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名家谈文学》》第2/32页
我到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在联合国欧洲总部，在日内瓦那儿有一个宫，在那个宫里边，看到西班牙画家在那儿，画了两幅画，它那是要求和平的，给世界各国的元首们看，要求和平，他画了个什么画呢？这两幅画我当时心里怦然一动，一个就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战争结束的时候，胜利者的图像，一幅是失败者的图像，胜利者的图像是在庆祝胜利，他们的元帅受到人们的欢呼。但是更多的是元帅背后，是抬了很多很多烈士的棺材，棺材后面跟着烈士的母亲，白发苍苍，寒风萧萧，你看到这幅画是胜利者，但这个胜利者包含着多少的血泪，另外一个就是战争失败的现场，失败了，这个地方失败了，但是，很多人面对尸体的时候，握着拳头，仰望苍天，你知道他们会有一次发奋图强，让你感觉到，就某一种事情要延续下去。这两幅画就是都表现出一种胜利和失败，仅仅交融在一起的，难分难解的一种结构，这个结构在联合国的欧洲总部，它可能是给世界各国的元首一种警示，你们是到底追求什么结果，但是让我们这样的人在那儿呢，也仍然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组建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让人类纳入到了一种两难，哪个作品，能够让人纳入两难的，它就有可能通向伟大。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结论，如果仅仅说，仅仅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的话，那就完全不是如此了，你说我们要和平，这个话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品来说，这就太简单了，不光是我们要和平，或者我们要复仇，这个话也对，要复仇，这个来说就太简单了。所以它是一种两难结构的出现，让人投入到一种深深的思考，这种深深的思考出现在一个作品当中，勉强讲起来就可以说是未知结构，未知结构也可以说成是两难结构，这是一样的，两难就是说我得不出一个结论的时候，两难结构。
这里边有一个逻辑要出现了，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习惯的观众，和习惯的思维，有一句话，你自己还两难，你写出来让读者怎么办？你怎么还没想明白就写出来，那么，大师们就回答，如果我想明白了我还写它干什么？文学作品和其他不一样，如果想的很明白的东西，我还写文学作品干吗？我专门要和读者去寻找，人类难以想明白的问题，这里边有一个逻辑上的差异，大家其实能够品评，哪一种是更符合艺术的本性，艺术的本性和哲学的本性，和我们一般的社会科学的本性有差异，有很大的差异在这一点上，好，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我想举一个，曾经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在座的，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大概还有一点印象，很多年前我们北京，曾经上演过的一个戏，叫《伽利略传》，那是德国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所创作的，叫《伽利略》传。当时是有戏剧大师黄佐临来导演的，这个大家可能还有印象，我想讲讲这个作品，来说明它的未知结构是什么，未知结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作品如此精彩。
伽利略被很多人写过，但是在我看来布莱希特写得最成功。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科学。比如他在街上买到了一个，北欧一个国家所发明的，玩具式的望远镜，然后根据这个眼镜他改造，改造成了一个，非常好地天文望远镜，而且他在用天文望远镜看天体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哥白尼的理论是对的，于是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天体理论。那么，提出天体理论以后，这个和教会的思维是完全不对的，于是他就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处罚。