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宇飞文集2》第5/11页
忧郁质一直陪伴着我，直至我有了与夏放的外遇。外遇使我开朗起来。这使我立即发现我是一个十分肤浅的家伙。我马上又尝试了与其他女人花好月圆。我相信了这样的话：十个女人九个肯，就怕男人嘴不稳。我可是一个不多话的男人。我这样的男人完全适合肉欲纵横的都市时代。她们可不担心我"说出去"。林康在家里怀孕，我在外头"搞"，真是两头不误事。
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变成这样。看来外遇真是魅力无穷。它让你欲罢不能。外遇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始无终。它使你在与任何适年女性交往中学会以艳丽的眼光看待人生。我不放过任何机会。我坚信男人和大部分女人（女孩）之间有着无限可能。我正是在这个理论基础和认识背景下认识王小凡的。是在那个综合性大学的知行楼前。王小凡，女，芳龄十九，大三物理系，北京人氏，身高一米六一，体重六十公斤，皮肤微黑，双眼皮，黑眼珠，翘鼻头厚嘴唇，脸上常有热爱生活的新鲜表情。我碰上她时她正在看英语书，眼神里是强迫记忆的样子。我看着不错，就走了上去。我一走上去其实她就完了，她还能有什么好？
我们接吻是在当天晚上。学校正放了暑假，适合偷鸡摸狗。在王小凡面前我再次证实了自己实在是个下作无耻的东西。我的主题非常明确，上床，尔后完成苟且事。但我不急，过程是要紧的。现在想来我真是过分了，什么女人我不能找，偏偏找这样一个姑娘。不过我没办法，处在这样的时候你不搞就是别人搞。与其别人搞，不如我来搞。这是哲学，也是诗。
上床是在第三天下午。从后来的实践看，这个过程显得过于保守。爬进大楼，撕掉了宿舍门上的白色封条。我们躺在了她的小木床上，通身上下都是汗。胡乱吻了一通，我悄声说，好吗?她懂我的意思了，头枕在枕头上，闭上眼，她就点点头。我就往上撂她的绿方格摆裙。她夹住了。我拽了一把，她又夹了一回，她的脸红得厉害，已是春色盎然。她闭着眼极小声地说，你先下去。我就下床，在水泥地板上踱步。她又说，把帐子放下来。我就放下来。她说，用夹子夹好。女孩的这种仪式让人幸福让人心酸。我听见蚊帐里许多细碎的声响，后来安静了。我反而不知所措。做深呼吸。这时候她说，上来。这两个字她说得极柔嫩，却是如雷贯耳。我猜得出里面的自然景色。我伸进头去，她和我对视，也不眨巴。眼睛里黑是黑，白是白，光明透亮。她伸出手来，握住了我。她把头侧向了里边，说，用那个，我插到枕头下面，摸出了一串避孕套，一大串，是一个又一个圆。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个?你别问，她说。她这样说我不开心。我弄不清我和她到底是谁在捕猎谁。我们开始了。她咬着下唇，只是转动头部，黑发如液体一样波涛汹涌。小鸽子，你这个小鸽子，我说。--你，她文不对题地说，--是你。
这次性经历对我意义极大。可以用这个词：铭心刻骨。有一瞬间我产生了这样的幻觉：我不是我了，我成了板本六郎。在身体下面呼应我的不再是王小凡，而是婉怡。这个念头不可告人。我坚信伴随着性行为所产生的错觉时常就是人们力图回避的历史。历史会在男人的性经历中惊奇地复生。男人应当警惕自己的性欲望。这是大事。男人应当慎而又慎。亡灵在我们的躯体上复魂可是骇人听闻的，一不小心便会把自己扔到"多年以前"。
