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訾非高高的十月》第11/17页
最近我收到这个在铁道学院教书的同学发来的电子邮件：
赵老哥：
两年没通信，安好？
你还记得钱巫师么？那个劳改犯？去年他死掉了，他
把自己干掉了。我们几个在M城混的小学同学特地去搓了
一顿庆贺。还记得麻子吗？他也在M城。你晓得当年俺为
啥被钱巫师打掉一颗门牙？就是因为麻子，他比你早半年
转学进城（咱班就数你俩走运）然后给我写了封信，信上
说了钱巫师一筐坏话。信寄到咱学校，落到巫师手里，他
把信拆了--这狗日的，真他妈精！咱们谁也算计不过他。
现在想想，他是犯法啊。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打掉我门牙，
操！更他妈犯法！！！！那会儿咱们为啥那么老实？别说
咱们，连俺爹俺娘都不敢支声，还说该打。娘的，那会儿
当老师真高高在上啊！！！
好在巫师死掉了！CHEERS!!
匆此。
XXX
又及，你还在当老师吗？？
刚来高桥镇的时候，崔威曾表示过对农村生活的向往，而我给他浇了一盆冷水。我告诉他在上学之前，那种生活或许有几分自由像天堂，而上了小学就一天不如一天。起初他不肯信，认为我只是时运不济，碰上了个劳改犯的老师。后来我们认识的学生越来越多，不少都来自乡村，听他们谈起当年的学生生活，与我的经历类似的不在少数。崔威也就慢慢地相信了这个事实：乡村学校是个屠宰场。
我不是说所有的乡村教师都在误人子弟，可是，你一辈子只要碰到一个屠夫，就够让你终生受用了。下面我讲一件事，虽然听起来有点荒唐，但我保证是真人真事决不添油加醋。这是我教过的一个高中生说的。他在一个乡村中学读初中时，班上培训几个"物理尖子"去参加县里的一个什么物理竞赛。一次训练课上，他的物理老师给他们讲解如何计算平抛物体的运动，在一个公式里出现了时间的平方。这个学生斗胆一问："为什么时间可以平方？"物理老师当即恼羞成怒："你考我吗？我不但知道时间为什么可以平方，而且知道一粒子弹飞出去的落点！"他把粉笔朝讲台上愤然一丢，背手出门不讲了。这个学生便因为一句"为什么时间可以平方，"面临着赔礼，白眼，写检查，家访，惨遭扣分，名次下降，神经衰弱，战兢木讷，美丽人生。教师这个职业有时真把人的自尊心培育得如同屁眼般敏感，让一个教师在学生面前说出"不知道"三个字比慷慨就义还难。他们总是什么都知道，假如有什么问题他们不知道，那一定是科学、哲学、文学的最前沿问题，至于时间的平方，呸！你小子分明是在捣乱，在冒坏水，在太君头上动土，在设套子让我丢丑，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你良民的不是，你八格呀路！
崔威在涂门一带的乡村客串了一回茶老板，虽然赔了本，却总结了一个理论：偏远的农村，文化特征还停留在上古时代；农民的生活由习俗控制，这习俗不成体系，离人性不远，所以其民淳淳；中国两千年的中世纪文化还没有来得及最后征服这些地方。而在中国大城市，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中世纪文化已被大浪淘沙抛在一边。只有小城镇，经两千年中世纪文化浸染，而现代文明又尚未真正波及，遂成中世纪文化最后堡垒。要研究中世纪中国，小城镇是活标本；理论化了的假正经、体制化的腐败和残忍，等级观念门第观念，要什么有什么。一个在小城镇念了几年高中或中专的乡村人，与其说是接受了教育，毋宁说是受了一次中世纪文化的污染。他们再回到乡村做了教师，便是用中古毒药戕害上古之民了。
