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訾非高高的十月》第14/17页
昏黄的
街灯，
将一些影子串起来
......
回省城之前，我把一只香烟壳和其中的锡箔纸拆开，铺在鬼屋门外的一块湿漉漉的砖头上，坐在那里抽了几根烟，不知不觉就遁入宁静，就像从前坐在南山的墓碑之间那样。较近的数家农户在此刻，颇有"两岸人家微雨后，""蓬门数户零星开"[1]的安详与懒散。我抬头望望北山，又望望南山，一阵恋恋不舍的情绪油然而生。北山南山都被雾气笼罩着，显得毫无生机，安静得像两座坟。涂河的水涨了起来，把两岸一些草和灌木淹没了，匆匆流去，将幽蓝的雾气搅动成许多旋涡。
鬼屋里的那道裂缝在外墙上如今也历历可见，最开阔的地方已经张开成深不可测的大嘴。我走过去，扶住一块墙砖，轻轻一推，鬼屋便轰轰烈烈地倒下去了。[1]九四年寒假，腊月二十八，崔威出了一联让我对，是欧阳迥《南乡子》中的那句"两岸人家微雨后。"我把自己的脑仁折磨了两天，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我在高桥镇磨蹭到大年三十下午才回涂门，在一种守灵的气氛中和父母吃过了年年如此的年夜饭，看完教人冷汗横流的春联会，大年初一出门四处串了串，就逃也似的离开涂门坐船回了高桥镇。那时崔威还在鬼屋里猫着没回家，见面就问："对出来了没？"我就胡搅蛮缠地将在船上想起的一句"蓬门数户零星开"抛给他了。崔威拊掌大笑："妙！妙！"我弄不明白他是嘲讽还是别有用意，索性像个阿Q似的把脖子一挺："孙子才对得齐呢！"--赵
3
省城的雨是出了名的。每年一到春秋天，淅淅沥沥，缠缠绵绵，没完没了地下，直弄得你心灰意冷，连寻死的心都有。每到这时节，省城各大学的学生们自杀率都会飙升。今年的雨季更漫长，已过了霜降时节，进入深秋天气，却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星期六的早上还在下雨，我们寝室的几个都起得很晚，直到孟波的女朋友来敲门，我们四人才手忙脚乱地起了床。
孟波比我们早来一年，在省城已经如鱼得水。我们虽是清一色的大龄大学生、回锅肉，但初来乍到，跟这个城市还是有点格格不入。我们有时都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大学生。我们去旁校的周末舞会去凑热闹，那些学生一听说我们是省教育学院进修班的，就另眼相看--有如一品浩命夫人看青楼野妓。反过来，我们跟这些幼稚可笑却自我感觉良好的正牌大学生也尿不到一壶里去。他们自以为很有想法，而在我们眼里那些"想法"不过是各种媒体交互灌输出来的垃圾。一阵子他们可能个个自以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可是几年后校门里又都是"新左派"了，再过几年，满大街走得都是激情难耐的"停学创业者"。就像庄稼，一茬小麦，一茬水稻，一茬玉米，左不过都是这点东西轮流坐桩。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孟波被女朋友勾走之后，李晟也出了门，宿舍里只剩了我和周大明，隔壁宿舍里的几位还在赖床。窗外的雨也还在悱恻地下。大明又打开了他的破音响，听那首《重归苏莲托》。
《重归苏莲托》，《重归苏莲托》，老是那首《重归苏莲托》，不能放点别的吗？自从大明追一个省城的一个小家碧玉失利后，天天听这劳什子的《重归苏莲托》。两周之前我第一次听到《重归苏莲托》，是在下雨天，把我想死的念头就给勾出来了，这念头把我吓了一跳。
