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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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客杭日记》始末(1)
文/柯 平
“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满天，寒气逼人，候北关门，接待寺钟响，换舟入城”。七百年前秋天的某个早晨，一位前来谋取升职的镇江文人用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杭州之行。曙光刚刚刷亮江浙行省官署前睡意朦胧的石狮，他已来到这权欲横流的元廷江南行政中枢，在礼部、照磨所、儒学提举司等办事衙门作穿梭般的拜访谒造，包括会见亲戚、同乡、旧友、上司，分赠土产，递交推荐信和个人求职申请，并尽可能争取打听到更多的内幕消息。这位时年二十八岁的年轻男人身体羸弱，目光明亮，生有一双女人般的小手和一部美髯。当天晚些时候他下榻于城中位于清河坊附近的施水坊桥梳头沈待诏之楼，与一位同样来杭谋职的金坛人尹子源正好同寓。由于内心为即将实现的职业理想所激动，加上考虑到在杭期间官场应酬所必不可少，当房主人具酒为之洗尘时，他轻易甚至不无欣然地破除了禁绝已久的酒戒。夜深以后，前来看望的朋友们陆续散去，他在床前一只内置便桶的矮柜上秉烛写日记。由于一天应酬下来实在太累，只勉强记了一百来字就草草上床安歇。
此前二十余天他一直在为这次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行程作准备──从经济学和关系学两个方面。其间又有一半时间用于旅途，一半时间在家乡镇江精心谋划。“为甘露寺本无传长老钞经，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笔者，书小楷数千而不伐，可爱可爱”。“同白无咎到太平寺观壁上画，水中作一笔，绕之不断。立视久之，若汹涌生动之意，奇笔也”。没有人相信出现在日记开头部分的这种羽扇纶巾式的风雅，竟然只是一篇重彩浓墨的世俗文章的一部分──作为点缀与过渡。事实上正是这位甘露寺里赠笔的客人为他带来了约定中的有关杭州的最新消息。而后者白无咎的父亲白珽曾任位高权重的江浙儒学副提举一职，对白拜访的本意说穿了不过为求得一通荐书。所恨事有不偕，“值出江阴未回，乃子无咎、无华留饮”。因此无锡太平寺观壁上画云云，同样也是迫于无奈──将下一班夜航船到来之前的时间胡乱打发掉。
接下来他急急赶去苏州平望，那里居住着另一位刚下职的江浙儒学副提举诗人龚璛。当晚他在龚家“留宿具晚饭，饭已，留灯夜话，是夕多蚊。”这样的悠闲与惬意是否意味着事情已经有了眉目？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随后几天的日记中，我们将看到这封荐书已经顺利到达了主管部门的官员手里：“省西见张菊存下龚子敬书”。随便提一句，像白珽、龚子敬这样的名字，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名头是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比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码不亚于苦茶庵里的周二先生和半隐于浙江石门镇的缘缘堂主人丰子恺。
杭州施水坊桥开小旅馆的剃头匠沈六郎应该为自己无意中接待了这样一位客人感到荣幸。这位谈吐风雅的旅客名叫郭畀，字天锡，号云山，是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一位诗人兼书画家。他选择这里下榻仅仅因为地理上的便利──就在他前来干事的江浙行省官署附近。在公元一三○八年的这个多雨的秋季，他的全部梦想就是为了把自己从一个镇江儒学学录的现职弄成学正。（相当于从现在的市教育局教育科科长升为副局长）而手头的荐书以及众多朋友的精心谋划使他觉得有足够的理由对此充满信心。至于偶然的雪泥鸿爪，使得这里日后竟成为杭州的一处名胜，遑论祖上可能为皇帝剃过头的房主人沈六郎，甚至连郭本人也从未想到过。
而事实上他安心呆在这里的时间也不多，除了干事所需，其余时间全被他用在了凭吊故国山水和会见朋友。他差不多访遍了杭州的寺院与道观。有时独行，有时由一位父辈朋友、六十八岁的诗人汤北村陪同。将日间诸事如实记于当晚的日记，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一个良好习惯。因此，为后世杭州人所大大看重的“金钟白搭”一事，在当天的日记中也不过是极为普通的个人文字功课。
“晚登临吴山，下视杭城，烟瓦鳞鳞，莫辨处所。左顾西湖，右俯浙江，望故宫苍莽，独见白塔屹立耳”。