崔威老是能找到说法。不管世事如何易变，事实如何易改，崔威的理论总能一溜小跑，紧紧跟上，鞍前马后。不过崔威这上古中古之说，还算差强人意。中世纪文化，无论中外，着实都令人类蒙羞。那个追求崇高的黑暗时代。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的上古时代，商周秦汉，哪一朝不都是暮气横秋？从来就没有年轻过。我在媒体上不止一次地瞻仰过西安那些伟大的兵马佣，个个垂头丧气低眉顺眼，像是刚被班主任大人从办公室里撵出来似的。
我对崔威说，我更喜欢大城市，上古与中古，五十步与百步罢了。
崔威说，N城虽大，却不是一座真正的现代都市，她是个精心打扮的伴娘；N城人，自以为"文明，"其实不过是一群拙劣的复制品、"文明强迫症"患者--真正的文明人向来以文明为耻......可是，即便你找到一个真正的大都市，不久你也将会沦陷其中。文明的进程，并不能解决蕴藏在其中的定数，愿望使文明患上神经衰弱症，概念使文明患上精神分裂症......。
哲学之类的鬼东西我不在行，我也不想在这里过多复述崔威似是而非的观点。有些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却不知道那是什么，有人能把他表述的更准确一些罢了--但这于事无补；更多的人是弄跑了调，搞成另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崔威纵有揭微显隐的洞察力，我耽心他连自己都解救不了。我以为最好是听天由命，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船到桥头自然直，要是不直就一头撞上去拉倒。
现在是九九年秋天，不知道高桥镇还是不是老样子--她自然肯定不会是老样子了。据说他们在镇东的入口处立了一头高大的铜牛。当人们坐着汽车沿着公路由东往西接近高桥镇的时候，老远就能看到这个牛气冲天的庞然大物横在地平线上。它像一艘巨型铁甲舰，正在遭受鱼雷快艇的连续打击，却毫发无损。这个印象是崔威告诉我的。我不知道镇东的那两面墙拆掉了没有。那可是撩人心弦的两面墙，它们立在镇口，朝着早晨的阳光张开，朝进镇的人张开，有如一只岸边晒太阳的河蚌。像所有的墙一样，人们不会让它们闲着的。左边的墙上是蓝底白字的广告："洁XX・难言之隐・一洗了之。"右边的墙上是一个少女，纯白的衣裙，乌黑的头发和眼，双手伸向前上方，一只雪白的鸽子正从她掌心振翅起飞，肉红的鸽腿像熟透的樱桃一般鲜艳。少女头顶上方是一行美术字："高桥镇欢迎您！"一切都是写实的，少女、头发、眼睛、衣裙、鸽子、振翅欲飞、鸽腿，没有夸张，没有变形，没有凡高的疯狂色彩，没有超现实的怪兽，没有达利的柔软钟表，没有毕加索式的三头六臂，鼻子上没有被安上刷子，裙子低下也没有露出大腿，但是--。但是你却不能承认那是一幅现实主义的作品。没错，现实中鸽子是那样飞的，姑娘有时比画中还要漂亮，还要白。那姑娘在画中伸出了手，够了--她却双手摊开，一只白鸽子飞出去了。顿时，现实被朝越了，她成了超现实，超超现实；这个画匠似乎一只脚踩着十六世纪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后期，矫揉造作的Mannerism，另一只脚踩着二十一世纪的高桥镇。二十一世纪！它干净、虔诚、热情、光鲜，如一粒熟透的樱桃。它像上帝一样俯瞰着我们，像末日一样永不会到来。"高桥镇欢迎您！"
只有那条公路最为写实，它笔直地插进高桥镇，像一根直肠，直得让你看不到一丁点儿希望。没人敢蔑视这么一条公路，它是一棵大树，所有的苔藓、地衣、大肠杆菌、肺结核病毒都需要挂靠在这空前绝后的培养基上。
