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訾非高高的十月》第5/17页


  武老师双手抓住最矮的一根枝桠,朝后退去,然后双脚一蹬,微微蜷起身子朝前荡去,荡到最高点,身子一斜,用双脚钩在树枝和树干交接的部位,一转身便神奇地蹲在树枝靠近树干的部位。
  "武老师,当年练过体操?"
  "练过几天。"
  武老师抓住更高的枝条,扶着它站起身来,尽量伸出手去,腿打着颤,够着了长着栗子的细枝。她折下细枝,把栗子撂下来,那个生满硬刺的东西砸在石头上立刻爆裂开来,野栗子们在跌地上东逃西窜。
  "小赵,快把它们捉住!"
  "哪儿捉去?都跑光了,"我打趣道。
  武老师自己却下不来了。她狼狈地蹲在最下边的那个枝条上,不知如何是好。那根枝条离地面只有一、两米高,武老师是荡着它上树的,按说也能荡下来。可是树下全是大大小小形状古怪的乱石,她要是从树上荡下来说不定就不能保持身子骨的完整。原来武老师并不会爬树,她只会荡树。
  看着武老师上得去下不来,我不禁幸灾乐祸起来:"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武老师红着脸,气急败坏地朝树下说,男孩子,就会幸灾乐祸。
  我要武老师趴在那根树枝上,手抓紧,放开脚吊下来。可她不干,她说那会刮坏她的衣服。也对,武老师要是敝衣烂衫地下到高桥镇,真说不准人们会怎么想。可她上树的时候就没考虑过刮坏衣服的问题。
  我对武老师说,那你就在上头蹲着吧,我到镇上去给你拿个梯子来,转身就往山下走。她急了,别走,小赵,你不就是梯子么?
  武老师当然不能像个猴子似的蹲在树上等着我去拿梯子,倘若她在树上给人撞见,一定非常尴尬。看来只能另打主意。武老师踩着的那根树枝不到两米高,我伸手上去就可以够着她。我同时想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双手攫住她的两腋,她一跃而下。我以前把我的小外甥女--我表姐的女儿--从树上弄下来,就是这样做的。当然,她人小体轻,甚至不用她跳,我就掐住她的胳肢窝,把她像猴子一样从树上搬下来了。但是掐住武老师的胳肢窝好象有点不成体统。另一个方法是我攥住武老师的腰,让她扶着我的肩膀跳下来。可是......。
  我正犹豫着,武老师说了,小赵,来吧,抓住我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腰。
  我就去双手攥住武老师的腰,心里头敲响了十面架子鼓,嗓子眼里堵着棉花。武老师生的是杨柳细腰,我两手几乎能合拢。她抓紧我的双肩,还是迟疑不敢往下跳,屏着气,哆嗦着,全没了上树时的风采。
  后来她鼓了鼓勇气,跳下来,重得像块石头,朝我怀里一冲而下。我们。
  我们就在南山上接起吻来。
  4
  我和武老师大约在黄昏前后下山,下山的时候我们一言不发。彼时红彤彤的太阳正朝远处的山峦迅速跌落下去。一大片一大片的云彩被高天上的风撕扯着沿东西方向极尽伸展,并且被涂染得色彩纷呈,橙红、酱紫、浅灰、土黄......。山风初起,每阵风涌动之时,漫山的乔木便像落败的军队,丢盔弃甲打着哆嗦一路奔逃。而风止时,在某个瞬间,万树静默、纤毫不动,一片叶子也不落下来,只听到我们自己的呼吸和从疏枝密叶的缝隙传来的秋蝉干巴巴的嘶鸣。
  这是一九九三年十月的事情。我和武老师下了山,便几乎没再见面。
  实际上,下山之后的第三天,我到武老师的班上听了一次课。我还是那样支着下巴想入非非,但武老师像没见到我似的,只顾轻声地讲她的课,上完课也不跟我打招呼。我觉得很没意思,就不再去了。其实武老师的班上早就不需要我和崔威去轮流"压阵"了,崔威已经从"在粮站工作的那个人"那里借了把伞,将大专班罩住了。高校长的目的已经达到,他灵机一动的念头变成了现实,可以安心地擦他的桌子了。一切恢复原状,只有南北二山上的树叶子继续往下掉,在变成秃顶。
  武老师十月底回省城也没跟我道别。
  我再次见到武老师已是一九九四年春天,大概是清明前后的样子,因为我记得那阵子老是下雨,清明前后是高桥镇的绵绵雨季。那天我正坐在数学教研室里打瞌睡--头天晚上我跟崔威聊天,一夜未睡。但我打瞌睡不仅仅是因为一夜没睡,其实我能够连续四十八个小时保持精神抖擞--假如真有什么事令我振奋--这是我上大学时练出来的本事。可是数学教研室没什么能叫我振奋的。我刚来的时候,跟我同在一个教研室的另外三个教师还一本正经地谈教学和天下大事。当我们一天天熟悉起来,他们的话题也就朝家长里短回归了。
