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訾非高高的十月》第12/17页
高校长果然在他的办公室里。崔威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被高校长客客气气地让了进去。高校长给崔威泡了杯茶，然后抱着他那只延年益寿的磁化杯坐在他的椅子上，时不时咂上一口茶，和崔威开始谈话。崔威陷在校长办公桌对面的红色人造革沙发里，他的那杯茶搁在眼前的玻璃茶几上。起初他们的谈话还算融洽。
崔威那天尚未喝到"把酒问青天"的状态。通常，在到达那个状态之前，如果他愿意跟你交谈，你会觉得他的神志还是蛮清楚的，只是有点阴郁和怒气冲冲，容易跟人话不投机。第二天酒醒过后，如果头天说话得罪了你，他还会向你道歉。高校长对此显然是不甚了然。
据什月说，崔威向高校长提出了两个请求，一个是让我去进修，另一个是答应他的停薪留职申请。但是在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崔威和高校长始终无法谈拢。弄得崔威气急败坏，抄起面前的茶杯朝半开的窗户扔出去了。那只茶杯打碎了校办的一格窗玻璃。站在墙外的的什月看见一只茶杯飞出窗外，跌落在走廊粗糙的水泥地上。她一时慌了神，想进去又不敢，在门外踌躇良久才鼓起勇气闯进办公室，彼时崔威已经站在高校长桌前，手里举着一把椅子，正朝高校长的那张黑色办公桌砸下去。一条椅子腿立马就折了，桌子上被钻出一个孔。高校长当时的惊惧可想而知。
9
我拿到那张进修表格的第二天早上，派出所来人把崔威带走了。崔威被带走的时候面色阴沉，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两天后回来时却神采飞扬，嚷嚷着要喝酒。这变化非同小可，因为他被抓走的那天下午我去派出所看他，崔威还哭丧着脸一言不发，就像在等着秋后问斩。问他什么他都不说，我催急了他就嚷一声："别问了别问了！"问派出所的人，他们也语焉不详，说这事还在调查。"放心吧，"所长说，"没什么大事儿，不会把崔老师枪毙的。"这叫什么话！看崔威那样子，我以为即使不枪毙，恐怕也得关个十年二十年的。找高校长，他更是轻描淡写："这事我已经知道了，你回去吧。"好像我是个迟到的通信员。
回来就好。那天晚上崔威喝了酒又出门到井边狼嚎了一回。
崔威被关进派出所，是因为他砸折了高校长的椅子，以及在高校长的黑色塑料办公桌上敲了一个洞。这件事让派出所很为难。高校长认定应该以流氓罪起诉，而崔威坚持他只不过破坏了公共财物。于是所长把这事交给了新近分来的小周。
在第二天早上崔威被带进办公室，崔威跟小周两人都吃了一惊。小周问崔威，你怎么给弄到这来了？崔威问小周，你怎么也没混出涂门这鬼地方。
崔威和小周是高中同学。无巧不成书，无巧也不成生活。
我离开高桥镇那天崔威给我送行，照例还是喝酒。我们去了镇上的一个小饭馆；那天在坐的还有一个新来高桥镇的教师，以及崔威的几个朋友；我和崔威的这几个朋友也很熟，差不多可以算我的朋友。那顿酒差点儿喝成了散伙酒；酒至半酣时，崔威与他带来的几个朋友中的一个争吵起来，原因不在酒，而是出于一些积怨。他的那个朋友是个"街上人"，在和崔威经过一番语言上的较量之后，大概觉得语不从心，便拍案而起，把饭馆的胶合板桌子也给拍折了。崔威也站起来用更激烈的语言和那人较量，双方的唾沫星子纷纷落在菜盘子酒碗里。我俯身捡起那块被拍掉的桌角，发现它是用木屑压制而成的--难怪那么脆弱。在崔威和那人几欲伸胳膊抡腿的节骨眼上，大家把他们劝开了，重又坐下来喝酒。
崔威每次聚众喝酒总弄出点事来，高桥镇的小饭馆里的桌子差不多给拍遍了，可以组织一个伤残桌椅拍卖会；为此崔威也没少赔钱。我记得那天我们赔了餐馆四十块钱。店老板显然是把我们当了冤大头，那破桌子外加两只玻璃杯能值四十块钱？