现在我离高桥镇已经很远，正在A国南方的一个小城聊度时日。我注意到，这里的天气变化和涂门那边近乎同步。如果这边连续几天大雨，涂门也是一样；假如这里连日高热响晴，涂门也一定酷暑难当。有时接到涂门的朋友们打来的电话，或者我给他们打过去，首先就问天气，结果两边总相同，要是下雨，两边都在下雨，要是天晴，两边都是天晴。回回如此。这鬼使神差的"同此凉热"有阵子搞得我心神不宁。太过份了，你逃到天涯海角，可连天气都别无二致。当年孙行者几个跟斗翻过去，冲着五座大山撒了一泡尿，以为在天涯海角留下了纪念，最后却发现那不过是如来佛的五根胖指，一股莫名的失望与挫折，必然在他心头油然升起。
数天前我开车去附近的几个小镇看了看，但没遇到多少值得一提的事，也没见特别的景致，哪儿都是一模一样，镇与镇的不同，只在于将"麦当劳、""肯德鸡、""沃尔玛、""开尔玛""BP、""SHELL、""TEXACO、"诸如此类的积木略微变动一下组合与方位。只有一件事倒让我记忆犹新。我经过一个叫温德的小镇，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来给车加油。那是个静悄悄的小镇子，几乎看不到人，下午的阳光懒懒散散地落在水泥路面、草地、橡树、和车窗玻璃上。离加油站十米开外的地方，一条铁路穿过小镇，也是静悄悄地卧着，一些藤子已经爬上路基，几乎够着了锈迹斑斑的旧铁轨。这条铁路仿佛已经废弃一百多年了。
就在我刚加完油的时候，一列火车自远处拉响汽笛朝这边驶来，越来越响，愈来愈近，出现在视野中。庞然大物。这庞然大物高高地、轰隆隆地从我面前驶过，铁轨撞击声节奏明晰，铿锵有力；一节节车厢波浪般汹涌而过，绵绵不绝，仿佛打算永远这样汹涌下去。我目不转睛地呆看这磅礴的车流，心无旁鹜，仿佛我刚刚逝去的不大不小的半辈子都在看着这列火车驶过似的。然而才十几秒钟，这绵绵巨流便截然而止，车尾猛然现身，像是被什么切断了似的。然后整列火车稳稳当当地移向远处，车厢因因相循，一脉相传，眨眼就拉开了我和它们的距离。又是十几秒，它便在远处徐徐消失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火车。我可是打小就对火车着了迷。当它气势磅礴地开过来，打眼前经过，每次我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所谓的恋爱中我都没有这么激动过。我不明白为什么面对一列轰隆驶过的火车，我会一反常态变成个热血沸腾好动感情的人。尤其是它们过站前的那一声大吼，振聋发聩，无与伦比；当它们驶离，我望着渐次远去的车尾，每每怅然若失，神思恍惚，有如一个错误无法挽回。
我住的地方，推窗后院是一大片丛林，生在愈远愈高的一片坡上。离窗几十米，一条铁路打眼前穿过，掩映在树丛中。这也是条旧铁路，一个月也难得过一回火车。每当我在屋子里，察觉到细若游丝的空气震动，就变得欣喜若狂，慌慌张张几步蹦到后窗前，趴在窗台上痴痴地等。有时要等上十分钟，那火车才驶到眼前。它们都开得极慢，小跑就能跟上。我更喜欢如雷贯耳、疾驰而过的火车，可这慢吞吞的家伙也差强人意了，至少它们仍旧是庞然大物，至少它们运动着，至少铁轨的撞击声依然"丁丁当当、丁丁当当，"又铿锵又从容。
一列静止的火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火车一旦停下来，它的魅力就会遽然减损九成；除非它是停在一片开阔的原野上，又是在漆黑的夜里，所有的车厢都点着灯；你从远处看去，那一长串神秘的房间具有另一种魅力，不再催人热泪，却温暖、宁静、安详、遥不可及，犹如一位去世多年的祖母。