因为这个念头作祟第二回合我就心绪不宁。小凡看出来了。我们草草完成了第二章节。小凡为我擦汗。她用肘部蹭我一把，嘴里说，嗳。我嗯了一声，顺势想吻她。她侧过头去，说不要。我却收不住心思，内心不停地模仿阴暗的错觉。我躺在那里，喘息和流汗。想老婆了吧?小凡说。不是，我说，不是。那想什么，小凡说，看你脸上的样，像解放前。我说，我就想解放前。小凡却笑起来，侧过身，吻起了我的胸部。我突然就升起了一股怒火，把小凡摆平，骑上去。这一个回合来得山呼海啸，身体发出了撕裂的声音。你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命令说，你快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小凡快活得发疯了，她的身体风铃一样摇荡起来。疯了，疯了，小凡说，你疯了，你疯了。
叙事十七
在想像的那一端，婉怡终于怀孕了。她怀上了我父亲。屈辱同样可以产生生命。在这里我想做点补充，婉怡的怀孕板本六郎最终未能知晓。他死于一场小规模狙击战。战争就这样，它从不念及文字或故事，它从不在乎当事人是不是某个故事的承担者。它让你三更死你就活不到五更。战争为我的叙事留下了无限空缺，几辈子都补不完。我在上海寻找奶奶的绝望里多次想起过板本六郎。我想念他，这个毁灭我们家族的魔鬼。他是我的爷爷。我在大上海的马路一次又一次设想板本六郎六十至七十岁的老人模样。这样的想像让我断肠。我伤心至极。民族和国家绝对不是大概念，它有时能具体到个人情感的最细微部。让你脆弱神经背起一个民族或某个历史时代，让你在不堪重负里体验他们的伟大，这个哲学结论让我越发酸楚。上海是个令我畏惧的城市。到了上海我就要发疯。我想念我的奶奶，我亲爱的奶奶婉怡；我想念我的爷爷，狗娘养的死鬼爷爷。他们的陈旧面容和青春轮廓充斥了我的胸间，相互依偎，相互敌对，在我胸中东摇西拽。我听得见肠子被扯动的痛楚声响。我今天依然在痛苦。我想告诉别的史学家，中国现代史实际上远远没有真正结束。
我奶奶婉怡是在中国现代史里怀孕的。她在一个午后晕厥在过廊的木质栏杆旁。她的脸灰白如纸，她的表情像一张纸钱在半空无声闪耀。醒来时她老人家躺在竹榻上。手腕被任医生握住，放在了膝盖处。任医生极细心地问切，最后站了起来。陆秋野说，怎么了?任医生就是不开口。陆秋野说，要抓什么药?任医生最后说，也不要吃什么药，她只是虚。陆秋野问，她到底怎么了?蓄了须的任医生望着大厅里的中堂画轴，却又忍不住回过头来看望婉怡。婉怡低声说，爹，你陪任医生去喝茶，我不会病的。任医生没有喝茶，匆匆告退了。等下人都下去，婉怡躺在那里开始无声地流泪。婉怡说，娘，谁让你们喊医生了?我哪里就能死了?我还怎么活?太太怔了半天，脱口竟说，你不来红了?婉怡说，都二十三天了。太太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依照顺序，下面的叙事自然要涉及到父亲。这是一个极困难的话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父亲是板本六郎和婉怡的儿子，这个不须赘言。从血缘关系上说，父亲应当是陆秋野的外孙。而在我的家族史里，父亲一直叫陆秋野爹。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要做介绍。这个不伦不类的尴尬局面当然是日本人板本六郎强加的。我不知道我的这部作品有没有机会译成日语，我当然希望板本六郎的家族成员能读到它。我想对他们说，人类是每一个人的人类，人类平安是家族安宁的最后可能，对此，我们每个人责无旁贷。
婉怡九个月的孕期，太太则怀孕了九个月。这对于陆府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但除此别无良策。陆府里的下人们很快就听说，太太"老蚌得珠"了，二茬春，又有喜了。这样的谎言当然是做主子的编出来的。说谎的人历来对谎言十分自信，尤其是做主子的。陆府的主子们坚信下人们不知详情。他们生活在谎言里，煞有介事。他们羞愧万分地演戏。这一年陆府里的植物分外妖娆，后院的大芭蕉与藕池里的巨大叶片都展示了一种特别旺盛的血运，在阳光下面反射出耀眼光芒，碧油油上了一层蜡。陆府的这一年总体上说异乎寻常，鬼鬼祟祟地富贵，鬼鬼祟祟地宁静，鬼鬼祟祟地装模作样。这一切全因为父亲。
