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宇飞文集2》第4/11页


 
叙事十二
 
  在我研究家族史的那段日子,我时常做一种可怕联想,一想起板本六郎与我奶奶,我就想起夏放与我的细节种种。这种联想令人绝望,却又不可遏止。我弄不懂我的心智为什么要做这种伤心滑行。它使我一不留神就会陷入尴尬境地。板本和陆秋野关于颜筋柳骨王皮赵肉有没有取得文化共识,于我而言并不要紧。我关心的只有一点,板本是何时实现对婉怡的性占领的。我对此耿耿于怀。性占领是一种极其本质的占领,个人或民族的许多大话题都结在这上头。那时候婉怡似娇花照水,弱柳扶风;板本则身姿硕健,英气勃发。这为占领与被占领都提供了物质可能。在那样的日子里,有一种东西是极其重要的,即那台手摇式留声机,它是我的家族史上最有史料价值的物什。我在许多作品里提及过这台由爱迪生发明的音乐机器。现在它已经失灵了,放在我的书房里,遍身笼罩了一层历史陈迹,铜质喇叭上生了许多斑驳铜锈,墨绿色,像哑坏了的嗓音。这台留声机当年播放得最多的是梅兰芳博士的唱腔选段。其时梅老板蓄须明志,封了嗓子。他的唱盘自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往年的陆府总是在夏夜唱堂会的,日本人到来后堂会也自然换成了留声机。许多夏夜板本和陆府上的人们一起听梅老板的唱盘,我想这是极其可能的。他们仰望星空,四周蛙声一片,萤火虫的屁股在头上的葡萄架间吃力地闪烁。陆府的不幸这时其实已经开始了。灾难时常选择良辰美景悄然而至。一件重大的事情在这种牧歌式的宁静里滋生了。这一夜人们照例坐着听戏。大伙坐在天井里,堂屋里的蜡烛娇羞如圣女,静静地秉照夏夜。张妈注意到板本、婉怡、客厅里的红蜡烛极其偶然地串在了一条线上。也就是说,在板本与红蜡烛之间,婉怡的青春轮廓被红蜡烛照亮了。她面侧与后颈上的茸毛给了我奶奶一道细腻模糊的勾勒。婉怡动人的剪影唤醒了板本体内最活跃最严重的部分。他马上做出了重要决定。悲剧业已发生。在这个决定里我奶奶婉怡的悲剧命运已不可更替。这样的悲剧既不是宗教信条,也不是哲学体系,只是生命的糟糕流程,或者说是生命里的致命感受。婉怡的不幸印证了中国史里一种最本质的部分,中国史说:灾难的最后不幸总是由女人来承担,真他妈的狗杂种历史。入侵者最无耻的举动也都是风度翩翩的。彬彬有礼的兽行是入侵者最常见的行为规范。第二天是一个下雨的日子。奶奶的灾难笼罩了婉怡少女时代最后一个处女梦。午后日本人的小汽艇靠泊了陆府后院的石码头。上岸的只有一个人,是板本六郎。板本走进客厅和陆秋野说笑了一阵。这时候冲进一队人马。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这一队人马端着长枪把陆府的上下全部赶进了后院。婉怡呆在自己的闺房里,刚要出来,门恰好给推开了。是板本六郎。板本那样靠近并俯视婉怡,婉怡的脸上感受得到灼热粗重的男性鼻息。婉怡的咽喉往下咽了一回,随后下巴慢慢地往下挂。婉怡后退的步伐与板本逼进的步伐刚好同步。婉怡的下巴用力地在动,想说什么,却终于没有说出来。婉怡闻到了日本肥皂的芳香气味。退到床边婉怡坐了下去,神经质地握住纱帐,捂在胸前。板本挨着坐下去,揽住她的腰,然后解她上衣上的布质纽扣。婉怡的手僵在那里,双眼惊恐地盯住板本,甚至不会眨巴。婉怡的上衣就那样给脱了,露出了藕色小马夹。板本拽住两边,一发力,丧心病狂的撕裂声在婉怡的内心拉开一道狭长缝隙。婉怡低下头去,看见两只小乳房发出淡蓝惊恐的光。婉怡的脑子里响起了一声沉重闷响,整个身子松塌了,掉了下去。婉怡在晕厥里一直感觉到一条多脚软体昆虫沿着她的身体四处爬动。婉怡最终被一阵剧烈的疼痛撕醒了。她的身体在重压中被一种节奏冲撞得支离破碎。婉怡睁开眼,另一双疯狂的眼睛却贴在她的眼边。婉怡张开嘴巴又一次晕厥过去。