那么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我们看起来，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你究竟是坚持真理，还是要保住生命，我们简单的思维是这样的，你究竟是坚持真理还是要保住生命，我们非常希望他坚持真理，被火烧死。但是伽利略的情形不是这样，他忏悔了，他在宗教裁判所的严刑逼供下。我的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到，按照我们的分析，他一定是被严刑逼供了，他当时是70多岁，年纪非常老了，年纪很大了，而且又有关节炎。在这种情况下，他忏悔了，他的忏悔使得意大利的科学家们很难过，我们的大师也忏悔了，而且后来的历史证明，由于他的这次忏悔，意大利的科学后来一直一蹶不振，就在伽利略忏悔之前，意大利科学发展很好，他忏悔以后意大利的科学就一直一蹶不振了，而且人类的科学也由于他的忏悔而延迟了。那么，人们就会问，伽利略的这次忏悔对不对。
布莱希特后来写下也是非常好玩，伽利略尽管忏悔了，但是他又被流放了，流放在北方的一个森林里边，没有人去理他，怕事的人不去理他，原来的朋友也不去理他。因为你在朋友们看来，是一个变节分子，你怎么忏悔了，他非常寂寞。但是，就在寂寞当中，他又写出了一本更伟大的，天文学的著作，面对这个更伟大的天文学的著作，传到他的学生手里，学生就困惑了。他当初是该不该忏悔了，如果不忏悔的话，他肯定死了，死了的话就没有后面的这个作品了，如果忏悔的话，他尽管有了作品，但是对于科学家的，人格和气节来说，总是打了一个问号。所以，他的学生，在这个戏的最后，他的学生们在研究一个数学上的问题，在数学上最近的距离是直线。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最近的距离到底是直线呢？还是曲线？我的老师，肯定是走了一条曲线，如果是直线的话，他断了这条线。人生和数学有点不一样，有的直线可以让这条线条中断，不得不走曲线，但是曲线能通到目标，直线不能通到目标。在人生道路上到底曲线更好，还是直线更好呢？布莱希特没有结论，他站在伽利略可以接受的一面，他同情伽利略的忏悔的这一方面，来讲话了。但是同时他又认为，伽利略有没有可能是科学上的巨人，人格上的小人，有没有可能，他也提出了这个问号。
我当然在一篇文章里，我是为伽利略当时辩护了，就是当所有的朋友，都出卖他的时候，他宁肯一头转向敌人，而不理那些朋友了。所有的朋友天天讲他好好好，突然有一点小麻烦，所有的朋友都出卖他的时候，他宁肯面对敌人，等于把自己的脸涂污了以后，求个安静，在安静的过程当中，他开始做学问，学问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是他的生命最后的一种惯性，我的方式去理解他，但是布莱希特是更伟大的，一种结构上思考了，到底是什么，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广大观众，布莱希特不是故弄玄虚，他自己也不知道，就这么一个自然科学家，站在世界上，在固守人格和延续生命的，过程当中，他应该做什么选择？他不是政治家，他不是一个在社会改革方面，是一个勇士，他不是，他只是一个科学家，他该怎么走？伟大的人格到底是什么？伟大到底是什么？布莱希特不知道，他以这么一个作品，交给人类，让人类共同去体验，尽管他不知道，伟大的人格是什么，但是这个作品的构架是伟大的。我刚才讲的海明威，让大家体验失败和胜利，到底两难，它这儿是人生的直线和曲线，也是两难，问题就在于他把这两个山峰，都竖在读者的眼前。就像海明威把失败和胜利，两个山峰同时竖立在你眼前，山峰和山峰之间感应的磁场，山峰和山峰之间，这个峡谷的当中的流云、雾霭，让大家一起去感受，天天的感受不同，这个作品的构架就比较地雄伟。
《红楼梦》的伟大就是，里边包含着很多两难结构，也就是未知结构。这是我们以前的作品很少包含的，伟大的作品，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它都有这个结构在。这个在我看来，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里边，最早指出了这一点，就是他的两难是无法填补的。林黛玉和贾宝玉，我们都很熟悉的人物，大家多么希望他们结合，但是杰出的曹雪芹，给我们这么一个麻烦，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无法想象，一个做了丈夫的贾宝玉将是什么样，和一个做了妻子的林黛玉将会怎么样，我们难以想象。他们每个人都具有很多很多美好品质，恰恰是贾宝玉不具备做丈夫的任何品质，林黛玉不具备做妻子的任何品质，是一个无法结合的人格构架。