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訾非高高的十月》第4/17页
有时候崔威推托有事，叫我去顶替。我拗不过，带上我要批改的作业和课本就去了。
在武老师班上，我坐在靠近后门的最后一排，有时埋头改作业，有时也托着下巴听课--我盯着武老师看，并且浮想联翩。武老师长得实在是不难看。
有些女人到了三十多岁，却出落得像十八、九岁，武老师就是这样的女人。假如她不跟你说她已经三十四岁了，你一定以为她还是个妙龄少女。
武老师癯腴适中，稍微偏瘦一些，没一星半点要发福的迹象。臀部并不丰满，仍保持着少女青春期发育即将完成前一霎那的状态--这可尤其叫人惊心动魄。乳房不大，从侧面看过去，胸部勉强高过小腹。从这些你可以看出武老师的体形还没有完全发育成女人；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知识女性都是这么一种体形。严格地说，在生理上她们还只能算是女孩，不是女人，而且永远是女孩。有时她们的性格也始终停留在那种青春期的阶段，虽然经历难免增添其老成，却不失天真烂漫。
从武老师的脸蛋上倒可以看出一点衰老的迹象来，当然这必须是在她告诉你实际年龄之后，再经你仔细观察才可以察觉。她的面孔略有点发黄，而不是少女的那种光润白晰。然而少女也有面色蜡黄的，我的一些女学生面色比武老师还差得远，所以单从武老师的长相你确实很难判断年龄。
武老师讲起课来轻声细语，但清楚明了，有条有理。那些学生也一个个规规矩矩，从不迟到早退乱说乱动，比起我教的那帮初中生，真是大相径庭。武老师后来也承认，这些学生跟省城的大学生也是不一样的，省城的学生上课绝没有这么老实安静，而且通常上课总是晚五六分钟才拖拖拉拉到齐。看得出来，这学生们对省城来的大学老师有几分敬畏。假如他们去省城住校上课，情况一定不一样。武老师还是武老师，大学生还是大学生，可是她是打省城来的，而他们在一个镇上自费念书，无形中就拉开了距离和档次。
武老师的电路原理课也确实有值得一听得地方。既然我曾经是个无线电爱好者，听武老师讲起电阻、电容、电感之类，备感亲切，如同别人跟我提起一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似的。有时候，武老师也超越平常知识的界限，把课讲得别开生面。她说，虽然我们在电路里大量使用线性元件，其实，没有任何一只现实的元件是真正线性的。所谓"一欧姆的电阻，""两微法的电容"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只在我们的脑袋里存在，在现实的世界里是没有的。每个线性元件在它的适用功率之下工作时，只不过是近似地被看作线性罢了。
在一次下午课上，有个学生提了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电路都必须有电源？
"很好，"武老师说，"谁能讲讲？"
有个学生似乎找到了答案："拿收音机来说，接收信号，放大，输出，变成空气震动--声音。因为输出了能量，根据能量守恒，就需要电源提供能量。"
武老师说，不单是因为许多电路要输出能量，即使收音机没有接受和输出信号，电路同样要消耗电能，并且这部分能量的耗散是必须的，有些电路的主要能量都消耗在这上面。一个电路必须处在一种准备状态，每一个零件都在工作，才能在信号输入时进行有效处理，这个"准备"状态，由电源产生的适当的电势差造成，它保证每个元件和整个电路都被"激活。"这就是所谓"耗散结构、""动态平衡、""协同"状态，否则一个电路不过是一堆僵死的零件而已；正如人，首先要"活着，"然后才有各种各样的追求；电源首先是用来"糊口"的，其次才是用来"工作"的。云云。
下了课，我去找武老师。我想弄明白，这"耗散结构"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年念大专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关于耗散结构的讲座。"吃饭就是吃进负熵"之类的说法也听说过不少，可是除了最初的惊奇，对这"耗散结构"我始终就如同雾里看花。并且，我印象里似乎是，耗散结构必须是跟外界既交换能量，又交换物质的开放系统。一个尚未收到电台信号的收音机电路，与外界只有能量的交换，也可算作耗散结构吗？这些问题，搅得我脑袋里混混沌沌的。