日本人撤走后陆秋野老爷和太太一起冲进前院。天井里弥漫着雨雾。他们看见婉怡的闺门大开着。他们立住脚,互相看了一眼,听不见任何动静。太太试探着走进去,眼里轰地就一下,小姐光裸了身子散乱在床上。小姐的身子松软绝望,散发出冷凝凄艳的将死气息,苍白而又幽蓝。她的眼睛睁得很大,视而不见地眨巴。太太打了一个踉跄,杀人了,太太说,杀人了。老爷刚要进去,先闻见了一股内分泌与血腥的混杂气味,老爷的手扶住门框,脑子里空了,只看见天井里潮湿的地砖背脊发出骷髅一样的历史反光。陆秋野听见房门轰地一下关死了。太太在这样的时刻可贵地保持了冷静。太太闩好门,走上去给女儿擦换。太太的手触摸到女儿的皮肤。是红木一样的细密阴凉。太太一边忙碌一边说,丫头,你说句话,丫头,你和你娘说句话。婉怡的目光慢慢地掉了过来,和太太对视,唇部动了动,启开一道细小的唇隙。没开口。
 

 
叙事十三
 
  婉怡的沉默预示了她对灾难的承受能力。我们家族的伟大忍耐力源于我奶奶婉怡。上帝只赋予人类两样最重要的东西,一是创造力,二是忍耐力。上帝把它们分别赐给强大民族和弱小民族。在我奶奶那里,需要忍耐的是屈辱,而到了我,最严重的是面临饥饿。
  我在大学二年级开始接触杰克·伦敦。他在一本书里说,"一块给狗的骨头不是慈善,慈善是当你和狗一样饿时与狗分享的骨头。"我读这句话时在图书馆的二楼。读完这话我便热泪盈眶。大作家的身上总有一股与生俱来的悲悯,涵盖了时空,感动人类。因为杰克·伦敦的启发,我在大学图书馆里反复追忆那段饥饿日子,饥饿岁月我关注的并非慈善,而是饥饿本身。我终日盼望一块与我分享的骨头,甚至一块给我的骨头。我饥饿的时代背景这里不必补叙了,它发生在自然灾害最猖獗的年代。那一年我六岁,也就是说我的饥饿也是六岁。因为严重缺钙,我的罗圈腿已见端倪,中间可以夹个西瓜。我的不少大学同学以为我来自鄂尔多斯大草原,因终年在马背上驰骋,才长成今天这种样子。回过头来看灾难总是那样浪漫诱人。我对罗圈腿的关注是长大之后的事,我那时最关注的是手。我一直以为我还有另一只手,长在胃里,拽着某样东西往上爬。有一本史书里说,一个民族要出了问题,这个民族的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就会接近神话。我坚信六岁那年我不是依靠想像,而是靠感知,在自己的胃里增添了一只神话之手。
  那一个午后是刻骨铭心的。依照视觉上的记忆,应当是冬日。我们几个人坐在一面土墙阳面烤太阳。我们不说话,闻得到屁股下面稻草的金黄色气味,我们看见懒洋洋的太阳下面走过来一个人,他惟一醒目之处是上衣上有四个口袋。他背了一只包,上面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平绒红字。因为某种需要或者说天意,他走到我们的身边,坐下来。他显得很疲惫,坐下之后就闭上眼睛,与我们分享阳光。事情发展到此一直风平浪静,他并没有惹我们。可是,(历史的紧要关头,"可是"这样的转折词一直非常坏)他竟然从他的土黄色挎包里摸出了一只烧饼。冬日的阳光下面烧饼发出金色光芒,烧饼的芳香气味五彩缤纷地散得一地。烧饼惹我们了,它光芒四射。我们的嗅觉吐出了春天的嫩芽,目光里淌出三尺流涎。我们站起身,满地都是投向烧饼的枯瘦身影。他闭着眼,准备享用这只烧饼。他在酝酿充分的唾液。他睁开眼时肯定吃了一惊,他看见了一排小狗蹲在地上,神色严峻,穷凶极恶又彼此防范。一群小狗就那样盯着他手里的骨头。他马上冷静了,脸上笑起来,笑得很饿。尔后他就张开嘴,把烧饼送进去,细腻地、严肃地、投入地、历史感地开咬。他的黄牙陷到烧饼里去了。在撕开之前歪了歪脑袋,尔后他开始了幸福伟大的咀嚼。他的咀嚼生动活泼,依照音响能听得见牙齿与舌头的空间位置。最伤心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的喉头动了起来,依照经验,他马上就要下咽了。他真的下咽了。他的大喉头无耻地提上来,我们都看见那块烧饼缓慢而抒情地、华丽而绝望地蠕动下去。我也咽了一口,肚子里那只手却伸出来了,什么也没抓住,便又缩回去,反给我肚子一拳。我望着他手里的烧饼,烧饼有一块空缺。后来的岁月里我坚信烧饼的空缺就是维纳斯女神的断臂,有一种残酷、惊心动魄与无力回天的美学效果。他突然看着我,他的目光明白无误地看着我。我预感到一种神秘的可能即将降临。我有点晕,坐不住了。他说:"想吃?"我张开嘴,挪动过屁股。我不开口。我担心一开口巨大的神秘降临将就此消逝。"叫,"他说,"叫我爹。"
