投入江湖纷争，居然能越过行政人员和校工这两大阶级，跟学校的高层领导平起平坐；而"修理处"主任从来都不敢正而八经地修理校工。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很独特，他们一部分跟校领导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部分是本校教工子弟，有好几个还是行伍出身，他们专政的铁拳时不时会落在排在其后的几个阶级身上。一九九零年分到高桥镇中学的一个新教师就是被这只专政的铁拳打跑的。当时那个教师被分到单身宿舍跟一个校工合住，两人话不投机，这校工就纠集了两三个狗友，把那个新教师按在宿舍的床上狠揍了一顿。那个教师鼻青脸肿地跑到"修理处"去报案，主任把肇事的校工请到办公室，训了几句就放了人。这个教师气得七窍生烟，去"修理处"去理论，结果被主任一通训斥："你怎么能跟这种人计较呢？""你干吗要惹这种人呢？""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教师差点儿去投了涂河，说什么也不跟在高桥镇中学呆下去了。
高校长能高踞在啄序的最顶端，并不是因为像校工大哥那样有一双铁拳，也不是因为资历，甚至主要不是因为他善使权力的魔术。他的地位很有点"君权神授"的意思，尤其是在校工眼里。本校的工人敢把教师打得稀烂，却没一个敢动高校长半个手指头。校工们的这种心态真是饶有趣味，他们犹如蜜蜂王国里的工蜂，冲外来者施以最猛烈的攻击，却总是对蜂王千柔百顺。这个蜂王对工蜂来说并不具体，假如你拿掉这个蜂王，换上另一个，它们同样对这个新王千柔百顺。
如果说校工们对高校长是一种远远的尊敬，干部们则是紧紧围绕在高校长周围，呈众星捧月之势。干部们在人数上略少于工人，远多于教师。即便把兼做教师的干部不算在内，在人数上也跟教师不相上下。不过，谈这些干部的情况实在是一件干瘪乏味的事，这里就略去不表了。
在高桥镇中学，教师的地位最为模糊。如果我勉强作一比喻，那么教师有点类似蚂蚁王国里的蚜虫。这种蚜虫被蚂蚁饲养，是蚂蚁驯养的家畜。当蚂蚁需要吮吸蚜虫的甜蜜分泌物时，就去拍拍它们的马屁。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的第十章里关于蚂蚁和蚜虫的关系写过一段叫人忍俊不禁的话：
"有些蚂蚁会用触角或腿抚摩蚜虫的臀部来"挤奶"。蚜虫也作出积极的反
应，有时故意不排出汁液，等到蚂蚁抚摩时才让汁液滴下。如果那只蚂蚁
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它的话，有时甚至把一滴汁液缩回体内。有人认为，一
些蚜虫为了更好地吸引蚂蚁，其臀部经过演化已取得与蚂蚁脸部相象的外
形，抚摩起来的感觉也和抚摩蚂蚁的脸部一样......。"
我把高桥镇中学教师的地位跟蚜虫类比，绝非不怀好意，我的教师同行们恐怕不至于因此跟我翻脸吧。毕竟蚜虫在蚁穴中的地位，比臭老九在高桥镇中学的地位要高得多，它们不用跟工蚁们去抢房子，也不用互相抢，它们生下来就理所当然地拥有三室一厅，还有工蚁们轮流拍马屁，简直可以算是贵族，或者至少可以看作宠物。不过这样做也有代价，它们的防御能力完全退化，已经不能自卫了，只能依靠蚁民的保护。而高桥镇的老师们却雄风尤存，时不时干出攻占两室一厅之类的壮举，将进化论退化论性学三论狠狠揣上几脚，可歌可泣。
高桥镇中学的啄序，虽然错综复杂，有很多变数，但究其根本不外乎"权力，""拳力，"和"资历"的多寡与组合。"资历"其实也是一种"力，"或许叫"资力"更合适一些。我不知道这三种力能不能统一成一个，就像爱因斯坦在物理学领域试图做的。在高桥镇，"权力，""拳力，"和"资力，"的当量是不一样的，三者的差别有如核能、水能、和体能。如果作一等价交换，一份权力大约相当于十份拳力和三十份资力。我所作的折算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假如工人大哥有一件事要高校长办，十个校工握紧拳头闯进校办准能办成（这样的事倒是从来没发生过）。假如教师们有件事要高校长办，而他又死活不肯办，三十个中老年教师联名辞职或许能扭转乾坤。这三种力也有通用程度的差别，有如黄金、现金、和支票。话说回来，人不应该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老以为别人的院子里满园春色；王侯将相皆有种也，你要是不幸落到啄序的最底层，手里攥着空头支票，也只好量力而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狠狠地挖掘自己的潜力了。