高桥镇小饭馆用的桌子有塑料的和木头的两种；塑料桌子是那种擦根火柴就能点着的廉价塑料做的，木头桌子基本上都由木屑压制而成的廉价板。餐馆使用廉价的桌子，并不全是担心崔威的捣乱。高桥镇不幸成了南北交通的要道，南来北往的好汉们时不时地会在高桥镇滋扰一下。不过这些桌子也过于脆弱了，像个小家碧玉，有时候你猛然站起或坐下，不小心碰着了桌沿，也会掉下来一大块--这种桌子对于神经衰弱的人是一个挑战。
高桥镇的饭馆老板们也不都是省油的灯，有几个是以强横出名的，这家饭店的老板就是一个。要是你惹毛了他，厨房里就会冲出男女老少七八口子，人人歇斯底里疯疯癫癫，手持各种器械将你从店里打将出去。
崔威在酒桌上最容易和人话不投机，却也很少和人真干起来。说到底，大部分剑拔弩张的情势都是崔威给造出来的；他这个人一贯认为自己总是正确，这未免叫人上火。尤其是那句"你不懂，"十个人听了有九个要跟他急。世上有两句话一说出口就是祸，一句是"你他妈的"另一句就是"你不懂。"
赔了桌子钱，推杯换盏，大家很快又谈笑风生，崔威甚至还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从前，有个优伶，是个专给皇帝佬表演口技、走钢丝、变戏法的。一天演完了回家，他老婆赞道：夫君啊，您真有本事，真能干，天天逗得龙颜大悦。优伶答曰：没啥，逗孩子玩玩。
崔威最后那句"逗孩子玩玩"差不多又惹恼了那个街上人。他刚要发作，跑堂的突然端上来一大盆肉汤，把那张桌子压得吱吱作响，把他的火气也给压下去了。
我离开高桥镇不久，崔威和他那几个朋友也都去了不同的地方，所以那次剑拔弩张的聚会其实也就算是散伙酒。
我走的时候只带了衣物和几本书，其他的东西都扔在鬼屋里了。鬼屋看起来还是老样子--除了什月在我和崔威的两个床铺之间拉的一张布帘。头顶上那道裂缝更粗了，还枝枝杈杈地朝四处伸出支流，浑似一张四川地图。我指着裂缝对崔威说，还是早点走吧。
我离开高桥镇的头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座很高很高的山，我和崔威两人各自用绳索和铁钉攀登。突然，我的钉子松了，我吓了一跳；不可思议的是，我并没有掉下去。我们继续攀登，后来就到了山顶。我们看到一间屋子，它不在我们所站立的山顶上，而是在临近的一个平顶的山峰上，两座峰靠得很近，中间通过一个没有栏杆的窄桥相连。对面的山顶被那座房子完全占据，房子四周都是绝壁。我们小心翼翼穿过那座桥；灰色的房门被打开了，门里站着个老妇人，黑衣黑裤，面相凶煞。她冷冷地说：这就是山顶了，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是啊，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我被问倒了。
讲到梦，我很想跟你聊聊另一些怪事。我发现，梦虽是个编故事的行家，却并非全然无所顾忌。的确，有时我们一觉醒来，追忆梦中所为，会羞怯难当，不敢向人启齿。可是，当你索性把梦看作一个放荡不羁的坏小子，听之任之时，你又会发现他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另一面。我不止一次在梦里碰到这种情况：当我冲什么人高声怒吼，或者大声求救时，突然发不出声音来，只能干着急。假如我在所有的梦里都是个哑巴，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问题是我还有许多声情并茂的梦。比如在不久前的一个梦里，我和雅文初识，我说了几个笑话，将她逗乐了，趁机低声问她："你喜欢我吗？"我清清楚楚记得自己的声音，醒来嗓子里尚有声带轻微震动后的余波。"你喜欢我吗？"--我把声音压得极低，显得仿佛是不经意说出来的，毫无预谋，甚至可以把这句话算作最后那个笑话的结尾。这低声言语、偶尔使一点点坏的梦中人，和白天的我并无太大不同，我只是夸大了自己讲笑话的能力以及它的效果，也夸大了自己说"你喜欢我吗"这类缠绵话语的勇气。
