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后的岁月》第104/147页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8 月间,项英、陈毅等同
志,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下榻于赣州城内中华大旅
社第二号房间。谈判的消息登载在赣南《民国日报》上。贺怡闻讯,欣喜若狂,
好似重见天日,旋即赶至赣州中华大旅社。

陈毅会见了她,并听取了她的“贺氏三迁”及组织发展工作汇报,非常赞赏。
以后,贺怡往来于南昌、吉安、广州、韶关等地,出生入死做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6 月31日,贺怡在韶关被特务逮捕。被捕时,她宁死也不愿落入敌人
魔掌,急吞下一个金戒指以图自尽,结果倍受痛苦又遭敌酷刑,胃部严重下垂,
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出面
与顾祝同谈判,用国民党高级战俘换回了贺怡。

出狱后,贺怡来到延安,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必须尽快动手术,把金戒指
取出。按规定,手术前须有亲属签字,可当时贺怡身边并无亲人。毛泽东去看望
了她,并说:“为了贺怡同志能够多工作几年,这几个字我来签吧!”

于是,提笔在手术单上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这张充满了兄长厚爱的手
术单,贺怡曾珍藏多年。

术后,贺怡的胃只剩下三分之一,人瘦得只有八十多斤,但她仍不倦地工作
着。

贺氏父母在贺怡离开于都后,因年老体弱,不能随女奔波,但在当地人面熟
悉,相处亲近,便留在岗边排村。

1938年2 月,贺父因病去世,葬于原住宅附近的后山上。项英、陈毅、杨尚
奎等同志在油山得悉噩耗,因公务未能亲临吊唁,便各凑了一百银元作为丧葬之
用。1984年清明节,贺敏学曾来扫墓,缅怀父亲。

贺父去世后,贺母孑然一身,甚觉凄苦。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同贺
子珍一道生活。不料,她抵延安时,贺子珍已经到苏联养病去了。毛泽东对她很
关心,亲自照料她的生活。不久,贺母病逝于延安,又是毛泽东把她安葬的,还
为她立了一块石碑。

邓颖超母亲落入敌手1940年旧历十一月十八日清晨,天空低沉,浓雾笼罩着
山城――重庆。

往日繁忙而紧张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肃穆。

在红岩嘴路上,一群人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去赴杨振德女士的葬仪。

杨振德,曾用名宝峰、梦醒。人们怀念她,不仅因为她向人民奉献了自己全
部的身心和热力,还因为她无私地培养并向人民革命事业奉献了一个真正的好女
儿――中国革命的女杰邓颖超同志。邓颖超每当回忆起母亲时说:“我妈妈是一
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她具有独特的
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向往大同世界,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
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1876年,杨振德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仕宦家庭。幼时就酷爱读书,祖父
因吃错中药致死,父母便希望她学习中医,既可为己,又可救人。到了青年时期,
她进入社会,奋发钻研医学,渐渐地能够给人医病,并以此作为自己谋生自立的
手段。后随着家业的破产,父亲在长沙流离失业,举家来到广西。不久,父母先
后去世。从此,杨振德只身一人,孤寂地走进了无依无靠的社会,步入了一条布
满荆棘、风雨飘摇的独立奋斗的人生之路。

1901年,25岁的杨振德与一位死了妻子、有三个儿子的广西武官邓庭忠结了
婚。邓庭忠时任广西南宁镇台(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杨振德作了镇台夫
人。但她清醒地知道,上等的荣华富贵和有权势的丈夫都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
是自己。

1904年,振德生下一女,取名邓玉爱,学名文淑。这是她的独生女。

文淑3 岁时,父亲因与上司关系不好,以回家扫墓为由,自行离职,到云南
昆明另谋了一份差事。谁知被人向朝廷告发,说他犯有欺君之罪,结果被流放到
新疆三年。

朝廷是不可违抗的,诏书一到,就得启程。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杨振
德不能带着年幼的女儿随夫充军。她强忍悲痛,将所有的首饰衣物变卖成二百两
白银,给丈夫作盘缠。谁知从此便与丈夫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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