  他们的家长里短肯定比武老师的要乏味的多,我和他们共事两年有余,现在却根本记不起几个有趣的话题。只有一个话题,多年后还能从我记忆中信手拈来。那是关于学校办公主楼前的那条石板路的。这条路在一九九二年我来高桥镇时正在被翻修,据说要修成一条水泥路。但是从我到高桥镇的头一天起直到我离开那里,这条路反复被翻修着,总也不能完工,像个屡试不第的复读生。茶余课后、政治学习,但凡有谁提起那条路,大家就热火朝天地讨论一番,从校长的领导能力到工头的诚信度到民工的劳动素养再到高桥镇的世风民俗,大家统统加以剖纤析微和冷嘲热讽,个个露出自作聪明的神色,摆出玩世不恭的腔调。这些剖纤析微归在一块儿足够出一期学报,而冷嘲热讽汇齐了足够让一个文学月刊连载半年以上。与此同时,一群附近乡村来的民工,在一玻璃之隔的窗外西西弗斯般地瞎忙活着。窗里窗外,动嘴动手的两拨人全都不屈不挠,我几乎要由此悟出"耗散结构"的题中之意了。崔威把这条路定名为"西西弗斯小道,"并且嚷嚷着要去订一块路牌插在那里。
  武老师的到来一点戏剧性都没有,她热情地向每个数学教师问好,跟我从容地握手,就像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那时我的高三学生一天天临近高考,晚自习的时候我经常要去看看。武老师的教室离高中部不远,我便常常拐到武老师的宿舍小坐。我经常九点钟左右来拜访武老师,彼时她的学生大多离开了教室。而高三学生通常要秉烛夜读至午夜以后。
  那阵子天气不好,经常下雨,但是到了傍晚时分通常会转晴,晚上甚至可以看到月亮,听见一些昆虫爽朗的鸣叫。武老师的窗户是东西方向的,风顺顺当当地穿过室内,像个不速之客,吹得教科书沙沙作响;武老师会忙不迭地找个茶杯压住。在我的记忆中,那风并不是"和煦的春风,"而是稍有些寒冷。它们一阵阵透进衣内,像护士用酒精药棉一下一下地擦着你,每一下都在你冷得无法承受前一瞬间突然收止住。这风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甚至让你对生活和未来也生出些许幻想。武老师把窗子全都打开,有时让门也大开着,我就更不客气地在里面抽烟了。四月份我自己有不少事要忙,所以我在武老师那里并不坐很久,随便聊一回儿就走了。
  五月中旬,我的时间稍微宽裕一点。有两个周末,我跟着武老师去了省城。我以前从来没去过那儿,省城对我来说很神秘。在我当时的那个年纪,每一座我不曾去过的城市都是神秘的,她们的名字激起我无穷的想象,这些想象五花八门,但都是光鲜、明亮、热闹、甜美的,我每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自己神往的城市的名字,就做一个深呼吸,仿佛能把一种活力注入体内。
  我和武老师每次都是在早上搭车进省城。然后武老师领着我在一些街区溜达。下午武老师去看女儿,我就更是漫无目的,四处闲逛。
  那个城市的东部有一大片漂亮的别墅,是新富裕起来的阶级住的地方。也有机关干部住的那种小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武老师的XX工学院座落在那个城市东部的学院区。学院区是城东最寒酸的地方,但是那一块也被看作这个城市最文明的地方,而城西则是汽车站、火车站、工厂区和职工宿舍。那一带,尤其是火车站附近,老是兵荒马乱的:沸沸扬扬的建筑工地、人头攒动的候车大厅、随便摆在人行道上的小摊,横冲直撞的出租车、自行车,卖水果的板车和丢弃在人行道上的果皮,油乎乎的小饭店,神秘的发廊......。
  对了,那些发廊,你只要一经过,坐在门口的浓艳女人便朝你热情地招呼。有时我停下来和她们搭讪,武老师总是红着脸把我拉走。
  有一个周末我邀武老师去了N城,N城离高桥镇很近,坐公共汽车只消半个小时就到了。毕业快两年了,我还是头一次回N城。我带着武老师在最繁华的商业街上晃荡。鱼儿又回到水里。
  我和武老师看起来倒还般配。我比武老师高半个头,瘦削结实,长得不算难看,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武老师长得很好看,十八九岁的样子,一望便是一良家妇女。
  武老师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对一些亮晶晶的小玩艺儿极感兴趣。她在街头每一个卖玻璃佩饰之类的摊子前流连,挑挑拣拣却啥都不买,有时我掏钱要给她买,她很坚决地制止了。在一家百货商场的底层,她在那些钻石、金银、宝石等等劳什子首饰柜台前兢兢业业地研究着、大惊小怪地赞叹着,鼻子都快粘在玻璃柜台上了。
  这种玻璃柜台的高度都很混帐--倘若再高半尺,女人们观察起首饰来会更方便,就不用弯腰伏身了。这柜台故意设计得低低矮矮,让武老师伏着身,保持着那么性感的姿势。你想想,如果你旁边有个漂亮女人,以那么煽情的姿势伏身在熠熠闪亮的珠宝之间,你能不动心,能不想给她买点什么吗?