婉怡的生产没有戏剧性，由于奶奶年轻，父亲的出生出奇顺当。为她接生的是下人张妈。因为掌握了主人的秘史，张妈就此走进了我们的家族，并成了我们家族中飞扬跋扈的女人。人们怕她泄密，而最终泄密的恰恰正是这个女人。当然，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陆秋野，我一直没能弄明白他第一次见到父亲时是何种心理。我没法设身处地。我不能确定具体的日子，但事实是，这一天肯定有过。有一点我想过多次，陆秋野一定产生过掐死父亲的可怕念头。我认为这一猜想符合中国史。只有这样才能"一了百了"。父亲能活下来无疑归功于婉怡。是婉怡伟大的母性挽救了父亲。人类的本性与历史规则之间仅存的这样一条缝隙让父亲抓住了。父亲的苟活得益于此。父亲的不幸更原始于此。婉怡为她自己生下了一位弟弟，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孩子弟弟。作为家族史成员，我靠直觉可以肯定这个历史结论：陆府终于又编造了一个谎言，婉怡顺应这个谎言即将永远离开楚水。历史就这样，一旦以谎言作为转折，接下来的历史只能是一个谎言连接一个谎言。只有这样，史书才能符合形式逻辑，推理严密，天衣无缝。在我成为史学硕士后发现了这样一条真理：逻辑越严密的史书往往离历史本质越远，因为它们是历史解释者根据需要用智慧演绎而就的。真正的史书往往漏洞百出，如历史本身那样残缺不全。
叙事十八
我又说起了这样空洞乏味的大道理。说得又平常又冷静。其实这时候我已经再一次泪流满面。我不知道我哭什么。我坐在台灯下面。小闹钟里红色秒针在机械地数时间。我想起了我奶奶永远离开家门的那个清晨。我坚信是清晨，我们家族最要命的事件都发生在清晨。天刚刚亮，只能看见行人的大致阴影。小船靠泊在后院的石码头，四处布满露珠，凉意逼人。婉怡的疲惫身躯打了一个寒噤。婉怡走向石码头，她在楚水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与可能。我知道婉怡这时候已经没有痛苦了。她无限麻木，但听觉却灵敏起来。她听见了桨橹的乃声。我奶奶踏上木船，世界摇晃不定。远处有公鸡打鸣。婉怡听见船工打饱嗝的声音，船就向河心滑去。婉怡回过神来，伤心往上涌，绝望往上涌。我奶奶望着陆府的黑色轮廓一股热血就冲了上来。她坍塌了下去，倒在船舱。醒来天已大亮，婉怡轻声说，娘，孩子，娘，孩子。这时候初升的太阳浮于水面，我奶奶对着河面尽头血红色太阳大声说，天啦，天！后来船拐了一个弯，婉怡，我的奶奶，消失了。水面上只留下风，留下一道长长的水迹，一块水疤。风后来把那块水疤又吹皱了。水面重新呈现常态，千万年亘古不变的常态。这种液体常态永垂不朽，不对我说一句话。它连系了我的乡村梦与伤心的大上海。
作为补充，另一个细节不能不交待。事情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后，是一个雨夜。子夜过后靠近凌晨。四个湿漉漉的黑色男人敲响了陆府的大门。陆秋野正在梦中。醒来时额头正中央顶了个圆。是盒子枪的枪口，又硬又凉。陆秋野听见有人低声说，不许动，跟我们走。外地口音，无比严厉。陆秋野被捂上嘴，由四个人架着，走了很远。在一条水沟旁他们停止了脚步。这时候大雨滂沱。外地口音命令陆秋野跪下，从他嘴里拉出布团，而后问，叫什么?陆秋野说，陆秋野。陆秋野就听见那人说，我代表人民，判处汉奸陆秋野死刑。陆秋野没有来得及说话，就听见叭的一声。陆秋野的故事在一九四五年戛然而止。
