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名家谈文学》》第3/32页
第二个原因。当时伦敦经常被瘟疫所笼罩，当时的卫生、医疗设备很差，治疗设备也很差，瘟疫传来的地方就是民众聚集的地方，所以即使为了怕瘟疫也不敢到剧场。两个怕，一个是怕火灾，一个怕瘟疫，大家都不愿意到剧场。所以剧场里边的人，按照雨果的写法就是很多都是泥腿子，赤着脚，站在那儿的，那儿很便宜，站在中心的广场上看戏的，都是这些人，旁边有一些楼梯一样的梯坐，稍微有钱一点的人，可以坐在那儿，但是票价也不贵，也不是什么贵族，就是这些人的阵阵欢呼，把莎士比亚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好 于是我们前面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是没有文化的，刚从中世纪出来的那些普通观众，他们也狂热的喜欢莎士比亚，而几百年以后，当代的21世纪的全世界的文科博士，他们也喜欢莎士比亚，这怎么回事，莎士比亚怎么搭了这么大的一座桥，我们现在不是很苦恼的，老在讨论雅俗共赏，该雅还是该俗嘛，大家想想莎士比亚，就觉得这个讨论可以不要进行，因为凡是真正伟大的作品不存在这一点，雅可以雅到极致，但是极至的雅也会被广大民众充分接受，莎士比亚作为一个苦恼的思考者，在思考着人类，和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一样的投入到一种两难的艰险当中的思考的，这种结构它怎么会被没有文化的人大家一起欢呼，这个很值得我们今天的艺术创造者们来参考，所以我说莎士比亚，他建立一个叫做半透明的双重结构，我举一个例子，大概可以说明这个结构是怎么回事了。
大家知道莎士比亚作品当中有一个作品叫《李尔王》，如果像没有文化程度的我们的，哪怕是小学刚毕业的那些家庭妇女，她也能搞得明白，这个戏在讲什么，这个故事实在太通俗，太震撼了。但是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莎士比亚写的李尔，抱着小女儿讲的一句话是，我发现了真正的人，这个人这个概念，是最重要的概念，而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疯了，这里边一定有非常深刻的内容，这个深刻内容是文化程度的人理解不了，理解不了不要紧，让他们理解外面一层结构就可以了，外面一层结构好不好，也挺好，两个坏女儿，一个好女儿，大家提倡做好女儿，叫爸爸不要糊涂，再老也不要糊涂，这个结构也挺好。但是，背后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一个未知结构在这个未知不是老百姓未知，是他故意安排给了一个思考结构，两难结构，这两难结构是怎么回事呢？
我具体地讲一讲，李尔其实是个非常聪明，非常英明的皇帝。他没有生儿子，他愿意把自己的国土一分为三，分给三个女儿。这点他已经是很英明的了，分给三个女儿，他只有个要求：女儿们，我的国土要分给你们了，我不要国土了，你们去掌权吧。我想我觉得你们都会对我非常好的以后，这肯定的。但是，现在国土还没分以前，你们是不是讲一些话给我听听，讲一些好话给我听听嘛，过一会儿就不一样了嘛，你们掌权了嘛。大女儿讲了很多很多，“爸爸，我的生命就是你，你就是我的生命，没有你，讲了很多很多话。二女儿讲得更厉害了，姐姐讲的一切和我一样，只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比姐姐更爱你几分，讲了越来越好的话。只有小女儿说，爸爸，我不能把我的爱全给你，我是爱你的，我不能把我的爱全给你，因为我还要结婚，我还要留下一部分爱，给我还没有找到的那个夫君，然后我还要留下一部分爱，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只能给你属于我女儿给爸爸的那份爱。”爸爸就有点发火了，我要把国土全分给你们，你在爱的问题上跟我讨价还价，还留下一些爱，然后说你这个要不要改口，小女儿说我不改口，肯定是这样的。那你不改口，那我改口了，国土不一分为三，国土一分为二。给大女儿、二女儿，你没有。这正好有一个法国大使，当时正好看到这个场面，把这个小女儿娶走了。就觉得小女儿好，就娶走了。大女儿、二女儿拥有了国土以后，后面的情节就是不断地迫害爸爸，而爸爸他其实是后悔了，但是心里不敢说明这一点，然后总有一天他无处可去，在狂风暴雨之夜，在森林里边发疯了。那个远嫁给法国皇帝的小女儿，知道爸爸的处境以后，请求自己的夫君带部队，带兵来救爸爸，但是在战斗当中她自己死了，然后爸爸抱着女儿的尸体说，我发现了真正的人，这里边有一个，莎士比亚提供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结构。这个结构我只有解释大家才能明白，这个不是我的解释，是20世纪的几个大导演，大理论家的解释，什么解释呢？就是李尔脑子那么英明，那么清楚，他没有儿子，他愿意把国土一分为三，给自己的女儿，这么一个人，他那天难道听不出。那天大女儿、二女儿讲的是假话，小女儿讲的是真话吗！他难道作为一个父亲，不知道小女儿说，我要把我的某一部分爱留给我的丈夫，留给我的孩子，这是真话吗！他难道听不出来吗？他应该听的出来，他为什么听不出来。如果是一个很糟糕的剧作家写的剧本，我们可以说这是个糊涂的爸爸。但是问题这是莎士比亚写的，莎士比亚不会犯这个编剧错误，把李尔写成个傻瓜，是傻瓜有悲剧，整个悲剧就没有分量了。如果是傻瓜有悲剧，那就没有分量了，他如果是个专门想听人家拍马屁的人，那这个悲剧就没有分量了。所以，总有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总有20世纪的大师说，其实那一天李尔明白，土地还没有分的那一天，李尔心中非常明白。