“……次游万寿尊胜塔寺，亦杨其姓名者所建。正殿佛皆西番形像，赤体侍立，虽用金装，无自然意。门立四青石柱，镌凿盘龙甚精致，上犹有前朝铜钟一口，上铸淳熙改元，曾觌篆字铭在，皆故物也。行至左廊，记得壁间一诗云‘玉辇成尘事已空，惟余草木对春风。凭高□□□□□，目断苍梧夕照中。’寺门俗称‘望江亭’，俯视钱唐江水，大略与扬子江同，但隔岸越山苍翠差胜尔。远见西兴渡口，烟树如荠”。
信手拈来的片羽只鳞，却成为后来的文物学家拱若至宝并愿意为之感激涕零的充足理由。因为其中有关金钟白塔的那些描述，在同时或后代涉及杭州的文献中一向未见记载，其珍贵程度当可想像。由此也可见一个作家在生活中敏锐地保持自己的观察并将它如实记录下来，无论对于历史还是个人，都是多么的重要。
一次午睡醒来他还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寓楼颇洁，便于坐卧，大抵杭城楼居相连，自有一种风韵耳”。另外一次是雨中访友归寓，“储叔仪隔河楼上见呼，出纸索书，具酒晚饭”。同样，这种带有美学意义的评价与描述，也引起了后代的杭州人对此所生发的源源不断的感激。到了清代中期，显然出于爱屋及鸟之意，甚至连当年沈六郎位于施水坊桥的小旅馆也仰彼余泽，成为杭地胜迹之一。在道光年间杭州著名诗社清尊吟社的一次例行诗会上，青年诗人黄芗泉分得的诗题就是《施水坊桥郭京山寓楼》：
“东岸桥寻施水坊，楼居风韵说吾杭。便于坐卧偏宜客，况有亲邻累举觞。旧友重来叹寥落，一官本分费商量。羡他待诏能为主，至今名传沈六郎。”
郭畀日记的全称为四卷本的《郭天锡日记》，历来知者几稀。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雍正初年。这里需要感谢的一个人物是杭州名士厉樊榭。当时他偕一位朋友江砚南在扬州旅行讲学──作为富甲海内的淮上巨贾程松门的座上宾。在一次例行的豪宴临近尾声时，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在后来为日记出版所作的序言中，这位浙西诗派的领袖人物这样描述当时的事情经过：“酒半，松门兄子岷东出观所藏元京口郭天锡先生日记真迹，共四册，行楷精妙，奕奕有神。中有至大戊申客杭一册。时酒边醉眼观之，不甚记忆。后十余日，耿耿于胸……即往言之岷东，岷东殊不秘也。携至予寓舍，呼灯捉笔，写成草本，略汰其无系武林典要者……。先生去今三百余年，偶然攒笔，完好无恙，而适遇予两人皆杭人，钞而传之，似乎有待者”。
然而厉鹗在干下一件好事的同时也干下了一件坏事，那就是他出于某种自以为是的好意，将日记中被认为有损郭形象的那些文字和细节大都删去。那些文字和细节真实记录了元代一个外省低级官员为谋取升职如何在省城四处活动，包括请讬，求荐，修改履历，打通关节，甚至还包括索贿和行贿──当然是在时尚和官场风气的压力之下。在我看来正是这些生动、触目惊心的所谓“无系武林典要者”，才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特色和文学意义上的真正价值。这个删节本后来被出版家鲍廷博刻入了他那著名的《知不足斋丛书》，书名《客杭日记》大约也为厉鹗所起。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后来八千卷楼的钱塘丁氏兄弟又从塘栖劳氏处购得真迹，将所有删节一概补齐，并刻入《武林掌故丛书》，这对今天那些元代文化与吏治的研究者来说该是多么残酷的打击。
《客杭日记》后世推崇者甚多，而且这中间杭州人要明显超过镇江人──出于对客人由衷赞美自己家乡的敬意。但它的意义与价值肯定不仅于此。仿佛一台复印机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心迹与行为保存完整，我们很难想象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还有谁在日记体文学这一行中干得如此漂亮。由于生性慵懒以及对佛学的过于沉溺，似乎妨碍了作者后来文学上更大的发展。直至逝世之时，他留给文坛的全部遗产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册日记外，仅只有《元诗选》里真假难辨的十几首短诗。（其中大半甚至还混入了元代另一画家郭天锡的作品）但他的文学天赋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生活态度也任性直率。在组成他落拓一生全部内容的读经、泼墨、行吟、饮酒、鉴赏书画这些活动中，他最为狂热的一件事就是在寺壁上绘制彩画。他晚年时候对茶道也情有独钟，这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是小他二十岁的画家倪瓒。当时倪尚未去笠泽归隐，他们每年总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汲泉涤盏，谈诗论文。