高声断喝或向人求救则全然不是我的个性，我的声带习惯了低声细语，即使是在各种感官都被削弱的梦里也能运用自如。而呼喊、怒吼、高歌，这些冲动在平日的生活中每天都被我上百次地压抑了。我大概已经消灭了这些冲动。我被去了势，没了脾气；组成自己的某个部分已经被删掉了。我记忆中的怒吼只有寥寥数次，其中一次就是在高桥镇当教师的第一年，我把一个学生从办公室里踢出去，叫他滚，那时我的愤怒达到顶点。而我惟一的一次求救是在二十年前，那时我刚从梅村来到涂门。一个夏天，七八个同班男同学偷偷去涂河边游泳。我还没有学会游泳，坐在岸边呆望。看到他们交头接耳，我感到不妙。不一会儿，我突然被人一推，掉进水里。救命！救命！这喊声只引来一阵哄笑......我就是在情急之下莫名其妙地学会游泳的。这个经历令我着迷，我从未听说有谁是那样学会游泳的。我猜想，或许我本来就会游泳，或许我出生不久，父母就曾在澡盆里教过我，或许我前生前世是在海上飘泊。那天我突然学会游泳，爬上了岸，抬头看见一个人，是一个成年人。他是因为我的呼喊而奔过来的，他说："你这孩子，太娇气。"
在现实中你轻易做不出来的事情，在梦中你也不太可能成功。梦其实中规中矩，只是它遵循的规则与平日有所不同罢了，它总是尽展一个人所长，尽缩一个人所短。在梦里我比平时更为言辞犀利夸夸其谈，却绝少能将一桩爱情进行到圆满--它总是或迟或早碰上重重困难，以至于梦都不屑为之费神，草草将它推给白昼。
梦不但规矩，而且是个势力眼，看人下菜碟。看似天马行空，实则古板拘泥--我就是这样理解"人生如梦"的。尽管如此，我仍认为梦有些迷尚未被解开。单是关于梦中之"声，"就有个迷我一直在猜。
也是在高桥镇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在八十年代的涂门市(那时还叫涂门县)西大街上走，我正去上学。经过开满亮黄的丝瓜花、土峰钻进钻出的一处院墙，经过一只墨绿色的邮筒，经过土产公司横放一卷卷花布的街前柜台，经过电推子嗡嗡作响的理发店。人们骑着自行车由身边穿梭而过，脸上一律是沾沾自喜、玩世不恭和漠不关心的三合一表情。(梦中的颜色也值得一提：丝瓜花、邮筒、和花布都是色彩鲜明，但周围的背景--街道、墙、人全是灰蒙蒙如同黑白电影，这景象有如我父母的结婚照--黑白时代的产品--父亲的军帽被颜料涂上了绿色，母亲的两颊被涂成杏黄色，两个人的胸前各配有一朵绢花，被涂成朱红--可是界限没有把握好，色彩突破了花瓣的轮廓，成了两块自以为是的红斑，让你联想起后来彩色电影中的中弹牺牲。)后来天色越来越暗，仿佛一转念就到了晚上。昏暗的涂门，高压汞路灯惨白瘆人，嘶嘶有声，同蟋蟀们的唧唧吱吱相应和。然后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嘟噜人在县府大楼前巴掌大的一小块广场上排成长龙，或站或蹲，守着身边一只或几只竹篮。在这长龙的端首，一个赤膊的汉子坐在一把小木凳上，面对一尊幽幽燃烧、火苗亮黄的小煤炉，左手时不时用小铲从身边的铁桶里挖出一小坨湿漉漉的煤添进火中(那煤除了狗屎不能让你联想到其他的东西)，火焰瞬时变成靛蓝，而右手不停地转动一只手柄。那手柄带动一只架在火上烤着的圆滚滚的炸弹--爆米花机--旋转。火光将那汉子的脸膛照亮，并且按照火的形状去扭曲它。那炸弹就那样旋转、旋转、旋转；汉子不急不燥，心平气和，宛若隔岸观火。人们翘首以盼，将排在自己前头的篮子细细数遍，不时回首瞟一眼排在其后的篮子聊以自慰。排在最后的那人最为垂头丧气--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呢？旋转、旋转、旋转，没完没了的旋转。
到了大家都等得乐天知命，如痴如醉，巴望着就这样永远等下去的时候，那汉子却忽然站起身来--事先一点儿迹象都没有--弄得大家猛地心头一紧。
把炸弹翘起来，朝着一只巨大的避孕套架好，在炸弹头上插进一只铁扳手，工兵挖地雷--不，工兵排地雷--手脚并用，猛一使劲，"嘭！......"
