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熙丰遗事》第131/134页
范纯仁又说道：“熙宁按问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严苛，判死罪者数倍于旧时，殆非先王宁失不经之意。”
范百禄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范纯仁的意见。这两位司马光的铁杆支持者，在“免役法”这一最重要的法制被司马光废止之时，与司马光产生了意见分岐。尤其是范纯仁，对司马光废掉“案问自首减刑”这一条也产生了疑问。或许范百禄和范纯仁旁观者清，或许王安石改差役法为免役法本来就无可非议，两范之言固然更客观一点，司马光固执己见，不肯接受。
这次给司马光看病的太医姓秦名迪，当年曾给王安石看过病，并因此升了一官。今天秦迪给司马光诊脉时间不长，三根手指搭上脉门，稍顷便面露微笑，说道：“不妨事了。”开了药方，向司马康交代了几句，便告辞走了。
秦太医走后不久，梁惟简奉太皇太后之命前来探视，告诉司马光，蔡确上表乞解机务，太皇太后已准，司马光已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太皇太后知道司马光因病不能入谢，差閤门副使方貴送来告辞和印信，并说随后就到。
蔡确上表乞解机务，实在也是被迫的。蔡确从神宗安葬于永裕陵，他的山陵使事毕，回朝问政，本不想请辞。无奈刘挚、王岩叟、孙觉、苏辙、朱光庭交相弹劾已至数十，大有蔡确不罢弹劾不止之势。太皇太后命内侍将这些弹文送给蔡确，蔡确这才上表辞相。蔡确是被御史们逐出朝中的，走得并不比吕惠卿体面。蔡确一走，司马光接替宰相之位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司马光是被御史们抬上宰相之位的。这一逐一抬，很难说是人心所向，却足可说明此时的朝政走向。
秦太医说司马光的病“不妨事了”，是说有所好转了。俗话说病去如抽丝，司马光的病也不会立马就好。过了两天，司马光觉得精神又好了不少，便打算上朝视事，他又要以首相身份主持朝政。
自从官制改过，便在中书省设了通议事都堂，三省和枢密院同在此议事。这一天，司马光到都堂不久，忽听门外报说：“知开封府蔡京到”，刚说了声“请进”，蔡京满脸是笑，走进都堂，躬身向司马光行礼。
司马光对蔡京不熟，但蔡京以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诣中书谒见宰相，理应以礼相待。司马光还了一揖，问道：“待制诣东府，有何事白光？”
蔡京说道：“遵丞相意，下官用五日限，令开封、祥符两县差一千五百人充役，已完备矣。”
司马光废免役法而复差役法，唯恐三省或各路州县抗着不办，听了蔡京的话，真是喜出望外，甚至还有点感激。他伸手轻轻拍着蔡京的肩膀说道：“人人如蔡大人，何愁法之不行！”
蔡京以五天时间在开封、祥符两县恢复了差役法，明里是尊司马光之意，其实并非如此。
蔡京本与王安石的新法没有瓜葛，但他的弟弟名叫蔡卞，是王安石的二女婿。有此关系，蔡京便会被司马光和刘挚辈御史们看作不是正人君子一类。陆佃是王安石的弟子，与蔡卞同为侍讲。侍御史刘挚上表说，皇帝年少，宜有正人在左右前后，陆佃和蔡卞皆新进年少，宜换老成之人。此表一上，陆佃和蔡卞便都罢了侍讲，这才是一个月前的事。陆佃和蔡卞原本才识过人，人情冷暖，朝政走向心里都是明镜似的，而且也绝顶聪明。如果说罢去侍讲是因王安石的关系，那末这仅仅是一个信号，后面会如何罢黜都说不定。于是蔡卞去找哥哥蔡京商议。恰在此时，司马光上表主罢免役法。
蔡京和蔡卞兄弟俩，蔡京生性佻脱，张扬一点；蔡卞个性沉稳，内敛一点。若论心机，蔡卞还在蔡京以上。
当年王安石行免役法，是在开封府作为试点的，在行施了一年多后才推广到别的州县。司马光废免役法而复差役法，开封府也是首当其冲。如果蔡京抗着不办或者办而不力，很会被人因弟弟蔡卞而联系上王安石。于是蔡卞对蔡京说道：“既然要复差役法，就不能按常法，必得引起人人注目。是以胥吏迫得越急越好，所差之人若是不愿，对所差之人越严酷越好。你可说尊司马丞相之命，所差之人有所怨恶，也只是骂司马光。哥哥这样做，明是媚司马光，其实是自保，若行得人人有怨言，必言差役法非而免役法是，则更妙矣！”