5
我和崔威从高校长的家里出来，刚出门，就碰上了唐楚金。他是个高三的学生，高桥镇人，那年高考没考上。他父亲开了个杂货店，他就一边帮忙一边复读。
唐楚金正骑着一只三轮车路过，轮斗里满满地装着成捆的啤酒。他看见我们，立刻下了车跟我们搭讪。我们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啤酒的价格上了。后来我和崔威就用了近乎成本价买了二十四瓶啤酒。
那天晚上，在鬼屋，崔威和我决定拼酒。我们将捆酒瓶子的绳子解开，将瓶子一分为二，排成两排，立在桌子上；那阵势像是要打保龄球。我们对坐桌前，每人面对十二只雄赳赳的啤酒瓶。
我们用桌沿磕开瓶盖(那张桌子就是那么被糟蹋掉的)，开始对饮。用一条腊肉作下酒菜，腊肉是崔威从力新县的姑姑家带来的。
我说："啤酒！多么神圣！忠于职守！"崔威盯住酒瓶子光是傻笑。等一瓶酒下肚，崔威话匣子便打开，开始谈他的哲学。"......历史就是剥夺史，剥夺是永恒的，过去和现在相同，不同的是剥夺谁，谁来剥夺，剥夺什么，怎样剥夺，什么时候剥夺，在哪儿剥夺，剥夺到什么程度......垄断，它横扫一切，坚壁清野，打断每一条腿，给所有的鼻子穿孔，往每个脑袋里灌硅酸盐，在每一只屁股上打地基......就这么回事，谁也改变不了......没有建巴别塔这事，或者说，这个故事讲颠倒了。人类使用同一语言那阵子，能力只够垒鸡窝......先是语言被扰乱了，跟着信仰不同了，上帝不同了，然后打起来了，人类智力一路打上去，鸡窝，战壕，碉堡，城堡......巴别塔！......。"
崔威的这些高论我姑且听之，通常不作评论--其实我也是无从下嘴--只管喝我的酒。我得承认，喝酒我不是崔威的对手。在第四瓶喝了一半的时候，我就决定装熊了。按说我还能再喝它一瓶，但是我不喝，我不想把那半块吃下去腊肉再吐出来。那腊肉的味道真是好极了。在酒桌上我就是这样的人--别人说我狡猾也好、不爽气也好，激将也好，我决不会强自己所难。我不是说我特别有节制，而是酒过三巡我便对酒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每一滴都成了苦药。崔威却不一样，对他来说，酒是越喝越亲。他说过，人世间的关系，夫妻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只有人与酒，越喝越近，越喝越热，可以相依为命。在喝酒这一点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真理。崔威只喝啤酒，从没见他动过白酒或葡萄酒。他说啤酒是灵感之水，而白酒火烧火燎的，会把脑子烧坏。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崔威把他的酒全喝光了。他没有动我的酒--这是我们拼酒时立的规矩，喝完他的酒，崔威便不谈哲学了，先是怔怔地坐了几分钟，冲我抱怨了几句"你真是熊蛋，""你真是熊蛋，"然后出门，朝高桥西村的那口井走过去了。
崔威这人，一跟人喝酒，就谈哲学，这是他在喝到第十一瓶啤酒之前的毛病。当第十二瓶酒落肚，这家伙就会怔怔地坐上几分钟，然后"把酒问青天"--一个人冲着天花板、有时出门冲天空吟诗或叫喊，就是亲娘老子在旁边也不理。如果第十三瓶酒下肚，他就倒下昏昏睡去，天打雷、娘嫁人，都与他无干。这个酒桌三步曲打那以后崔威演了无数次。
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次和崔威放开量喝酒，还不知道崔威的三部曲，所以我跟着崔威出门，还真担心他去投井。他喝了酒，走起路来跌跌撞撞，但是速度奇快，而且旁若无人，这教我毛骨悚然。他平时走路可是慢吞吞的，鹅行鸭步，像是在趟水。我跟到井边，崔威已经趴在井沿上了，见我来，含混地说："我要喝水，我要喝水！"
井边正好搁着一只铁桶。我把崔威扶到一边，打了一桶水上来，提到崔威眼前让他喝，结果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