大女儿、二女儿讲的是假话，小女儿讲的是真话。他心里非常明白，这一点就厉害了，这个时候开始，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出来了，就是为什么他心里很明白，他要处罚那个讲真话的人。文艺复兴大师莎士比亚悄悄的出现，他想告诉人们，在文艺复兴之前，在封建的权威当中，处于最高权威的人他是不要听真话的，他要接受的是假话，他知道假话，他也要接受。他知道真话，他也要拒绝。于是莎士比亚必须把他的权位剥夺，不是两个女儿剥夺他，是莎士比亚剥夺他。让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去承受生命的磨练，让他懂得作为一个人，真实是多么重要。让他首先变成一个人，让李尔变成一个人，变成人以后，他才知道真实的重要。他如果不变成人的话，他在这个权位上，他不知道真实的重要。所以他把假话当作好话，把真话当作坏话。明明知道，他也这么倒过来，不是他糊涂，他一点没糊涂。他清楚，但是他异化了。他当时不是人，原因很简单，他是个皇帝。他不是人，他变成人以后，他会认识到他全部价值的转移，莎士比亚在这个戏里，他就完成了一个价值转移。就是把封建王朝的价值观，在剥夺的过程当中，让李尔去体验。李尔在这个体验当中懂得了真实的重要，所以他抱着小女儿的尸体就说，我才看到了真正的人，这句话才会有着落，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他在背后隐藏着这么一个非常艰深的，只有人文主义者才能怦然心动的结构，才能使他成为大师，才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人的问题，就是普通人的问题是什么。
但是，他里边又出现了两难结构，懂得了当时又有什么用，懂得的人是一个疯子，他疯了才懂，在没疯的时候他不懂。在脑子最有发言权的时候，他更不懂，最有发言权就是有权威的时候。有权威的时候，他又最有发言权的时候，他完全不知受磨练的时候，他还没疯的时候，懂得一点他不敢承认。他能承认的时候，是他疯了的时候，这个作品就非常深刻了。除了一个人文结构对人的呼唤以外，他又设立了一个台阶。人们懂了，这非常懂得全人类的一个思维结构，这个就需要人们慢慢地去体会。所以莎士比亚出现了好几层结构，大家知道吗，至少在这儿出现了三层结构了。一个就是一般的观众所看到的，一个糊涂的爸爸，两个坏女儿，一个好女儿这个结构。这个结构也挺好，莎士比亚也是故意的，你说是读错了莎士比亚，没有读错。莎士比亚就这么安排了，第二层结构就是只有把封建的集权剥夺以后，他才能够体验作为一个正常人对真实性的要求，他脚踩在地上才知道真实是什么；第二层、第三层，他就觉得人类的一个无法解决的悲剧，是有话语权的时候，他不会知道这一点。知道的时候，已经没有话语权，甚至已经疯了。疯了才知道，知道了就又会疯，那么人类的知与疯是什么关系？所以暴风雨之夜是非常深刻，这是第三层了。这样的话莎士比亚的结构就变成了一个殿堂，有好几层的殿堂。你看任何一层都可以，都能满足。它这个结构不是完全封闭了，为什么李尔抱着女儿的尸体在疯了的时候说我看到了真正的人。这一点给年纪很轻的读者产生一个疑问，好像后面还有意思。为什么讲，女儿啊，你是我的女儿，如果这样的话就封闭掉了。第一层就结束了，不，他讲到的是人。这样的话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隐隐约约后面一层，这我说的叫半透明了，他预示着后面还有层次。
像这样的结构方式，在我看来是一个大构架。把最值得思索和最值得隐秘的结构放在背后，而不是在表层上显露出来。它就这么一层构架，莎士比亚一下就显得非常伟大。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说的雅俗共赏的问题，其实也容易解决。所以这是在我看来是一个谋略，是个艺术谋略。这个谋略在我们身上其实都能够充分的有一种感觉，我个人可以跟大家聊聊天，我的艺术感觉非常重要的，我要感谢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讲了很多很多。我在农村长大，后来到十岁的时候。因为农村周围没有中学，我就来到了上海。我父亲在上海工作，来上海的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进了一个现在叫黄浦剧场的一个电影院。电影院当时看电影太便宜了，只要五分钱。我进去连续看了两个苏联拍的莎士比亚的，一个是《第十二夜》，一个是《奥瑟罗》。凭心而论，十岁的男孩子，而且是当年的十岁的男孩子，是不懂得爱情的。我说凭心而论，应该说是没有完全看懂这个作品。但是我震撼式的感觉了一种美，这个美还不是剧中人的美。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让我可以终生投入的一个世界。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也不太懂得这个世界，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是美不胜收，人完全是晕了一样的从电影院里走出来。这是我讲的半透明的双层结构，它给我看的是表层，表层我看不明白。但是我看明白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看懂，但是它隐隐约约给我感到背后还有很多文章。就是那个背后的文章带领着我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很深的殿堂，这一点非常重要。莎士比亚老做这个手脚，这个手脚是很奇妙的手脚，他在一个看上去很浅的作品当中，谁都懂得的作品当中。他埋一个井口，留下一个窗口，让你看到里边好像有很深的殿堂。我们看那个南方的园林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我们以为走完了，突然有个小窗口，看到里边还有，你推进去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我大体上讲明白了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这种深刻的东西放在一般的文学创作当中它的艺术谋略，它怎么放，它要放在比较后面。一般说在比较后面让了解这个东西的人震撼。莎士比亚好像前面讲得非常明白，到最后一个层次的时候，一个困惑的莎士比亚，一个思考的莎士比亚就出现了。