火车奔跑而去的都是神秘的地方。尽管你由一闪而过的铭牌上得知它们的目的地是"成都、""苏州、""圣塔・菲"......，你甚至不止一次地造访过这些地方，可是当它们写在火车上，这些名字都变得神秘陌生。"成都、""苏州、""圣塔・菲"......，它们不是你造访过的成都、苏州或圣塔・菲，它们不在这个星球上，在月亮上，在火星上。
火车始终欢天喜地、几分鲁莽地冲这些神秘的地方开去；它们轰鸣，哐嗵哐嗵砸响铁轨，让全世界都知道它来了，它去了--这就是火车，从不羞羞答答举棋不定。
佛家说，你现在是个人，但是你前世说不定曾是一头四处游荡的牛，而来世也许会变成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假如我能选择，来世我一定变做一列火车，了无牵挂地朝前奔去--让别人热泪盈眶去吧。
8
什月曾诘问崔威，为什么老跟高校长过不去。那时崔威还很少和高校长发生正面冲突。他的把酒问青天，不参加政治学习，或去附近的乡里贩茶叶之类的事顶多算不给高校长面子。其实，崔威命中注定要对高校长作进一步的冒犯。
我们和高翔发生冲突之后数天，高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
打从七八岁时拖着鼻涕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以来，我不断地被老师和校长之类的人物唤到办公室里--我并非是个爱捣乱的学生，我只是有点心不在焉。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因为在语文课上玩磁铁，在数学课上研究桌子的构造，在地理课上看语文，或着懵懵懂懂闯进女生厕所去捡足球之类的事被叫到老师或校长的办公室里被训过不下二十次。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像是跟谁故意捣蛋、居心不良。可天地良心，我只是心不在焉罢了。但是学校不是个可以心不在焉的地方，否则你就老要犯错误，而且从来都不能侥幸逃脱。
不过我一向被认为是个能改造好的学生。在教师、校长和我的谈话中，我反复被告知："别像他们那样"。这句话出现的频率极高，搞得我很烦恼--谁要"像他们"那样了？
我不喜欢"他们，"当然，也不喜欢大部分的好学生--他们是些知道什么时候该露牙齿什么时候该摇尾巴的人，这大概是天生的；他们有时也心不在焉，但总是恰到好处，甚至成为美谈。
然而我更不喜欢"他们，"实际上，"他们"并不怎么敢找好学生的麻烦--毕竟他们有人撑腰；我倒是"他们"经常捉弄的对象。我并没有得罪谁，我只是个中间派，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但这却把谁都得罪了--你如果不站在任何一边，你就是公敌。这种倒霉角色经常让我闷闷不乐。有时候闷闷不乐也成了过错；在我读初三时，班主任就曾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训道："赵XX，你怎么老是没精打采的！"--那回他倒没说你"别跟他们一样"。
我被叫到办公室，并不总是有帐要算；很多时候，是被要求把别人的事给抖出来。我这个不结盟者，跟"优良"和"不良"都不怎么沾边的人，大概天生就要比别人更多地面对这种处境。有人想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有人想通过我知道别人干了或着在干什么。实际上，别人干了什么或在干什么我知道得并不多，也并不关心。如果我知道，在说谎与诚实之间，我也选择说谎，这是我的天性。至于我自己在想什么，则更是不好说；比如，我听到"集体活动"、"远大理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听老师话"、"尊敬师长、""先进事迹"这些词儿，身上就会起鸡皮疙瘩，起很大个的鸡皮疙瘩。每次我给叫到办公室里听人教诲，都觉得奇痒难搔，有无数虫子在身上爬。
