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文集》第234/476页

---

四幕则是红鼻子救人牺牲的“献祭”。所以表面是写实剧，内里却有着象征的意义。

　　除了对红鼻子的角色的诠释有许多困难之外，歌舞杂耍的表演也是一项对演员的考验。
记得那时演员常到邓昌国先生在仁受路的家里，听许常惠先生分析他的曲子，并在一位何小
姐的钢琴伴奏下练唱。我虽擅唱，但读谱的能力不足，只好用录音机将整个伴奏录下，再回
家练习。

　　尤其令我痛苦的，是必须戴着红鼻子的面具跳现代舞，那个面具盖住了脸的上半部，平
时从“眼睛洞”看前方固然没有问题，跳起舞来由于面具抖动，加上看不清脚下，舞台又有
好几层，可就随时有失足之虑。所幸刘凤学女士的精心调教，将步子算得非常准确，七天的
演出，才能安然度过。

　　至于杂耍和群舞部分，师大的麦秀英本来就有舞蹈的专长；政大的郭冠英擅长弹吉他；
中兴大学的修建华由于个头大，正好扮演大力士；能翻筋斗的“小猴儿”，在大学生里找不
到，只好去大鹏剧校物色。加上饰演杂耍团老板的工专侯树基，一付沙瓤大嗓门，表演起来
倒还真是热闹！

　　那次演出，是配合庆祝五十九年青年节，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的大专社团服务中心礼堂，
从三月二十八号演至四月三日。演出介绍以中英文印制、赞助单位包括了文复会、中山文化
基金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省党部、市党部、总政战部、教育司、教育厅及台北市教育
局，加上一演就是七天八场，红鼻子又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凡此都是国内话剧界少有的事。
可惜当时颇忌“红”字，所以“红鼻子”的剧名被改为”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当时所吸引的观众，虽然主要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井未在社会上引起极大
的回响，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应该是打破过去舞台剧的模式，完全由学术艺术界的人士参
与，表现出他们共同的理想。最起码，由音乐家和舞蹈家专门为一句戏作曲编舞，在当时就
是创举，而且有深远的影响。许常惠先生为红鼻子写的“是花儿的归花儿，是鸟儿的归鸟
儿”等歌曲，据说后来由中广儿童合唱团灌成了唱片。而那一次刘凤学女士与姚一苇教授合
作的经验，也极可能是现在担任两厅院主任的刘女士，能提出由国家剧院制作此次演出的原
因之一。

　　红鼻子虽然为我赢得一座最佳男演员金鼎奖，但是每想起当时以二十一岁的年纪，扮演
这么一个深入的角色，便有几分汗颜，觉得自己不曾表现红鼻子于万一。而这十九年间的变
化，也真是太大了，可敬爱的李曼瑰、刘硕夫老师先后辞世，国内的剧运在上一辈的耕耘与
新一代的努力之下，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七月归国，姚一苇教授带我参观了国家剧院中的小剧场，道具服装制作和布景工场，更
欣赏了红鼻子的排演，过去只能梦想的设备，而今都成了真，过去东拼西凑的服装，现在有
留美归国的靳萍萍小姐专门设计；以前十几公尺的舞台，现在成为二十公尺的宽的国家剧
场；过去用手一个个开的的灯光，则改为了电脑控制。加上姚一苇教授与在纽约学戏剧的陈
玲玲小姐联合导演；相信必能如姚教授所说：虽然中国大陆和，都曾盛大地推出此剧，但是
红鼻子的真正精神，将在我们国家剧院这次的公演中表现出来！

　　而我最关心的则是，这种由国家支持，让艺术家们将天马行空的创意，午后清淡的灵
思，诉诸实际行动，并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机会，是否能经常出现？

　　有些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说得露骨些，是避难！

　　　　　　　　　　不识年滋味

　　去国愈久，对“年”的感觉愈淡，倒不是忘了怎么过年，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年，更
怀疑干嘛要过年。

　　小时候过年，心喜又大了一岁，手里拿着红包，说是压岁，却直往墙边站着画线，得意
地看着今年又高了半个头，所以那心情是“只要我长大”，忙不迭地希望新年送旧年。

　　少年时过年，是万般滋味的，既窃喜去年混过了，却也离那初中、高中、大学的各式联
考，又近了一年。寒假刚过，黑板边上只怕就开始一日缩水一日的阿拉伯数字，为联考做了
倒数计时。

　　只有考取大学的那一年，觉得真是朗朗乾坤，好个新的一年。

　　至于中年，则是最没有道理过年的，经济稳定了，明年未必比今年又增减些什么；生活
富裕了，过不过年，衣服鞋子和餐桌上摆的，也没大的分别，倒是多了小的要红包，长官要
送礼，这许多麻烦事，就算是走运当上了长官，却还得受那宾客睡门的寒暄之苦。

　　所以有人从大除夕就往牌桌上坐，因为过年理当是可以赌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说有
涯之年？他这一年，是在方城间混过去的，也有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又
表示自己经济的水平高，实在心里窃喜的是，可以藉题不去拜年，说得露骨些：不是过年，
而是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