那么，现代派的文艺呢。觉得这个谋略太复杂，这我们对现代派文艺我们也讲几句好话，它觉得这个太复杂了，这个没有多少人会排那么多复杂的结构，所以他们就干脆在一个作品当中。既出现故事，又出现哲理，同时出现也有，这个作品成功的也有很多。其实我们艺术家老在这个问题上做思考，就是我和观众在接受程度之间的一个拉锯站，而这个拉锯站实际上是我们精神结构的拉锯站，而精神结构的最后这个部分呢，往往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把我的不知道交付给观众，观众当中有我的同道，有我的知心朋友，我们一起来共享这个不知道。大家说这个不知道有共享吗？对，共享不知道就是共享思考，如果这个你所安排的共享不知道的这个层面，极有魅力的话。那么这个作品就带有永恒性，这是在读解作品的时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一个大作品里的构架，我大体上是讲了未知结构的这几个部位，
我再反过来归纳一下，我三个例子说明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它是什么。比如我讲它特殊魅力在何处，它的几个性，特殊魅力在何处。然后我讲了它这种东西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以后第四，我讲了要实现这个结构的一种谋略，我主要以莎士比亚作为例子来解剖，大体说明今天的未知结构，或者说两难结构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正需要说明的在艺术创作学当中是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话题，我正是不需要所谓的学生写出作文都这样，那完全没有必要。我前面讲到，这是比较难的。但是作为艺术创造学，不研究这个好像是不太行。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界就是对于创作规律的研究太少，我看到的很多很多研究，做批评的人。完全做一些人格攻击，不是做这种真正的创作学的研究，这就不对了。真正的理论家，应该做些创作学的研究，这方面研究少了以后，直接地影响我们国家的创作水平和审美水平，这是很遗憾的。所以我只是提供这么一种思考的方式，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人们做过这种探索，有人经过这种实践，在学术问题上，可能有很多朋友有不同意见。有具体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的。这种不同意见就叫做学术意见的分歧了，有人说不，这个双层结构好像是三层。有人说，不，这个双层结构很可能是平铺的，这就叫学术争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太少太少看到类似于这样的学术争论，讲的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在讲述这个时候同时也表达出我的一个心意，就是希望我们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领域，更多的回到文学本位，和艺术本位。而不要离开这个对于你一个不认识的人，猜测他的人品，猜测他的恋爱，把这些东西叫做文学评论，那就搞错了。
那么余先生是治戏剧史的大学者，戏剧是讲究结构的。那么余先生今天的演讲也是非常讲究结构的，虽然他讲是艺术的两个未知结构所带给作品的伟大的艺术魅力。也就是说任何一部的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大作家之所以伟大，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的作品写出了人类所共同的终极的悲剧宿命。余先生的话就把它概括为是作品当中背后所应该具有的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同时我想余先生的演讲也告诉我们了作家和读者，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作家和好的读者。对于作家来说您要成为伟大的作家，使你的作品能够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注意你写作当中把握住你的作品，要有背后的，潜藏的未知结构、两难结构。那么作为一个读者，我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够格的艺术的欣赏者，一个读者呢？就是你要有本事读出潜隐在作品背后的那个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成为伟大的读者。那么我们的伟大读者多了，我想也有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家。最后咱们感谢余先生今天做的精彩演讲，并祝愿他，现在也是两难的心境，在这种两难情况下，不断地为我们奉献出非常好的散文作品。 谢谢。
