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记》第93/103页
从王阳明发明“十家牌法”到清代的保甲法十五条，保甲制度越来越趋于成熟，政府通过保甲制度对社会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到了清光绪十年安徽歙县知县发布的告示中看到当时实行保甲法的情况：“歙县正堂吴为发总牌事照得现办保甲长：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经董。责成挨户编填，连环结保，互相稽查，以杜奸宄溷迹。为此给发十家总门牌，注明丁口、籍贯、职业，轮流巡查。倘一家为匪不法及窝藏盗贼，九家公同出首，毋得容隐干咎。须至牌者。……一严禁三五成群拜盟结党；一严禁行踪诡秘煽惑乡愚；一严禁窝盗藏娼祸害良民；一严禁讼师讼棍搭抬撞调；一严禁私铸私宰相习为非；一严禁赌局烟馆容隐匪祸；一严禁持械打降依众逞强；一严禁拐抢妇女和诱略卖；一严禁外来流丐强计恶索；一严禁游手好闲懒惰失业。裱糊木板，于各家门首轮流张挂。”这种裱糊木板，张挂各家门首的就是所谓的“十家牌法”。王守仁所创立的“十家牌法”在当时悬挂的木牌分为两种：一种是写明十家姓名者，由牌长执挂，用以轮流稽查；一种只写明一家户主及子女情况者，是各家悬挂于门首的牌。
正文 第七十七章：夜中闲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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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曹牧文还从一本介绍王守仁的书中见到过一张关于“十家牌法”中“家牌”的影图：躁坑保湖唐甲的牌则属于后者，“躁坑保湖唐甲第九牌。本户家长李高其，年六十九岁，系章州人。妻周氏，子明通，妾刁氏、官氏，女兴、发，嫂陈氏，侄九道，弟明昌，五十一岁，弟媳刁氏。保长廖清和。同治八年十一月给。遵用木牌悬挂。”这里李高其及其一妻两妾和子女姓名皆写得十分详尽。这种登记方式又称“烟户门牌”。烟户，意指人烟户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户籍的意思。《清会典》在“户部尚书侍郎职掌五”中对此有详细解释：“正天下之户籍，凡各省诸色人户，有司查其数而岁报于部，曰烟户。”也就是说，报于官府备案的户籍，谓之烟户。至于哪些没有向官府申报的户籍人口，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只能称为“黑户”了。
保甲之制是由官府制定并大力推行的制度，所以各地在印制门牌时，多加有知县的告示，盖有官印，以视郑重。光绪二年广东清远县正堂刊于牌上的告示便是一例：“署清远县正堂何，为清查保甲给发门牌事：今将城乡墟市责成各绅耆父老及乡正、街正查明户口，填给印牌悬挂，以便稽查。如有为奸窝匪之人许，即报官拿究。各宜秉遵毋违。这种门牌是当时所谓“十家牌法”具体化表现。在今天它已经一分为二，变为街巷的门牌号和户口本。前者用以辨识和寻找，仍然挂在各家和各街巷的路口；而后者则用以证明你的存在和身份，是你的户籍证明。
传统社会中的保甲制度不存在了，政府不再需要依靠保甲制度来督征赋税和徭役，新中国建立后，政府的行政机构已经建立到了乡镇一级，行政机构完全取代了过去的保甲制度，承担着国家对民间社会的管理和乡里赋税的征收。但是从保甲制度那里继承来的户籍制，仍然是一种对城乡居民的控制手段，限制着人们的自由迁徙和人口流动，是人们还没有根本摆脱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你要是以为时至今日没有了封建保甲制度，那可就太……幼稚了！你只需要拉开抽屉，找出家里的户口簿，这就是封建残留，来自哪里？最初便是来自宋代的保甲之法，到了明代便由王守仁加以改造，适应明代中叶纷乱的社会。所以，如果你不理解，打开户口本你就全明白了。
曹牧文想到此处，心中有些兴奋的咚咚跳，自己的户口本早就找不到了……不过今天能够见证后世户籍制度原初的创始人跟自己谈论此事，也真是一种命运的捉弄吧！曹牧文吞下口水，问道：“咱们大明也是一直沿袭宋代的保甲制度来协助县乡管理地方的，但是就是让晚辈来看，时至今日也是出现了诸多弊病。”
“正是，你说的不错。”王守仁立即答道，“我明朝立国之初，所采用的保甲之法均是来自宋代，有的地方甚至是照本宣科的，但是却不知道经过有元一代的影响。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如以前了。”王守仁缓缓的说道。
“大人您说的是，只不过有些事情并不是一蹴而成的，多少事情不就是在仔细思量，多方研讨之后才得到的。”曹牧文想过之后，回答道。