这是蔡卞的深心，也是蔡京于五日内两县复差役一千五百余人的本意，司马光如何知道？
蔡京走了，司马光送出都堂大门外，两人相揖之后，司马光刚转身要回都堂，只听身后有人招呼道：“君实！”
司马光不用回头，只凭声音便知，是苏轼在叫他。
正文 一五0 章惇和司马光第二次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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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没有听错，确实是苏轼在叫他。
苏轼自从元丰七年正月离开黄州，一路游山玩水，访朋问友，到金陵已是七月，这之后去真州，继而游镇江、扬州，到常州任上时，已是元丰八年的三月。几天之后，赵顼驾崩。与各州县官吏一样，苏轼也在引颈鹄候京都的消息。到五月中，诏书来了，苏轼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接到诏书便离开常州去登州，到得登州，已是九月了。一路上走了四个月，还算是没有多耽搁。但到登州只五天，诏书又到，召苏轼回京任礼部郎中，刚到汴梁，又转任起居舍人。苏轼已饱经忧患，受尽困顿，身处密近，骤履要地，真正是心有余悸。其时蔡确尚未辞相，苏轼找他请求外放，蔡确没有答应，话也说得很客气：“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这之后不几天，苏轼又迁中书舍人。此时，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回到京城，任右司谏。兄弟俩在汴梁团聚，又各任要职，竟然是喜忧参半。
苏轼既然能在举目无亲的黄州用不多时间便融入其间，东京汴梁是旧游之地，朋友又多，又有弟弟苏辙相伴，日子过得欢娱乐和，再与黄州相比，不啻天壤了。苏轼又举荐黄庭坚为校书郎，举荐秦观为太学博士。黄庭坚和秦观，与当时同在史馆的晁补之、张文潜均为一时俊彦，风流儒雅，照映当时。这四人追随于苏轼左右，苏轼虽未以师道自居，其道德文章却也算得上是诸人的领袖，天下后世便称此四人为“苏门四学士”。因苏轼的“乌台诗案”而贬黜的王诜、王巩也被起复回京，所谓兄弟聚首，友朋凑集，文酒赏适，苏轼是乐在其中了。
如果苏轼在公务之余与友朋或登临宴饮，或诗歌赠答，或由侍妾朝云泡点密云大团龙茶以之品茗闲话，并且乐在其中倒也罢了，偏偏他又管起了闲事。
司马光上疏言免役法五害，请罢免役法，苏轼不以为然。苏轼在杭州是通判，因当时杭州没有知州，苏轼便是事实上的知州。之后在密州、徐州、湖州都是知州之职，他对免役法利弊的理解比司马光要客观得多。他没有上疏言事，而是直接到通议事都堂找司马光理论。他走到离都堂不远处，见司马光送蔡京出来，正返身要回都堂，遂出声叫了一声“君实”。
司马光闻声转过身来，对苏轼笑道：“原来是子瞻，来都堂找我吗？”
苏轼走得离司马光近了，拱手笑道：“轼见过大丞相。”
苏轼从舍人院到都堂见司马光，是冠袍带履穿載齐整的。他与司马光的关系算得上是亲厚，便是从登州回京也是司马光举荐的。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时，因章惇时常戏侮，弄得十分头疼，又是苏轼对章惇说了话，司马光才得以安。但中书舍人见宰相是下属见长官，行礼却也是必须的。司马光在苏轼面前自然不会以宰相自居打官腔。今见苏轼行礼，也就还了一揖，说道：“子瞻将有何事言于光？”
苏轼说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苦，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苦，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
司马光说道：“依子瞻之意，该如之何？”