  "爹。"我脱口而出。"爹。"我立即做了这样的补充。我像狗那样对称地舔了舔舌头。
  他的脸上很开心,低了头,用手指最灵巧的部分掰分手里的烧饼。他掰开了蚕豆大的一块,放在我的掌心里。我的一只巴掌托住蚕豆,另一只巴掌托住巴掌。我把那只蚕豆送进嘴里去。我没来得及咀嚼甚至没有来得及下咽,那只手就一把抓了下去。我咂嘴追寻烧饼的味道,可烧饼的味道空空荡荡,连同我的舌头与童年一起空空荡荡。
  "爹。"我的同志们一起高声说。
然而他又咬了一口,把那块烧饼放进了挎包。我们一起亮开了嗓门,像鸟窝里伸出来的嫩黄嘴巴。我们喊爹。我们彼此抗争用力呼喊爹。他点头微笑。不拒绝也不施与。他一定听出了一种恐怖,那种孩童身上因饿极而出现的回光返照。他站起身开始撤退。我们紧跟他,排了一路长队,一路高叫爹,一路流口水。他甩开大步,最终在草垛旁转身并消失。我们站住,道路空洞起来,我们的伤心开始升起。冬季无限苍茫,天上飞过饥饿的鸟,它们的翅膀疲沓机械,向远方无序而散乱地飞动。我们望着鸟,泪水与口水一起流淌。
 

 
叙事十四
 
  我真正全神贯注关注鸟类是在海上。天空布满海鸥。这个时候我当然不再是六岁孩童。海上经历已经使我能熟练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了。在海上做鸟是一件痛快的事。海鸟的世界只是海水。没有国境与护照绿卡那样的啰嗦事。它们惟一的标记是"类"。我立在船尾,成群结队的海鸥伴随船体而行。它们离我那样近,它们的羽翼纤毫毕现。它们瞳孔周围的绿色光圈活灵活现,笼罩了海洋球面。它们不用担心人类猛兽,甚至没有风暴之虞。它们在没有任何固体的世界里自在飞翔,栖浮于液体表面。它们是那个世界里惟一的固体生态。我时常顺沿想像做起海鸥,扶摇而上九万里,尔后俯视人类。大地上没有国界,但人类就是这样自作自受,干戈相见了几千年,最终安定于划地为牢。人类把地球瓜分完毕,并发明"祖国"、"民族"、"家园"这样营养丰富的词汇。人类对自己的发明满怀深情,把故乡以外的地方称为"天涯海角",把家园以外的道路称作旅途,把母语以外的语言称作"外语"。我们就这样放逐了自己,并为此兴高采烈。
  我已经说过,父亲结婚时和爱因斯坦一样,已经成功地做了右派。父亲是我们家族史上惟一投身中国革命的先驱。父亲后来又成了我们家族史上惟一的一位左派。父亲在某一天的早春意外地叛逃而出,他远离陆家大院,走上了革命道路。父亲这样做当然有其逻辑性背景,然而父亲一直不愿提及此事。父亲的这一举动理所当然成了我叙事里的空穴来风。但不管怎么说,父亲成了革命队伍里一位能画会写的文化战士,他编顺口溜,出黑板报,用石灰浆挥刷大幅标语。父亲的青春面庞和新生共和国一起闪闪发光。他憋足了劲,不但迎来光辉的一九五七年,而且做了右派。他被送到了乡村,在当年陆府长工们的监视下洗面革心。父亲在乡村经历了一生中最充实的幸福时光。"母亲只有疼爱孩子才会打孩子的屁股,"父亲这样对另一位右派说,"做右派是党对我们灵魂的巨大关心!"父亲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慈祥湿润的巴掌,是母亲的巴掌,疼痛但贮满母爱。他找来了马克思的书,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始阅读。父亲从马克思的字里行间找到了人类的万苦之源与理想明天。父亲低头忍受自己的饥饿,抬头关注的却是人类。父亲在做了右派之后时常向中国共产党最基层的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他说,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想"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村里的"党组织"是一位五十九岁的独眼老头,他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独眼支部书记来到父亲的房间,向父亲借钱。