“牧文，你说的自然也对。关于现在保甲之法的变革，我也是多方做了探讨。虽然我与罗钦顺对于‘气理之学’上有着多般的不同，并且往来书信中经常会有辩驳攻讦，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于他文采和思想的欣赏，当然……”王守仁说道此处，笑了笑，“他也是这么认为我的。呵呵。”
“呵呵，无论是大人您还是罗钦顺罗大人，您们都是大家前辈，无论是谁晚辈可都是望尘莫及的。”
“你小子也是会说话。”王守仁笑着道，说罢便又饮下一杯酒，“我自早便有改进保甲法的想法，只是此时还得从长计议。不过从长计议总是要议的，时至今日，已经有了主意。”王守仁的话匣子好像一下子打开了，便徐徐然的说个不停，曹牧文自然不会打断，自己也是非常但兴趣的，所以便认真地听着，不是还应和一二，并且点头称是频频，不是他假装如此，而是他真的听得入了神才会有这般反应。
王守仁继续说着：“这个罗钦顺从我多年之前初见名声，心学在数省传播之后不久，便来信向我讨教了。我自然是来者不拒，虽然我不能认同他亦如他不能认同我一般，我们往来多次，虽然相互讨论的多了，所谓上下天文，四周地理，人之本心，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是万辩不离其宗，其实不少地方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共同之处，但是就是这个‘宗’，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相互探讨的，因为一开始探讨便可以知道结果就是……没有结果。”王守仁如此说着，神色有些戏谑，“我们也都知道，以我们现在的身份，无论从心里还是信上都绝对不可能认同对方的‘理’所以，……我们就只能书信往来了。哈哈。”
“看来，大人和他交流的多，只不过也只能做个永远无法见面的朋友了。因为一见面估计还是相互攻讦。”曹牧文有些失落的说，王守仁和罗钦顺在历史上是否见过面他不得而知，只不过一想到两人对面时的场景，倒是让人心中莫名产生一股子激动。是作壁上观看两位哲学大家相互激辩所带来的变态式的舒爽感觉？曹牧文很不厚道的承认这一点。
王守仁听闻哈哈大笑：“攻讦！这个词用的好。虽说有些重了，但是我们两个人若是真的见面……要说相互攻讦还真的可能！一旦自己的根本受到别人的质问，又有谁还能心有涵养而不动怒呢……”让曹牧文很是惊奇的，心学大师王守仁很真情流露的如此说道，没有一丝的架子，看样子大师也是人呐！曹牧文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敬佩感。
王守仁静了静，没有说话，似是在回想着什么，突然间，他又开口问道：“对了，牧文！要说到你认识罗钦顺，是怎么知道此人呢？”
这个问题让曹牧文吃了一惊，“这个吗……？该怎么回答？”他心中打着小九九。编谎要编的像些……有了！
曹牧文回答道：“是这个样子的？家中长辈自小也是读书之人，所以我从小除了到书塾跟着先生学习一般的经典之外，在家中家父也会多少教导我写别的。这位罗大人的论理我也是成年之后偶然和友人相谈时候了解到的。也只是有所好奇，便稍稍看了些。”
“倒是个善学之人，不错。”王守仁难得的夸奖了曹牧文。
“呵呵，大人过奖了。”
王守仁也是呵呵一笑，又问道：“既然知晓罗钦顺，那么是否也知晓另外一人呢？”曹牧文不明就里不知道王守仁为何有如此一问？
“不知道……”等等！曹牧文话刚刚到此便猛的怔住了，想到了另一个人，或许就是王守仁说要问的那个人。要说到罗钦顺便有另一人一定会提到――王廷相。
“先生是不是指的是浚川先生王子衡。”曹牧文小心的试探着。
“嗯，不错，我说的便是此人。”王守仁点头应到。
王廷相。曹牧文只好再度动起自己悲催的脑袋，没想到就是今天一晚就要回想这么多早就淡忘光的知识，好在自己还年富力强，记忆力没有减退到这种地步。王廷相……现在应该是什么职位……曹牧文仔细的回想着，王廷相，正德中期的时候便已经到南京担任南京兵部左侍郎。
“大人，这位浚川王先生既然是南京兵部侍郎，难不成也与您有书信上的往来。”曹牧文问道。
“哈哈，正是如此。”王守仁答道，“王侍郎与罗钦顺对于气理之论很是相近的，所以待到他知晓我与罗钦顺两人相互有书信往来之后，竟然也修书一封加入其中，虽然与我的书信往来不及罗钦顺之多，但也多有交流的……倒是罗钦顺与王侍郎两人因为论理相同，平日里也多有往来。如此，王侍郎这才知晓罗钦顺与我往来之事。”王守仁慢慢的说道，好像对于这两人的看法略有不同。
“王浚川此人却是不同于前者。罗钦顺论理，每每给我的书信中均是言辞激烈，攻讦频频，句句在理却有无理，看的让人很是心烦意乱，但反驳的也是有趣。有的时候，我还去信给徐爱，让他也加入其中，帮助我一同与这两位论战一番。很是有趣。”
曹牧文有些无语的看着对面这个家伙一边自得其乐的炫耀着自己和对手的论战，竟然还拉上自己的徒弟当帮手，真是让人无语！曹牧文汗颜。