崔威双手把着水桶边沿，俯下头，"咕冬、咕冬、咕冬，"喝得上气不接下气。喝足之后，仰起头来，冲着头顶的月牙子"嗷-嗷-嗷......"。我的天，那声音跟狼嚎如出一辙。当时是深夜，四周漆黑一团，你可以想象我身上的鸡皮疙瘩是如何的繁茂茁壮。
那天晚上之后，镇子里和乡里又传开闹鬼的事了。于是傍晚之后老乡们大多不敢去那口井打水。更操蛋的是，没几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大白天在井边玩，一不小心"咕冬"一声掉进井里去了。幸好孩子的母亲在场，把水桶放下去，喊了几个人把孩子拉了上来。发生了这事，大白天也没几个人敢到井台上来了。好在这口井对高桥西村的乡亲们来说并非必不可少--他们已经用上自来水，来这里洗衣或者担水，只是出于对井水的眷恋或者为省钱的小算计。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崔威第二次把酒问青天是在一个多月后的晚上，这次倒不用我打水，因为井边有个胆大的壮汉刚打了桶水上来，正坐在一边抽烟。高桥一带的乡亲就这个毛病不好，干什么事都得抽袋烟、歇会儿。二十大几的壮汉也这样。比方说，从家里出来打桶水，整个过程就不是起身--拿桶--出门--打水--回家--倒水入缸，而是抽袋烟--起身去厨房--在厨房抽袋烟--拿桶--把桶翻过来坐在桶底上再抽袋烟--提桶出门--在井边抽袋烟--打水--再坐井边抽袋烟--挑水回家--坐在厨房小板凳上抽袋烟--倒水入缸--抽袋烟。
那个壮汉打上来一桶水，正坐在一旁抽烟。崔威上前，也不说话，抱着水桶就喝。壮汉其实认得我们，我和崔威平日打水时老碰见他坐井边抽烟。见我们来，他必恭必敬地说："崔老师，赵老师--好......"。
崔老师喝完水，也让他毛骨悚然了一回。高桥附近的乡民挺尊师，崔威的把酒问青天一定令他十分震惊尴尬。
既然我们住的那间屋子叫鬼屋，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崔威是鬼魂附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本来大家就纳着闷呢：鬼屋怎么好久没闹鬼了？但高校长不信--这证明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坚不可摧无所畏惧的。既然他无所畏惧，我们就得继续住在鬼屋里头。
在我们去找高校长谈房子的事之后的数周，开了一次教职工大会。高校长发了言，把国事、家事、天下事细陈了一个多小时，并且没忘了抽空含沙射影来上几句："......年轻人，要事业为重，不要老是计较生活待遇、个人得失......。"不用问，这是冲我们来的。
那次大会的主题是要掀起一场竞赛，对手是临县的一所中学，她的高考升学率比我们高出五个百分点，"我们要在两年内赶上并超过她。"当大会结束众人鼓掌时，崔威一边把巴掌拍得山响一边冲我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丙级战犯向井敏明和野田岩在南京城竞赛，野田岩残杀了一百零六名中国人，向井敏明杀了一百零五名。"崔威说话的声音比巴掌还响，此话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传到高校长耳朵里的。
开完这个会，一切照旧。一场大会、几句教训并不能改变我们对生活工作的态度，它只加剧了我们对高校长的嫌恶。这嫌恶里也混和着尴尬：高校长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对的，这是问题所在，我打小接受的教育、我自己的判断，都并不与这一套观念相左。可是这些观念合在一处，再从高校长的嘴里说出来，我的每根神经都负隅顽抗，并且更加沿着相反的方向思考。我越来越相信，事业是个混蛋，所有听起来振振有词的道理都不过是捉弄人。
6
我在初一年级教了一年，到了93年秋天开学，我的学生上了初二，我也跟着教初二。但是那一学年我又多干了一份工作，这与高桥镇中学在93年暑假的一件丧事有关。张老师，那个教高中数学课的老教师，在执教三十年，油尽灯枯之后，撒手归西了。
八月七号立秋那天早上，所有的教师都去火葬场参加葬礼，连他的老对头刘老师也去了。张老师躺在一个反扣着的玻璃盒子里，身上还盖着一面通红的党旗。我们乱哄哄围着他老人家干瘪的尸体转了一圈，火葬场的工人就把他草草送进一只烧得鲜红豁亮的血盆大口里头去了。