但历史把那把盒子枪的回声留给了父亲与我。在我研究家族史之前的漫长岁月，父亲提起陆秋野时总是说你爷爷。父亲对历史的故意隐瞒让我体验到了历史的可怕。我时常在下雨的子夜失眠，看见历史站起了巨大身影，以鬼魂的形式向我逼近。我一不小心就能看见我"爷爷"太阳穴处的枪眼，雨水把血迹冲干净了，枪眼翻了出来，一片焦黑，依稀闻得见肉丝与骨头裂口散发出忧伤肉香。这样的时刻我会无助地战栗，孩子一样渴望亲吻与拥抱。我忘了自己是男人，在黑色的房间里东躲西藏。我常为这样的举动羞愧，面对亲友都难以启齿。
这一切瞒不过林康。她不止一次当着我父亲说我"神经病"。父亲笑得很大度，满脸都是当父亲的笑。父亲的笑容替代不了我的感受。我知道生活严重地来了。天下的妻子都是这样一种东西，她们在男人的空间里无所不在，她们对男人的隐私无微不至。但林康不知道我的身世，谢天谢地。许多夜里我想把历史真相告诉林康，我早就不堪重负了。但我不敢。在那个夏季我时常独步街头，锐利的阳光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在阳光里我凭空思索起身体内部血液的流动模样。我觉得弄清楚它们于我十分重要。我想不出头绪，但我认定血液在我的体内东抓西拽，是一只手的样子。这只手攥紧了我的生命。大街上热浪滚滚，高层建筑安安静静，投下巨大阴影。五颜六色的金童玉女出入在商店与商店的广告牌下面，却比隐藏在夜色里更让我觉得陌生。炎热的夏季我备感孤寂，一切都松软无态，连同时间一起，敷散开来，收不住筋骨。在这样的时刻我决定看看自己的血液。我急于了解他们的颜色与形状。我决定回去。我在街头走回家的路，一边流汗一边看自己的影子。夏日的影子真鲜明，这是夏季送给我的惟一礼物，但带不回家。一进家门上帝就把它收走了。我进了家门取出一只搪瓷盆，瓷盆里贮满清水。水极干净，接近于虚无。我用菜刀在手腕上划下一刀，血排着长队，呼啸着冲入搪瓷盆。他们无限抒情地洇开来，寓动于静，飘飘浮浮，如七月里的彩云，变幻苍狗与红马。我的血止不住，他们争先恐后，在空中划了一道鲜红的弧线直奔自由而去。我无端地恐惧了。但我找不到那只手。那不是刘雅芝的手。我明白那只手不会出来，它捏着我的血管，在我的肉体深处惹是生非。
林康从房间里走出来，腆着她的肚子。林康望着一盆子血水惊呆在那里。怎么了？林康说，你怎么弄的？我的手，我说。你的手不是好好的?我想找到那只手，我说。--神经病!林康没好气地撂下了这句话。
叙事十九
林康的怀孕是我们家族史上的一次事故。那个下午我们一同看了一部法国电影。从头到尾都在闹爱情。回到家林康就心血来潮了。林康换了件粉色内衣，让我看她的腿。她问我，好不好看?我说好看。她说性不性感，我说性感。她伸出一条腿说，你看，你看，你快看！我被她弄得耐不过，扔了书，就看了一眼。林康不高兴了，说，怎么这样看，眼睛里一点爱情也没有，一点火星也没有！林康说，重看，眼里要有爱情，要蹿火星。我站起来，说，亲爱的老婆，你总不能让我强暴你吧?--为什么不！为什么就不能?林康说完这话生气地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一本书上说，已婚女人通常渴望性暴力的，为了我们的伟大爱情，我决定偷袭我的老婆。在她洗到关键时刻，我冲了进去，眼睛里弄出了一些电闪雷鸣，抱出来就把她摆到地板上。林康兴奋得直打哆嗦，幸福地反抗和挣扎，地板上沾满皂沫与水迹。她大骂流氓，大骂不要脸。后来她服帖了。再后来就怀孕了。她发现怀孕时似乎生了很大的气。责问我，为什么不用工具?你存的什么坏心思?我想了想，说，眼里冒火了，哪里来得及。林康咧开口红，幸福地说，臭男人，狗屁男人。