“没想到徐爱徐先生也参与到了先生和那两位的力书信论理之中了……这倒是没有想到……呵呵，先生和其徒都有如此的兴致。”
“君子为之理也。”王守提升说道：“既然所谓的‘理’如此重要，如此维护辩驳自然应该啊。”
正文 第七十八章：夜中闲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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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又侃侃而谈：“若是说道王浚川其人对我的来信却不同于罗钦顺。他的言论稍加平复，没有罗钦顺的咄咄逼人，但是其中暗含的论理却远远超过罗钦顺。”
经王守仁的提醒曹牧文也有些记了起来。若是谈起明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必然要谈到罗钦顺和王廷相，但是不同于前者，后者的思想更为激进，更加的……超前，倒是更加的符合现代人的认知挂念了。但是从个人的性格上又有不同，反而是相反的。王廷相没有像罗钦顺一样开宗立派，创立一个自己的思想派系，这倒是有一种“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感觉了。若是非说到有人，也只有黄绾一人了。
王廷相，字子衡，号浚川。明朝潞州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王廷相自幼聪慧，文才显现。弘治八年在他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弘治十五年二十八岁中进士及第，授庶吉士并被选入翰林院，曾任兵科给事中，辅助处理奏章，后因得罪大宦官刘瑾，被贬为地方任都察院副都御史（中央执法官）并巡抚四川，后又升为兵部左、右侍郎，最后升为任南京兵部尚书。王廷相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河南仪封人。他在童年时即以能古文诗赋而著名。明孝宗弘治八年举于多，这时他二十二岁。弘治十五年登进士第，改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对于人民具有着正义心，曾先后两次遭受宦官的迫害。正德三年，王廷相被宦官刘瑾“中以罪，谪毫州判官”，不久量移高淳知县，后复召为御史，出按陕西。陕西镇守的宦官廖鹏欺虐人民，王廷相对他加以制裁，招致了廖鹏的忌恨。王廷相相视学北畿时，又有两个宦官纳贿，干及学政，王廷相把投书的使者引到大庭广众之间，焚毁其书信，于是廖鹏和这两个宦官合力诬构，把王廷相逮系下狱。正德九年被谪为赣榆县丞。赣榆滨海，王廷相在这里曾著有近海集。两年后，即正德十一年，王廷相任宁国知县，其后五六年中，历任松江府同知、四川提学佥事、山东提学副使等职。明武宗死后，世宗嘉靖初年，王廷相任湖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王廷相除反对宦官外，对贪贿的宰相严嵩、张瓒等人极表愤恨。嘉靖时，严嵩秉政，贿赂公行，朝廷的官员噤口不敢言，王廷相却挺身而起，单独上疏予以抨击说：“记曰：‘大臣法，小臣廉’。今日士风大不类此。在先朝岂无贿者，馈及百两已骇其多矣；今也动称数千，或及万数矣。先朝受贿者暮夜而行，潜灭其迹，犹恐人知；今也纳贿受赂，公行无忌。大臣贪浊而日在高位，则小臣将无不唯利是图。由今之道而不变其俗，民穷盗起，而国事日非。且士大夫奔竞者进，则恬静者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廷之上无君子矣。是奔竞之风炽，世道不祥之机也，岂非时政之大蠹乎！”他以“圣人”作为立身行事的表率和标准，这个标准即他说的“耳闻目击，不忍民之失所也。故随其所遇，尽心力而为之，舍之则藏，道不合而即去，然亦无固必矣”。在他看来，为君的，厉行节俭，寡取于民，民可富；为政简易，则“动于民者寡而乐”；“上稽道于圣，民不惑于异术而趋于正矣”。他向皇帝献策说，乱天下的是“才智之雄”，为了安天下，作君王的应将普天之下的“才智之雄”“尽畜而有之”。作君的，要听臣下的劝谏；作臣的，要直言无隐，这样，就可行“圣人之政”了。他的这套政治理想并未超出儒家古老的政治思想的窠臼。王廷相在山东时居母忧，著丧礼备纂。嘉靖六年，晋副都御史巡抚四川，在四川时曾著有华阳稿。嘉靖九年任南京兵部尚书。从嘉靖六年至十年左右这一段时间里，王廷相编辑并刻成了他的哲学代表著作慎言十二篇。他在慎言序中自称：“予自知道以来，仰观俯察，验幽覆明，有会于心，即记于册。三十余年，言及数万。信阳无涯孟君见之曰：‘义守中正，不惑非道，此非慎言其余乎？’遂以慎言名之，类分十三篇，附诸集，以藏于家。”可见慎言是王廷相著作中的主要作品。此外他的重要哲学作品尚有雅述、性辩、横渠理气辩、答薛君采论性书、答何柏斋造化论十四篇等。