余秋雨谈散文
余秋雨简介：
1946年出生与中国浙江省。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现任上海市政府咨询策划顾问，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兼职教授。
因文化史和艺术学方面的大量著作，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1985年）、“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1986年）、上海市文学艺术大奖（1991年）、“上海十大高教精英”荣誉称号（1992年）、国家文化部部颁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1992年）等。
由于亲身越野历险考察世界各大文明遗址，被日本《朝日新闻》评为“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文化思想家”。不仅完整地考察了中国境内的几乎所有文化遗址和世界各国华文地区，而且还考察了作为西方文明基座的欧、美一百余座城市，更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了从埃及、中东、海湾、中亚、南亚的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河文明遗址，所写《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著作一直位居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是公认的当代华人世界影响最大的文化学者之一。
内容简介：
余秋雨说：把自己已明白的问题讲给学生，把不甚明白的问题交给学生讨论，把自己想不明白的写成散文交给读者共同探讨。今天余秋雨把他的散文创作的体会给了《百家讲坛》。
他说:我的《文化苦旅》那十多万字的书是散文不是论文。论文应有结论，而散文则可不必。评论家批评家攻击人不对，我只是提供评论的理论，提出未知结构，用文字来评论文学。《文化苦旅》写的是“人文山水”，余秋雨边走边写，把自己的经历感受写出来，在行走中守望文明。
《余秋雨谈散文》 (全文)
我想讲一讲我自己在写作过程当中和这个未知结构之间的一个体会。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是比较多元的人，我曾经讲过这句话，我说：我把我已经想明白的问题交给课堂，因为我是个教授；我把有可能想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学术，因为我还写很多学术著作；我把我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散文，我有这个分工。我把已经想明白的问题交给课堂，课堂上你对学生主要还是讲你想明白的问题，这和我们今天的演讲还不太一样，我要告诉他们已经有结论的问题。
我们在座的大概也有很多是教师，想明白交给课堂。有可能想明白，但是现在还没有想明白，那我交给学术。学术，大家知道这个论据最后还有一段还叫结论，我通过我的努力以后，我想明白了，想明白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争论，这是学术。对于有些想不明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很重要，又觉得这些问题带动了我的感情，我还是想不明白，感情带进去了，我交给散文，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角落，才可能把散文写好，就是和艺术创作有关了。所以我的散文当中有一些散文不好看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我其实已经想明白了，那这下散文就不好看了，有一点想不明白的东西，又牵动感情，这个散文就比较的好一点。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写第一篇散文的时候的感觉，我原来搞学术，出了好多学术著作，什么时候触动我写第一篇散文呢？大家看我的《文化苦旅》就知道，第一篇就是叫《道士塔》。就是敦煌，大家想想看，那么多敦煌的文物，被斯坦因他们都拿走了，出现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出现在法国的巴黎，甚至出现在东京的博物馆里。敦煌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没有了，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站在那儿，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年轻的学者，我觉得非常困惑，或者说非常两难。因为两个东西都在那儿，因为我知道我们国家兵荒马乱，如果他们不带走的话，这些东西可能也没有了，因为这些敦煌壁画的洞窟里边，可能看到了很多烧了烟，有很多逃亡者自己就住在那儿，在里边乱写。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拿走可能也没了，因为兵荒马乱，他们好多敦煌的经卷，敦煌的洞，发现以后那些经卷运到北京来，路上这个拿一把，那个拿一把，席子裹着。损失都很大，这个我们知道可能也就没了。所以拿到大英博物馆，当时得到保存了。