林康就这样怀孕的。悲剧就这样诞生了。问题大了。但问题不在林康，在我自己。我很快知道家族的版权了。这使我对林康的腹部产生了巨大仇恨。我是一个眼睛从不"冒火"的男人，仅冒了一次，就出了大事故。这是命。那些日子我常盯着林康的腹部发愣。脑子里追忆的却是父亲。我怀疑父亲曾产生过杀了我的可怕念头。我的猜测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我十分渴望"弄掉"林康的肚子。现在想来父亲没能"弄"掉我完全是因为政治。政治找上了他的家门，搅乱了他，对我自然就无暇顾及了。在我成长的日子父亲从不向我示爱。他爱上了科学。"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就意外地迷恋科学了。他从热衷政治到热爱科学也是一个谜。父亲爱上的当然是自然科学(我一直觉得汉词"社会科学"实在莫名其妙)，父亲在乡村痴迷于斯。他的研究是非功利的，他一个人孜孜以求。父亲儿时读的是私塾，他对近代科学几乎一无所知。但他很快表现出对科学的赤胆忠心，他从初中代数和初中几何学开始，一步一步向科学腹地慢移。运算和推导成了他生命的方式。父亲对每一条定律与公式都重新审视。他是个天才。对他的追忆常令我想起浮士德。父亲终年沉默，垂着硕大的脑袋。他把地面做了他的私人稿纸。他整天比划、摇头、叹息，没有竟时。父亲找来了一堆又一堆马粪纸，剪成若干欧几里德平面。父亲把那些平面挂在墙壁四周，他的目光停留在马粪纸上，春节的爆竹都不能唤回他对生活的兴趣。后来父亲开始了物理学研究。进入七十年代父亲业已成为我们乡村的爱因斯坦。他的科学研究取得了惊人发现。有一阵子父亲通宵不眠，那一天早晨他冲出大门对上工去的贫下中农大声说，我证出来了，我证出来了!父亲说，把苹果扔出去，一定会重新掉到地上来的。父亲一边颤抖一边说他可以证明给我们看。父亲的话被几个农民听到了，他们说，苹果当然掉在地上，总不能飞到天上去。父亲说，飞到天上是完全可能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掉在地上。父亲随后扔出了一颗石子，石子在半空划了一道弧线，咯地一声砸在了地上，还留下了一个坑。父亲兴高采烈地说，你们看，你们看，我的结论是正确的。父亲的样子真叫人担心，不少人都说，右派分子一准中邪了。多年之后，父亲从一本科学杂志上第一次看见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父亲慢悠悠地对我说，这个大鼻子是正确的。我说，你算了，全世界能看明白这个的也就十来个人。父亲的脸上顿时伤心下去，望着我不语。父亲脸上的悲伤扩散开来，宇宙一样浩茫。父亲大声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来的，但他的结论和我的看法一样。父亲真是疯了。但父亲是天才。让我痛心的是，天才为什么一定要降临到他的身上。
我和天才父亲曾有过一次争吵，说来也是因了科学，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有我的伟大计划，我要去读历史。父亲大骂我糊涂，父亲说物理学才是你应当关注的现实。我潇洒无比地说，你怕了?可我要跨出局限，我要研究人类!父亲的回答真是匪夷所思，父亲说，傻孩子，人类的历史才是一个局限，无限只有宇宙，宇宙的历史是什么?是物理学孩子。
当父亲的年过四十他们的话就狗屁不值了。我没听父亲的。我没有选择该死的物理学。我对形而下没有兴趣。我选择了历史。我成功地阅览了上下五千年。历史可瞒不过我。我读了很多书。我了解人类的来龙去脉。这句话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要不是林康我一直要读到博士毕业的。我对自己的选择历来充满自信。但大海粉碎了我。我开始重新审视父亲。男人三十之后父亲的形象会很突然地再一次高大起来，充满沧桑，光芒万丈。我面对无限空间与浩瀚海面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厌倦。