父亲给他倒了开水,请他上坐。然后父亲开始倾诉。他结结巴巴、夹叙夹议、声情并茂。老支书用惟一的眼睛望着父亲,说,你有钱没有?父亲说,没。老支书站起来,跨出门槛。他背对父亲,对父亲说,你的思想党组织已经掌握了。父亲听着党的乡村方言,一个人站在房屋中央,胸中霞光万丈,玉宇澄清万里埃。父亲一遍又一遍回味老支书的话,热泪盈眶了。父亲写了入党申请,他知道从组织上来说这是不太现实的,但在灵魂上,即通常所说的思想上他有把握。他一次又一次在想像里面对红色旗帜与黄色锤镰举起右手,握紧拳头,一次又一次内心澎湃,泪如泉涌。父亲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九九二年,这时候他退居二线已经三个月了。父亲入党时出乎意料地平静。回家后,他出席了我为他准备的宴会。他多喝了两杯,不久就睡了。
  实际上我要叙述的不是父亲的入党,依然是他的家。父亲的住家是一个废弃的仓库。闲置多年,里面依然弥散出糜烂稻谷和农药化肥的混杂气味。墙壁四周布满了老鼠洞。父亲那时和老鼠做了朋友。这个秘密是我在成人之后发现的。父亲能和每一位老鼠悄然对视,长幼无欺。父亲一连几个小时望着他们,给他们读书、读报,为他们讲故事,和他们一起开斗争大会,批判毒蛇与黑猫。父亲和老鼠生活在一处而相安无事,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奇迹。我曾见过密密麻麻的老鼠在父亲的面前围着一个圆圈用力狂奔,像召开鼠类奥林匹克,我一去老鼠就跑光了。我专门问过父亲这事,由此引发过一段很好的对话。那些话相当精彩,被我写进了日记。
  父亲就是在大仓库里正式和母亲结婚的。他们的床笫支撑在大仓库的西北角。这张床和一只泥质锅灶的对面是庞大的空间。这些空间在夜里成了隆重的黑色,里面装满了老鼠的追逐和磨牙声。许多夜里母亲总要点灯睡觉,但点上灯更可怖,那些硕大空洞的空间在暗淡的灯光里变得杳无边际。空洞在视觉里有了体积和重量。它压在母亲的睡眠上,使母亲噩梦连篇。这个仓库没有支撑到我出生就坍塌了。在夏末的一个滂沱雨夜里,它死于一个霹雳。我记事的时候它的旧址已成了一块稻田,每年都长满不同品种的早稻。这里是我的大学,我的早稻田大学。
  我的另一所大学应当是那个叫夏放的女人,那个做皮肉生意的前杂技演员。在我研究家族史的空隙,我三十七次爬上她的床笫。她给了我廉耻以外的巨大快慰。肉欲攥紧了我,她是床上的天才。我忘记了我是人,在床上我对她大声吼叫,我是一条狗。夏放就说,我是一条母狗。这时候麦当娜正在CD唱碟里反复重复:像一个处女,像一个处女。我觉得我的夏放一点不比麦当娜差。在夏放面前我认真地放射我的身体,它很好,所有的机件都功能齐全。我为什么要研究该死的家族史?汉人,大和人,马来西亚人,盎克鲁·撒克逊人,德意志人,高卢人,亚玛逊人,俾格米人,爱斯基摩人,都是上帝精液的子民。我们是一家子,同志们!家族史历来是历史的叛徒,人类最辉煌的史前时代没有混账的家族。人体是历史的惟一线索,人体是历史惟一的叙事语言。惠特曼说得对,如果肉体不是灵魂,那么灵魂又是什么?所以我说,我又一次说,夏放,再给我。夏放肯定被我吓坏了,说不行,绝对不行。夏放说,你累了,你要生病的。夏放关掉了麦当娜,空间顿时安静无比,一抹夕阳斜插进来,温柔而又性感。我说你给我,夏放望着我,像夕阳一样望着我。她的泪水渗出来,摇摇头,说不行,你要生病的。我把她摁住。夏放说,你要累死的。后来夏放又语无伦次了。她带领我走钢丝,在八百里高空。我们火火爆爆又小心翼翼。我说,你骂我,骂我日本鬼子!夏放喘着粗气,闭着眼说,你不要命了。
深夜一点我在夏放的乳房上醒来。我想我该起床了。夏放的睫毛上挂着泪珠,吻我,无声无息。唱机上的绿色数码在反复跳动。我托着她的腮,说,我的钱全嫖光了,你先记上账。夏放幸福无比地说,日本鬼子!
