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全集.com》第12/85页
罪恶是一种本质性的力量。
罪恶一经种下，就将同生命一样，要生长，而且无法遏止。
从朱元璋设计的极权体制，到朱棣取代朱允炆充当这种权力的继承人，有必然性。从朱棣攫取这种权力，到他发展、完善之，将其进一步推向极致，也有必然性。
朱元璋庙号“太祖”；朱棣起初的庙号是“太宗”，后来嘉靖皇帝将他的庙号改为“成祖”。这一改，改得大有道理。因为到了嘉靖年的时候才看得越发清楚：明朝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朱元璋只是创始者和奠基者，并非完成者；朱棣对这一权力形态的完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嘉靖皇帝才不仅将朱棣放到与朱元璋并为二祖的地位，而且用了一个“成”字来评价他的贡献。
成就的“成”，成功的“成”。
他的成就是什么？成功又在何处？
当然不仅仅是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南京，将侄子朱允炆赶下龙床。毋宁说，当他终于一屁股坐在宝座上时，一切不过刚刚开始。
“合法性”的梦魇
虽然空前的极权，刺激、诱惑并催生了朱棣这样一个人物，虽然事实证明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体制的合格继承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毕竟是以不合法的方式得到了似乎原本天生就该属于他——或者说只有他方与之相配——的权力；而在另一方面，他的权力越是来得不合法，他就越会想方设法、调动一切手段来强化这权力，结果二者反倒相得益彰，彼此生发，将各自的真谛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国古代帝权的最高阶段，便以这怪异逻辑找到了自己完美的代言人。
朱棣以武力推翻建文帝，虽非不费吹灰之力，但确实颇为顺利，就像两个不同重量级的拳手之间的较量一样没有悬念。
他称帝的真正障碍，不是朱允炆，而是“合法性”。
当把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为他打开城门之时，战争结束了，然而朱棣却意识到，现在他才面临着真正严峻的考验。作为胜利者，他享受到的不是欢迎、拥戴和臣服。他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承认。史料为我们揭示出朱棣进入南京城时所遭遇的尴尬局面：迎降的朝臣不过百十号人，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33}，这还不包括自尽者、被捕者。假如置换为现代民意调查的表述方式，朱棣的民意支持率不足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
朱允炆良好的声誉是一个原因。万历年间，李贽于《续藏书》借评述方孝孺其人之机，极大胆地在同洪武严政相对照的意义上，称赞建文的四年之治：“盖【洪武年间】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比朱元璋为严冬，而把朱允炆比做阳春，乃至说他善始善终地（“专一”）只把温暖带给民间。这个说法应不过分。朱鹭在其诗《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里写：“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严霜，指朱元璋；天命虽新，指朱棣上台。诗句中对朱允炆怀念之意甚浓。
不过，这是较次要的原因。虽然古代因为“人治”的习见，对贤君心向往之，但朱棣之不受欢迎，却不可以这样简单地归结到对他们个人品质的爱嫌。
士大夫，或者说儒家官僚，有自己的政治理性。它反映在若干原则上，例如君臣之义，宗法关系，王朝继嗣制度等。这些原则，基于儒家对心目中政治秩序的诉求，关乎它所理解的国家根本和大体，是不可破坏的，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也是优先于道德标准的最高标准。
孔子在世时，即有意识地致力于建立这种秩序，他在七十岁左右的高龄，完成了毕生最后一部著作《春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34}此书之作，即为正名分、立褒贬，司马迁评曰“以绳当世”{35}，近人则称“儒家政治思想，以《春秋》为最高标准”{36}。孔子自己有一句话：“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对此，经学家刘熙解释为：“知者，行尧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见贬绝者。”意即《春秋》树立了一个标杆，明确了应该怎么做，和不可以做什么；为此，有人会拥戴，也有人会怨恨。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标杆呢？说到底，就是制度，是任何情形下国家政治都不能被侵犯被破坏的礼法——甚至当从道德层面可以得出相反结论的时候。比如暴君被杀，依《春秋》的书法，也仍旧要用“弑”字，不能称“杀”，《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曾记“莒人弑其君密州”，这件事，实际上是莒国国君为其人民所共弃，但《春秋》坚持称“弑”，因“弑”字当中，保留了以下犯上的意思，这层意思在孔子看来必须申明，哪怕那暴君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国家体统仍是要坚持的。所谓“春秋笔法”，实际上就是借对历史事件的书写，形成评价，建立一套理性的政治原则。例如：吴、楚两国国君已称王，《春秋》仍坚持周天子所予封号，称“子”。公元前631年，晋文公很不客气地以霸主身份将周襄王召至河阳、践土（古地名，在今晋豫一带）接受诸侯朝拜，这是严重违反礼法的举动，《春秋》于是记为“天王狩于河阳”，因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狩’”{37}。用这种记述方式，捍卫他认为绝不可以动摇的秩序。鲁惠公死后，嫡子（后来的鲁桓公）年幼，因此由继室之子暂摄君位，这就是鲁隐公，《春秋》对此事，很严格地写作“元年，春，王正月”，虽然确实发生了新君即位的事实，但在文字上绝对不用“即位”字眼，只用“元年”来表示发生了执政者的交替，这样死抠字眼，在于强调忠实于程序的合法性。
