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熙丰遗事》第48/134页
章惇说道：“忠恕固可以贯道，亦未足尽道。《中庸》恐人尚疑未可便为道，故说违道不远。莫非阁下另有高见？”
张商英说道：“窃以为道不可名言，是为无所不在也。既附丽于忠恕之名，则为有迹，故曰‘违道’；然非忠恕二字亦无可以明道，故又曰‘违道不远’，非谓其未足以尽道也！”
先贤之言，后人作出不同解释，这也是常事，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就“忠恕违道”而言，章惇自觉张商英的解释在己之上。暗想，此子果然能言善辩，如此互相诘难，只怕难占上风，何不试试他的急智？遂说道：“昨于阡陌之中偶得一上联，足下可肯为我续出下联？”
张商英向章惇一拱手说道：“请教上联。”
章惇说道：“泥肥禾尚瘦。”
张商英随口答道：“晷短夜差长。”
章惇又说道：“北斗七星三四点。”
张商英说道：“南山万寿十千年。”不等章惇开口，随即说出上联，“筵上枇杷，本是无声之乐。”
章惇答道：“草间蚱蜢，还同不系之舟。”
张商英上联枇杷与琵琶谐音，章惇下联蚱蜢与舴艋谐音，可谓工对。章惇遂又念道，“雪天晴色见虹霓，千里江山遇帝畿；天子手中朝白玉，秀才不肯著麻衣。请说出当朝四人名讳。”
张商英说道：“这四人是韩绛、冯京、王珪、曾布。在下也有四句，请说出四名古人。——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门状送还王介甫，宽夫身上不曾寒。”
张商英所出的人谜要比章惇所出为难。“人人皆戴”即俗语所说跟样学样，是一“仲”字。苏轼在范镇举荐不成，反被御史谢景温参了一本，弄得灰头土脸，又长在开封府做一推官，不免有点愤世嫉俗，他自制一帽，帽筒竟高一尺有余，友人称之为子瞻帽。这一句应打“仲长统”。第二句“君实”即司马光，“转一官”即“迁一官”，这句应打“司马迁”。第三句“门状送还”即一谢字，王介甫即王安石，这句应打“谢安石。”第四句“宽夫”即文彦博，“身上不曾寒”打“温”，这句应打温彦博。章惇随口说出四人，哈哈大笑。吩咐：“摆酒！”又向张商英躬身说，“请上座。”
章惇回到汴梁，曾对王雱说起，王雱眼里更是目无余子，听了章惇所说，也啧啧称奇。章惇想向王安石举荐张商英，一直未得其便。今日仁和店酒后便有举荐张商英之意，谁知蔡确和王安石说了一阵子话。跟着王安石刚回到府中，此时见王安石问起，便当面向王安石推荐张商英。
王安石对章惇是信得过的，听章惇说了与张商英的过从较量，说道：“子厚说好，一定是不错的。待我奏明皇上，再召对擢用吧。”
章惇连忙拱手说道：“如此最好。”
说话间张世英报说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公公到，王安石连忙迎至正厅，互相拱手为礼。张茂则见王雱、章惇、吕嘉问向自己躬身行礼，也不答礼，只对王雱点点头，嘴里“嗯”了一声。他对王安石说道：“皇帝要咱家来召大人进宫，这就动身吧。”
王安石问道：“张公公，皇上此时召安石进宫，可知有何要事？”
张茂则说道：“听说从秦州来了一妇人击了登闻鼓，皇帝在皇仪殿御审，要大人进宫伴驾。”
王安石说道：“请公公少坐，安石更衣后便与公公同去。”
王雱抱来王安石的冠袍带履，吕嘉问和章惇连忙帮着穿戴。不一会，王安石冠袍穿戴齐整，对章惇、曾布众人说了声“少陪”，随张茂则进宫。
蔡确和王安石站在仁和酒店门口不远处说话时——说苏轼如何如何时，苏轼正在开封府衙西侧的兴国寺里和住持普恩下棋。