我像痛恨呕吐那样憎恨起历史与史前。蓝天白云飞鸟海平线安慰不了我。伤心奔腾起来，空阔包围了我，我的灵魂变得孤立无助。长浪机械地、刻板地周而复始。我缅怀起我未竟的物理学。我仰起头，湛蓝的天幕上写满了宇宙密码，那是物理学的全部要义，可我读不懂。拿它们当浮云看。我眼睁睁地看它们随风而去。在海的夜我面对宇宙，宇宙让我明白的只是我的一无所知。我失去了与宇宙平行面对的最后机缘。凄凉如海风一样掠起我的头发，我能够忍住眼泪，却不能忍住悲伤。这是三十岁的男人承受痛苦的方式。一个又一个海之夜远离我而去，大海把我遗弃给了白昼。大海的白昼是那样荒芜，没有植物展示风，没有固体参照距离，没有生命演绎时间。我立在船舷，甚至找不到一样东西来验证自己。而此刻，历史却躲在图书馆地下室的密码柜里，堆起满脸皱纹，张大了缺牙的臭嘴讪讪冷笑。历史用汉语、日语、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克罗地亚语、印第安语大声对我说，傻小子，你上当啦！我望着海水，水很团结。它们一起沉默，只给我一个背。
叙事二十
那个平静优美的凌晨我完成了我的大海漂行。我带着那张毛边地图随船只靠泊大陆。是一个城市。是上海。晨风清冽，夜上海灯火通明。黄浦江倒映出东方都市的开阔与辉煌。一道又一道液体彩带向我飘曳而来。上海把世上的灯盏都惯坏了，它们是大上海的女儿，美丽而又任性。东方欲晓，远处布满机车的喘息。大上海快醒了，它只在黄浦江的倒影里打了个盹，就准备洗漱了，然后打开门，迎接世界。
这时候我身不由己地想起我奶奶。她此刻正安眠。她在她的梦里。她老人家用最纯正的楚水方言梦见了多年以前。我用眼睛认真地呼吸上海。我无限珍惜在黄浦江心对上海的审视角度。这是我奶奶婉怡无法获得的视角。我的怅然与凄苦不可言传。我就在奶奶的身边。历史就是不肯做这样简单的安排，让我们见面。
在一盏路灯下我上了岸。上海这个城市给了我的双脚以体贴的触觉。我的身影狗屎一样趴在水泥路面上。我走了十几步，踏上另一条街。路灯拉出了大街的华丽透视。满街都是凌晨清冽。我的头却晕起来。路也走不好。我知道我开始晕岸。大陆和海洋是一对冤家。海洋认可你了，陆地就不再买你的账。水泥路开始在我的错觉里波动，我的双腿踩出了深浅。我的生物组织们早就吐干净大陆，完全适应了液体节奏。大陆真是太小气了，它容不得人类的半点旁涉，你不再吐干净大海，大陆就决意翻脸不认人。我倒了下去，趴在红白相间的隔离杆上，一阵又一阵狂呕。我呕出了鲜嫩的海鲜，它们生猛难再，以污物的姿态呈现自己。我看见零散的呕吐物在水泥路面上艰难地蜿蜒，发出冲天臭气，比拉出来还难闻。我不知道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我的两条腿空了，不会走路。我挣扎几下，自己把自己撂倒了。我爬到路边，在高层建筑下的台阶上和衣而卧。我的头上是一盏高压氖灯，我闻得见灯光的淡紫色腥气。我闭上眼，汽车轰隆而过。我的背脊能感受到它们的震颤。大地冰凉，无情无义。我躺在夜的大马路上，体验到东方之都的冰凉温度。我的眼泪渗出来，很小心很小心地往下淌。我仔细详尽地体验这种感觉，泪水就奔腾了，纵横我的面颊，像我奶奶激动慌乱的指头。
（本篇完）
雨天的棉花糖
雨天的棉花糖（一）
七月三日，那个狗舌头一样炎热的午后，红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红豆死在家里的木床上。阳光从北向的窗子里穿照进来，陈旧的方木棂窗格斜映在白墙上，次第放大成多种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死亡在这个时刻急遽地降临。红豆平静地睁开眼睛，红豆的目光在房间里的所有地方转了一圈，而后安然地闭好。我站在红豆的床前。我听见红豆的喉咙里发出很古怪的声响，类似于秋季枯叶在风中的相互磨擦。随后红豆左手的指头向外张了一下，幅度很小，这时红豆就死掉了。红豆的生命是从他的手指尖上跑走的，他死去的指头指着那把蛇皮蒙成的二胡，红豆生前靠那把二胡反复搓揉他心中的往事。