但是我又不甘心，好不容易发现了一百年前，发现了这些东西，都拿走了，拿走了我们祖先了给我们的东西，我又感到非常的不甘心，不甘心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敦煌发现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并没有让外国人来研究，就靠我们的学者凭着甲骨文我们研究出了一个很清楚的商代。也就是说中国人还是有研究水平的。我们还有能力保存它的，但是兵荒马乱太严重，在那么遥远的敦煌，保存可能又很小，所以我一下子站在沙漠里面困惑了，大家理解我这个困惑吗？我不知道该不该拿走，我是个世界公民，我不认为当一个强盗，我如果他是帝国主义强盗，我这篇就写不好了，因为这很简单，帝国主义强盗拿走了我们的文物，我们一定要把它拿回来，这个文章就写不好了，因为我这里面有未知结构，没有两难结构了，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吧，没有两难。如果说我另外一个结论，应该拿走，这个财富是全人类的财富，拿走做全人类的保存多好，我这篇文章也写不好了，因为我心里没有两难，拿走就好了。现在好多青年学者说应该拿走，但是我的心中不是这样，我既不认为他们简单是强盗，他们也是学者，他们不是强盗，但是我同时又不认为他们应该拿走，当我两难的时候，我当时突然出现一个图像，如果我早一百年出生的话，我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话，我在沙漠上会拦住他们的车队，我会和他们辩论，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你们如果好是心的话，有没有可能帮帮忙运到北京，我们那儿有好多学者，和他们辩论。
但是当时也有好多东西运过来了，路上丢失那么多，北京也没有很好的保存机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又矛盾，如果真把这个车拦下来了，他真交给我了，这是当时幻想了，我把它拉到哪里去？我拉不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把他们放在哪里，拦下来的车队我让他放在沙漠里，我一个人只能蹲在沙漠里，大哭一场。我产生这个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一篇好的散文出来了，因为两难出现了，大家理解我这个写出的感觉吗？我觉得我只能在沙漠里大哭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篇散文，我散文写作的开端，就是这样来的，而不是一般的写作。所以我一看到中学生的好多写作简单就是这样，他们是帝国主义强盗，中国水深火热，他们还趁火打劫，这个不是一篇好散文，文章也可以，不是一篇好散文，倒过来应该拿走，人类共同财富，我们为什么要保存它？好，这也可以，但是不算一篇好文章，因为它不牵动人的感情，它没法出现两难所造成的一种均势，就是均势。现在世界越来越开放了，觉得我们现在能够把巴黎和伦敦保存的敦煌的文物。我们都拍过来，我们的学者研究得很好，心理很平衡了吧，是心理可能平衡一点，因为我们可以读解它，也可以拥有它。
但是我这次到了希腊以后，心理又不平衡了，希腊的文化部长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的一封公开信，应该是这么说，他们的教授委员会写给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一封信里引了他们已故的一个文化部长的一段话，这段话，而且它们的逻辑讲得很严，就是说你那儿保存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这个文物的名称叫巴特农文物，就像我们这个文物叫敦煌文物一样，巴特农在希腊不在伦敦，任何文物只有在它一个环境当中，它才有活力，它在前后左右的对比当中，才有它的位置。那我马上想到敦煌，你们保存的不错，它的这个文物的名称叫敦煌文物，敦煌不在你们这儿，敦煌现在活生生还在中国，它只有放在那儿，在前后左右的对比关系中，它才有生命力。我被希腊的人说服了，而且他们说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们希腊人，但是它是人民的遗产，你们一定要让它回到自己原生地，你才可能是最好的保存方法。这种话让我当时看了以后眼泪汪汪，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敦煌也是一样，就是这样的感觉，又产生了一种非常大的情感冲撞，因为好多年轻的学者跟我讲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是西方立场，但是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人都没有这么看。所以在我看起来又对我的心头有一种冲撞，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散文情绪还是保持了。我想大家能够理解我这个意思了，就是散文情绪能够保持，而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