但是，又让观众觉得希望他们好，但是心底又有另外一个结构在。他们万万不可结婚，一结婚就完了，他们真的结婚以后，你看他们日常生活该怎么？一个如此地小心眼，如此地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另外一个如此地花花草草，如此地心猿意马。是他们在一种早期的，追求自由的结构当中，他们可以按照我们的话来说，他们是精神占有。但是在这个结构是一个情感结构，不是精神结构，是一个情感结构。而且情感完全是恋情的结构，他们能在一起吗？能过日子吗？一下子使这个作品就伟大了，因为什么，就是它又挖掘出了，人类的一种本真的矛盾。大意义上的精神占有，是难以来消受日常生活当中的琐碎 麻烦的，该怎么办，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不是现在不知道，也不是它这个清朝的时候不知道，永远的不知道，就是这是人类的永久的悖。大家知道悖论，当《红楼梦》里具有这个结构的时候，就是说它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了，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悲剧的不可避免，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面对的两难，永远做不出一个最佳方案。于是这个悲剧是无法避免的了，做小它的结构就是这个，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排演的各种各样的《红楼梦》，我们往往是把这个结构做小了。三角恋爱，他们两个快要好了，冒出来个薛宝钗，薛宝钗背后呢，又有贾母，那么三角恋爱造成了，贾母太坏了，还有一个坏人就是王熙凤太坏了。所以呢，恨不得就是什么时候，贾母早一点死亡或者什么，那问题就好了。我们的好多戏剧，改编《红楼梦》往往就是这样，就把事情搞小了，那不能怪戏曲作家，因为它是一个世俗结构，没办法，它无法得到曹雪芹的宏伟之气。在这个意义上，写续篇的高鄂他们也了不得，了不得在那里，意境上远远比不上曹雪芹，这是对的，但是他保持了悲剧结构，保持了两难选择，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红楼梦》的悲剧是任何人死掉，死掉贾母，死掉王熙凤，都无法避免的悲剧，这才是大悲剧，大两难。大家知道吗，大两难，大未知这就成为一个大作品，如果有个方案可以解决的话，这个悲剧就小了，没有方案，大悲剧是没有解决方案的，让人们一代一代的去希望它解决，一代一代的长叹一声无法解决，这就叫大悲，叫千古大悲剧。
所以这个结尾我觉得高鄂，不管怎么样写得很漂亮，就是他的父亲贾政，要把贾母的棺材要送走，送走的时候，贾母的棺材要送到家乡去，那本身是里边的一种权力机构的了结。他送到现在的常州这一带，大雪天，自己一个人在船上，让跟随他的随从，上岸去告诉常州的朋友们，说我路过这儿，由于雪太大你们也不要访问我了，我也不上岸了，去投帖，（一个一个去投帖）。所以船上只有他一个人，漫天大雪，这个时候隐隐约约看到岸上，有一个穿红的袈裟的，年轻的和尚在向自己叩头，他抬头一看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一个年轻的僧人，在向我作揖呢，一看好像是宝玉，但是宝玉已经找不到好多时候了，他怎么会在这儿？他踉踉跄跄走出去，因为雪太大，跳板没法走，出现两个神秘人物，把这个似肖非肖的宝玉就架走了，他问了一声是宝玉吗？没有回答，大家设想一下，大雪弥漫，白色，天地间没有其他人了，只有那个猩红的袈裟跪拜，飘飘荡荡走了，宝玉没有回答。但是一僧一道，有一些神秘的歌声把他带走，这个结尾非常非常好，非常了不得，他就在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人间矛盾当中，做了一个非人间的解决。所以黑格尔在美学里边曾经讲过，他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悲剧，是古希腊悲剧当中，有一个《安提戈涅》。这个《安提戈涅》的作品就是里边没有责任者，是人世间的天然悲剧，这个《安提戈涅》我想我不具体的去讲它的剧情了，《红楼梦》有一点《安提戈涅》的意思，就是这个悲剧的造成，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全部责任，他们只是局部的责任。但这个局部的责任实在不足以来，撑起这个悲剧的全部重量，那这个悲剧就不可避免了，不可避免的悲剧，才是伟大的悲剧，才是值得我们直接面对的一个悲剧。《红楼梦》就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它真正走向伟大，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般的艺术技巧上，来分析《红楼梦》的语言技巧，性格刻画，这个其他作品其实都还有。但是这么一种宏伟的内在结构，是其他作品不太有的了。