这种政治理性，经过一千多年来从汉儒董仲舒到宋儒程颐等的深入阐释，到明代在士大夫心目中已根深蒂固、不容移易，构成他们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概念。
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嘉靖初年那场极激烈的“大礼议”。当时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去，无子，由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继，成为嘉靖皇帝。他在当皇帝的第五天就下令讨论生父兴献王的尊号问题，亦即想给父亲追加皇帝名号，一下子引起非常复杂的伦理问题。根据礼法，作为入继者，朱厚熜继承皇位的同时，便自动以孝宗朱祐樘为父（朱厚熜与朱厚照同辈），现在提出给本生父上皇帝尊号，实际上就成为“继统不继嗣”。以我们今人的眼光，可能觉得这种问题无关痛痒，而在当时，却事关皇帝权力由来是否合法的大节。于是由首辅杨廷和带头，满朝士大夫奋起抗争，双方僵持三年之久，最后演变成“左顺门事件”。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自尚书、侍郎至员外郎、主事、司务等二百二十位官员，以相当于现代静坐示威的方式，跪伏在左顺门外，务求皇帝纳谏，嘉靖几次传旨令退去，皆不听，仍跪伏喧呼。嘉靖帝大怒，出手镇压，除当即逮捕一百四十二人外，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戴罪听候处理；七月十七日，命所有参与此事的四品以上官员夺去俸禄，五品以下俱处以廷杖，受廷杖者人数达一百八十余人，其中，死于杖下者竟达十七人。
由“大礼议”我们清楚地看到，明朝一般儒家官僚心中对于“合法性”，持着怎样的无法通融的极固执的态度。
朱厚熜是名正言顺做皇帝的，他无非想捎带着把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引入皇帝行列中，尚且招致士大夫阶层的一致抵制。那么，身为颠覆者，凭仗武力推翻合法君主、夺取帝位的朱棣，将面临怎样困难的局面，就更可想而知。
南京被燕王控制以后，大多数忠于朱允炆的人选择了弃官和逃亡，他们用这种办法拒绝与篡权者合作，只有少数人转至各地武装抵抗，但很快都被扑灭。如果跟崇祯皇帝自尽后对满清比较激烈的抵抗相比，这似乎显得平淡。不过其中情形并不相同，明末抵抗是基于亡国之痛，而朱棣篡政说到底是朱姓王朝的“家事”，不合法归不合法，江山终究没有易手。对此，士大夫的祖师爷早就教导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38}“天下有道则见【现，指出来做官，参与政治】，无道则隐。”{39}“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40}眼下的情况，大约就属于“无道”罢。所以，跑掉，不合作，躲起来不做这个官，就够了，就足以表明自己对时事的评价了。
此种局面，朱棣事先应该料得到，就不致措手不及。但他未曾料到，愿意与之合作的人是那样少；而且，除了皇室亲贵——这批人因为朱允炆的削藩政策，早就站在朱棣这一边——迎降队伍中头面人物寥寥无几，部长级（尚书衔）只有一个茹瑺，副部级（侍郎）四位，以下都是中低级官员，反观他先后两次开列的“奸臣榜”，吏、户、兵、刑、工、礼部尚书和太常卿、大理寺卿俱在其内，加上一堆侍郎，外带一个皇帝首席顾问、知识分子领袖方孝孺。他更没想到，在大局已定之后，这些人绝大多数仍坚持死硬立场，甚至他做足姿态、给足面子，对方仍不买账。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撵走朱允炆、在肉体上消灭之是一码事，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法性”是另一码事。
有迹象表明，最初，朱棣是渴望“合法性”的。他愿意事情尽快步入正轨，从篡位者的阴影里摆脱出来。
那个替他策划了整个叛乱夺权计划的智囊人物道衍和尚（姚广孝），早就深谋远虑地忠告过他：进入南京后，当务之急是搞定方孝孺。道理不言而喻：如果连方孝孺且为朱棣所用，以他在士林中的声望，令儒家官僚集团接受既成事实，无疑将变得很容易。朱棣亦深知其意义，捉住方孝孺后，依姚广孝之言，亟假以辞色，结果却大失所望，进而恼羞成怒。《明史》对这一段的描写，细腻可观，如小说一般：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
至是欲使【方孝孺】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
成祖降榻，劳【慰问】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国赖长君【意指建文之子年幼不足立】。”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顾【示意】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