我以为高校长要谈我们跟高翔的事，或者关于我进修的事--通知书一个月前就来了，要求进修的报告也交上去了，我还在等待校方表态。可是高校长开口跟我谈起了崔威。他慢条斯理地列数了崔威如下罪状："装神弄鬼，损害学校声誉；私做生意，有隳教学职守；生活邋遢，有损教师形象；与黑社会有染，危及师生安全。"高校长肯定没少读骈体文。
我认为高校长还可以来一条："有女同床，违越校园风纪，"但是高校长讲完"危及师生安全"便打住了。
高校长问我，小赵，你跟小崔很熟，又住一个宿舍，他的事你该了解一些吧。校长一边说，一边就递了一根烟过来，我有点诚惶诚恐地接过烟，从兜里掏出打火机点着，欣然说道，是啊，知道一点。高校长马上变得兴致勃勃，要求我说得详细一点。
原来如此，又是一次旁敲侧击，一次揭发和举证。我开始起鸡皮疙瘩了。
我说，根据我的观察，基本上可以断定崔威是鬼魂附体。我强调，我们屋里住着二十几个精壮小鬼，个个都跟崔威情投意合，女鬼们还为崔威争风吃醋；而我比较清高一些，除了时不时孝敬几张纸钱，并不与他们瓜葛。发现自己说得有些放肆，我赶紧打住，猛抽几口烟。那阵子我是变得越来越爱信口开河了。自从我跟父母彻底闹崩，一时间仿佛卸下了一件重包袱，抑或是蝉蜕了一层壳，浑身都是轻松欣快，自己都快管不住自己了。
高校长显然是被我这突兀的幽默弄得吃了一惊，皱了皱眉说，年轻人，有点幽默感是好的，但是要注意分寸，尤其是当老师的。
这高校长跟我父亲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三言两语，就能把你的兴致一扫而空，搞得你自暴自弃心灰意冷。这些小有成就的男人全都一个样，见到另一个在兴头上的男人，第一冲动就是要把他灭掉，哪怕这人是他儿子。我这么说近乎忘恩负义，可这是实话。我并不恨我父亲，尤其在我终于对他的这种冲动了然于心之后。我知道这是他的本能，我所要做的只是提防以免被他毁掉，就像提防自己不被母亲的爱所毁掉一样。母亲是爱我的，这毫无疑问，可一只苍蝇也爱我，一只饥饿的老虎也爱我，这也毫无疑问，我必须让他们落空。
在鬼屋住了两年，停尸房的事实对我来说已无所谓。人的适应能力是极强的，假如鬼屋里真有几十个精壮小鬼与我们同住，恐怕我跟他们也能相安无事。至于担井水做饭、来回十分钟去臭烘烘的公共厕所出恭，这些简直可以看作难得的浪漫；有时在高桥西村的那口井边碰上学生家长，还被邀去村里把酒话桑麻听南北掌故，这更是其乐融融。
说起那间公共厕所，妙极了，尤其是夏天，满池子蠕蠕而动的蝇蛆，有的爬上来，朝你的脚边挺进，这时你就得抬起脚，给它让个道，请！请！
我并不想把这些告诉高校长。我也不想把崔威的事告诉高校长。
跟高校长交谈不到半个小时，我的轻松与幽默便烟消云散，鸡皮疙瘩频出，一身的不自在。