《红楼梦》的内在结构，就是它是无法消除的矛盾，牵扯到人类的情感和婚姻的某一种不可调和性。可调和的，它有它不可调和的一边，这一边和另一边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人类的好多悖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大体上，大概我想已经说明了，我所说的两难结构，或者说未知结构是什么。
从三个例子我讲清楚两难结构，大体是什么之后，我讲讲它的艺术魅力在何处。它至少有这么几方面的艺术魅力，一方面，就是多数作品它只能表现，人和生活的被切割的单面，单方面。伟大的作品，它要表现出人和生活的复杂的多面，伟大的作品要表现人的复杂的多面，和生活的复杂的多面。我讲的未知结构或者两难结构，它就表现了人和人生的复杂的多面，复杂的多面，才使人感到生活本身的丰富，和我们容易卷入的这么一个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一般是容易把生活简单化。我最近因为一个非常特殊地机会，看了很多中学生的作文，很多中学语文老师希望我看一看中学生的作文，有没有可能，对他们做一点讲评。我看了以后，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绝大多数的作品，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快速地推导出一个人生的结论，这是可能我们思路当中的问题。我们觉得很好笑，一看他只有15岁，人生啊，最后一个结论就有了，我们在座年纪比较大的人，觉得很可笑，哎呀，人生结论没那么简单，孩子就得出来了，写作文好像一定是需要有这个结构。我现在还想不出一个办法，怎么来告诉我们的中学生，或者告诉我们的大学生，你们一般写写可以，但是最好对生活本身，抱有些敬畏的态度，结论不是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的结论。马上可以提出反结论来，就是你的结论背后一定有反结论，马上把你的结论冲掉了，这是一，这是生活，是希望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来指导我们学生的时候，要明白这一点，就是有结论的那个文章不是好文章。就是文章非常清楚，但到最后是没有结论的，但是它能够把我们卷入，这就是好作品。这个就是生活的多面性，和人生的多面性，和人的性格的多面性，只有经过我们一定时间的投入后我们才能进入，这个一定时间和人生的阅历有关，在伟大的作品当中，你突然发现人生的整体构架当中，有一些问题，确实是无法简单找到结论的，你在未知当中，触摸到了伟大，这了不得，这是第一，它的魅力所在。
第二个魅力所在，只有这样的作品，带有思考的品行，黑格尔讲过在审美过程当中，思考也是快感。对读者来说，你能引到读者思考其实是种快感，思考不是一种负累，思考不是负担，一个作品能够让观众，能够让读者进行思考的话，黑格尔说是一种快感，是一种快感范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是你提出问题，你展开问题，你又解决了问题，这个读者没什么思考，读者只有期待，而不是思考，大家知道吗，只有期待，而不是思考，期待着你赶快把结论拿出来，他真拿出来了，这就是期待。期待也是文学审美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方面是层次比较低的方面，不是层次很高的方面，我们在研究阅读心理学和观众心理学的时候，我们在讲人类的审美层次的时候，引起观众的期待它是叫做浅层的审美机制的调动。深层的审美机制有好多，其中一个就是思考，思考不是在看的过程当中思考，看完以后还在思考，这两个形象，一直在我心中，到底怎么回事，它很真诚地暴露出来了。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还会延续下去，这就是投入思考。
艺术魅力不是说形容词有多少，艺术魅力不是说里边出现了，多么美妙的画面，这个魅力实际上，最后要落入接受者的心里，接受者也投入思考，接受者也纳入两难，你魅力就无穷了。作者真诚地把自己的艰难的思考，递交给读者和观众，观众在欣赏的过程当中，接受了这种艰难，他们一起投入了思考，于是就获得了黑格尔所说的思考快感。黑格尔所说思考的快感，不是指哲学家的思考快感，他指的是审美过程当中，也有思考的快感。