我想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有这么一种感觉，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对科举制度就有一种感觉，我的散文里头写的最长的就是《十万进士》。对中国科举制度，有的时候叫做又爱又恨，说不明白你的去向在何处，就是精神去向非常矛盾，恨的地方，这显而易见。我们读过鲁迅的《孔乙己》，我们读过《儒林外史》里边的《范进中举》，我们又看过比如秦香莲，好多人为了考状元人格完全变了，变成了无用的废物。有的时候变得非常奇怪的结构，可以不要妻子，或者可以失去了很正常的思维方式。科举制度造成了人格灾难，我小的时候读这些作品，语文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对科举制度应该说是很仇恨的。但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特别对欧洲文明了解以后，我突然发现，欧洲的学者对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官选拔制度评价极高，我仔细一想，我们中华文明的延续的过程当中，科举制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简单讲两句大家都明白了，就是中国的文明为什么没有破败的重要原因。它一直保持着社会的有序，而有序的原因就是它建立了一个理论结构，就是只要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男子，不管你的出生，不管你的地方，通过文化考试就能成为各级管理人员，这个制度居然实行了一千三百年，而考试的内容又不是抽象的学历，是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确实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也就是说，你学了儒家学说做一些管理是可以的，不是说不可以的，是可以的。
因为儒家学说主要内容就是治国平天下的，而儒家学说又恰恰是中华文明的主干，所以好多生命为了追求自己的飞黄腾达，他用自己的生命把儒家学说延续下来了，中华文明的不断绝和这个有关，而中华社会没有变成彻底无序的灾难地，和我们这块土地没有长久的失序有关，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文化官员管着，管的人，他的管理的资格只有一条，文化，而不是其他。这个蛮厉害，所以我对科举制度又有好感，有了好感以后，但在人格意义上又想，一千三百年，中国男子千军万马只有这条生路，没有其他生路，那么多人挤在那儿，人格灾难又造成太多太多。譬如既想做官，又想做学问，这个就是科举制度留下来的，你到底要做官还是到底要做学问？对于做官的来说他是搞学问的，对于搞学问的人来说，他目的是为了做官，这个到现在还有遗留，这是人格灾难了。还有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可以不管家里人的感情，不管什么背景，这是人格灾难。还有在飞黄腾达以前是卑躬屈膝，一旦飞黄腾达之后颐指气使，这都是一千三百年造成的一种延续的人格灾难，不仅仅是孔乙己，不仅仅是范进，一般的文人都有了。我又有点恨了，但是看看文明的延续，看看中国一千三百年没有失去，这种困惑当中，就使《十万进士》这篇文章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散文，因为尽管它很长，我的心态一直处于两难当中，而两难是不适合写学术论文的，学术论文需要有结论的，而我没法有结论，我的结论就是说，我只能想起曹操与杨修这个戏的最后，在一片大雪当中，一个老年的更夫在敲：招贤了，招贤了，一批批人格结构，有才华的人也死亡了，但是像历史老人一样不断地需要召集人来管这个国家，但是满天大雪，而他的头发，他的胡子也像雪一样都白了。就这么一个图像出现在眼前，是这篇文章的终结，而不是学术结论，这就是散文。这样的图像表明我心中的未知结构很强盛，而不是非常简单的说，应该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表达出学术和文学表述的一个差别，大家是不是明白，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当中，就是如果你要写大的东西的时候，要表述出那种你无法找到结论，但是又牵动你的感情的那个部位，不仅牵动你的感情，你根据你的体验，你觉得也能牵动广大读者的感情。但是简单的结论是没有的，每一次思考都会深化一步，不断地深化下去，永远是逼近真理而不能穷尽真理，不能抵达你最后的目标，只能逐步逼近，这有可能是人文学科当中很多的共同特点。而文艺更需要如此。否则你无疑没有可能，也没有路，让观众进入到你的气场里边，一起投入带着感情的苦恼的思索，带着感情的苦恼的思索，就很难达到。
我讲一讲我自己在学习写作过程当中体会，大体说明今天的未知结构或者说两难结构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需要说明的是在艺术创作学当中，是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话题，我真是不需要所有的学生写作作文都这样，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前面讲到这是比较难的，但是作为艺术创造学不研究这个好像是不太行，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界就是对于创作规律研究得太少，我看到很多批评的人，完全做一些人格攻击，不是做这种真正创作学的研究，这就不对了，真正的理论家就应该做一些创作学的研究，这方面研究少了以后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的创作水平和审美水平，这是很遗憾的。