只一声，惊天动地，硝烟弥漫。
待尘埃落定，那汉子真身再现，阴险地朝"下一个"挥手，仿佛刚从地府阴曹走了一遭回来。
然后我就醒了，听到崔威小声说道："对不起了小赵，碰倒了一只酒瓶子。"
崔威夜里酒醒，起来摸茶杯，却把一瓶未启封的啤酒碰翻到地上炸了。这一声就成了我梦中的那一声。那汉子右手旋转、旋转、旋转，就等着崔威从酒中苏醒--崔威醒了，汉子站起身来，翘起炸弹，装上扳手--崔威伸手去摸茶杯，汉子把手脚姿势摆好--酒瓶子朝地上落去，汉子猛一使劲--"嘭！"
假如我说梦是一个有预见能力的精灵，它知道崔威必会夜起并弄翻酒瓶，并为将来的"嘭"的一声编了一个情景、一个故事，并且合着外在事件发展的拍子绘声绘色准点准时宛若放一盘录像带似地朝前推进，这未免惊世骇俗。可是相反地，让我相信此梦纯属巧合也及其困难。太精确了，这样的巧合一辈子碰上一次也就罢了，可是我一而再地碰到类似的梦。有时闹钟响起，我刚好梦到自己去拉警报；梦里一个女高音拿起麦克风刚要唱，窗外的一只公鸡恰好打鸣；天上打了一个雷，我正好将一只自制的手榴弹扔进高校长的办公室，诸如此类。这样的梦做多了，就很难相信那是巧合。我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我们睡眠的时候，同时做着很多的梦，在一个梦里，一个汉子正要揭开爆米花机，而在另一个梦里，你刚从一只老虎的穷追不舍中逃脱出来，同时还有一个梦，你正伸手去摸一个女子的脸。假如崔威早一分钟，就在那只老虎尚在追击时推倒酒瓶子，那老虎就可能被人一枪打倒。如果崔威晚半分钟推倒那只就瓶子，那梦中的暧昧关系就有可能发展成一个耳光。你同时做着一千个梦，总有一个会在那"嘭"的一瞬间也进行到了紧要关头。而这一幸运的阴阳相合的梦，也就成为你惊醒之后惟一能回忆起来的那个梦，或者说，这个梦被敲醒了。用这个办法，我甚至可以解释灵感：你的潜意识同时在思考着一千个问题，而你的意识正做着一件事比如走路、砍柴、挑水、讲课、谈话、记帐、做爱、吵架，这桩事进行到某处，恰好同你在潜意识中思考的一千个问题中的某一个发生耦合，顿时谜底揭开了，好主意冒出来了，某个苦苦思索的问题脱颖而出，找到了答案，你会发现，原来你一直都在思考它呢。
但是这个解释有违直觉，当我被什么惊醒，我明明白白地忆起"一个"梦，要我相信这个梦只是在梦醒时的一瞬间才变得如此清晰，还有成千个梦都曾在那一瞬间跃跃欲试，这如同要我相信坐在我面前的你有五个脑袋和一百只眼睛那么困难。
生活中这类难解之迷随处可见。就在昨天，我还让另一个人传染上了一个哈欠。那人背对我站着，并没有看到我，我打了一个无声的哈欠，刚张开嘴，那人随即也来了一个。他打哈欠的时候也没有出声，我之所以发现，是因为他同时转过身来，我看见了他的后半个哈欠。让人传染上你的哈欠，这感觉固然很好，可是被人传染上哈欠，就不大畅快了。这传染之迷很让我惶然--你以为自己特立独行笑傲江湖，其实连个哈欠都未能免俗。
或许一个哈欠里或许有丰富的超声波、次声波什么的，无声胜有声？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件事对我来说暂且是个迷。据说世上有很多迷都被解开了，那些曾经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东西一点都不神秘。甚至连火车，有人对我说，也是因为那低频的隆隆声，有如打鼓--想想你小时候听到有人在远处敲鼓时的情景吧，你是不是一样心潮澎湃，渴望去看看热闹？
唉，我的神秘火车=低频震动+高声大吼+一缕怀旧+绵绵运动+庞然大物+要去什么地方的冲动+......？假若有天我揭开这火车之迷，我就去当导演，去拍《忧愁火车》；我大手一挥："嗳！'一缕怀旧，'再怀旧一点，还不够怀！对，再旧一点--'庞然大物，'先靠边站着，还没轮到你！'要去什么地方的冲动，'别急，别急！'绵绵运动！'赶紧朝'一缕怀旧'迎上去，咋回事！慢吞吞的，昨晚没睡好？又跟'高声大吼'单独约会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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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94年9月什月去了涂门师范专科学校。那年冬天我在省城碰见过她，她是和几个女同学一起来省城玩的。我提出请她和她的几个同学吃饭，可是她的同学们都嘻嘻哈哈地拒绝了，单独撇开什月去逛城隍庙。我也没有勉强挽留，其实我根本没有请六、七个女学生下馆子的实力。剩下什月一个人，我也只能挑个干净点的小饭店而已。