其实武老师关于耗散结构的理解也仅限于她课上讲的那些。她坦言，"耗散结构"这个说法，是她来高桥镇之前不久才在一个讲座上听到的，现学现卖；"系统，""结构，""协同"这些概念实际上她也搞不太清楚，也许这辈子都搞不清楚了；思考这些问题脑子都不够使，多想一会儿就喝醉酒似的犯晕。
我是在武老师办公室里跟她谈"耗散结构"的。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武老师谈这类话题。其后每次上完课，武老师都会请我去她办公室喝杯"感谢茶，"我再也没提"耗散结构"之类--让耗散结构见鬼去吧。
聊一会儿天。我就问她，武老师，你看起来这么年轻，是研究生刚毕业吗？武老师并不讳言，说已经三十四岁啦，老啦。她说她没念过研究生，要不怎么给发配到这里来了呢？
我相信武老师的确有三十四岁了，这从她的谈吐可以判断出来--我不是说高雅之类，武老师并非阳春白雪--她和崔威不同，崔威谈哲学时像是一百岁，你会觉得他的络腮胡子都是白的，可说些别的、或做起事来，就只有十几岁了；武老师只谈些家长里短，而且谈得很从容。二十多岁的女教师不是跟你聊歌星就是跟你一本正经地谈弗洛伊德。而四十岁以上的女教师对你说话总是一副语重心长的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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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教师聊家长里短不一定是件可怕的事。对我这个二十出头的人来说，武老师的家长里短听起来蛮新奇，甚至妙趣横生。尤其是她用那种几分天真的少女语气说起妇女的事儿。她说她送五岁的女儿上幼儿园，过马路的时候女儿摇摇摆摆、东张西望，像只小企鹅--这个说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倘若当初我跟武老师只谈孩子和企鹅，我现在就不会跟你提起武老师这个人了。我们还谈别的，确切地说，我们还谈婚姻和家庭--你别觉得肉麻，我们确实是在谈婚姻和家庭，而且，还挺严肃。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谈话发生在一个周五的下午。武老师上完了课，见我也没什么急事要做，便请我去她那间既做办公室又当卧室的房间里坐坐。武老师的宿舍本来是一间教研室，里头的桌子被搬走了，只留下一张，又支起了一张单人床。在宿舍的隔壁，便是一间大教室，可以容纳四五十个学生。那就是武老师的学生们上课的地方。
武老师坐在床上，我坐在一把靠背椅子上，中间隔着一张黑乎乎的办公桌。我们东拉西扯地聊开了。当时我身上正好有包烟，摸出一根来就抽，抽了两口，忽然觉得不妥，就准备出门灭掉它。但武老师说，抽吧，早就熏陶出来了，而后不知从哪儿模出个空汽水瓶子来，要我把那当烟灰缸。汽水瓶口儿只有樱桃小嘴那么大，朝里头弹烟灰十分费力，一不小心整根烟掉进去并且在里面焖烧，瓶口也袅袅升起白烟，使整个瓶子看起来像酒厂的大烟囱。武老师又拿了茶杯朝瓶内灌水灭火。武老师说，她在大学教研室里，那帮子男老师都是旁若无人地猛抽，时间一长，没人在周围抽烟反倒不自在了。
于是我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一杯接一杯地喝茶，中间还上了两次厕所。我记得武老师兴致很高地谈她的女儿，这是谈话的磐泥斯，阳的一面。那次谈话的阴的一面是关于她的婚姻生活的。大致的印象是，白天工作；中午、傍晚按时回家为孩子做饭；晚上陪女儿玩，教女儿识字；女儿睡觉后，武老师和丈夫把家里收拾一遍，然后"各睡各的"。