  当时我口袋里只有两百来块钱,银行帐号上只有一块钱(我企图把那一块钱也取出来,可是银行不让),假如我给她买一只哪怕最小的铂金戒指,我也一定破产。看着武老师煽情地、大惊小怪地趴在那儿,我忽然觉得欠她点什么,于是决心让自己破产了。
  当柜台小姐灵巧地伸手去取一只铂金戒指时,武老师立刻发现了我的企图。她对小姐说,不要这个,那个吧。她指的是一根细小的银项链。
  出了商场,几步远就是冷食店,武老师说,好了,这回该我请客了。我说我早就下了破产的决心,你就让我破产好了。
  武老师要了两份蛋筒冰激凌,毅然附了钱。她那只粘在柜台玻璃上的小巧鼻子又粘在洁白的奶油上了。
  5
  在南方的那个城市,我和武老师走在街上。她左手拿着一只蛋筒冰激凌,右肩背着一只乳白色坤包,顾盼神飞。我则一副很放松的样子,吊儿郎当地走路。其实我对逛街可没什么兴趣。我喜欢热闹,却并不喜欢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答,假如不是陪着武老师,我一定找个大排档去喝酒、抽烟、看来来往往的姑娘。
  武老师却不知疲倦,领着我走街串巷,把百货商场逛遍,劳什子摊子看了,吃了一堆的冰激凌和炸肉串,最后又在一家电影院门前张望。武老师很容易地让电影海报的广告词给打动了,于是要请我去看电影。我不怎么喜欢看电影,可是喜欢武老师,几乎毫不迟疑地同意了。
  在电影院里,我们坐得很近,周围又是漆黑一片。武老师坐在我的右边。我有一只右手,搁在扶手上;她有一只左手,也搁在扶手上,它们也靠得那么近......。
  "......她用一片叶子把你粘住/藤子就越想越长/藤子伸过旷野朝花哭去......"(李亚伟:《塔》)
  藤子伸过旷野,朝花哭过去了。
  电影是个很有名的好莱坞老片,讲的是:有个年青英俊的男剧作家,在一九八零年的某一天忽然遇到了一个老太婆。那个老太婆把一块怀表交到这个剧作家手里,用幽灵般悚然的声音说:"回来吧--",过后便消失了。这个男剧作家四处访查,发现这女人就是刚刚死去的一位著名女演员。于是他来到了一个旅馆的一个神秘的房间,在那里自我催眠,穿越时空,回到了六十八年前,也就是一九一二年,和正青春妙龄的那位女演员相识相爱--那块怀表便是他们的定情之物。正当他们海誓山盟、尤云殢雨的时候,男主角不幸从衣兜里摸出了一枚一九八零年的钱币--这下坏了,他被无情的时间立即送回一九八零年,留下女主角在一九一二年绝望地哭泣......。
  当时我三心二意,电影的情节只能记得个大概。说实话,我着实被打动了。在这部片子里,导演反复配上拉赫曼尼诺夫的那首《帕格尼尼狂想曲》。此曲原本浪漫奔放,颇有田园风味,令我联想到原野、海浪、月光、乌托邦、罗伯特·欧文;但是看了电影,它便和那桩倒霉的爱情联在一起了,以后每次听它,都不由得黯然,仿佛看到时间--这爱情的最大敌人--正把世上每一对有情人生生拆散。
  武老师看了电影,又是哭哭啼啼的,于是我便努力地把它说得一无是处。我说,这电影该叫《黄粱一梦》才对;写这个剧本的人准是个潦倒作家,长得也肯定跟多数作家一样是臭八怪。我还说,有五种常用毒品:大麻、鸦片、可卡因、海洛因、好莱坞。可武老师还是哭哭啼啼。
  6
  那天看完电影太晚了,当我们来到位于N城北郊的汽车北站,发现最后一班开往高桥镇方向的车已经开走。我们只好住进北郊的一个大学的招待所。我们"各住各的;"我住在一个三人间里,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武老师住在一个两人间里,里面也只有她一个人。
  我们都住在二楼,我在二零四房间,她在二零三或二零五号房间。我揣测整个招待所可能只有我们两个客人,因为一楼的楼道口有一大帮子服务员围着桌子在打麻将,吵闹声和麻将的呼啦声在二楼都历历可闻却没人提意见。