所以我只是提供这么一种思考的方式，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人们做过这种探索，有人们经过这种实践，在学术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有很多朋友有不同的意见，有具体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的，这种不同意见就叫做学术意见的分歧了，有人说不，这个双重结构好像三层，有人说不，这个双层结构很可能是平铺的，这就叫学术争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太少看到类似于这样的学术争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讲述这个时候，同时也表达出我的一个心意，希望我们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领域更多的回到文学本位和艺术本位，而不要离开这个，对于你一个不认识的人猜测他的人品，猜测他的恋爱，把这些东西叫做文学评论，那就搞错了。
问：余老师您好，我想问您就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叫“秋雨现象”，就是有很多人可以说是在模仿您写一种游记性的散文，我个人比较喜欢您散文的那种风格，所以我也看过您的很多的书，但是我总觉得有些人在模仿您，我不知道您自己有许多看过像他们这种所谓“秋雨现象”下所出现的散文，我想问问您自己对这种现象有什么感受？
答：谢谢，我这个散文没看到过，但我听说过没看到过，我想散文的领域或者文学创作领域，都是非常自由的，特别是年纪轻的人写的时候，比如他喜欢看这样人的文章，然后写的时候不小心的就是有点跟他风格靠近，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以前写文章的时候也是一会儿靠近这个，一会儿靠近那个，特别喜欢他的时候就像他，那经常有的。对这种现象，我觉得不必要过多指责，学习过程当中总是这样，我倒不知道有很多人都在模仿，只是有人告诉我，但是在旅行写作这一点上我需要说明一下，我的目的大家已经看清楚了，并不在于一个个景点，肯定不在于一个个景点，譬如看到我的书，去看一个个景点的话，好像对我的意图有一点搞错了。我当时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我比较重要的是想用我的脚去踩一踩废墟，在废墟当中感受中华文化还能给我什么感觉，大家想想这是经过一场浩劫以后的，当时我年纪还并不大，重新想回归我们祖先的汉唐文明的时候，这种情怀，汉唐文明留下过是浩劫之后的废墟，站在废墟上一点点去寻找，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找回自己，就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具有一种时代性的一种悲剧感和认同感的，寻找自己的感觉，不是一般的潇洒去玩，不完全是这样的，然后我这次去世界各地，连续走了那么多的路，那真是这样，我要寻找外面所有其他文明的衰亡和兴盛的过程当中，来对比中华文明到底怎么回事？而这个过程过去中国学者一直没做过，做的话也是看资料，而没有亲身走过，特别是从埃及文明到希伯来文明，巴比伦文明，两河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文化学者这么走一遍来看看，和他们同时代兴盛过的中华文明怎么回事？没走过，我这个是凭心而论是冒着生命危险了，大家都理解了，因为我们走过的很多地区是塔利班控制的地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保护的设备，就这样天天走，每天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活着，我的妻子是在家里抱着电视机，每天抱着电视机，除了睡觉以外就抱着电视机，希望丈夫能回来。但是我这么走一圈，当时的任务是真想看看走完，我写过一句唱词：祖先托我来拜访，就是在李白、杜甫的时代，在苏东坡的时代，你们曾经也兴盛过，但是你们已经消亡了，我想来看看，是祖先托我们来拜访你，你们曾经和我的祖先同时活过，但是你们现在怎么了，那么这是作为，不是托我了，是托当代的中国人，当代的中国人需要这么走一走，这是我和凤凰卫视的一次合作了。需要这么走一走，走一走以后我有了一些报告，我告诉大家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哪里是不行了，哪里是可以，我比较早向我的读者报告，说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一切都迫在眉睫，对这样的结论，至少日本人和韩国人非常重视，说亚洲人发现了亚洲的危机了，他们很快就翻译了。我给他们回答，我说不在于我的高明，只要有人去走一定能发现，但遗憾的是这一路上我很少看到欧洲人和美国人，欧洲人他们马可・波罗时代的这种考察的雄风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考察，而且从文化意义上考察，我们感到骄傲，我们感到某种骄傲。