红豆的母亲、姐姐站在我的身边。她们没有号哭。周围显示出盛夏应有的安静。他的父亲不在身旁。等待红豆的死亡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我向外走了两步，一屁股坐进旧藤椅中，旧藤椅的吱呀声翻起了无限哀怨。我的脑子里空洞如风，红豆活着时长什么样，我怎么也弄不清了。我只能借助于尸体勾勒出红豆活着时的大概轮廓。他的手指在我的印象里顽固地坚持死亡的姿势，指责也可以说渴望那把二胡。
红豆死的时候二十八岁。红豆死在一个男人的生命走到第二十八年的这个关头。红豆死时窗外是夏季，狗的舌头一样苍茫炎热。
少年红豆女孩子一样如花似玉。所有老师都喜欢这个爱脸红、爱忸怩的假丫头片子。红豆曾为此苦闷。红豆的苦闷绝对不是男孩的骄傲受到了伤害的那种。恰恰相反，红豆非常喜欢或者说非常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安安稳稳娇娇羞羞地长成姑娘。他拒绝了他的父亲为他特制的木质手枪、弹弓，以及一切具有原始意味的进攻性武器。姐姐亚男留着两只羊角辫为他成功地扮演了哥哥，而红豆则脸蛋红红的、嘴唇红红地做起了妹妹。但红豆清醒地知道自己不是妹妹，他长着女孩子万万长不得的东西。那时我们刚刚踩进青春期，身体的地形越长越复杂。有机会总要比试裆部初生的杂草，这算得上青春期的男子性心理的第一次称雄。红豆当时的模样犹如昨日。红豆双手捂紧裤带满脸通红，望着我不停地说，不，我不。我说算了，大龙，算了吧。大龙这家伙硬是把红豆给扒了。扒开之后我们狂笑不已，红豆的关键部位如古老的玉门关一样春风不度。大龙指着红豆的不毛之地说："上甘岭！"红豆伤心地哭了。
生命这东西有时真的开不得玩笑。我坚信儿时的某些细节将是未来生命的隐含性征兆。一个人的绰号有时带有极其刻毒的隐喻性质。小女孩一样的红豆背上了"上甘岭"这个硝烟弥漫的绰号，最终真的走上了战场，战争这东西照理和红豆扯不上边的，战争应该属于热衷于光荣与梦想的男人，不属于红豆。从小和我一起同唱"长大要当解放军"的，不少成了明星、老板或大师。爱脸红、爱歌唱、爱无穷无尽揉两根二胡弦的红豆，最终恰恰扛上了武器。这真的不可理喻，只能说是命。
红豆参军的那年我已经进了大学。我整天坐在图书馆里对付数不清的新鲜玩意。那年月的汉语语汇经历了一个战国时代，"主义"和"问题"蚂蚁一样繁殖问题与主义。"只要你一个小时不看书，"我的一位前辈同学在演讲会上伸出一个指头告诫说，"历史的车轮将从你的脊椎上隆隆驶过，把你碾成一张煎饼！"
图书馆通往食堂的梧桐树阴下我得到了红豆当兵的消息，这条笔直的大道使图书馆与食堂产生了妙不可言的透视效果。班里的收发员拿着红豆的信件对我神秘地眼。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小子极其热衷旁人的隐私，为了收集第一手资料，他拼死拼活从一个与黑人兄弟谈恋爱的女生手里争取到了信箱钥匙。收发员走到我的面前，说，请客。我接过信，认出了红豆听话安分的女性笔迹。后来全班都知道了，我交了一个女朋友，名字起得情意缠绵。红豆用还没有涨价的八分钱邮件告诉我，他当兵去了。听上去诗情画意。
红豆熟悉大米的肠胃还没来得及适应馒头与面条，就在一个下雨的子夜静悄悄地钻进了南下的列车。他走进了热带雨林。他听到了枪声，真实的枪声。在枪声里头生命像夏天里的雪糕，红豆在一个夜间对我说，看不见有人碰你，你自己就会慢慢化掉。你总觉得你的背后有一支枪口如独眼瞎一样紧盯着你，掐你的生辰八字。