余先生是治戏剧史的大学者，戏剧是讲究结构的。那么余先生今天的演讲也是非常讲究结构，虽然他讲的是艺术的两个未知结构带给作品的伟大的艺术魅力。也就是说任何一部的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大作家之所以伟大，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的作品写出了人类所共同的，终极的悲剧宿命。余先生的话，就是把它概括为作品当中，背后所应该具有的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再见。
余秋雨解剖文学（下）
内容简介：
艺术需要永恒，永恒需要用深刻的思想来经营。 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雅俗共赏的一部部名著，生动感人的故事中，却蕴涵着无限的深意。 著名学者、散文家余秋雨教授，将引领我们走进文学、艺术的殿堂，一起读《西厢记》，一起评《李尔王》，带我们跨越时空的阻隔，共同体会文学大师思想的深邃。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著名学者、散文家余秋雨先生。
未知结构的第三方面的魅力它具有永恒性，什么叫永恒性呢？就是由于它是两难；由于它是未知；它永远得不出结论，这点很重要！任何永恒的作品，它的魅力在于它永远得不出结论，这点我可能和大家所想的有点不一样。就是大家以为作品的永恒，是有一个真理暴露出来的。我认为不是，这个和社会科学当中的其他学科不太一样，一个永恒的作品原因就在于它永远得不出一个结论，它就永恒了。就是“每代人进入思考，每代人都得不到结论”。这个话是俄国的一个大文学评论家叫别林斯基说的，他说什么叫作品的永恒，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他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他这些问题又那么有魅力，它使下一代的人一定会投入选择，但是这一代人，一定完不成这个选择，他又把这个两难交给下一代，下一代一代代交下去，这就叫作品的永恒”。这是别林斯基的说法，我很赞成别林斯基的说法。
那么中国呢？传统的文艺当中也有一些伟大的作品，但是也有一个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一个传统就是大团圆。喜欢大团圆结构，往往把一个容易做好的作品做小了，譬如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作品《窦娥冤》，就是一个那么与世无争的，完全没反抗的一个窦娥就这么死了，完全重重的冤枉，冤枉叠在一起死了。死的时候如此的善良，善良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砍我头以前游街的时候，不要从我家门前走过。怕我的婆婆难过，这个让所有的观众心里都非常一动。她是童养媳，她还怕婆婆难过，游街的时候不要走过。这个里边当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家庭结构。家庭结构不合理，对窦娥已经不公平了，但是窦娥的情感结构又和这个家庭结构造成了我们心目当中的让人心中一动的东西。这里边到最后是漫天大雪了，天地都觉得不公，因为她实在不是个反抗者，她连什么理念也没有的。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媳妇，就这样冤死了。窦娥的亲身父亲其实在考试，最后做了大官了。窦娥的亲身父亲叫窦天章，最后申冤，把害她的人全部绳之以法了。我们中国观众一般总喜欢这样，那才能够离开我们的剧场，否则真难过。“哎呀这怎么办？很冤的。”我们用这个结构―《窦娥冤》还可以。
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作品。譬如《西厢记》，如果我按照现代观念讲起来，就有一个我所说的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在问题上。品位的高下，张生和崔莹莹一见钟情，他们当时因为男女很少有交往，一见钟情的地方往往在庙里拜菩萨的时候一见钟情。这是当时的庙宇，是男女一见钟情的很少的场所之一的场所。就是庙里边见，然后他们就有了往来，往来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我们看起来是第一主角，就是红娘，把他们组合在一起了。但是门不当户不对，崔莹莹的妈妈坚决反对。那么老太太说“有个条件，你如果成为正式婚姻的话，要去考一考科举，考完状元来，门当户对了再结婚吧。”