后者曾为此写过一首追忆体的短诗，诗中的郭潇散，放浪，身若闲云野鹤。由于有关他生平资料的匮乏与珍贵，这首诗向来为对他感兴趣的那些研究者所津津乐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是一个与《客杭日记》的作者形象迥异的人。一个天性淡泊的人。一个儒雅，天真，不知世事为何物的人。它在很大程度上带给读者的困惑是：面对两个仿佛来自不同世界的郭畀，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一个呢？
第一部分《客杭日记》始末(2)
郭畀一二八一年生于镇江，自小即饱读诗书，这显然跟他出生书香名门这一幸运有关。在他少年时期，父亲郭景星一直担任当地淮海书院的山长，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一座中等城市的大学校长。青年时代由于父荫以及机遇，他曾在外省的地方教育机构短暂任职。后来又极富传奇色彩地在浙江的青田县担任税务巡检，从而对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民生疾苦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时候他已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书画家了。他那枝被倪瓒誉为“毫端五色霞”的灵秀之笔在批改作业、抄呈公文的同时，也为他在江南的达官士子中赢来了不薄的名声。十八个月以后，他又突然回到家乡镇江担任儒学学录，并于元大德十一年，也即赴杭谋职的前一年匆匆去京参加教育官员的全国统考。一切似乎都按计划顺利进行着，直至我们在文章开头处看到过的那个早晨，他背着一只装满土产和名贵书画的行囊，胸有成竹，来到杭州。
《客杭日记》使他成为同时代人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苟同这种观点的人会越来越多。在短短的六千余字的篇幅内，记录了一百多个人物的言行风貌和差不多同样数目的寺庙，道观，街道，山水，服饰，古迹，饮食，气象，以及省中的制度，官场的礼节，公文的格式，上官的威仪，以及怎样打点，怎样运作，怎样晚间摸到主管官员家里去“付后司所用”，怎样为应付办事衙门勒索上亲戚家借钱不遇，从下榻的河坊街一主一仆到北新桥，“空费船钱一贯二百五十”。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他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因为他当时担任镇江儒学学录的俸禄，不过每年制钱一百二十贯和禄米两石。
郭畀客杭期间另一件繁忙事情就是不停地为求请者作画和写字，这也占据了日记中相当的笔墨。早在二十岁以前，他的书画已尽得小米（米友仁，宋代大画家米芾之子，曾客寓镇江多年）的精髓。而另一位现实中的老师高彦敬（字房山，元初书画大家。与赵孟頫齐名）也是当时名满天下的人物。从到杭的第三天“北村具酒午面，凂书数纸”起，到离杭前为一个偶然相识的闲官的四幅山水题诗，出现在这张求请者名单上的人物竟有二十余人。其中有的是前辈高人，有的本身就是书坛圣手。他的热情与谦卑使他对这一切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并尽可能做到随求随写，当场打发。唯一的一次例外是自己的舅舅，“方仲明寄纸求书画，因情绪不佳，更迟一二日下笔”。我们注意到，在日记中，这一天的日期是十月二十一日，刚巧是他到达杭州的一个月后。
饮馔也成为日记里的一项主要内容，显然事出有因。作为一个俸入廉薄的低职文官和出门在外者，况且还带着一个书僮王二。如何经济，方便，又尽可能不失体面地对付每天的吃饭问题，看来也是令他颇费脑筋的事情。这方面的一个常见格式是三杯薄酒一碗面条，但这通常发生在他与朋友之间相互宴请的时候。平时吃些什么虽无记载，但我们不难想像那种以果腹为目的的所谓吃饭。作为难得的奢侈，有时候为解嘴馋，他也会上饭馆去吃一碗他所爱吃的片儿川或素鸡汤面。他喜欢吃面那可真算找对了地方。面条是杭州的骄傲，这方面甚至还有着伟大的传统，光《梦粱录》里所列的款式就不下三四十种。至大初年去宋不远，虽饱受兵火战乱之灾，但从郭畀日记中有关面条的名目来推测，当时的城市应该已经恢复得相当繁荣。当然以今天的杭州家庭主妇的眼光来看，郭畀客杭期间饮食勉强上得了台面的大约只有四次。一次是九月三十日“路遇胡石塘主簿，煎鱼沽酒”。一次是此后不久，“同尹子源见储叔仪，留小酌。次同叔仪到子源寓楼，开樽荐亥首”。另一次作东的主人也是此人，“尹子源请荐海蜇，话至二鼓”。最后一次是他去拜访一个担任府判的镇江人张云心，“留坐，具午酌，荐糟蟹鸡面”。