省教育学院的进修生固然是些混得不怎么如意的人，但自杀率却是所有高校中最低，原因大概就在这一念知非的本事。人过二十，就有个什么东西管着你，在你跟死亡眉来眼去的时候横插进来，朝你露出嘲讽之色，搞得你挺害臊。死亡有时的确令人害臊，一不小心就弄成啼笑皆非。要死也要死的是地方，你要是真不想活了，找个僻静的地方卧轨上吊也可，找个悬崖纵身一跃也可，但是你不能从大学的宿舍顶上跳下来，更不能去投未名湖之类，这些都太矫揉造作窝窝囊囊。那年省城某个大学就有个男学生从九层高的研究生楼楼顶一跃而下，砸坏了停在下面的两辆自行车。人们在传播本条死讯的时候总不忘了提及这两辆自行车。最终这两辆殉难的自行车成了本事件的主体，消息传来传去，绕省城转了三个月，两辆自行车连牌照号码都被查考清楚了，大家依然没弄明白那人为什么要死，大家也没兴趣弄明白，那两辆自行车倍受瞩目倍受关注，简直有必要开一场追悼大会追认烈士抚恤车棚邀请生前好车连日座谈以便抚平人们心目中对这一对不幸的自行车的惋惜之情。这个世界对人的要求太高，要是你打算从楼上跳下来，你先得看看下面是否停着一溜儿自行车。你想死得一丝不苟八面玲珑叫人无话可说让每一辆自行车都高高兴兴实在是太困难了而且越来越困难了。其实中断自己一条小命并非是从你的世界消失的惟一办法，你可以甩甩手出门流浪去天涯海角去西天极乐世界去南海找观世音去阿拉斯加爱上爱斯基摩人。流浪是我们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自绝于好心好意的父母老师朋友自绝于火焰金睛的看门老头街道大妈居委会主任自绝于她他它铊的另一种方式。你干净利索踪影皆无人们都说你出国了升天了到月亮上去了他们再也不提两辆自行车。人们多在家中自杀而在旅途中大都活得好好的。当然保不齐还有个把想不开的在异国他乡还好端端地把自己干掉的。但我知道他们不是来流浪的他们离开人群是想上台领奖的身后有一大群想像的观众假如不能让他们掌声响起来他们就无路可走难见江东父老。所以并不一定是走得远才算流浪，结庐在人境耳无车马喧空手把锄头桥流水不流才算达到流浪的最高境界。
人过二十你还能感到另有一个什么在推着你，这不是那个拦在你和死亡之间让你害臊的东西。这是一只手它早就存在着你只是新近才意识到它。这手力量巨大无时不在，它就在脑后它时时刻刻都想推你一把，你需要经常冲它一声断喝：滚！我一旦站在高处，这只手就偷偷朝我伸过来，我感到它在把我朝下推。我站在低处它就把我朝上推。它总不肯让我自由自在让我好好地就这样活着。我直到现在还经常对它大喊一声"滚！"只是现在它对我越来越无能为力了，它已经被我骂得心虚气短愁眉不展雪拥蓝关马不前。可惜那个从九层楼上跳下来的人不知道这一声断喝的妙处，否则他完全可以保住一条姓名外带两辆永久牌自行车。
我一个人灰溜溜地下了楼。
外面不见得更好，尽管雨点已经细小得几乎不见，并且看样子很快便会彻底停下来，可天空还是阴沉不开。早就过了中秋，但是街上花坛里的花花草草依然茂盛，尤其是菊花，被安排得色彩纷呈错落有致；可这倒霉的雨淋在叶子和花上，令它们不堪重负，驼背弯腰东倒西歪。街上的行人也是疲疲沓沓，大多哭丧着脸，面对面走过去跟仇人似的。连衣着时髦的俏姑娘们也无心暗送秋波，低头碎步匆匆忙忙地走。公共汽车时不时在你面前猛然停下,呼啦一声打开们，卸下一大群忧郁的人，又把另一群同样忧郁的人塞进车匆匆开走。出租车愣头愣脑地四处乱窜，仿佛一些刚从醉后醒来的怪兽。这雨不能再下了，这个城市需要阳光。
我沿着贯穿市中心的黄河大道从城东逛到城西，再从城西逛回来，把路人的哭丧相也抄袭在脸上。重归苏莲托，真是最伤感的音乐，尤其是它在不经意间从心头跑出来，尤其是在这省城阴雨绵绵的秋天。有些音乐总是很细腻地将你的伤感一层一层撩拨出来，从心头扩散开去，让你彻底缴械投降。"看那海浪轻轻荡漾......,"钢琴刚弹完前奏,小提琴就扶住他的肩膀,深吸一口气，嘤嘤地哭开了,从主歌一直哭到副歌,从G小调一直哭到G大调。小提琴刚止住了啜泣，钢琴却触景生情，哽哽咽咽地重复主歌，然后是副歌--小提琴和着钢琴一同哭开了......。一旦有把小提琴在你心头哭起来，你真是劝都劝不住。
不需要歌词，重归苏莲托，一个名字足矣，一首好歌傲然独立于歌词而存在；至于歌剧，我甚至都不能容忍歌词的存在，只愿意倾听歌手们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来唱，当华语的蝴蝶夫人、英语的蝴蝶夫人唱起那段无与伦比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我真是失望极了。词语只能将内涵限定得更为狭窄，并且破坏声音所传达的东西。词语也破坏形象所能传达的东西，它们将女子的脸比喻成花朵，可是花朵远没有一张美丽的脸更为抽象、丰富、和摄人心魄。