我发现什月很能喝酒。在高桥镇的时候，有时我们满屋子都是啤酒，但从来没问过什月喝不喝。那时她是学生我们是老师，而且我们不知为什么理所当然地认为她是不会喝酒的。
什月说，那时她看到我们喝酒，心里烦得很，尤其是崔威，经常喝得像个傻瓜似的。
什月变了，我说，才几个月，都感说崔老师像个傻瓜了。
什月说，当然啦，平起平坐了嘛，您已经从老师降为大学生了；我从高中生升为大专生了--可您还是强点儿，本科。
我打趣道："看来我得拼命努力，不然你很快就爬到我头上去啦！"
她说她发挥得不好，所以只填了个涂门师专。她说她其实倒不在乎什么学校，只是涂门离高桥镇太近了，抬脚就到，一点神秘感也没有，她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如果可能，她说，哪怕去个俄罗斯小镇也行啊，一想到熟悉得底儿掉的涂门，就灰心丧气。
"每个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说，"每一个人都想'乘风归去，'最好是到月亮上去--人天生就这样，大概是因为某种激素的作用，或者几种激素共同作用，可是到了晚年，腺体萎缩了，药力不挤了，又成天盼着叶落归根。"
现在我在离高桥镇很远的地方，高桥镇也变得神秘了，连鬼屋也有一种悚然的美。如果我现在回到高桥镇，一定会失望--我现在所怀念的高桥镇已经不是那个在地球的某处，实实在在的高桥镇。那个让我感伤，迫使我回忆的高桥镇只在我的记忆中。
我跟你说这些的时候，恍惚间仿佛依旧置身鬼屋，窗外红霞漫天，远处南山安详地守望涂河。我甚至觉得我的身后还垒着一堆啤酒瓶，而什月不久便要到来。
记忆是不安分的，它不断丢掉一些事情，而把另一些事情变得可以理解。但是还有些事情，记忆丢不掉，也不能把它们变得可以理解。记忆转而对它们特别厚爱。在高桥镇的记忆里，有件事就是如此：
每次由鬼屋出发，穿过学校后门，去学校家属区的一个公共厕所出恭，来回要走十分钟的路程，这使得每回出恭都象一次远征。那是个夏天的中午，我出征归来，正朝学校后门走去，经过一幢住宅前的一小块菜地，看见一个穿深蓝色上衣的老妇人，背对着我，收拾着豇豆藤。当时整个住宅区了无声息，太阳在天上毒毒地烤着，四下里看不到一个人，只有那个老妇。
我经过她的身后，听见她自言自语道："个性太强，个性太强！"这句话她反反复复地说了四、五遍，然后沉默良久。当她又咕咕哝哝说起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她十几米远，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了。
这情景一直异常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妇人可能正和家里的某个成员发生龃龉，独自一人不能释怀，"个性太强"或许就是她对那个人的评判和抱怨吧。看来她没处可倾诉，只好对着低垂的豇豆藤发牢骚了。
此情此景，在我的记忆中像鬼屋似的孤伶独处。但凡我回想起高桥镇，便有一个老妇人，背对着明晃晃的太阳，收拾着豇豆藤，自言自语："个性太强！个性太强！"我已经不记得她的衣服是蓝色还是黑色，或者她的豇豆藤是否茁壮，只有这句"个性太强"充天斥地，像一块立在七月阳光下的墓碑，触目惊心。
第四章省城、南方的N城
1
我到了省城，安顿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武老师打电话。当时她正在教研室里参加政治学习--那是XX工学院周二下午的例会时间。武老师接了电话很兴奋，她说："小赵，终于出来啦？"仿佛我刚刑满释放似的。
我说，出来了，武老师你几点钟能从教研室出来？