王廷相对自然科学及音律学有深刻的研究。在天文方面曾著有岁差考、玄浑考；在音律方面曾著律尺考，又曾著律吕论十三首；在农业方面，他曾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作序，加以论列。自然科学的研究对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起着很大作用。王廷相和黄绾是挚友，在反对王守仁“致良知”说上，他们的见解是有相近之处的。黄绾本来是王守仁的学生，他晚年背叛了师说，认为王学的“致良知”说与“知行会一”说必将为害，不可不辨。王氏家藏集中载有石龙集序及送少宗伯黄先生考绩序两篇，石龙集就是黄绾的文集。王廷相又在石龙书院学辩中盛赞黄绾，说“黄子志于圣贤经世之学者。余来南都，每得闻共议论，接其行事，窃见其心之广大有天地变化、草木蕃育之象；知之精至，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之体，盖非世儒空寂寡实之学可以乱其凝定之性者，则夫余之所不以为然者，先生亦不以之诲人矣”。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和学术的相近有着密切的关系。王廷相不但是一位天文学家和博物学家，还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歌词都从浅易通俗入手。他虽然和大名鼎鼎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等同列于所谓“前七子”之中，但他并不赞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曾这样说过：“夫今之人刻意模古，修辞非不美也；文华而义劣，言繁而蔑实，道德政事，寡所涉载，将于世奚益？谓不有歉于斯文也哉！”（石龙集序）他对于封建土大夫们所作的空洞而没有内容、浮华而不涉现实的文章，认为是毫无益处的。他在华阳稿中所作巴人竹枝词十首流露出和人民共呼吸的感情。王廷相于嘉靖二十年由于勋臣郭勋事牵连，被斥归，后三年卒，年七十一。王廷相的哲学著作大都带有论战性质，其风格富有战斗性，其中论述的形式，总是先“破”，“破”他的论敌，然后“立”，“立”自己的理论。这种风格正是唯物主义者的特色之一。
王廷相论述“元气”之上再无别的范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总是和宋儒“天地之先只有此理”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对立起来，严格地钩划成为两条对立的路线。他说：“老、庄谓道生天地；宋儒谓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论耳，与老、庄之旨何殊？愚谓天地未生，只有元气，元气具，则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气之上无物（按这“物”字指一种主宰者，看下文便知）、无道、无理。”他又说：“南宋以来，儒者独以理言太极而恶涉于气。嗟乎，支离颠倒，岂其然耶？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造化自有人无、自无为有，此气常在，未尝澌灭。”（出自太极辩）
从以上两段富有战斗性的笔力劲健的话看来，他提出了这样两个基本论点：“元气”是世界的本源，也是常存而不灭的，一元的气，即表达出一元的唯物主义的根本命题；“万理皆出于气”，又表达出客观规律是与物质不能分离的。这两个论点，王廷相在慎言与雅述中反复加以阐述。我们再看他对“元气”作怎样的解释以及“元气”如何化生出天地万物。王廷相在他的著作中曾有不少地方反复提到“天地之先，元气而已矣。元气之上无物，故元气为道之本”。他在答薛君采论性书中批判程颐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时，对“元气”的论点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伊川曰：‘阴阳者，气也；所以阴阳者，道也。’未尝即以理为气。嗟乎，此大节之不合者也！余尝以为元气以上无物，有元气即有元神，有元神即能运行而为阴阳，有阴阳则天地万物之性理备矣。非元气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今曰：‘所以阴阳者，道也。’夫道也者，空虚无着之名也，何以能动静而为阴阳？又曰：‘气化终古不忒，必有主宰其间者’，不知所谓主宰者是何物事？有形色耶？有机轴耶？抑纬书所云十二神人弄丸耶？不然，几于谈虚驾空无着之论矣。老子曰：‘道生天地’，亦同此论，皆过矣！皆过矣！”在这里，王廷相坚认“元气”之上并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在那里作为有意志有人格的主宰，天地万物皆由“元气”运行而成。