武老师的丈夫是个经理，从前也是个教师，但是早早地发现了前途不妙，辞了职做生意，虽然不算特别成功，经济上也十分过得去了。他一直撺掇武老师辞职回家带孩子给他打下手。但是武老师不肯，她说她喜欢当老师，每次她站在讲台上，就特别高兴，烦恼也忘掉了。
"他说我瞎积极，说我虚荣好为人师，可是他那生意在我看来也没劲透了，"武老师说。
武老师的丈夫开的是一家广告公司，其实主要的业务是打字输入、复印、偶尔也能揽到几个设计广告画册的业务。
"我的学生有些家里很穷，我就对他说，收我几个学生帮着你打字好不好？懂电脑的大学生总比你的临时工能干吧。他说，'此言差矣'，干这个，最好什么都不懂，脑子一张白纸，就会一个五笔字型，速度才快。他说他公司里打字最快的那个一分钟能打--我也忘了--反正快得吓人，我学一辈子也打不了这么快。"
"呵，这老板做得蛮到位。"
"他雇了四个农村出来打工的姑娘，就是四台打字机，让她们成天闷着头打字，除了五笔字型什么都不教。"
"你们因为这个吵架？"
"我们才不吵架呢，都找不到能在一块儿吵的话题。"
回想起来，武老师算是跟我开诚布公地谈婚姻生活的第一个女人了。假如武老师的生活真是如她讲的那样，其实倒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父母亲的婚姻生活才算真正的悲壮。我对武老师说，从我九岁回涂门到离家念书这七、八年时间，是在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鸡犬不宁的环境里长大的，假如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家庭的话，我早就拾掇一下搬走了。
"吵有吵的难处，不吵有不吵的难处--他们为什么要吵？"
"我想了十多年，也没搞明白。记得我十岁那年，他们吵过最厉害的一架。那天他们吵着吵着，父亲转身就走，母亲追到院子里，从地上抄起一块砖头--是那种盖房子用的红砖--朝父亲后脑勺就扔过去了......。"
"后来......？"
"母亲离父亲有一丈多远，那块红砖落在父亲脚跟的位置，没砸到他。母亲手无扶鸡之力，能把砖头扔出一丈开外也算难为她了，给她一个及格吧。然后街坊四邻不知怎么一下子突然全冒了出来，满院子沸沸扬扬；母亲被拉住了，她向街坊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控诉。父亲就走掉了。"
"到底为什么？"
"说出来你肯定不信，是为了打油的事，好像那时要用个粮油本子什么的，记不清了，反正母亲要父亲把粮油本子揣在身上，下班的时候顺便打油回来，可这本子在父亲身上揣了三天，也没把油打回来。就这么回事。父亲是个小官僚，成天忙于事务，我或许在他心里占有一个位置，却不能在现实中占用他的时间；母亲也是在单位和家里两头瞎忙，从一个有几分才气的女大学毕业生一天天变成个敏感多疑的小市民，什么事都朝最坏处设想，一点点小事就闹得天翻地覆。这些年，那块砖头天天在我脑袋里飞来飞去，寻找一只后脑勺。我老觉得一块砖头正朝我的后脑勺飞来。我总是低着头，试图躲开那块砖头，我的背驼了。我是一场灾难的幸存者。"
武老师说："看来你还是个问题儿童！"
我是个问题儿童？我是个问题儿童吗？我有问题吗？你看出来了？
武老师说，其实家里吵架，也是常有的事，别把这事看得太重了。
"男人都像四季豆，不进油盐，你对他再好，也是白费劲，"武老师又在说她男人，"......当年他还教书的时候，有次下雨，我跑到他教研室去给他送伞，当着那么多老师的面，他说，你，没事儿干了？--他觉得丢人--你说，送伞有什么好丢人的？"
我说不上来，我说，我有女朋友的时候，都是我给人家送伞，当护花使者，没有反过来的体验，不敢乱说。
于是武老师就追问起我和雅文的事来了，"是N城的姑娘吗？""长得漂亮吗？""认识多久了？""现在还联系吗？"一个劲地问，问了一堆，像个媒婆。最后她又变成个算命先生，掐着指头说，不出一年，你们会重归于好的。她的理由是，当年她跟她老公也断了一年多，后来不也破镜重圆了吗？这就是生活，她说。