 

 
叙事十五
 
  凌晨两点走进林康的贸易大厅完全是鬼使神差。我弄不懂我来做什么。大厅里灯火如昼,一台又一台电子终端吐出成串阿拉伯数字。我在角落里坐进沙发,点上烟,看林康的背影。我一点看不出悲剧业已笼罩林康。她的背影与那张电子屏幕一起显得十分平常。后来我看见林康站起了身子,站得极猛,双手扶住屏幕,嘴里发出一种声音,像被烫着了。好几位经纪人一同围上去。我不知道在那个没有空间的假想市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就听见有人说,怎么这么快,天,怎么跌这么快。我揿了烟走上去,林康站在那里,嘴里衔着一支黄色圆珠笔。但她的脸色已经面目全非。她面如死灰,脸上的胎斑一颗一颗显现出来。她盯着屏幕,两只眼珠慢慢向上插。她的身子晃了两下,一点一点松下去,倒在黑色皮靠椅上。死亡弥漫了大厅。
  林康是在医院醒来的。她一醒来就痴痴地和我对视。我给她递过水,林康没有动。过了好半天林康说了一句话。那句话狗屁不通,却给了我十分锐利的永恒记忆。林康说:
  全世界都在骗我。
  后来林康闭上眼,泪珠子在睫毛上颤动。她的样子真像夏放。我望着她,向她的腹部伸出手去。我的手放在她的腹部缓慢地体验,我的脑海里反反复复地追忆夏放,可我怎么也想不起她的长相。我想像世界里的所有女人长得都像林康。妻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君主,她驾御了你的一切,乃至想像力。我走上过廊,过廊里是酒精与福尔马林的混合气味。我在黑暗里吸烟。和我对视的是伟大著名的烟头。它陪伴着所有的天才之夜。烟头是夜的独眼,它忧郁而又澎湃。在烟头的帮助下我想像起我的孩子,他长得像林康,完全是林康的翻版。但他是钢琴家,靠十只指头在八十三个黑白键上与世界交谈。他的指头贮存了上帝的听觉,英语的耳朵和日语的耳朵都不再依靠翻译,直接走进人们的心智。他有一双清澈的眼睛,额头晴朗,笑声灿烂。他娶了曼丁哥语系冈比亚著名的英雄昆塔·肯特的黑色后裔。他们真正跨越了种族,心平气和地看待国界与语种。他们坐在飞机上,看不见国界,只看见山峰与河流,许多缤纷的颜色组合在他们的飞机舷窗下面。他沿着经纬线飞往所有的地球表面演奏他的钢琴,所有的人都听过他的音乐,就像所有的人都有想像中的圣诞老人,白头发,白胡须,红帽子与红棉袄。这不是一个具象的人,却伴随着人类的愿望,直到永远。这是我的孩子一生所要做的事,他只用十个指头,完成得举重若轻。
  在这样的夜里我再一次无可奈何地追忆起板本六郎。我的心智全乱套了,像我的次品电脑染了病毒。我的想像在深夜叠现诸神毫不相关的事理。我不知道板本六郎是谁,关于他我实在是一无所知。这个因为文化吸引走进我奶奶家门的日本男人,却又在我奶奶的身上创造出巨大的悲哀。这位入侵者膜拜在中国文化面前,依然不肯放弃对中国人的占领欲望。他必须为所欲为。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的占领者。十七岁的婉怡只用了一个下午便走完了女人的一生,这一点奶奶与父亲是相反的,父亲用一生的时间都没有完成自己的真正午后。婉怡多次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的自杀企图让老爷一次又一次化解了。婉怡事实上已成了老爷手里的赌注,老爷的家园全部压在了十七岁的婉怡身上。十七岁的婉怡整日坐在她的闺房内,等待日本人对她的强暴。命运只为奶奶做了这样的安排,我奶奶十七岁的婉怡她老人家别无抉择。
  日本人板本六郎在陆家大院里只做两件事:练习书法,强暴婉怡。他平平常常地这样做。陆家大院平平常常地这样接受。