我是这么走的，所以这样我回答这个小同学的问题了，就是如果仅仅从文风上来写一些景点，来写一些感受，那好像和我的文化行为的目的不太一样，我的文化行为方式比较大，我那些文章都是在吉普车的车轮上，用半小时写出来，或者在非常危险的炮口底下的小旅馆的台阶上，趴在地上写出来的，而且不允许你改一个字的机会，这样不断要发回来，世界各华人报纸当天就要收到，第二天就要刊载的，这种写作方式我是觉得挺壮观的写作方式，壮观不是指我一个人，是中国人居然这么做了，所以一般意义上的譬如去到了景点写写模仿，好像和我的不太一样，但是我也承认，他们写的也是很好的文章，我的追求是另外一种追求，我说到这儿，其实已经说明了一点，我的目的完全不在于散文本身，不在于散文文体本身，是不是学者散文，是不是美文，对我来说是太次要、太次要了，我在那儿写每一篇文章的时候，有两点肯定的，我完全没有时间来谦辞造句，第二我完全没有带任何学术著作，我怎么会知道塔利班的学术著作哪里有，我说根本没有。我即使懂英文，我也没有这样的英文著作，我一个人带着那些，我们的一些伙伴们，一起走的时候，所以既不是学者散文，也不是美文，就是写文章。但是以后是不是要写不一定，但是我的文化使命，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不是我们个人的苦，中华文明好不容易跌跌撞撞走了几千年走到今天，抬头一看我们居然活着，我们也有很多毛病，但是居然我们能够活下来了。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前辈其实是不容易的，不容易在何处，需要后代去寻找，寻找了结果以后，哪一些在二十世纪可以重新复活，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一起做这个事，谢谢。
巴老一百高寿了，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的《家》《春》《秋》三部作品用一种非常隆重的方式，用很好的电视剧把它推出，中央电视台也参与。他们希望我做总顾问和总编剧，我很投入正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写的人不是全部都是我，有好多年轻人，创作就是这样，不是说每个字都是你写出来的，你要谈构思。他们首先有许许多多的创作材料，然后你得构思不是谈理论，一定要讲具体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我现在这次看到有两个很好的年轻的编剧，他们的表现能力确实很好，所以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们现在《家》《春》《秋》，《家》已经讨论完了，接下来就会有《春》《秋》，我认为文化的任务比较多，任务都是我自己选的，所以以后有可能更投入。
我以前在创作领域里边，除了我写散文之外，我就给我的妻子写了两个戏，大家知道《红楼梦》和《秋千架》，就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这样的创作。但是电影现在可能还不太行，因为这个完全和现在的接受程度有关，现在接受可能有问题，而且我现在这方面也都需要学习，我有的东西是感觉到了，但是真的要写得非常好的话，因为艺术创作绝对是需要认真的磨练和学习的过程，我想已经写了那么多，其实每次写的时候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惑，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要投入的话，我还要很好的学习，真的很好得学习，要看人家的作品，认真的学习。这次在做《家》《春》《秋》的总顾问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认真地看了好多世界的名剧，如何来增加我们的艺术感觉的那种容量。我们生活当中，理论思维多了，理性判断多了，缺少了这种好多艺术冲动，所以很想开辟这个领域，我自己很想开辟这个领域。但是我确实已经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座的对创作有兴趣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可能有的人下决心不要去写那种你们并不了解的那些评论，而认认真真地去做一个创作人员。而且以高坐标作为自己标准的创作人员，多看世界名剧，多看世界名著，多看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作品，然后你的一生就是主要是以创作作为主要的，我也看到很多年轻的朋友在现场，你们对文学作品有兴趣，我真是希望你们做这么一件事，在文学领域里边其实创作是最重要的，评论是追随性的，我们现在评论太多，创作人员实在太少，好作品的创作人员太少，多么呼唤，我因为在学校里做那么多年教授，就是一定要呼唤更多的创作人员，这样我们评论也可以带起来，没有好作品，评论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耍嘴皮子，耍来耍去，但它不好看，你看报纸上这个文章也不好看，所以努力地扩大创作队伍，扩大高层次的创作队伍。这是我的想法，我本来也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一辈子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只能经常写点散文了，那个时间要比去写那种长篇的东西所谓省力一点，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广大年轻人了，谢谢你们。
叶嘉莹-从现代观点看旧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