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后的岁月》第105/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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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的死，她感到无限哀伤，并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了。

为了母女的生存，为了把爱女抚养成人，她横下一条心：纵使千辛万苦，也
要自食其力；任凭风吹浪打，也要宁折不弯。她要带着女儿文淑走一条中国人应
走的路。

文淑即邓颖超，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天津女师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
爆发，她和周恩来等领导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她是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年龄最小的会员，当时只有15岁。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是天津最早的团员之一。1925年初转为中共党员。

女儿的出类拔萃，做母亲的感到由衷的快慰。杨振德再也不是一位孤独漂泊
中的迷茫寡母，像她的女儿邓颖超一样，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拴在了人民革
命的战车上。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邓颖超已无法在广州
立足。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母女二人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

到上海后，周恩来、邓颖超的工作一度转入地下，杨振德便在党的地下秘密
工作机关安了一个伪装的家，以行医为名，掩护党的工作。后党的地下工作机关
几度遭到破坏，她严守党的纪律，几经转移，躲避敌人的盯梢和搜捕。直到1934
年5 月间，党组织才把她接到中央苏区。

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杨振德到红军总司令部当了一名医生，她给战士们治病，
有时还亲自熬药。她为同志们日夜操劳，大家都被她那公而忘私，将个人溶于集
体之中的精神深深地感动。

1934年9 月，主力红军准备突围，组织上决定让杨振德等同志向地方转移。
10月10日，邓颖超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了，母女二人依依惜别，但谁也没有
掉一滴眼泪，只是在心里默默地互相祝愿。她们不知道何时还会团聚，但彼此都
深知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转移途中，杨振德不幸于南昌附近被俘。押至南昌不久，反动派很快把

杨振德送到了九江感化院（即反省院）。当时，邓颖超并不知道母亲的下落，
直到1936年长征胜利结束，才从一张报纸上看到母亲被捕的消息。那时在陕北根
据地无从打听情况，西安事变后，才从白区来的同志那里得知母亲同许多同志一
道，如陈潭秋的爱人及古柏的妻子曾碧漪等被关押在九江感化院里。

在三年的拘禁生活中，杨振德时刻关心着红军的命运，对革命前途一往情深，
一片丹心。敌人对她软硬兼施，丝毫也不能动摇她的革命信念。在狱中，她还不
忘宣传革命，对顾祝同派来的年轻看守讲革命道理，鼓励青年多读鲁迅的书。当
谈到在中央苏区的感受时，她说：“你们没到过苏区、没有亲眼看见他们的革命
行动，当然百闻不如一见。他们那种艰苦斗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气概简直把个
人一切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们在那种被围困着的环境下，能上下团结，与士兵
同甘苦，战士们深明大义，知道闹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她还怀着钦佩的心
情说：“像我女儿邓颖超现在那样的革命行动，简直和当年求学时代，大不相同，
我真佩服他们。为了革命，经受那么多艰难困苦，吃的是粗米淡饭，无油缺盐；
穿的是粗布破衣、麻草鞋，骑马奔驰在那崎岖不平的山林道路上，简直不顾个人
的一切生死安危……”

杨振德无限深情地赞颂那些革命战士，她自己亦以同样豪壮的气概和行动，
鼓舞着监禁中的难友们。

在感化院，不管敌人怎么审问，她都镇定自若，不失气节。反动派劝她给周
恩来、邓颖超写信，让他们不要再当共产党，杨振德义正词严地说：“儿女之事，
如今老人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的儿子不是也参加了苏联共青团，他不是也管不
了他的儿子吗？”

1937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谈判时，提出
释放被捕的政治犯，但需要有人出保。杨振德不愿连累别人，对敌人说：“我无
亲无故，没人出保，你们要放就放，不放就算！”直到感化院解散，她才最后一
个被放出来。

1937年6 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得知岳母出狱后住在九江一个尼姑庵
里，即去看她，并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邓颖超。

以后，侵华日军进逼九江，占领了芜湖，人们纷纷逃难，党组织想方设法把
杨振德接到了武汉。那时，邓颖超已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