这里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郭对自己日常生活所难以问津的美食一律喜欢以“荐”字加以尊称，而非纪录平日饮食所使用的“具”。尽管连一个猪头也堂而皇之出现在这张珍贵食单上不免令人扫兴，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煎鱼却被细心地从上面划掉了。这里透露的信息是否可以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假设：由于当时接连发生的皇室内部的混战，加上大德年间对朝鲜穷兵黩武的战争准备，市场上的肉类供应严重紧缺。而淡水鱼作为浙江特产加上资源丰富，同时也不便于供应军需，因此价格一直被稳定在一个普通的水平。另外，三位宴请者的身份也大可值得玩味，尽管郭与他们官职与俸禄大致相等，但由于所处部门权势意义上的不可同日而语，生活质量也就明显拉开了档次。
类似这样随意而饶有兴趣的记叙，通过偶然展露的一鳞半爪，令读者得以略窥元代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例子，在日记中应该还有着许多。如果打一个比方，郭在杭州匆匆奔走的身影颇像一个科技时代的光电鼠标，为我们打开当时国家机器帷幕深垂的大大小小的许多窗口。这似乎也正好印证了鲁迅先生有关历史的一个观点，大意是如果你想要了解到一点真相，也许在野史中才更有可能找到。在此意义上说，我们的这位野心勃勃的外省学官当时无意中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位时代录音师和书记员的角色。整个客杭期间，他一边游历交往，一边每日到省中去督促事情的进展。一天上午他冒雨赶到儒学提举司，发现“大雨中止有武老兀坐厅上，诸吏无来者”。几天后的一次遭遇几乎与此类同，整座政府大楼空空荡荡，原因据说是当时的平章知事（省长）别不花获升调任，大小众官都一窝蜂地赶去拍马送行，以至无人办公。还有一次的情景说来更为气人，由于可能存在的打点的疏忽和不到位，主管官员当场给他吃了一个闭门羹，“到儒司，司官不出，独吏辈兀坐司房而已”。郭在日记里写道。不得已，他只好在一个朋友张竹村的陪同下，到附近一处书院看了一上午的诗牌，后又在仙村寺门口观“一术士之女谈星说命，若悬水然”，才略为消去心中的不快。
由于上述挫折都集中发生在客杭的前期，虽然不无沮丧，却丝毫也不影响郭对事情的结果仍然保持信心。像所有过于相信自己力量的年青人一样，他整天怀揣一卷《梦粱录》，在这座被马可·波罗吹嘘为有“石桥一万二千座，户口一百六十万家，房屋一百六十万所，大街一百六十条”的著名城市里东游西荡。他游览了西湖边宋时旧称杨驸马宫，入元后修葺一新的开元宫，观赏了玄同观北斗殿壁上李息斋（著名画家李衎）所画的两枝墨松，并经考证后认为北关门外塑有古观音像的妙行寺即前人著作里所记载的接待寺。他经常在一位年逾六旬的忘年交汤北村的陪同下去官巷喝茶。有时他上午还跟一帮朋友讨论他的精神老师米友仁的画技，随后就独自一人去某座寺庙欣赏佛画消磨掉一整个下午。有一次他还去拜访了一位性情怪异的前辈高人吾丘衍。此人终生不娶，住在城西一座破楼的楼上潜心修道，几年来不下楼梯半步。即使你是当朝的达官名宦前去礼贤下士，他也只送你到楼梯口为止。没想到郭与他倒是一见莫逆。后者不仅与他讨论了自己的新作《无稽集》，甚至还用那只名气很大的玉箫为他即兴吹奏了几阕古曲。
杭州就是这样一座繁华而生气勃勃的城市，每天都会上演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和故事。他在散步时碰到曾在镇江为官的旧友井同知，此人为太后凤辇即将驾临灵隐进香前来先行打点。有一天夜深他倦行归来，一位德清人吴菊存前来拜访。“吴公即至元二十七年赴北写《金刚经》者”，彼此不觉相见恨晚。在省东一家药铺，他在买药过程中与相互闻名已久的药房老板张君远交上了朋友。另一位在开元宫偶然相识的闲官宋春卿更有意思，一见面就向他索要一种名叫“根脚抹子”的稀奇古怪的物事。而在第二天的日记里，他居然认真地写道：“早见宋春卿，与根脚抹子”。当天的日记还记录了他与汤秋岩以及尹子源在旗亭沽酒。还有汤北村的儿子汤君白对他的突然造访，并带来一位名叫张伯愚的老先生“携扇十柄求书”。