正文 第七十九章：夜中闲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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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气”的运行，他称为“元神”，这里“元神”并非神怪之神，而仅指实体的妙化运动，所以说运动即包含着对立的阴阳。那么，“元气”怎样化生出万物呢？“元气”有“太虚真阳之气”与“太虚真阴之气”，前者“感于后者”，即二者相触动，产生出日、月、星辰。“日月之精交相变化”，便又产生出水、火。水之浮滓，“得火而结凝者”便是土，接着又产生出金、石、草、木。由此便产生了人类史，如他所能指出的，如牝牡、夫妇、父子、君臣、名教等等。
王廷相反对有些人把“气”作了精气或空虚的解释，而从自然科学的常识出发主张“气”是块然“实有之物”。他在和何柏斋的论战中曾这样表述过：“气虽无形可见，却是实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摇而得，非虚寂空冥无所索取者。世儒类以气体为无，厥睹误矣！愚谓学者必识气本，然后可以论造化，不然，头脑既差，难与辩其余矣！”很明显，可感触的物质实体就是人们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客观存在，这和虚寂空冥的本体“无”相对立。世界的本源是物质实体呢，抑或虚寂空冥的本体“无”呢？这是哲学上的“头脑”问题，也即世界观的出发点的问题。
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当看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然后再论其余问题。因此他曾指出“元气”和老子说的“有生于无”，截然不同；并指出所谓“有生于无”的“无”实质上是“神”的代名词，而理学家们又称它为“道”。他曾这样驳道：“柏斋以愚之论出于横渠，与老氏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不界，不惟不知愚，及老氏亦不知矣。老氏谓万物生于有，谓形气相禅者；有生于无，谓形气之始本无也。愚则以为万有皆具于元气之始，故曰，儒道本实本有，无‘无’也，无‘空’也。柏斋乃取释氏犹知形神、有无之分，愚以为此柏斋酷嗜仙佛受病之源矣。”作为“实有之物”之一般的“元气”，王廷相也称之为“太极”，但“太极”在他手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和周敦颐、朱熹等的“太极”是根本不同的。“太极”本来由尚书的“皇极”变化而来，是被当作最初的原因看待的，因而各家可以对“太极”作出各种不同的相反解释。在王廷相看来，“元气之上无物，故曰太极”，这就是说，不能把“太极”看成世界之上的一个原动力，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存在之外再没有什么可假定的概念。他指出，宋儒把“太极”释为“空”、“无”，是无稽的妄说。这类妄说和神不灭论互通声气，亦即认为“神”可以离“形”而单独存在。王廷相曾尖锐地批判这种种不灭论的观点，坚认“神”与“形”都来自于“气”，亦即“神必借形气而有”，他继承了王充、范缜的传统，说道：“是气者形之种，而形者气之化，一虚一实皆气也。神者，形气之妙用，性之不得已者也。三者一贯之道也。今执事（何柏斋）以神为阳，以形为阴，此出自释氏仙佛之论，误矣。夫神必借形气而有者，无形气则神灭矣。纵有之，亦乘夫未散之气而显者，如火光之必附于物而后见，无物则火尚何在乎？”实的“形”和虚的“气”都是“气”的不同的表现形态，这是张载所曾提到过的，但强载并没有把这一命题与“神者，形气之妙用”的唯物主义命题联系起来；而王廷相则结合这一原理，主张神灭论，所持的论据和前代无神论者的“形神相即”以及以烛火之喻形神一样。王廷相依据自然科学知识反复阐述自然现象的变化受着客观规律的制约，并非受着有意志、有人格的神的支配。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
神学目的论说：草木、禽兽等为人所食是“天”的有意识的安排。王廷相则从“势不得不然”出发驳斥这类说法，他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世儒曰天地生物为人耳，嗟乎，斯其昧也已！”这段话是用客观事物的必然性来反驳神学目的论的，这在思想史上，是值得注意的。但也要指出，用“物之势不得不然”来说明社会现象的“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便滑进命定论的圈子了，从王充起，就已有这样的局限性。