张教师带的两个班的学生暑假后就是高三，到了临阵磨枪的关头；谁来教高三（1）班和高三（2）班的数学？那时高桥镇中学的高考升学率是百分之十几，对于这种中学来说是相当高了，所以这一带的人对高桥镇中学的期望不小。然而这里教师一直都短缺，每年走掉一、两个教师。尽管年年也都有新教师分来，但走的比来的还多。
追魂爆竹在火葬场的院子里乒乓作响的时候，高校长把我拉到一边，叫我下午到他的办公室里来，他要跟我"坐下来好好谈谈。"高校长这人，哪怕屁大一点小事，都要找个时间到他办公室"坐下来好好谈谈。"
下午高校长一边用手纸擦着桌子一边向我宣布了一个决定：张老师的高三（1）班和高三（2）班的数学课由执教高三（3）班和高三（4）班的数学教师孙老师兼上，你小赵负责高三年级所有四个班的习题课和改作业任务，以便减轻孙老师的教学负担。我一阵窃喜，以为可以把那个初中班主任的活儿交出去，再也不用跟学生们斗智斗勇了。可是高校长并没有这个意思，初二两个班的数学我仍要教下去的、初二（2）班的班主任我还是要干下去的。
然而我还是不死心，想把班主任的差使套在崔威身上--人家是学哲学，搞政治工作的嘛！可是高校长否决了我对崔威的推荐。他没有明确说出原委，却转弯抹角说了许多废话，但意思我听出来了，高校长要说的是：难道让崔威这个疯子来干？最后高校长清了清嗓子，提高声调说，你初一的数学教得还不错，所以才交给你这个任务，这样你很快就可以'上来'教高中数学了。他的口气是：我在提拔你呢，别不识抬举。高校长将攥着的手纸握成一团--形状像个鸭蛋--小心翼翼地搁进桌子底下的字纸篓，这是谈话结束的信号，表示他决定不再浪费唾沫星子了。字纸篓里装着半篓蛋，证明他半个下午已经处理了不少公务。我不知道他是打算将这半篓蛋挑到农贸市场去卖呢，还是打算搂在被窝里孵出一群鸭子来。
我在初一教了一年，我的两个班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还算好。其实那倒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的学生们别看人小，鬼大得很。一个新教师往讲台上一站，说上两句话，他们就能咂摸出你的脾性你的斤两。起初，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叫他们看出了破绽，在我的课上他们嚣张得不行。
既然我在小学时碰上那么一位"山上"下来的老师，我在念师范的时候，不免变得很理想主义。我设想，假如我真不济当上了教师，也一定跟我的学生平等相处、其乐融融。等我真当上了教师，理想的肥皂泡就不攻自破了。
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是个"差"班，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初中毕了业，大部分就永远地毕了业。所以学生们与其说在念书，不如说是在打发日子。加上我这么一个和和气气的小伙子老师，课堂就迅速演变成茶馆。我上课时，学生们交头接耳，谑戏调笑，乌烟瘴气。
我观察老教师上课，他们往课堂上一站，就像一盆凉水，学生们的气焰马上就灭了。看来我先要把架子端起来，一本正经地做一回老师了。我要挫挫他们的锐气--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当年那个平等相处、其乐融融的理想这么快就玩蛋了？
上完"用代入法解二元一次方程"那天，我对学生们说，你们交头接耳，把我的课当成耳旁风，原本我要出十道作业题，这次我要出二十道，明天交上来，少半题我可不客气。
学生们面面相觑，却没敢说什么--我那些学生，你对他们和和气气，他们乱作一团，千姿百态，百花齐放，仿佛蛮有个性；可一旦你在桌子上猛拍一巴掌，他们就面面相觑，屁个性也没有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我跟这帮学生都被关在一间教室里，像一根线上拴着的蚂蚱，我有拍桌子的自由，却没有不拍桌子的自由，我不得不拍桌子，所以我也一样屁个性都没有。
我定了个规矩，凡是课堂纪律混乱的课，课后的作业要比平时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