然后是他那些形形式式的僧道朋友，玄同观的吴若遗，开元宫的王眉叟，妙行寺的伏维那、翠云子以及来僧录事柯以善。郭对这些能同时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潜心修炼的家伙钦佩不已。尽管这些人的身份相当暧昧，既是宋室遗民，又是现职官员和世外高人。他还在一所道观里多次与张景亮探讨因果报应之说。此人是赵子昂的姐夫张师道的儿子，并即将出任吴江州判。当我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嘲笑一个和尚享受正处或副厅级待遇，没有想到这种制度只是对七百年前的元代官场习气的拙劣模仿。现在可以查明的是，吴若遗当时的官职是提点，王眉叟与伏维那也是提点，其余两人大约职位相当或略低。享受朝廷俸禄同时也笑纳人间香火，使这些人的生活远较一般同级官员要来得滋润。如郭畀在杭期间所收受的唯一一件贵重礼品── 一个鱼面果盘──就由时任玄同观主持的吴若遗所送。同时，作为当时的主要社交场所，寺庙道观在客观上发挥着现代社会的咖啡馆与文艺沙龙的作用。政坛内幕，官场消息，名人隐私，生意供求，只要你肯下功夫，在这里你都能打探得到。考虑到郭来杭州的主要目的是谋求职务升迁，他对上述地点的频频造访恐怕也不能说完全出自艺术与精神所需。
他还在玄同观的大殿上拜见了当时名望如日中天的赵孟頫。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前面两次的拜访时间是到杭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但都因赵的原因未能如愿。这位时任江浙儒学提举──郭前来谋职的主管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的艺术大师向他打听了北京的最新消息，当然是在得知郭年前刚去京城参加岁考以后。然而奇怪的是事情到此就没有了下文，仿佛演出中的大提琴手靠在自己的琴上睡去了，从而成为整部日记里最令人感到可疑的部分。从郭到杭次日起就迫不及待地谋求与赵见面这一点来看，恐怕目的正为求职一事。“湖上玄同观见赵子昂，时郝左丞坐正席，子昂问都下事”。关于见面的情况到这里就中断了，并在以后的日记里再也不见提起。当天下午他在西湖四周的寺庙乱逛，纵情山水之中。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当遇上意外和不如意的事情，郭一般都采取这种方式用于排遣心中的郁闷与委曲。
湖上玄同观的会面过程中一定发生了什么？尽管没有更多的资料与事实来佐证，我对这一点仍然深信不疑。郭在杭州的活动最终以惨败而告结束，我当然没有将这个不幸结果归罪于赵孟頫的意思。我只是这样认为：如果我们把整件事情从乘兴而来到铩羽而归看成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那么玄同观的一幕有可能是一个转折，至少也预兆了某种不祥。考虑到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八岁，加上地位与官职的悬殊，说有什么个人恩怨那是站不住脚的。但郭的父亲郭景星的情况却与赵相似，俩人都是宋末元初的江南名士，入元后当异族统治者出于某种政治策略到南方选荐人才，赵忻然应征，一拍即合，郭却以双亲无人抚养为由力辞。然而这同样也不能说明什么或喻示什么。现在仅仅可以断定的一个事实是：会见过程中肯定出现了某种意外。让我们想象一下当初发生在玄同观金碧辉煌的大殿上的全部情景吧：副省长郝天挺端坐中间，教育厅厅长赵孟頫在右座陪同，居高临下地发话。一个外省年轻的低职官员站立在他们面前，尽管心高气傲，又不得不低下头来。笨拙，羞怯，低声下气。因此，事情的症结也有可能是郭出于某种自卑没能将求职一事说出口，但我宁愿相信是赵打了官腔或者干脆一口拒绝了他的请讬。
第一部分《客杭日记》始末(3)
杭州渐渐开始展露出它复杂而阴暗的一个侧面。吴若遗提点慷慨馈赠的鱼面果盘郭畀最终还是没舍得自己享用，于当天晚间就将它送到了一个省政府秘书张德辉的府上。后者作为客杭谋官一事实际上的策划者与主持者，至此终于如同海明威笔下的冰山一样渐渐浮上了水面。此人系郭的同学兼老乡，同时也是江浙行省礼部的员外郎。喜欢晚间在家中接待请讬办事者是他的一项特色，让人不难领略他的居心。当郭为事情进展缓慢感到担忧，张告诉他可以去找一个名叫马从简的能耐很大的官员，这使郭不免喜出望外。但拜访的结果是“未允所请，归见德辉，德辉言来日当为著语”。当天夜里张德辉还暗示他，要想把事情早日弄成，不多花点钱看来是不成的。郭当场就把身边的钱全部留下，“付后司所用”。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不露声色布下的高明的圈套──为以后一次次的索贿埋下伏笔。由于郭在日记里对自己所干之事的难度与性质一直语焉不详，我们既不清楚它的实际操作过程，也不了解它在多大程度上要触犯当时朝廷的正常用人制度。我们能够知道并加以肯定的一件事是，自那一晚开始，郭的形象实际上已从一个诗人、山水画家变为一个丑陋的行贿者。每天早晨他准时出现在行省“伺候吏辈”，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被用在了告贷和凂人疏通关系。随着马某一次次的“未允所请”，“仍未从命”，“晚见马公，犹未慨然”，他开始在杭州城里失魂落魄地四处借钱。“盛亲家见借钱一笏”，“同方仲明舅见高国梁司丞说假借事”，“问李君德借钱”，“遣王二下长安盛亲家公处借钱”。他需要更多的钱吗？是的。他需要更多的银两与至元宝钞来向自己的纯洁心灵宣战吗？是的。他象一个精神统帅笨拙地指挥物质的士兵。有一次他公然在白天将钱送到一个管理档案的官员吴令史手里。