红豆的部队在湿漉漉的瘴气世界里不算很长。我一直没有红豆的消息。战争结束后战斗英雄们来到了我们学校，我突然想起红豆的确有一阵子不给我来信了。英模们的报告结束后我决定到后台打听红豆。宣传部穿中山装的一位干事用巴掌挡住了我："英雄们有伤，不能签名。"我说我不是求签名，是打听一个人。穿中山装的干事换出了另一只巴掌："英雄们很虚弱，不能接待。"我看见我们的英模们由我们的校领导搀扶着走下阶梯，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但我没能打听到红豆。回寝室的路上已是黄昏，说不出的不祥感觉如黄昏时分的昆虫，在夕阳余晖中吃力地飘动并且闪烁。
噩耗传来已是接近春节的那个雪天。纷扬的雪花与设想中的死亡气息完全吻合。红豆家的老式小瓦屋顶斑斑驳驳地积了一些雪，民政厅的几位领导在雪中从巷口的那端走向红豆家的旧式瓦房。他们证实了红豆牺牲的消息。红豆的母亲侧过脸让来人又说了一遍，随后坍倒了下去。红豆的父亲庄重地用左手从领导手中接过一堆红色与金色的东西，他的右手被美国人的炮弹留在了一九五二年的朝鲜。红豆父亲接过红色与金色的东西时，觉得今天与一九五二年只有一只断臂一样长，一伸手就能从这头摸到那头。民政厅的领导把红豆的骨灰放在日立牌黑白电视机前，说："烈士的遗体已经难以辨认了，不过，根据烈士战友的分析，除了是烈士，不可能是别的人。"民政厅领导所说的烈士也就是红豆。红豆的名字现在就是烈士了。
雨天的棉花糖（二）
我们都在努力，试图从记忆中抹去红豆。那个漂亮的爱脸红的小伙子正在黑框的玻璃后面，用女性气很浓的眉眼以四十五度的视角微笑着审视人间。红豆的母亲把红豆那把二胡搁在遗像的左侧。红豆的母亲每天都要用干净的白布擦拭一尘不染的镜框玻璃。玻璃明亮得如红豆十八岁那年的目光一样清澈剔透。但那把二胡红豆的母亲从来不碰，两根琴弦因日积的粉尘显得臃肿。红豆的母亲说，这孩子的魂全在那两根弦上了，碰不得，一碰就是声音。
小学五年级红豆买回了这把二胡。红豆的父亲相当生气甚至是相当绝望：红豆用十七元人民币买回了这把需要坐着玩的东西。这位光荣的残废军人盼望龙门出虎子，他的儿子能够威风八面。红豆令他绝望。红豆却从一个算命的瞎老头那里得到了二胡演奏的启蒙。蛇皮里沙哑的声音让红豆痴迷，一听到目光就呆了。红豆不认识乐谱，乐谱完全是视觉世界里的阿拉伯数字，不是流动好听的音符。红豆依靠瘦长指尖的耐心抚摸使琴弦动了恻隐之心。胡琴把所有的心思全都倾诉给红豆了。两根琴弦很听红豆的话，就像红豆听所有人的话一样。红豆放学后拿一张竹凳放在巷口，一巷子都塞满横秋老气。不满一年红豆学会了许多电影插曲。红豆的音乐记忆与生俱来，他母亲把它与红豆一同生下来了。红豆听完了乐曲就回家到胡琴上寻找，多难的曲子红豆都能找到，多贵重的曲子胡琴也总是愿意给他。看完了《英雄儿女》，红豆开始迷恋那些英雄赞歌，那些无限抒情的曲子成了红豆每日练习的压台戏。巷子里的人们很快听出来了，任何一首歌曲都能被红豆弄出伤心来，优美得走了调样。即使是革命歌曲也总是要哀婉凄迷的。那一回学校演出，红豆正在彩排《英雄赞歌》，校长走了过来。校长说，停。校长指着红豆说："你伤心什么？"红豆怯生生地抬起头，两眼汪了两垛泪："王成叔叔死了。""不是死了，是牺牲！"校长拿了一根鼓槌，"要拉得勇敢、自豪，要拉得有力量！是牺牲，不是死！"在鼓槌的威胁下红豆的演出果然一反常态，变得雄壮豪迈。但回到小巷口不久红豆就又把自己还给自己了。老太太们听着红豆的琴声时常背着红豆的母亲议论："这孩子，命不那么硬。"话里头有了担忧。
红豆这孩子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只是一把灰。放在一只精制的木盒子里。那把灰被人们称作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