苏轼是心中有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说过之后呢？况且又是让参加府考的众学子都说！苏轼固然秉性率直而没有机心，却也知道如此一来的后果。王安石能相容吗？即便王安石能相容，曾布呢？邓绾呢？御史们呢？去年被谢景温参了一本，弄得六路搜查过失，至今想起，犹觉心寒。是啊，帝辇之下，朝堂之上，高处不胜寒啊！汴梁之繁华，非我所宜，走吧，该走了。上表！乞求外放！
苏轼是在上表之后才来兴国寺的。
苏轼自称三不如人：唱小曲不如人，喝酒不如人，下棋不如人。是以他说下棋“胜则固喜，败也欣然”，果不其然，棋局对苏轼不利。黑、白两色棋子，犹如两队士兵，在列阵厮杀。蓦然，苏轼仿佛看到棋盘上现出了山川大河，道路和秘径，敌我双方各占地势又交错纠结，正杀得难解难分。似乎发现了敌方的一处疏漏，一个破绽，一个可以挥戈攻击的要地，苏轼喜孜孜投入一子，不料正入陷阱，苏轼“欣然”了一盘。
苏轼推枰而起。他固然能欣然输棋，却是输棋不输口。望着白须白发，面带微笑的普恩住持，苏轼一笑说道：“世事如棋局，变幻莫测。轼乃红尘中一俗子，不比大师灵台不著一尘，领教了。”
苏轼一开口，便神采飞动，普恩微微笑道：“施主心有所属，神不守舍，无非利害二字，便有了许多羁绊，此身不得自由。譬如这穸外绿竹，它自摇曳，干你何事？”
苏轼并没有顺着普恩的话往下说，他又是一笑，笑中有了些嘲弄之意。说道：“大师之言甚是。轼幼读诗书，也曾留意佛经，虽浅尝辄止，彼觉佛经错讹之处甚多，大师可肯解惑？”
普恩说道：“贫僧愚昧，虽白首穷经，未知其错，愿闻其详。”
苏轼说道：“观音经云，‘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观世音慈航普渡，世称慈悲者，见人遭咒咀，还著于本人，岂观音之心？我意观音经应改为‘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两家总没事。”说毕，向普恩一揖，长笑离去。
出了山门，苏轼没有再去开封府，他回家去了，他要在给他舒适、宁谧、温情的地方等待着朝庭的处分。
一直迁延到熙宁四年六月，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七月离开汴梁赴陈州，在苏辙处盘桓了一些时，并与苏辙同游柳湖，观铁墓，入厄台，到杭州时，已是熙宁四年九月了。
正文 五十八、秦州有人击登闻鼓告御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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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登闻鼓告御状的人必竟极少，皇帝直接管起民事，倒也可以作为祥和安谧的宫庭生活的点缀。此刻的赵顼似乎有所期待，期待着以帝王之威权加之于一介庶民，让庶民感到天恩浩荡；又有点激动，扶持弱者给心理上带来快感，这也是一种赐于。王安石进殿，礼毕赐坐，赵顼把登闻检院的奏折递给王安石，接着吩咐内侍：“带进来吧。”
两名内侍带着一名妇人走进皇仪殿。这妇人三十余岁年纪，布裙素服，面容憔悴，尽管内侍曾吩咐她面君之时要注意仪容，三跪九叩之后，才说了句“民妇钱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民妇丈夫无故冤死，求陛下替民妇作主”，禁不住涕泪交流，哽咽不止。接着解开包袱，双手捧着血衣，向赵顼连连叩头。
对赵顼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他生于锦绣之中，处于软红堆里，足不出汴梁，偶有游冶临幸，都有大臣和宫人簇拥着，不会接触闲杂之人，今见钱氏哀伤如此，心里不觉恻然。他看了王安石一眼，对钱氏说道：“你有什么冤屈只管说来，有朕给你作主。”