郭畀的日记笔调随着邻楼的尹子源成功弄到财赋府的委任文件变得越来越灰暗。他的笔现在仿佛世俗波涛中心苦苦挣扎的无助的桅杆。这一时期频频出现于他笔下的人物不是自称有官场背景，就是兜里可能有点儿闲钱。他象一个空中楼阁的居住者极力想要说服自己相信这是真的，并对负责设计与施工的他的那些朋友丝毫也不怀疑。而在我们看来，这座美丽建筑物的根基恐怕原本就不牢靠，事实上它现在已经开始松动，并且有可能一下子就会塌陷下来。
一个多月以前，当他在镇江家中百无聊赖，写下“小窗兀坐，诵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谁其慰予岑寂耶”这样的句子时，没有想到他在杭州的心境会同样是“予滞留日久，干事未就，愈觉郁闷耳”！到了十月下旬，连他自己也开始看出整件事情好象已经偏离了原先设计的轨道。有一次他应朋友的邀请共进晚餐，同桌者为“大名（北京）人三都目，皆军中掌案牍者”，当他了解到三人中只有一个姓程的识字，其余都是文盲时，心中突然充满了强烈的憎恨。十月二十日这一天他又去游了玄妙观，一个老道士向他卖弄道观的渊源与历史沿革，又被他当场奚落了一顿。他为自己心情的恶劣感到吃惊。他知道自己已经做错了什么，又不知道怎样才能纠正过来。他害怕末日审判的降临。回到寓所，事情仍然没有进展但圈套开始有了新的形式。大约是张德辉或马从简派人通知他，“是日本司文书有好音，但为张士瞻者阻之”。
于是我们面前展现出整部日记中最诡异神秘的一个景象──烧玄坛香── 一连几天，在夜深人静以后。寓楼窗前的一只圆桌上，摆放着黄裱纸与供品，气味刺鼻的香烛忽明忽暗，心事重重的房主人仿佛老僧入定跪倒在地，祈盼冥冥之中能有一只大手为他扭转乾坤。而白天，人世的努力也同样还在绞尽脑汁进行着。他找到一个张士瞻的间接朋友李君宝，再由李转托自己的朋友马惟良“见张士瞻说话”。在此之前，他甚至连街上匆匆见过一面的大内官员井同知也不放过。他花一整天的时间寻找到井在新宫桥的下榻寓所，“凂于郭都事处著语”。“一个战士用完了身上最后一点儿武器，包括指甲在内”，这正是对一三○八年十月下旬的艺术家郭畀的绝妙形容。
与此同时，一些迹象也表明他已在为可能面临的失败作准备。他找到在省财赋部门工作的熟人唐仲文，请唐出面写信给长兴方面，催讨他的父亲郭景星在那里任儒学教授时的欠俸。如不出意外，这笔钱将够他用来还债和支付回镇江的路费。另外，他让杭州学正张景芳为他送来一张照元除事劄子，（一种撤回申请的公文格式）以俟不时之需，也说明他已经打算从原先自我推荐、争取破格录用的强硬立场退回。这种态度以及策略上的突然转变有可能出自什么人的暗示或劝告。马从简与张德辉当然不在此列。当天夜间他可能又得到了某种危险信号，以至第二天一早起来就依样画葫芦，将照元除事劄子写好，并立即亲自送交江浙行省礼部架阁库主管雷毅夫。事情顺利处理完毕以后，他略微恢复了一点原先的生气。在回来的路上他遇见一个杭州名医苏淳斋，两人愉快地在市肆小饮。后者向他讲述了节制和保持良好心态对身体的重要，郭则从人道主义角度谈了他对医家所认同的剐股煎药的看法，并引用了他的朋友汤北村咏姚静斋女剐股救兄一事的一首诗：“女生他人妇，兄死谁养亲。剐股与紾臂，孰仁孰不仁”？
第一部分《客杭日记》始末(4)
寓楼檐下秋雨不断。杭州像一片巨大的落叶泡在清冷潮湿的雨水之中。事情的结果最后终于出来了。尽管已有心理准备，郭仍然无法坦然面对眼前的事实：对他的升职仅仅作出某种模棱两可的建议，而非原先私下里讲定的直接任命。他在杭州城南的山林中转了一整天，回来后打起精神跟新老朋友一一告别。第二天又在房东沈六郎的陪同下上街买了点当地土产如核桃笋干之类，并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醉了酒。“杭州，一个爱你的人现在要回去了”，我在难以言说的同情与伤感中读了他最后几天的日记：
“廿七日，客杭。到省中伺候，书卷已完，马生改抹，但咨省而已，令人恨。再嘱马生，不允。盛亲家来别，付家书，报事体乃是。晚见马生，云非不用力，首领官不从，奈何？愿退元物，不曾收。再见德辉。见汤君白，同见李君德借钱。归家闷甚。奔走两月，今日坏尽。”
“廿八日，早见唐仲文嘱俸事。次见宋春卿，会李士可，同二公游开元宫，次到寓所共茶。二公更欲相携，余以事不如意，舍之而别。李君德来。问卜。再到省中见杨生，嘱更迟一二日。见张德辉论乃事。见雷景颢，不遇。访郭总管，不遇。会李齐贤。又见德辉，值出。晚灯下坐久，谋之无计。更迟二日，且往长兴索俸作归计耳！”