任何一部小说都未能将一张美丽的面孔展现在我面前，词句的瓢泼大雨对此毫无建树；但诗却可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甚至"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都能撩起我对女人的无穷无尽的美丽幻想，这幻想远远超出字词的疆域，超出存在的疆域，它已无边无界。更多的文字不能达到的，更少的文字却能达到。语言的暴雨固然能使天地易色，而它轻轻撩开帷幕，让灿烂的阳光或者冰冷雾气一下子自己涌进室内就更好。"高高的/十月，""高高的/十月，"我体味着崔威的这几个字，一缕惆怅比面前湿漉漉的街道还要漫长。
我一路胡思乱想，时不时抬头望望灰蒙蒙的天空，感到自己的莫名其妙。那时候的我一定像个行尸走肉，一定像，电影里的行尸走肉都是一脸严肃，若有所思的样子。
到了傍晚，我在黄河大道碰上了武老师。那是在大华影都的布告栏前头，我正扎在人堆里佝着腰看一张彩色的电影海报，海报上有个高大英俊西装革履的男人正低头吻一个近乎一丝不挂的妖艳女人。我奋力挤上前去想看个究竟，就在这时候武老师从后面把我从人堆里拉出来，说，小赵，又出来扎堆啦？
武老师那天傍晚来大华影都，是想看看晚上有什么电影。她丈夫出差去了，女儿去了爷爷奶奶家。她想晚饭后就接女儿出来看电影。
天黑得特别早，我和武老师在黄河大道上走了一段，四周忽然就灯火辉煌了。最辉煌的是那些舞厅，霓虹灯们不但灿艳得教人害羞，还被弯成霏靡的曲线，做成各种放荡不羁的形状，并且伴着室内漏出来的节奏朝路上行人猛抛媚眼。
武老师曾说，她几乎从来没进过舞厅--她指的是街上的舞厅，学校里的舞厅她当然去过。她的那个学校，周末舞会永远是三步、四步，还有那种牵着手绕过去再绕过来的说不上名字的舞，当然在哪个学校都是这样--除了舞蹈学校。
在"拿破仑"迪斯科舞厅门口，我说，武老师，进去看看吧。说完拉住她便要进。武老师跟着走了几步才回过神来，坚决不肯进去。她说这地方太"那个。"我知道那说的"那个"是啥意思--激烈呗。
我对武老师说，里头有好几个厅哪，也有不激烈的，缓如太空漫步。我不知道武老师是信了，还是觉得在街上拉拉扯扯不成样子，终于答应进去"看看再说。"
进了舞厅武老师立刻高呼上当--她不高呼也不行，里面的音响全开到催命的分贝，震耳欲聋--"这哪里是舞厅，"她说，"简直是蚂蚁炸了窝。"舞厅里全是人，所有的胳膊都在挥舞，所有的腿都在扭动，连服务生也靠在墙边摇头晃脑。
"不是蚂蚁炸了窝，"我也喊，"是在蹦--迪。"
"迪斯科都跳成这样啦？！"
"可不是吗！"
我们径直穿过忘乎所以的人群，来到大厅的西南角。大厅西南角有几间"雅坐，"是用木板跟大厅稍稍隔开，隔音效果虽差，和人面对面说话却也不用吵架似的大喊了。
小赵，你怎么不去跳？
不会--我撒了个谎，这有什么会不会的？连一头猪在这里都如鱼得水。我只是觉得在武老师面前扭胯送臀很丢脸罢了。
闹哄哄的迪斯科过后是一段慢三。武老师来了兴致，邀我共舞。走进舞池，我才忽然想起我根本不会。武老师大惊小怪地问，真的不会？你还在N城念过书哪--真是个好同志。
我跟武老师在舞池里装模作样地挪着。我说，千万别"同志"啦。
好在慢三只放了十分钟便终止，接着又是迪斯科。我和武老师离开舞池，穿过一道门，躲到舞厅后院的走廊上去了。那道弹簧门在我们身后合上，走廊里就有几分幽静了。我们坐在走廊的栏杆上。武老师喝饮料，我抽烟。武老师感叹：我对这个城市越来越不了解了。我说，舞厅和你们学校一个在西一个在东，都在黄河大道上，用30路公共汽车和无数的出租车连着，像开在家门口，就从不出来看看？
"嗨，我成天上班，陪孩子念书，跟老公吵架，烦都烦死了。况且，你觉得这是个好地方吗？"
我一时语塞，好不好，我倒没想过。谁知道呢？反正一切都会按照想像发展下去，甚至超出想像。这个世界被轻轻推了一把，一场雪崩已经在进行之中，谁有权将一场雪崩抓来断案？等着瞧吧。
"武老师，不是说你不跟老公吵架吗？"
"有时也吵。"