"即便破镜重圆，过后还不是落个'各睡各的，'--"我说得太放肆，很后悔，赶忙加了一句，"你们女人，老容易把个别的经历看成普遍的真理。"但是这一句还是不伦不类。
适才听到"各睡各的，"武老师正要脸红，却因我后面这一句转而争辩："女人有女人的直觉！"
前面说了，当年一切都发生地很快，虽然那时候想当个作家，却来不及写点什么。现在想来，当时我还是写过一点什么，如果不是跟你提起武老师，我大概也不会记起来。
我写过一个小说，是短篇的。写一个男人，干什么都不成，老输。后来他觉得事业上实在没什么指望，便随便找了个女人结了婚。新婚之夜，他的避孕措施又失败了，这令他十分心酸，也很惶恐。但是正如西方人说，每块黑云彩还镶着一道金边呢，当他老婆的肚子日渐壮大起来，他忽然发现自己是喜欢孩子的，于是心满意足地照料老婆，等着孩子出世，为孩子筹划了美好前程。
不幸的是，那个胎儿在第七个月早产死了。他实在受不了啦，自杀了。
武老师读我的小说，先是乐不可支，继而一本正经，读完结尾，武老师居然眼泪汪汪的。
我的小说并没有发表，杂志社连稿都没退。不过，现在我也并不认为那是篇好小说，当年我认定只有悲剧才有意义，于是让主人公一波三折地倒霉，把所有的路都堵死，把希望统统毁掉；现在想来，那不过是赚人眼泪罢了。
现在我不打算写小说了。作家毕竟是个哗众取宠的行当。在真实的生活中陷得越深，离写作也就越远。如今我相信，一个作家，只不过是把一些事情写得更耐看一些而已。崔威曾跟我说过一个有关尼采的故事：这个自以为给德国奉上了最好哲学的"超人，"这个动不动就高屋建瓴的作家，有次乘火车去意大利的都灵，在中途一个城市换错了车。结果"超人"被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挫折搞得气急败坏，发誓再也不出门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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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镇这地方有两座山，一南一北，分别叫北山和南山。涂河从两山之间由西向东穿过，绕南山朝东南方向弯折，再流十几公里，便汇入长江。在那个汇入点的南岸，有个大城市--就是那个南方的N城，当年我念大专的地方。
高桥镇座落在北山向阳的山坡上，面对涂河。一条公路由山坡上穿过，由西向东，与涂河平行，在镇的东侧也像涂河一样向东南弯折，沿着涂河的北岸直抵长江，再穿过一座桥便达N城。公路在高桥镇西郊也像涂河那样绕着北山折向西北方，落入巨大的丘陵地带。高桥镇中学座落在高桥镇的最西端、公路北侧、北山西北部一块平缓的坡上，几乎落在镇外，只是近来来公路上来往车辆颇多，不少镇人沿着公路开了店铺，从镇里一直延伸到镇外，已经接近中学南大门，这么以来，学校附近才热闹了起来。我和崔威住的鬼屋在中学的后门外，又偏西北，是在高桥镇和高桥西村的交界处，离学校后门有上百米，离那些热闹的店铺就更远了。
在北山和南山之间，有一座桥，叫高桥，人说高桥镇就是因为这座建在北山和南山之间，高高地端踞在涂河上的桥而得名。但是六八年塌掉的那座老桥并没现在这么高--这从涂河两岸废弃的旧桥基就可以判断出来--而是矮敦敦地趴在涂河上。另一个说法是，这里的人大多姓高，而且又恰好有座桥，所以叫高桥。还有的说，这地方原来叫高家庄，后来发展成了高家镇，再后来建了座桥，起名为高家桥，贯通了涂河两岸。随后很多外地人来此定居；这些外地人认为不能什么都是高家的，就鼓动把高家桥改名为高桥，再改高家镇为高桥镇。
虽然高桥镇人对高桥镇的来历各执一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镇上高姓人极多。高桥镇中学的校长姓高、高桥镇镇长姓高、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也姓高，连这里的公鸡，破晓打鸣也是"高高--高噢--高高--高噢......。"
高桥镇只有一个权倾一时却不姓高的人--当时的黑社会头儿刘金祥；但他几年后被抓起来枪毙了。