接下来我们可怜的镇江儒学学录郭畀的故事很快就要结束了，并且故事的场景也将从杭州转移到两百里外的一个山区小县长兴。他在知州吕某的官署中作了一段时间的座上宾，并与一帮当地文人混得不错。长兴的文化舞台较之杭州要小得多，甚至比他的家乡镇江还要小。他受到追捧当然是因为他的谦卑以及深湛的学识，但我对他在当地的逗留时间超过一个半月这一点还是不能不感到意外。等着欠俸问题的解决应该是个合理的解释，同时他那饱经意外打击的精神与肉体也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来休养。杭州留给他的伤口实在太大了，以至他返回镇江以后，又去焦山普法寺住了一段时间，“一洗城市之俗尘也”。他那首被同时选入《元诗选》和《元诗别裁集》的著名短诗《宿焦山上方》，据厉鹗考证，也正是此次游程留下的生动记录，诗云:“扬子江头风浪平，焦山寺里晚钟鸣。炉香未断灯花落，唤起山僧看月明”。
郭畀客杭的无功而返为理想化的现实主义者在现实面前的尴尬提供了新的失败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精明与狡狯与世俗的精明与狡狯较量的结果。因此我们如果说它是“偶然的”，不如说它是“必然的”。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一方以下职官员、饱学老儒、文坛名士等担纲，另一方却是把持政府要害部门的猾吏与要员。除了作者本人始终执迷不悟以外，我相信大多数读者从一开始就不难判断出事情的结局。在日记中，我们看到龚子敬的推荐书到了张菊存那里就没有了下文。李叔仪的父亲资深书吏李伯玉代撰的个人求职报告竟然引用律文有误，在礼部、宣慰司、儒司之间遭到斥责与拒绝。张德辉一见面就十分可疑地把他拉到家里说话。赵孟頫态度暧昧。马外郎贪得无厌。王都目的刁难。张士瞻的强横。井同知的敷衍了事。凡此种种仿佛灰暗的电影镜头，使剧情的发展完全脱离了原先构思中的完美与精致。而郭的表现正像一个蹩脚的三流导演，在这幕由他自编自演的长达五十余天的闹剧中，空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不得不灰溜溜扔下导演帽与麦克风一走了之。他的愚蠢在这里，他的可爱也在这里。天性温良加上中国文人骨子里的山林思想，使他对自身的失败始终能够保持息事宁人的低调态度。这也是他最能引起我敬意的魅力所在。在离开杭州前留赠友人宋春卿的诗中，他感慨“功名身外复何求，丘壑心中实过之”。在长兴，当一位名叫孟云心的收藏家向他郑重出示宋代黄居采的两轴湖石蜨猫时，他至少已能静下心来鉴赏，并发现“黄氏父子作石，用笔横拖，小作圈子，俗谓之野鹊翅也”。
第一部分《客杭日记》始末(5)
郭畀在焦山罗汉岩赏月的背影尽管俊朗如玉树临风，但这已是他在日记里所留给我们的最后的身影。这以后他行云流水，深居简出，从一个世俗的积极份子退回到隐士般自律的生活方式之中。即使我有美国人的哈勃望远镜，在浩翰的元以后的文学星空中也只能找到有关他的可怜的一丁点儿踪迹，而且大都出自同时代某些存世书画上的题识。其中包括泰定二年（公元一三一四年）他曾与仇远等人先后在北宋书法家李西台的法书六帖上题款。天历二年（一三三0年）老友龚子敬回镇江扫墓，曾应请为他书谢宣城《泊舟》一诗。元统元年句曲外史张雨“过京口，天锡示此卷。其述怀二章，真无愧古人”。明天启年间他的两轴手录诗卷被收藏家汪珂玉发现，后收入四库全书本的《珊瑚网》一编中。四十五岁前后他曾与休休庵的年轻高僧了堂来往频繁，经常在一起诗酒酬唱，并自称：“向来用世心，转首成弃遗”。再就是他和倪瓒长达十余年的友情，也因后者晚年所作的那首诗──郭髯余所爱，诗画总名家。水际三叉路，笔端五色霞。米颠船每泊，陶令酒能赊。犹忆相过处，清吟夜煮茶──遂为世所知。这就是迄今为止有关他客杭以后生活的全部资料。其中倪迂的诗保持了自己一贯所具有的四平八稳，仿佛身材弱小的人穿中山装的那种风格，格律工整，毫无特色。唯一有价值的是诗前的长序，不仅为后代有关生卒年的确认提供了权威的参考，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具体描绘出郭中年以后生活与艺术的片断：“天锡掾郎与予交最久，死别匆匆二十余载，念之怅恨，如何可言？锡山弓河上玄元道观，锡麓玄丘精舍，其画壁最多……胜伯徵君携此卷相示，为之展玩，感慨并叙述其畴昔相与之所以然者，其中有不能自己也，捉笔凄然久之”。此序的落款时间是一三六三年十二月十日，这样文学史家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将时光倒溯二十余年来推测郭的卒年。我对倪瓒诗画的兴趣当然只因为他是郭畀的朋友。他们之间的交往除了煮茶饮酒、吟诗作画外没有什么其它的记叙。但从郭死后不久倪即弃家归隐笠泽蜗牛居并终老其身，不难看出他的那位大胡子朋友对他人生态度取向上所施予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和杭州有关。在我看来正是那次难堪的旅行将一个功名的热心者推向了相反的极致，这也正是古代中国文人中的杰出者在遭受人生重挫后的惯用手法和普遍出路。因此，让我们原谅郭不能做得比别人更好。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入世与归隐，庙堂和江湖，这巨大的文化鸿沟的两端向来势若冰炭，又分庭抗礼──犹如南高峰与北高峰──即使最伟大的哲学也无法将它们和解消融。