在高桥镇的时候，崔威曾经说过一番妙语。他说，本世纪以来，夫妻吵架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男人和女人越来越过尿不到一壶里去了，家庭已经演变成角斗场，男人和女人都武装到牙齿披挂上阵捉对厮杀，一方从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和男性角色里汲取力量，另一方从新出炉的女权主义和大女子主义里获得营养；一定要分出个输赢胜负，都不肯丢人现眼，各自有半个世界在为他们鼓噪加油。这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大决战的时代......。
我把崔威的高论转述给武老师，武老师笑得前仰后合。她说，其实经常吵架的夫妻是处于"吵架结构，"一点点诱因都可以闹到天崩地裂；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的孩子却异常聪明。
"这个说法我同意，父母吵架可以充分调动子女们的神经系统，成为他们智力的体操。"
大约在八点半的时候，有人宣布，今晚特邀舞蹈学院的高材生登台表演，并为大家领舞。武老师又是很稀奇，凑到舞池前兴奋地看。
舞池中央临时搭起了高台子；四个学生出了场，上了台，都穿着春光四溢的紧身舞蹈服。还没等她们在台子上站定，强烈的迪斯科音乐便"轰"地一声从四面八方不怀好意地扑过去了。那四个学生仿佛四台机器通了电，和着节拍没命地跳。那音乐不依不饶，节奏恶作剧似的越来越快。众人大悦，纷纷拥下舞池，学着四个学生狂乱地扭，池子里拥动着无数根麻花。
嚯，武老师断断续续地喊，学生--也这么疯狂啦--起初--还以为--她们--要跳四小天鹅呐。
武老师啊武老师，我高声答，都什么年代了，哪儿来的四小天鹅！
四小天鹅还在心无旁鹜地舞，武老师却沉不住气了，她看了看表说，不好，都九点多啦！
我们匆匆出了"拿破仑，"武老师慌慌张张拦了辆出租车走了，我一个人只好在街上继续逛。那年月，舞厅的名字都起得气势雄伟："拿破仑、""凯撒、""亚力山大。"听说还有个舞厅想以"希特勒"的名字开张；一只巨大的、带小胡子的霓虹灯头像都做好了，结果有关部门不肯批，于是乎只好改名"阿道尔夫。"好家伙，"拿破仑！""凯撒！""亚力山大！"瞧瞧这气魄，这始作俑者的蛮横劲儿，这炙手可热的权势。不知道舞厅的老板们是否了解一个事实：就权势或生命而言，这几个家伙都未得善终；他们只是将这个世界狠狠地折腾了几下；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碎片、阴谋、和粪堆。这样想下去的确很煞风景。不过话又说回来，碎片、阴谋、粪堆总是跟伟大、光荣、正确形影不离，一座迪斯科舞厅哪能管得了那么多。就算历史学家们捂着嘴打门前一笑而过，"拿破仑"也不会少掉半个客人。舞厅还要多多地开，大号的名字用完了，小一号的也将就了："温斯顿、""俾斯麦、""蒙哥马利......。"
这种舞厅由城西沿黄河大道朝东一家一家地开过去，"乱花渐欲迷人眼，"等两年后开到武老师的工学院的门口，就变成了教人欲说还羞的夜总会。
我从"拿破仑"回到教育学院时，孟波和李晟还没回来，只有周大明一个人窝在宿舍里听音乐。他的破音响已不放《重归苏莲托》，而是换成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嘈嘈切切，吱吱嘎嘎，简直要把我的肠子拉断。这个音乐系的学生着实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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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早上我照旧起得很晚。大明、李晟和孟波三人都不见踪影。窗外奇迹般地出现巴掌大的一小块晴天，街道顿时豁亮宽敞了许多。我又想出门去闲逛--我现在真成了"街上人，"但凡一动上街的念头，便孩子似的激情难耐。