除了在老师和校长的办公室里，我在父母亲面前也时常表现出这种局促。他们手里握着我的饭票，比校长的权力还大得多，我知道自己绝不能在他们谈"理想"的时候放肆地起鸡皮疙瘩。我小时经常在家父大谈理想、人生时，用一只手搓着另一只，无端地感到悲从中来；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我十岁出头的年纪，我便发现父母其实并不比我更成熟一些，或者说，我并不比他们更幼稚一些。当然，有这样的父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天下的父母除了比孩子多啃过几块馒头，多走过几里路，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只是他们不该在我面前装腔作势。可难就难在这儿，你拥有他们的基因，年龄又比他们小上二十多岁，他们的傲慢和偏见就变得肆无忌惮。他们以"上人"自居，切磋互传武林秘笈，拉帮结派官官相护，篡改字典瞎编歌曲，歪曲历史滥用比喻，偷换概念强词夺理。他们决不会向你道歉，决不会在你面前承认哪怕是比芝麻还小的一点错误；可是但凡有个什么运动，"上面"要他们悔过自新，纵然他们清白得像一张纸，他们也会写下一丈厚的自白书悔过书，恨挖思想根源恨斗私字一闪念；他们被"上面"分配到天涯海角被打进地狱里也决无怨言；可是他们决不会向你道个最无关紧要的歉。他们认为你在他们"下面，"他们"爱"民如子也"爱"子如民，他们永远都要在你的"上"面。我对他们的轻蔑远远超过尊敬，但我得将这些掩盖起来，将泄露真相的鸡皮疙瘩掩盖起来。
每次跟老师、父母一本正经地谈上一次话，我就觉得被骟了一次--其实我并不知道一头被骟掉的驴或者马到底是什么感受。我用"骟"这个词，乃是因为小时候祖母曾对我解释说"骟"就是"去势，"而"去势"，按我的理解就是"打掉它的脾气，""让它不能再跃跃欲试。"当你从父母、老师们的眼前走开，你当真不再跃跃欲试；你只觉得了无生趣，悲从中来。
最后高校长宣布：经几个校领导研究决定，暂时不同意你去进修。
我从高校长的办公室里出来已是傍晚，彤云扯在天边，东一块西一块的。北山和南山相对静默着，遮住了大片的天空和一些云霞。秋天已经开始了，山上的色彩开始丰富起来。北山顶上卓立一座电视塔，被朦胧的雾霭包围着，楚楚动人，与平庸的南山山顶遥相对应。在傍晚时分，中心街上的建筑显得肃穆沉静，暮霭将它们的粗糙俗艳之处悉数掩去，整条街变得错落有致神秘莫测。透过建筑之间的空隙，我可以看到高桥的一段灰色水泥栏杆，有人伏在上面，被黯淡的天光勾勒出灰黑色剪影。
我沿着公路往回走，提防着大排档支起的低矮的棚布和纵横交错的竹竿，闷闷不乐地在行人和车辆中间穿行。
我通常是个情绪稳定的人，尽管并不怎么兴致勃勃。但是那天晚上，从高校长的办公室出来，我很是闷闷不乐。在天光迅速暗下去的时候，我就朝高桥西村的那口井走过去。来到井边，我找了块干燥的石头坐了下来，呆呆地抽着烟。那阵子我的烟瘾挺大，除了讲课和吃饭，嘴里老是刁着根烟雾缭绕的白棍棍。我觉得生活的全部乐趣就在于：干完一件事或者干一件事之前悠悠然抽只烟。
在井边抽着烟，清爽的风把烟头吹得咝咝燃烧，同时送来乡人做夜饭时焚烧稻杆和稻壳发出的辛辣的烟味。井的周围生长着大量的正在枯死的蒿莱，间杂着几株燕麦和灌木，看起来颇为荒凉。高桥西村的乡亲已经很少到这里来取水，他们的家里通了自来水；稻田也是用水渠来灌溉。但是在夏天，人们有时会来这里用冰凉的井水冲澡，或着把西瓜用绳子拴住吊入井水中冷镇。天然电冰箱。两个月前，我和崔威什月还分食过一只用这种方法镇过的西瓜。那只西瓜的皮已经冻得冷森森的，但是鲜红的瓤还残留着夏天的温热。崔威提议再把它合在一处放回井里；而什月认为这个想法很傻，她说既然破开了，你又怎能复原？我说会有办法的，办法是人想的，但是最终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