  初次的疼痛与惊恐之后,婉怡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屈辱。已婚男人板本六郎开始了最惨绝的性掠夺与性剥削。他显示了惊人的耐心,他的身体与语言都显得无比温存。婉怡的身体在空虚里出现了松动,出现了出卖自己的可怕苗头。她产生了性快感。这种感受使她无比羞耻却又不可遏止。她身不由己。性高潮使我的奶奶痛不欲生。板本六郎在性高潮的前沿让我的奶奶欲罢不能。婉怡用指甲抠挖自己的青春肌肤。她痛恨身体,对自己的肉体咬牙切齿。她老人家在性高潮的大屈辱里诅咒肉体对自己的无情反叛。如果肉体不是灵魂,那么灵魂又是什么?
  这样的大屈辱产生了父亲,产生了我,产生了我们家族的种性延续。不难看出,《圣经》产生于原罪。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原罪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历史就是家族对祖上的忏悔。这是人文的全部内涵。林康被注射了镇静剂,睡得很踏实。她打着小呼噜。我的孩子在她的安眠里安眠。太阳出来了,我困得厉害。这个世界困得厉害。醒来时天已微明,大海的凌晨无比清澈,沁人心脾。我应该看一回日出了。这些日子我惟独误过了日出。我决定看一回太阳升起的样子。我洗过脸,刷完牙,静坐在船头。我知道我走进了仪式。
  天是蓝的,海是黑的。最初出现的一抹阳光是扁的。但太阳还没有出现。世界处在一个精心的准备阶段。宗教氛围无所不在。太阳出来了,只有拇指那么大,是一块猩红。然后大一点,再大一点。和太阳的面对面我第一次依靠人类的感官体验到地球的自转。这是一个伟大的感觉,是四两拨千斤的感觉。这个感觉来自于哥白尼和布鲁诺。人类感觉的每一点进化都蕴涵了漫长的人文历史,蕴涵了大牺牲和大痛苦。东方红,太阳升,我很突然地伤感起来。没有理由。地球在转,我吸附在地表的弧线上,参与了这种伟大的运转。浩瀚的海面血红了,太平洋伤心起来,这个液体的大世界静穆地移动,在人类的视觉之外激荡奔腾。
  仪式完成于寻常日子开始的时刻。我的泪还没有流出眼睑,我的激动便阳痿了。一个身影在我面前傲岸地出现了。他以这样的教诲对我说:
  听我说孩子,一个人是一个局限,一个生物种类依然是一个局限,因为地球必须依靠我的哺育。
  你是谁?
  我是日神。也可以说是阿波罗、诺日朗或羲和。
  我认识你,我们的夸父追逐过你,而我们的后羿又捕杀过你。全是你闹的。
  明白了,你是人。地球上就你们爱走极端,听说你们想当地球的领袖?那个莎什么比亚自吹自擂说你们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有这回事吧?你们打得过狮子吗?
  打不过。可我们有智慧。
  傻孩子,智慧是我扔给人类的魔法,让你们折腾自己用的。
  你算了吧,我们用智慧已经揭示出宇宙的秘密。我们了解自身,我们也了解宇宙。
  傻孩子,宇宙的所有秘密早就让我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了--就在你们的脑子里,我把它们放在了智慧的背面。你们越思考离秘密就越远。你们看不见宇宙秘密就像眼睛看不见自己的目光一样。
  你胡说,没有谁会相信你。
  我不用骗你,孩子。就像你从来不用骗蚂蚁。我没有理由骗你们,是你们自己在骗自己。这样,举个例子,地球一直围着我转,可你们的视觉一直以为我围着地球转。人类了解这个最简单的道理用了几千年,你们反而把发现常识的人称为英雄。记住,孩子,人类的英雄都是由于发现了常识而永垂不朽的。偶尔发现真理的人都成不了英雄,都要付出代价,因为接受真理的历史太漫长,真理一旦被广为接受,又将是几个世纪,这时候真理早成了常识。
  我对你说的话不感兴趣,我在大海上只关心有限的几件事,想念我的奶奶和那个日本杂种板本六郎。
  关心得有道理。不知生,焉知耻;不知来,焉知去。
  你能告诉我一点什么?