高桥镇的那座桥并不很重要。穿过高桥镇的公路只从涂河北岸擦边而过，并没有向南穿过高桥。因此高桥尽管一桥飞架南北，却算不上要道通衢。穿过高桥向南，你只能抵达几个平庸的小镇和一个小县城，其余全是小乡村。有人说，既然高桥曾经垮掉过一回，大家心有余悸，它便像个失足青年似的没人肯信任，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斗胆过桥去南岸，这导致了涂河南岸一带发展的停滞。不过，这些说法都真真假假，不能算数的。
南山仍旧是一座完整的山，高桥镇那些年的高速发展、大兴土木并未越过高桥而波及南山。但是高桥镇的南山并不"开遍红牡丹，"[1]那里算得上好看的植物只有野蔷薇、雏菊、蒲公英、马尾松等几种。夏初野蔷薇开放时，这一丛，那一丛，粉红一片，漂亮极了，比城里卖的大朵的玫瑰、月季之类要动人得多--我可不是矫情，它们委实要比城里的玫瑰月季动人得多。南山上还有一些野板栗树。在夏末秋初，板栗还没有成熟之前，就被孩子们摘光了。[1]河南民歌《编花篮》：编、编、编花篮，编个花篮上南山，南山开遍了红牡丹，朵朵花儿开得艳......。
武老师对南山开始感兴趣的时候已是中秋之后。那是十月上旬，南山上盛开的野蔷薇早就凋谢，野板栗也被摘光了，许多树和灌木都在纷纷往下掉叶子，只有马尾松还矜持着，偶尔吝啬地丢下几个空空的松球。
我对武老师说，南山上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落叶。可武老师还是坚持要上南山。这可以理解，我初到任何一个地方，倘若那里有座山，而且我有时间，我总会上那里看看。于是我就陪着武老师上山。
尽管山风一吹，树叶子就呼呼啦啦地往下掉，武老师的兴致还是很高。她穿着高跟的深棕色皮鞋，紧绷绷的天蓝色牛仔裤，纯白的女式衬衫(衬衫的领子上还镶着棕黑色的花边)，在铺满乱石的山道上一拐一拐地、花枝乱颤地走着。彼时艳阳高照、昱光流彩，正是下午一、两点钟，我体内的荷尔蒙和周遭的温度都达到最高值。
我们回头朝北山望去，密密茬茬的树和灌木，金黄、暗绿、赭红......，这些色彩流动不羁，相互渗透，相互亲近，但是又恰到好处，并不相互僭越混合。
南山不是一座很高的山，我们走走停停，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山顶。山顶是一个平台，因为长着茂密的树木，看不出到底有多大。我们分坐在两块石头上，武老师的那块石头有圆桌那么大，我的只比洗脸盆稍稍大些。
休息一会儿，我们就站在山顶上四下里看：从高处望去，涂河是一条青白色缎带，从远处丘陵的蒙蒙雾气中伸出来，绕山转流，穿过一座桥，然后沿南山脚下折身，朝东南蜿蜒而去，又消失在雾气中。一条公路，与河平行，像一把灰色的折尺，弯折两度，丈量着这条缎带。回身朝南山东南坡望过去，山腰里有一小片碧绿色的湖水，在一片秋色之中，犹如一块失落的玉。武老师说那块玉真美，要到那里看看。我告诉她，那湖后的树林掩映之中是一块墓地。"前有明湖，后有暗山。"
后来武老师在南山的山顶上发现了一只躺在碎石间的椭圆形带刺的东西，她坚持说那是一只死掉的刺猬。我对她说那是一只栗子。她不信，她说如果那是栗子，她就是埃及妖后克里奥裴特拉。我用一块石头敲开了那个刺猬似的东西，里头随即蹦出一小把光滑油亮的野栗子。
原来栗子是长在刺猬里的啊，武老师兴奋起来，开始满山遍野地找栗子。
这山上的栗子比武老师所期望的要少得多，确切地说，除了武老师无意中发现的那个，我们简直就没有找到第二个。
栗树我还是认得的，我建议改为在树上找。找了很久，我们才在山南坡的一棵栗树上发现了一只栗子。它悬在树冠中央的一根枝条上，就算我伸长手臂，垫起脚，离它还有一里多远。我决定放弃，我跟武老师说我不会爬树--其实我会，只是当时我突然就没了兴趣。
可武老师是个兴致勃勃的人，她果断地甩掉她那双棕色皮鞋(那两只女式皮鞋像两只山兔，"倏"地一下窜进半枯半绿的草丛里去了)，挽起袖子，开始上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