我在石头上揿灭烟头，注意到在井口右侧的草丛里蹲着两只白鹅，离我只有几尺远；它们把毛绒绒的腹部贴在一块光溜的石板上，缩着脖子，焦黄的大嘴伸向虚无的空气之中。借着黯淡的天光，我注意到它们不时睁开眼皮盯住我看一会儿，然后百无聊赖地合上。我于是也一动不动地盯住它们看。不一会儿，它们便不再睁眼，全都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假寐。后来天光更加昏暗，它们就变成朦胧灰白的两团。
天黑了，不远处高桥西村的农舍亮起了灯，把农人们的举动照耀得依稀可辨。扭头越过公路和涂河朝远处的西南方望去，另一个更远的小村庄微弱的灯光散布在初秋的空气里，一团团神秘地闪动。农舍、树木和电线杆子被夜色浸润着，渐渐失去它们独特的轮廓，变得无从辨认。彼时那个叫大柳的小村庄神秘地诱惑着我，我决计去那里看看，于是从那口井旁边出发转向西南，借着月光沿着坑坑洼洼的田埂朝涂河走去。穿过公路，我站在涂河北岸踌躇了一会儿，脱掉了衬衫和长裤--本来我可以沿着河岸往下游走一两里地，从高桥上过河，可是我觉得那太繁琐。我跳下了河，朝对岸游过去，游出数米便发现那天的水流十分湍急；我没头没脑地朝前游着，在接近南岸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给冲到高桥的桥洞底下了。桥洞上生着蓊蓊郁郁的草和灌木；我抓住一株灌木，哆哆嗦嗦地爬上南岸；从河面上吹过来的风真是冷极了。我上了高桥，走回北岸，沿着河岸朝上游走，去找衣服。离高桥不远的北岸上有一个小煤球场，正在加班，"吡噼-咣当，吡噼-咣当，吡噼-咣当，"煤球机的节奏精确得令人心酸。听到这声音，我不由自主又哆嗦起来。
我找回了衣服，从兜里摸出烟和打火机，点上一只烟，沿着田埂往回走。在经过那口井的时候，恰好踢着了那两只鹅。我可能踩住了一只鹅的脚掌，它愤怒地嘶叫起来，用温热的翅膀拍打我的腿。待我离开井边，两只鹅又无声无息地卧回石板上。我就是在那两只鹅拍打我双腿的时候决定离开高桥镇的。无论如何，我想。
九月初的某天，崔威突然告诉我，说他和高校长已经"化干戈为玉帛"，并且说服高校长同意我去进修了。我不以为然，但是几天后，一个下午，高校长果然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这次高校长不口罗唣，只是沉着脸递给我几张表格，惘惘然向我道贺。临走，高校长要我帮他移动那张红色人造革沙发，从靠门的位置拖到墙中央，跟门窗两不靠。然后他用一把尺子东一下西一下量了半天，摇了摇头，说，嗯，算了，行了。来校长办公室说事儿，十次有九次高校长都要我帮他移沙发，最后总是摇着头说："嗯，算了，行了。"我出门的时候忽然觉得高校长的办公桌今天格外光亮，焕然一新。我朝鬼屋走回去的时候那张桌子就在我脑袋里明明灭灭。我强迫自己不去想那张桌子，可是它们全都成了精，在我的视线里四处奔跑，毛色光鲜，蹄子血红。它们翻过身肚皮朝天在污泥里打滚，一个接一个窜上树梢，又一个接一个蹦下来。每条腿都摔折了，雪白的眼珠子在地上蹦跳，尾巴蜥蜴似的断开，疯狂扭动。可是--它们的一身皮毛还是那么光鲜。
后来，从什月的详细叙述中，我才知道崔威是如何跟高校长"化干戈为玉帛的"。
有天晚上，崔威去高校长家里找校长，高师母对崔威说，高校长在办公室。当时什月正在高校长家，看出崔威又喝了酒，于是和高师母告辞，跟在崔威后头。崔威离开高校长在镇东的新居，沿着中心街向镇西走，在一个排档摊子坐下来接着喝酒。什月远远地看着他，见他狂饮不已，忍不住上前劝止；但是崔威对她不理不采。崔威喝完酒，记了账，继续朝镇西走。跟他每次酗酒之后一样，彼时崔威满脸阴郁，怒气冲冲，仿佛要跟谁拼个鱼死网破。
崔威顺着繁华的中心街来到镇西，沿西西弗斯小道走进高桥镇中学办公主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