王廷相认为植物与动物的生长与变化，其根本原因要到它们本身去找，而不能加以杜撰。他洞察到在研究事物过程中，应透过一些表面现象与外在原因，而探源于事物本身的规律性。他这样说：“风雨者，万物生成之助也；寒暖者，万物生杀之候也；物理亦有不然者，不可执一论也。雨在春虽能生物，过多亦能杀物；诸物至秋成实，雨固无益；诸麦、诸菜亦借雨而生，安谓秋雨枯物？风春则展，秋则落，物理自展自落耳；松桧桂柏凌冬苍郁，秋风能落之乎？由是观之，皆由物理，匪风而然。”这段话说明：应该因时、因地等等的具体条件来观察事物，“不可执一论”。了解此，才算做明白“物理”。他即从“物理之必然者”出发，驳斥“鱼阴类从阳而上，二阳时伏在水底，三阳则鱼上负冰，四阳五阳则浮在水面”一类的神秘邪说：“愚谓此物理之必然者，冬月水上冷而下暖，故鱼潜于水底；正月以往，日渐近北，冰面渐暖，故鱼陟水上，冰未解而鱼已上，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这正是他依据自然科学常识所提取的理论。
王廷相认为，远古之事，因历时过久不易被人所知；而未来之事，亦难以逆料，但依据科学的原理，对于远古及未来之事亦可”会通”。这是对于科学和理性知识的赞美。他从自然科学出发，阐明了由今日之地质情况可以推知到过去的地质情况，他说：“山石之欹侧，古地之曾倾坠也；山有壑谷，水道之荡而日下也；地有平旷，水土之漫演也；高峻者日以剥，下平者日以益，江河日趋而下，咸势之不得已也夫。”这也是他根据了自然科学所引出的正确观点。依据上述数例可知王廷相将自然科学的一些原理提高到哲学上作了高度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有力地捍卫了唯物主义原则，而反对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有神论。如前所述，王廷相的世界观是“气”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不仅论证了物质性的”元气”之外不能有任何主宰，而且还进而论证了“气”是永恒存在、无始无终的。这就截断了通往神学的任何去路。他依据着自然现象的变化，这样论证“气”的永恒性：“气有聚散，无灭息。雨水之始，气化也；得火之炎，复蒸而为气。草木之生，气结也；得火之灼，复化而为烟。以形观之，若有‘有’‘无’之分矣；而气之出入于太虚者，初未尝减也。譬冰之于海矣，寒而为冰，聚也；融澌而为水，散也；其聚其散，冰固有‘有’‘无’也，而海之水无损焉。此气机开阖、有无、生死之说也，三才之实化极矣。”
这里，王廷相当然还不能以有关温度气压的科学实验为根据，而仅依据着当时自然科学的所谓聚散的理解，直观地洞察到所谓气“无息灭”的物质守恒的原理。
既然“气”是无始无终的，那就没有离开物质而单独存在的“理”。王廷相据“理根于气”的学说，批驳了朱熹“气根于理”的客观唯心主义，他说：“朱子又曰：‘气之已散者，既散而无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吁！此言也，窥测造化之不尽者矣。何以言之？气游于虚者也，理生于气者也。气虽有散，仍在两间，不能灭也，故曰‘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理根于气，不能独存也。”（此为横渠理气辩）为了进一步论证“理根于气”，王廷相又提出这样的论点：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不同形质的事物，事物在变化之中，因而，理也不能不在变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它的多样性。他的这一节文字和后来王夫之论证器变道亦随之而变的学说有着相似之处：“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凝言也。现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揖让之后为伐放，伐放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这就肯定了社会历史的进化，在其进化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理”，这样光辉的命题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死教条相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