  我睡不着,但不是因为他们打麻将。我在读大专时已经习惯了这种吵闹,你就是拿面铜锣在我耳边猛敲,我照样能酣然入梦。我睡不着是因为窗外的月亮。那天月亮高高地挂在中天,像半块摔烂的细瓷碗。
  月亮是最教人发愁的星球,尤其是在她只有一半的时候。这么想很傻--月亮就是月亮,上头是千疮百孔的环形山,甚至连那冷森森的月光都不是她自己的。可那又怎样?假如哪天我上了月球,在那里烟尘滚滚地走上几个来回,回来后我望着它肯定还是会神往。"一百个秋天我望着,你柔弱的圆;一百个秋天我望着,你岛屿之上的弯......。""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
  有一天雅文对我说,在英文里,垂柳是"weepingwillow,"也就是"正在掉泪的柳。"那是夏天,我和雅文正从N城西郊公园的一株垂柳下经过,我抬头望望葱绿茂盛的枝条,觉得这说法毫无道理。等我们走出很远,我回头又瞅了一眼那棵柳--坦白地说--我心里一哆嗦。
  我们中国人的柳要明丽得多,至多不过"郁郁园中柳。"我见到的柳,从不会悲伤哭泣,直到那天雅文对我说,垂柳是"weepingwillow。"草木到了浓郁极盛的时候,就容易给人一种沉郁甚至忧郁的印象,不单垂柳如此,这是我后来的发现。
  那天在公园里我们呆到很晚。在完成初恋情人所有的规定动作之后,我莽撞地犯了规--我并没有走得太远,只稍稍犯了规,雅文却哭起来,搞得我不知所措。
  我正胡思乱想,忽然听到敲门声。我打开门,是武老师。
  武老师一边进门一边说:"他们真吵。"我说,是啊,这家店简直遭透了。
  我给武老师也给自己沏了杯茶,便一人坐在一张床上,隔着一只土黄色的床头柜聊天。起初我们都有些尴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甚至有几分忐忑不安,一个劲地喝茶。
  "武老师,你的学生好对付吗?"
  "还好,挺老实的。"
  "老实,他们鬼着呢,你要是露一丁点怯,他们立马就爬你头上去了。"
  "你的学生不也服你吗?"
  "他们服老教师、年轻但厉害的男老师、和漂亮的女老师。"
  "我老啦?"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您刚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您是个小姑娘呢。"
  "你奉承我。"
  "没有。"
  "老了、老了,"武老师摇头,"老了--那些学生也蛮可怜的,说是上大学,可窝在中学里和一堆小孩子混在一起,还要交那么多学费。要是在省城,这些孩子都该成双成对逛大街看电影了。"
  武老师的学生在那次小流氓骚扰之后又出了一件事。那是去年武老师回省城后发生的。武老师说"那些学生也蛮可怜,"我以为她知道这事,一问才知道她全然不曾听说。武老师要我赶快讲讲。
  那是93年元旦,xx工学院高桥分校的四十几个学生搞了个元旦晚会。他们将教室里的课桌搬到四周,不知从哪儿借来一套音响、一台彩电、几只麦克风,搞起演唱会来了。给他们代课的两个教师都回省城过元旦去了,只有这些学生在自娱自乐。我经过他们的教室去照看高三学生晚自习的路上,还见他们兴致高昂地在唱卡拉OK。我在高三的几个教室里呆了一个多钟头,就听见外面人声鼎沸,还夹着哭声。我的学生和我都坐不住了,涌出门去。我看到络绎不绝的中学生朝大专班那边汇集。大专班门口和窗外已经围拢了一大群人。门是关着的,我来到窗口,朝里一看:一个钟头前还兴趣盎然地卡拉OK的大学生--三四十个男生和五六个女生--现在正围成一圈,放声大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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