那么这个张生就去考了，而且我们的观众已经早就明白他一定考上。考上以后他一定到最后一场，肯定是状元和门当户对的崔莹莹结婚了。大家在高兴当中，在鼓乐声中离开剧场。在这里边埋藏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作者王实甫先生已经感觉到了。就是其实这是把一个天生的两难选择简单化了，他不得不简单化。因为要考虑当时的观众，但是，他把两难的东西已经埋藏在里边了。什么两难呢？大家都知道，像张生这样的人功课不会太好，因为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他在庙宇里边一见钟情，而且根本什么话也没讲，只是看她的眼神，眼波一转就魂飞魄散的，这么一个男孩子可以爬墙，可以做什么，然后至少这两年他全在谈恋爱，他哪看过什么书，他马上去赶考居然把全国的考生全部打败，成为状元。然后把自己的久久电子书一下上去，这个太幻想了；太偶然了；太不符合艺术真实了。说是说去赶考―当时中国男子惟一的道路，但是他的选择一定是我考上我回来，考不上我再也不回来了，一定是这样的选择。大家想想看，按照正常的方法，而且他估计是考不上了，所以实际上那次早晨的告别，是永别。这个时候，王实甫用了最美丽的词句来写出那次告别的悲剧性。我想我们在座的好多老同志都能背，“冰天黄花地，北雁南飞”最重要的是那么两句话，叫“晓来谁染霜林醉，都是离人泪，早晨是什么东西把霜叶都染红了，是离别人的眼泪，就是离别人带血的眼泪，把秋天的霜叶、早晨全部染红了。”这是多大的悲剧场面，我想大艺术家王实甫已经感觉到他不可团圆才会用这样的词句来写出那次离别的悲剧性。后面这个让他考上了，那是照顾观众。其实作为一个大艺术家的灵魂，已经在这儿。我后面要讲到大艺术家面对观众的兴趣该怎么办？他这儿就埋藏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在阅读古典文学的著名的段落的时候，会读到这一段。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后人都选择一定是这一段，不是最后一段，就是告别的巨大的悲剧性，那个眼泪可以把整个秋天的霜叶都染红，这种对应感觉。他们眼睛看出去的霜叶都是带有血丝的眼泪，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的话。好，王实甫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知结构，未知结构就是张生和崔莹莹的结合是美丽的。但是未知出来了，真美丽吗？门不当户不对，作为一个男人，栖息在人家屋檐底下的这么一种屈辱感；畏缩感多么难过，这是个难过的感觉。
崔莹莹这么一个追求自由的女性，她难到要这么一个畏缩的男人吗？这个畏缩是和他的身份有关；和他的经济地位有关；和他的门当户对要不对的这么一个身份有关。这身份使他畏缩，而畏缩以后。他一旦畏缩，我们期盼中的美满的婚姻就已经无法建立，该怎么办？他只能改变自己，用什么方法改变。中国男人当时惟一的飞黄腾达的道路就是科举，但是这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他能走通吗？一个巨大的未知，放在这个作品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中国一千三百年以来，中国男子的共同悲剧就是“我的人生道路只有一条科举，我有很多很多的情感理想，但是情感理想只有这条小路能实现，这条路能不能给我呢，几乎不可能，所以你的情感理想一定是未知的，一定是两难的。”它具有巨大的典型性。我们仔细来看，好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有这个品性，它有的时候是浮现在上面；有的时候是含而不露，但大体上都有这样的品性隐藏在里边，我们就感到这个作品好。
接下来需要说的问题，是在两难结构当中，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知道，西方文明的摇篮是希腊文明。希腊文明是在海边，而且海洋文化是希腊文明的一个关键，是它的本性。我在写《千年一叹》，写到希腊的时候，我非常强调海洋对希腊的巨大的作用，就是哲学家们都在海洋边在做些思考。在大海边做些思考，我们首先去看好多都是和海，直接有关的那些文明。