宋制，登闻鼓由登闻鼓院管理，不论官、民，击登闻鼓时便由登闻鼓院接下，再送登闻检院，并在登闻检院录下诉状，奏报皇帝。钱氏所说冤屈，赵顼和王安石已经从登闻检院送来的奏折上知道了，但从钱氏嘴里说出，效果便自不同。
原来，钱氏的丈夫名叫傅强，官居三班奉职，是秦州知州韩缜的部吏。一天晚上，傅强在酒店里多喝了几杯，正待回家，走在街上给风一吹，顿时晕呼呼的分不清东西南北。恰好韩缜访友回家，被家人和护卫军校簇拥着走在前面，傅强竟糊里糊涂的跟着，一直走进了韩缜的私宅。韩缜走进内室，由侍妾脱去公服，一眼见傅强跟了进来，心里先就不快。问道：“傅强有何要事，要入韩某内室禀报？”
傅强两眼直瞪着韩缜，问道：“你是谁？为什么到我家来？”
韩缜这时知道傅强是醉糊涂了，忙吩咐军校架着傅强送出大门，傅强挣脱军校，骂道：“为什么拉我？你们是什么人？都给我出去！”又指着韩缜的侍妾说，“娘子，家里哪来这么多人？快把这些人赶出去！”
傅强多喝了几杯酒，在街上被风一吹，已醉得分不清东南西北，又与韩缜吵了几句，一肚皮的酒菜直往上湧，哪里还忍得住？说着话，嘴里“咯”的一声，吐了个满地，也溅了韩缜和侍妾一身。韩缜脾气本就暴烈，此时如何还忍得住？喝令军校把傅强拖出去着力打。军校打人，用的是行军法的铁裹头木杖，一百余杖下来，竟把傅强活活打死。
傅强之妻钱氏忍悲办完丧事，一纸诉状送进秦州衙门。状纸是秦州走马承受刘用宾接的，见告的是本州长官，便悄悄的把状纸压下了。此时韩缜已知钱氏告状，秦州自然无人敢管，但不能不防钱氏上京击登闻鼓告御状，韩缜遂命家人韩健在秦州去京城路上，选一个妥当地方把钱氏截住，扮作强人打劫，索心取了钱氏性命。
出秦州往东北三十里，便是簸箕湾。一条道擦着山边往北伸去，通往庆州；一条道往东穿山而过，通向京城。虽说是官道，也不甚宽，地因山势，迂回蜿蜓。这簸箕湾是极寻常的道路交汇之处，远近并无人家，是个极荒僻的地方。路旁的荒草半人多高，到处是荆棘杂树，胆小一点的，一个人是不敢行走的。在三岔路口，有一茶寮，搭有三间草房，卖些苦茶淡酒，馒头糕饼，供行路人息肩解乏，打尖充饥。店家因见春气和畅，又在店前支了遮阳，放上两张桌子，客人可以一边吃茶，一边观看山景。
这天韩健眼见钱氏手里挽个包袱，出了秦州东门，连忙骑了匹马超近道赶到簸箕湾，先在系马桩上拴了马，又向店家要了碗茶，慢慢喝着，眼睛只盯着秦州方向。忽听一阵鸾铃响，从庆州方向转出一骑，此人军官模样，黑苍苍一张脸，腰系一口宝剑，长相甚是雄健。走到茶寮前先拴了马，向店家要了碗茶，和韩健对看一眼，却在另一桌坐下，喝茶歇息。
大约巳时光景，韩健见秦州道上钱氏骑了匹毛驴迤逦而来，便从马鞍上取了木棍走进山口，找一个隐蔽所在将身藏起。过不一会，钱氏骑驴来到，韩健“扑”的跳了出来，喝道：“何方妇人？本大王在此，快前来纳命！”
钱氏能只身前往京城替夫伸冤，本极有见识，此时只道遇到剪径的强盗，连忙告饶：“小妇人身有重冤，只求大王饶小妇人一命，情愿将身上银两献给大王。”
韩健喝道：“本大王钱也要，命也要。”说毕，手中棍一扬，向钱氏头顶击落。耳边只听得一声“崔进在此，贼子敢尔！”“嗖”的一箭，正中韩健手中木棍。
原来从庆州方向走来的军官正是崔进。
韩绛因宣抚边事失计而罢相，宣抚司随即撤销，崔进则被韩绛调到秦州。崔进是在韩绛罢相之后去秦州的，从延州到秦州路途遥远又不好走，好在天暖日长，又身无要事，沿途看些红花绿草、晴岚雨云，偶有空山飞瀑，时闻幽鸟啼鸣，倒也悠悠然走得潇洒。这一天走到簸箕湾，一时口渴，下马买了碗茶喝。他见系马桩上拴了匹军马，韩健却是个闲汉模样，心里先便有点疑惑。后见韩健拖了条棍子进了山口，不一会又见钱氏骑着毛驴也进了山，心里便已明白韩健是做没本钱的买卖了。崔进本是江湖中人，在宣抚衙门半年既觉窝囊，这一路走着没一个人说话也颇气闷，真想寻点事消遣，心里不怒反喜。他从马鞍上取了弓箭，蹑足潜踪，闪进山口，跟在钱氏后面，见韩健举棍向钱氏打下，大喝一声，一箭射去，正中韩健手中的木棍。崔进的箭力何等强劲！木棍脱手飞出十几步远，韩健也被箭力带倒。韩健爬起身看了崔进一眼，一头钻进树林，溜回茶寮，骑上马跑回秦州复命去了。