武老师笑道，我这就出来。
不敢当，不耽误你学习么？
武老师说反正不是和你们一样，一个教研室的凑一起聊天罢了，还不如跟你出去逛逛街。
（后来我留心了一下"出"这个词的用法：假如你离开一个大城市转到另一个大城市工作，比如从上海转北京，人们通常把这个叫"去"；假如你从一个小地方转到另一个小地方去工作，大家也是用"去，"例如从高桥镇去梁园镇；但是如果你是从高桥到省城，那就是"出"。这和"出国"的"出"一样，很有点摆脱羁绊、撒手不管的侥幸意味。
反过来，如果你是从省城来高桥镇，人们通常就用"下"--下去了。省城的干部去高桥镇，就冠以"下基层、""蹲点"这类的词--蹲点这个词现在好像不太常用了，我小时候倒是经常从家父那里听说，那时我们学生也把上厕所称作"蹲点。"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说"上"厕所而不是"下"厕所。"上厕所"这个词堂而皇之地跟"上班、""上学、""上进、""上访、""上街、""上坟、""上刑、"和"上帝"并列。可是人们把做饭叫"下厨房。"古诗云："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
高桥镇人把周围的农村称作乡"下，"高桥镇的干部到附近的村子里去看看，叫"下"乡。武老师的大学，把去高桥镇讲课称作"下"去，当教师们在教研室里商量轮谁去高桥镇上课时如是说："下个月，哪两个老师有空，愿意下去？"（教研室主任）"我肯定是没空了，武老师，你下去行不行？"（X老师）"下去就下去吧......。"（武老师））
我和武老师是在第三十路公交车的终点站碰的面。那天下午天上落着绵绵细雨，黄河大道被雨丝洗润成颇具动感的灰黑色，仿佛一尾灵巧的鳗鱼正朝前游去，使街道两旁原本错落有致的建筑变得摇摇欲坠。武老师来到时雨基本上停了，但天空依旧灰蒙蒙。人行道上的行人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街道这条鳗鱼仍在游，却由于突然增加的份量而滞涩呆笨，四周高高低低的建筑便一下子站稳了脚跟挺直了腰板。
我有大半年时间没有见到武老师了；她似乎没有变老，穿着一套省城白领女人中颇为流行的米黄色女式西装，头发也是流行的那种只遮住半个耳朵的短发，这一套妆束让武老师英气逼人。在高桥时，武老师梳着马尾巴辫子，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半，而现在这身打扮正合年龄身份，我不由得有些陌生。女人打扮起来总是千变万化，弄得你措手不及。
我给武老师带了一些南山的野核桃。来之前我也曾给武老师采了一些野栗子，可那些半生的栗子很快都生了虫，被我扔掉了，只剩下野核桃。我告诉武老师，这些核桃硬极了，搁在盘子里看看还行，没有食用价值。武老师不信，我就给她砸开了一个，发现那壳比城墙还厚，核桃仁嵌在壳里面似有还无，抠也抠不出来。武老师笑道，嗨，大老远的，就带这么些石头啊。我就含混其词地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武老师请我去一家茶馆喝茶。那是个幽静舒适的，适合交谈的地方，而且茶钱也似乎不贵。
可是谈什么呢？武老师的妆束又如此陌生；原木高脚茶桌擦得幽黑锃亮；细瓷茶盏洁白得像块奶油；连音乐都是一丝不苟的《春江花月夜》，"轻拢慢捻抹复挑，"丁丁冬冬冬冬，丁丁冬冬冬冬......宛若五更待漏，又似新鬼夜哭；半天我也找不出半句象样的话来。好在武老师把我当成了上进青年，对我循循善诱千叮咛万嘱咐，把许多美好前途展现在我面前。在《春江花月夜》越听越悠扬的曲调中，我不由得又飘飘然了。
语言真是魔力无穷的东西，你的境况没有丝毫改变，可只要听了几句好话，整个世界就变了样，天地豁然开朗。想想去医院看病的情景吧，医生轻描淡写地说："呃，没什么大病。"马上浑身轻松了，病痛没有了，癌症消失了，进门前的愁眉苦脸顿时绽成一朵鲜花，仿佛被观音菩萨的慈悲妙水点化。药还在兜里揣着没打开，生活中的坏习惯已经开始沉渣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