走在大街上我又想起了昨晚。在"拿破仑，"武老师问我，你觉得这地方好吗？当时我倒没介意。现在想来，武老师的意思是：你小赵如今不过是在穷混罢了。也许武老师并没有这意思，是我太敏感了？不管怎样，现在我在街上逛，却发现自己有点怒气冲冲。我是这样的人：常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也着实是在穷混日子，可却受不得别人小看。即便别人说，小赵，你不是也和我一样平平常常吗？这类话也常叫我冒火。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从黄河大道上又撤了回来，沿着通往教育学院宿舍区的小街往回走。在小街中段的一个排档摊子碰上了孟波和他女朋友。他们正规规矩矩地坐在两把比砖头高不了多少的矮凳子上啃羊肉串，见了我就兴冲冲地把我叫过去了。我忽然心境好了很多。走过去面对他们两个坐下，我坐在一个浓妆艳抹，也在啃羊肉串的，很是可疑的女子旁边。那女子看看我，看看孟波，又看看孟波的女朋友，然后面无表情地低头继续啃她的肉串。
孟波的女友看来今天心情不错，除了小心翼翼地对付羊肉，还抽空朝我这边抛了个媚眼。我最近特别喜欢当灯泡，这些女人，有灯泡在场的时候总是作出一副贤淑的样子，让扮演男友的或者扮演灯泡的都很好过。除了这个情境之外，你能看到女人的贤淑时刻大概只有婚礼时短暂的一瞬了。我不是说女人应该永远贤淑，应该保持住一附端庄的样子给男人看，这想法政治上不正确，大逆不道，令人发指，我举双手反对。可是，我不能消灭我的感觉，感觉这东西就像胃口，不是理性所能改变的。我有一串山顶洞人的肠胃，娘的，我怎么就生了一串山顶洞人的肠胃了呢？不行，我得去一趟北京，在我祖先的窝棚里烧一柱高香。
烤肉串的是个瘦高的中年男人，还带着一顶新疆式的小帽，鼻子眉骨也蛮高，可是却没有少数民族的那种灵气和开朗，而是以一种汉人特有的呆板目光和动作茫然注视着炭火摆弄着竹签。他用一把蒲扇不急不徐地扇动炭火，雪白的炭灰飘扬而出，在空中摇摆，旋转，缓缓落在烤炉四周，落在他的袖口上，堆在无人落坐的空板凳上。衣服的炭灰越攒越多，烤肉人在身上、袖口上胡乱拍了几下，又在脸上抹了一把--这个动作使他更为蓬头垢面；而那顶维吾尔族的小帽，却因雪白炭灰的堆积而更富灵气。"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我刚啃了几口肉串，周大明和李晟也在小街口上出现了，看样子也是从大街上回来的，步履和手臂的动作还沾染着逛大街的随和与轻快。他们在小街上走了一段，就慢慢变成懒散拖沓，犹如快进录像带时你看到的一朵花的枯萎过程。
我们把他们叫了过来，寝室的四个人便在排档摊子前凑齐了。索性都坐下来，热热闹闹，"甘此膻腥食。"卖炭翁转过身来，眼睛一亮，露出狡黠的笑容："各位老板......。"一刹间，我怀疑这人是从高桥镇过来的；没准这家伙在镇上哪家饭馆掌过勺，曾在一场殴斗中在一个没付饭钱的酒鬼屁股上浇了一勺沸腾的花生油。现在这家伙躲进城来了，老实了，我是说表面上老实了。我们这个民族装起孙子来个个无师自通。
在大家的羊肉都快吃完的时候，我抹抹嘴终于鼓起勇气问了他们这句话："你们--嗯--以前--做过梦没有？我是说，小时候，那种--特大的梦？"
我结结巴巴说完这句话，随即浑身都是不自在，像吞了一只苍蝇。我扭头看见那个浓妆的女子正把脑袋往怀里缩去，而无法掩饰的笑，从她嘴角朝后脖颈一路爬上去。
至于几个同窗的面孔，我简直连看都不敢看。
我屏气等了足有半分钟，大明才第一个说，他一度相信，长大了定会成个物理学家，就像爱因斯坦。
了不得，孟波说，我最大的理想也不过是当个将军什么的。
李晟吞吞吐吐，"说不上来，"他说，"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过当老师。"
小赵，你呢？孟波的女友问。
造卫星，很多的卫星，当然，还有火箭，我说。
"看来你们小时候志向都不低，但是恐怕，要等到下辈子了吧！"孟波的女友竟然说了这话，搞得我对她的好感顿时灰飞烟灭，简直想怂恿孟波跟她吹了算了。
我和大明、李晟回到宿舍时已接近傍晚，那一小块晴天早就缩到灰乎乎的云后去了。我忽然心血来潮，对大明说，让我帮你拾掇一下破音响吧。
见大明表情狐疑，我又说，我帮你配两只真正的音箱，还有低音泡，弄个功放，肯定比现在这破玩艺儿强得多--我的条件是，今后别再听《重归苏莲托》啦。
大明扫了一眼他的音响，说："谁说我要拾掇它？说不定我已经敝帚自珍了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