  不能。我只管普照大地,而后留下阴影。我不关心人类的幸福。时间与钟表无关,海洋与液体无关,幸福与太阳无关。
  你是个骗子。
  我是日神。再见了孩子,我有我的工作。神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要上路了。
  你接受了人类的膜拜却说走就走,你是宇宙第一大盗。
  接受膜拜是我的工作,说好了的。
  太阳就升起来了。宇宙一片灿烂,海面金光万点。日神在万里晴空对我微笑。他俯视我们,双眼皮,胖胖的一个劲地慈祥。他的四周是线形光芒。向外发射,无穷无尽。天空在他老人家的前面只供他老人家闲庭信步。他说得真不错,这是他的工作,说好了的。太阳与幸福无关。
但海洋依旧。液体世界坦坦荡荡。这是孕育风和雨的巨大平面。远处有几艘远洋巨轮,它们为世界贸易而贯穿全球。远洋巨轮在海面上相对静止,分不清国别,在大海上宛如孩童放在澡盆里的玩具。"文革"时期这样的游戏一直陪伴着我:找几个蚌壳飘在澡盆里的水平面上,父亲指着澡盆向我灌输了海洋这个大概念。我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也许是太孤寂了。"文革"是父亲的生命史上最痛苦的章节。他清楚地看到自己不能入党了。这还在其次,大革命如火如荼,父亲不能革命,也不能反革命,甚至不能被革命,他是一只死老虎,除了有限的陪斗,他一直被排斥在革命之外。这使他伤心伤肝伤胆。父亲或我们的父辈在本质上是不会"出世"的,他们渴望入世,他们鞠躬只作军前马,九死一生终不悔。父亲的晚年成了一个真正恬淡的人,到了无为之境。他经历了极其痛楚的心灵磨难。这段历程不是来自《庄子集注》,恰恰来自"文革"。"文革"是父亲的绝对噩梦,尽管他承受的并不是"浩劫"。
 

 
叙事十六
 
  父亲向我讲述大海。父亲一次又一次用"看不到岸"向我描写海洋世界。现在想来这里头蕴涵了他的绝望与怅然,也蕴涵了多年之后我的大海之行。"看不到岸"毕竟是以超越视觉极限做前提的。依照父亲神一般的启示,我把澡盆想像成海,从比例关系出发我只能用一只蚂蚁来替代自己。也就是说,这时候蚂蚁就是我了。我不知道蚂蚁能否从此岸看到彼岸。这时候我望着水里自己的倒影不知所措起来。我不得不指着倒影追问父亲,那个"我"到底是谁?想像力的最初发展必然导致自身的疑惧。这完全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个游戏的当天晚上我曾问父亲,我是从哪里来的?父亲说:"捡的。"我说,从哪儿捡的?父亲说:"垃圾堆里。"我说,为什么是垃圾堆?父亲说:"被人扔了,用报纸裹着。"我说,是谁扔的?父亲说:"生下你的人。"我说,从哪儿生的?父亲说:"胳肢窝里。"我说,胳肢窝又没有洞,怎么生得下来?父亲说:"用刀割。"我就拿来一把张小泉牌剪刀,对着自己的身体剪了过去。父亲夺下剪刀,对我说:"出去玩。"这样的对话贯穿了我的童年,它使我忧郁。童年的忧郁一直与生命的本体有关。我坚信大部分中国儿童有过我这样的精神负担。我们没有答案。父亲或母亲在山穷水尽时一律用"出去玩"来打发儿童的哲学忧郁。中国的父亲不太愿意交代自己与儿子的渊源关系。这里头可能有一种种性脆弱。中国父亲一律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大异于自己,产生"鸡窝里飞出金凤凰"这样的质变效果。所以我只能望着澡盆里的蚌壳,在大海里飘荡。我的海洋世界是那只童年澡盆,它决定了我的忧郁气质与未来的写作生涯。

当前:第4/11页

提示: 双击屏幕进入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