中国呢！它的文明的主干是黄河下游的那个农耕文明，它的思考者当时也是都在黄河流域。譬如我们的孔子、孟子都在黄河流域，基本上是农耕文明。这里边有个很大的区别，海洋文明以航海、捕鱼作为他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在遥远的古代，一艘船出发它能不能回来，是个未知数。十艘船出发，能不能回来，也是未知数。而且彼岸在哪里？不知道。在遥远的古代，彼岸在哪里不太清楚。所以，他们的主调就是以不知道彼岸的那种悲剧精神，彼岸在哪儿不知道，就变成了悲剧精神了。所以希腊文明的最高峰是希腊悲剧，就是此岸和彼岸是分离的，我只知道我在这块土地上，彼岸在那里，不太清楚，自然那么辽阔，那么迷茫。所以在彼岸世界里边，有他们对自然的梦想，也有对精神领域的梦想、思考。往往是思考此岸和彼岸的距离这个关系。
农耕文明有点不一样，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很长时间我们不利用这个海岸线，而且我们好多朝代还禁海。所以中国人主要是种地，这种地呢？比较易知，“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天种下去，秋天收获，”这个易知结构比较明确，使用理性非常明确，我种下去豆子那就是豆子了，种下去瓜就是瓜，没有海洋文明一样完全不知道彼岸。农耕文明就是原因和结果，它是个循环圈。而在海洋文明里边，原因和结果不构成绝对的循环圈，它是有一个非常迷盲的这么一个此岸和彼岸的关系。由于建立了这样一个差别以后，在审美领域出现了两种格调，我们要有结果，我们要大团圆，就像秋天的丰收一样，农耕文明的要求，我们农民的要求，要求有这个大团圆，他们一直保持着希腊的悲剧作风。
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什么变化呢？就是希腊文明到了中世纪以后，教会一定要对世界做一个绝对的解释。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的文艺就是完全无法保持古希腊的这种很好的作风了，就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需要对它做出教会所需要的解答，很多东西都是作为解答新的东西了。
后来文艺复兴，特别是到了启蒙运动以后。理性思维上来了，理性思维上来有一个优点，就是在人类的社会科学当中有优点。就是康德所说的启蒙主义的大师们，他们有勇气，对日常生活都做出理性解释。或者是倒过来讲，用理性的原则来解释一切日常生活。这个是启蒙主义的伟大的功绩，但是这种功绩对于艺术来说，它又离开了我所说的鸿蒙的结构。什么都要非常具体做解释，所以也出现了一些过于理性的时代。出现了一些过于理性的作家，他那种未知结构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少了。幸好他们保持着某一种宗教精神，彼岸世界永远是遥远的，所以也有些伟大的作品出现。他们当时的一些伟大作品，往往开始的时候，往往保留在宗教作品当中。宗教性的绘画；宗教性的音乐譬如像巴赫。如果宗教性的绘画，我们说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他们都有着宗教性，所以比较有此岸的关系。但是理性主义之后，它们的文艺作品就面对了一个理性过强的这么一个结构，也快速走到了后来的那种现实主义的要求。后来幸好它们的现代主义起来比较快，又面对着现代人对世界的不可解了，所以他们又用种新的高度上维持着这个未知结构。
譬如像大家都知道贝克特的作品，也得过诺贝尔奖。《等待戈多》，等待什么，戈多是什么，他什么时候会出现。不知道，就充分的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一个未知结构。而中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比较长的时间保持着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构。但是里边的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会抬起头来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所生活的环境，产生巨大的疑问。第一个在我看来是屈原，发出天问的屈原，他已经具有了对未知结构的伟大的面对。就他发出天问，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一代代都有这样寻找未知结构的人，而它的高峰性的作品在我看来就是《红楼梦》，它营造着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一个未知结构，一个悲剧结构。这个了不得，所以中国尽管它的民众的结构是农耕文明，但是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要冲破自己的群体结构，而走向全人类的伟大。真正的伟大是全人类的，大家知道吧，这是歌德所说的。