崔进从韩健的棍下救了钱氏，又把钱氏送出大山，这才去秦州。在参见韩缜时，尽管韩健悄悄向韩缜说了是崔进救了钱氏，韩缜仍没有难为崔进。或许是韩绛的荐书上写了崔进在庆州兵乱中曾救过他的命，或许是崔进不像醉汉和妇人那样好打发，韩缜让崔进领三千军去古渭和王韶扎堆去了。
钱氏叩谢了崔进的救命之恩，又走了十几天，终于到了京城。当她站在登闻鼓前举起鼓锤，凝结着一腔怨恨和路上的万般艰辛，往登闻鼓上狠命一击后，一口气一松，瘫倒在登闻鼓下。
钱氏诉完，皇仪殿里一片寂静，只有钱氏偶尔发出一、两声压抑了的抽泣声。这是悲的凝聚，也是悲的释放，这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感情，一些宫女在抹眼泪，赵顼也觉眼睛湿润而模糊。他看了钱氏一眼，嘴里“咳”了一声，说道：“你的冤屈朕已知道，朕自当为你作主。”说到这里，赵顼看看王安石，王安石连忙说道：“启奏陛下，臣以为韩缜应下大理寺勘查论罪。”赵顼点点头，吩咐内侍送钱氏出宫，又命内侍去翰林院传当值学士前来草诏。
看着钱氏叩过头走出皇仪殿，赵顼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烦恼，只觉得满心的不快活。他没有想到韩缜对部属竟如此暴虐，好端端的人被活活打死！自己孜孜以求的民富国强、如大唐贞观之治般的大治，何时才能实现？他叹了一口气，指着御案上一摞奏章对王安石说道：“群臣给朕上尊号，说是‘绍天法古文武仁孝’，朕真不耐烦！”
王安石说道：“作臣子的给君王上尊号，这也是应有之义，臣也上了一本，陛下可受可不受，又如何不耐烦？”
赵顼说道：“朕何德何能，敢当此尊号？道以常无常名为尊，乾以不言所利为大，朕所宪也；大禹之不矜不伐，汉光武之禁人言圣，岂独见称于前世？”
王安石起身向赵顼躬身一揖，说道：“诚如陛下所言，臣等愧甚。”
说话间，内侍领了当值翰林学士韩维进殿，赵顼见了不觉一怔：韩缜是韩维的弟弟，哪有哥哥草诏把弟弟交大理寺劾查的道理？
文德殿一场御前辩论，处分也已下来。杨绘罢御史中丞，改除翰林侍读学士。这处分算是极轻的了，其实也就是平调，不过不久就去郑州当太守了。杨绘比起前几任来，上章言事语气要温和得多，他并没有反对免役法，承认免役法是不世之良法。他也没有片言涉及王安石，不过对曾布的刚愎有意见。也难怪杨绘，曾布是中书省总检正兼判司农寺，他的眼里也确实只有王安石。每每中书言事，只找王安石一人，而把参知政事冯京和王珪撇在一边，说“参知政事，押字而已”。对参知政事尚且如此，眼睛里还有别人？
刘挚是监察御史里行，虽说只是八品小官，但御史台的职守是相当令人羡慕的，现在贬到衡州监酒仓去了，应该说是从青云跌落泥涂。
杨绘调任翰林侍读学士后，其实也就是韩维在草诏把弟弟韩缜送进大理寺后，赵顼想叫韩维任御史中丞，后又打算让韩维去枢密院佐文彦博，韩维都没有答应。赵顼说道：“你是朕东宫旧人，当留朝辅政。”
韩维说道：“臣言得行，胜于富贵。若攀附旧恩，非臣所愿。”
韩维去襄州当太守去了。韩维是当年汴梁四友中人，和王安石堪称莫逆之交，他最早把王安石推荐给赵顼，并且支持王安石的变法，现在固然还没有和王安石公开争论，或指名道姓的上章弹劾，应该说也已走到王安石的对立面了。韩维在翰林院起草的最后一份诏书是把弟弟韩缜交大理寺勘查，有点尴尬，却也无奈。
韩缜因打死傅强一事而落职，留司南京去了。南京便是宋州，又名应天府，韩缜守着一份闲职，没有了排场，也没有了张扬。但过不了几个月，又恢复天章阁待制衔，去瀛州做太守了。
韩缜离开了秦州，由郭逵接任秦风路经略使，于是王韶的日子又不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