假如没有当初扬州盐商宴席上厉樊榭酒阑灯畔的惊鸿一瞥以及鲍廷博的热心刊印，今天的读者是否还能读到《客杭日记》？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它的作者当初写它时就没打算要将它当作名山事业。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但它的存在却为我们研究元代的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类似照相机镜头那样的真实窗口。尽管作者当初客杭所乘坐的夜航船与今天的波音飞机之间有七百年之隔，其青衫小帽的服饰与二十世纪末流行的雅戈尔西服与皮尔·卡丹风衣也大异其趣，但他的欲望，他的梦想，他讲述的令人心酸的故事对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我们来说却仍然是那样亲切。仿佛一切仅仅发生在昨天甚至今天。因此一个现代读者如果有兴趣打开这册日记，几乎会得出在夜深时分的酒吧听一个朋友讲述他最近的遭遇与挫折时的那种温馨感觉。而都市人才市场和政府部门招聘公务员人头济济的应聘队伍中，只要你留心观察，你也会发现这中间的一个神情萎顿者很有可能正是这部书的作者。这是文学的魅力吗？也许是的，但这同时也是人性的魅力。时间与技术也许可以改变人的信仰与生活方式，但它无法改变人的本质。我相信在真实的心灵之间一定存在着一条秘密通道，这已经由古往今来许多杰出作品所证实，而现在，一个元朝的镇江儒学学录郭畀不过再次以他的真实记述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证明而已。
在中国文学浩翰并简直可以令人自大的版图上，元代曾相对被认为是应该标作“薄弱”“平淡”的时代。除了元曲和杂剧硕果仅存以外，其它方面的情况都差强人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会在内心深处对厉鹗深怀抱怨，当初他在扬州如果能少喝几天酒，把那四册“行楷精妙，熠熠有神”的日记全抄下来该有多好啊！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总算知道在那个异族入侵、斯文扫地的年代里至少有一部散文作品叫《客杭日记》，它的作者是一位人称郭髯的年轻的野心勃勃的镇江人。一生如同宝石被掩于尘土之中，却始终能在精神与情操上善待自己。对他卒年的最新推断是一三三五年，不清楚是客死异地，还是在自己家乡镇江的床上。这一结论前不久由钱仲联、傅璇琮等教授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一书中作出。（此论尚可商榷，我新近找到的资料可以证明此人一三三六年还在世）当然，这无论对当时或现在的文坛而言，都算不上是什么大事。在他的同时代人中他远非伟大人物，今天知道他并喜爱他作品的人事实上也寥寥无几。作为一名普通作家他只是象一名普通作家那样过了一辈子。生活在他看来也许既不是什么奋斗，也并非消极与逃避，生活只是在相对宁静的时间与空间里，真实、坦荡、敏锐、随遇而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碰巧这也正好是我素所崇扬的人生态度，也是我为什么尊敬他，并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持久地为他吸引的全部理由。
现在是公元二○○○年的春节，我在世俗的喜庆声浪中写作这篇不成体统的文字，思想却停留在去年秋天的某个傍晚。同样是在杭州，同样秋雨绵绵，在距施水坊桥旧址不远处的一座宾馆，我在窗前重读他的日记，作为对白天寻访他遗迹无功而返的某种自我补偿。这是又一次类似良友相晤那样的不拘形役和刻骨铭心。打开的书平平摊于桌上──在世纪末特有的凝重而清寒的光线里。他的声音中有一种岩石与丝绒的含糊混响。即使我的手指不去触动书页，也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体温、脉搏与呼吸。仿佛火的循环，又仿佛引述神谕。一部真实的书所具有的那种穿越时空恒古不变的力量，我再次感受到了。我想报以感激，但我的双唇在微微颤动。我想读下去，但我的眼睛已为泪水充盈。
2000年春节陆续写于善琏－湖州
第一部分西塞山本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