歌德第一次看了中国的一个作品以后，他说真正的伟大是全人类的，是通的，真正的伟大是通的，下面有一个群体结构，有点不一样。那么群体结构的不一样，受到了一些民族性的差异，这就没办法了。那么我们越是到现代，我们对世界文化有比较多的了解，对我们中国文化又反思，那么我们大的文艺作品，要面对全人类的宏伟结构。而这个全人类宏伟结构，我们的过去，不知道世界的大师也曾经参与过。譬如我讲到从屈原到曹雪芹，都参与过这个鸿蒙的悲剧结构，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那么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更有必要来参与这样的结构。我们如果现在完全默然于这样的结构，那么我们就可能和伟大有距离；和文艺作品的伟大就有距离，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我需要说的是，这种未知结构；这种两难结构，落实在具体创作当中，需要有它的谋略。这可能和创作者有关了，我们创造作品的人，如何来经营未知结构，这需要有谋略。刚才我已经提出了这么个问题，大家已经听明白了。就是我们的绝大多数观众，可能和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和世俗的思维方式有关。伟大的作家有另外一种结构，但是问题是伟大的作家必须面对广大民众，那你怎么办？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面对广大民众，如果不面对广大民众，你何以称得起伟大。我前面讲到的譬如巴赫，比如达・芬奇，譬如米开朗琪罗，譬如拉斐尔。那在欧洲具有多大的普及性，我们中国从屈原到《红楼梦》有多大的普及性。伟大在这个意义上一定是普及的，就是面对广大民众的，他们如何来面对广大民众呢？那么这里边显而易见就出现了一个艺术方法的问题。
莎士比亚他是戏剧家，但是同时又是个伟大的诗人。我们把他是用诗来写作的伟大的文学家，所以用莎士比亚来解释一下他的未知结构的经营方式，大概对我们很有帮助。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就是他在文艺复兴时代，他是世界文化的最高代表者之一。文艺复兴是什么概念，文艺复兴是人类突然醒来，面对一个未知世界的概念。是充满未知的时代，在莎士比亚的创作当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结构。这个结构就叫做按照我讲叫半透明的双重结构，这个我需要对它做一个说明。
什么意思呢？就是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伟人，他一定有一个伟大结构在背后藏着。他不是一个纯世俗的艺术家，纯世俗的艺术家他就低了，那个世俗过去了，莎士比亚就过去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现在全世界文科大学的博士论文做得最多的还是莎士比亚研究。就此时此刻，在21世纪，20世纪结束的时候，全世界智慧的头脑，文科大学毕业的论文最多的还是莎士比亚研究。可见他到现在还没有过时，人们还会在研究。而且再过一百年，莎士比亚研究还是个大课题，研究他什么呢？研究这些作品，他也没有写过论文。
但奇怪的是当年，莎士比亚并不是学者捧起来的，是非常普通的。是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把他捧起来的，那么老百姓水平是不是比我们当代的中国观众高呢，一点不会高。这一点我有信心这么说，当时把莎士比亚捧入世界舞台的那些伦敦的普通观众，当时他们的审美水平不会比今天的譬如中国北京的观众水平高到哪里去。不可能，什么道理，大家去看看莎士比亚，现在保留的莎士比亚剧场就可以知道的。有一些具体原因，莎士比亚的时代还没有电，还没有电灯，还没有发明钢筋、水泥。于是一定是一个木结构的剧场，而且是自然的火照明的。大家想想看，一个木结构的剧场，又是自然火照明的剧场，经常发生火灾。伦敦又发生过整个伦敦的大火这是没办法的，在一个没电的时代，又没有钢筋水泥的时代，这个太正常了，就是经常着火，所以当时有点身份的人，是不太到剧场里去看戏的。因为生命不安全，老起火灾，最后一场就是演亨利五世的时候，可能莎士比亚玩了一个什么花招，就是射箭的时候箭上带火。就这么一个动作，结果还是起大火了，把整个剧场都烧掉了，莎士比亚也回家了，这个火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很少有高雅的贵族群体到剧场看戏，也有，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