苏轼说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苏轼兜了一个圈子劝司马光不要骤罢免役法而行差役法，道理既说得透彻，意思也很明白。苏轼固然上来把免役法和差役法各打五十大板，其间曲意，赞成的却是免役法。他把免役法的役人与农民分开比之兵与民分开，并看作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这个“易”，是指“改变”，即不能再改回去。后面的“盖未易也”，是说“不容易”，这是苏轼把话说得和缓一点，希望司马光能够接受。司马光却还是听不进去。他说道：“免役法之五害，我已说得明白，早一日罢则多一日利，子瞻如何还劝我缓罢？”司马光说这话，语气中透着不快。话一说完，也不与苏轼招呼，转身走进通议事都堂。
苏轼是什么人？司马光把他干凉在都堂之外，他能罢休？苏轼随即走进都堂，对司马光说道：“公固已陈免役五害，然所陈非是，如何便可骤罢？”
苏轼这话已有责问的意思，司马光更听不进去了，忿忿然之色现于脸上，只不理睬苏轼。苏轼不依不饶，又说道：“轼尝闻公言之，当年韩琦剌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琦不乐，公亦不顾。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
苏轼提起旧事，司马光不得不有所表示。他笑了一笑，向苏轼作了一个揖，算是承认刚才态度不好，但对苏轼所言，却仍是不听。苏轼见无可再言，也向司马光拱手后退出都堂。
苏轼在司马光这里碰了一个软钉子，司马光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尤其使他不快。回到家里，边卸巾解带边大声喊道：“司马牛！司马牛！!”
苏辙先已到家，闻声走出，笑道：“大哥回来了，谁是司马牛？”
苏轼说道：“还有谁？司马光是也！”
苏辙又笑道：“原来是君实，果真固执如司马牛吗？”
苏轼说道：“君实做了宰相，脾气也见长了！”接着便把自己如何到都堂向司马光进言，司马光如何不听他劝，硬要以差代雇的情况告诉了苏辙。
苏辙说道：“君实骤罢免役而行差役确是不妥，大哥也不必气恼，君实既不听劝，由我上表陈情吧。”
当晚，苏辙灯下草表，他写道：
差役复行，应议者有五：其一曰旧差乡户为衙前，破
败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
然而天下反以为苦者，农家岁出役钱为难。向使止用官
卖坊场课入以雇衙前，自可足办，而他色役人止如旧法，
则为利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乡差税户
可托。然行之十余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
差衙前之害。
其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
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钵太重，未为经久之法。乞取坊
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酌今役钱减定中数，与坊
场钱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却令樁备募雇诸色
役人之用。
其三，乞用见今在役人数定差，熙宁未减定前，其数
实冗，不可遵用。
其四，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逆送，
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
乞仍用雇法。
其五，州县胥吏并量支雇钱募充，仍罢重法，亦许以
坊场、坊郭钱为用；不足用，方差乡户。乡户所出雇钱，不
得过官雇本数。
对于免役法和差役法，苏辙与苏轼的看法是相同的。苏辙所上五条都是肯定免役法，只是役钱太重。他的办法是用“官卖坊场课入”雇衙前，多余部份雇其他役人。司马光陈免役法五害时说：“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浮浪之人”，拿现在的话说就是街痞混混。苏辙则明白说“行之十余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仍然是这样：司马光是想当然而言，苏辙指的是事实。
尽管范百禄和范纯仁也反对司马光骤罢免役而行差役，那只是当面向司马光进言，并未上表，真正上表达于太皇太后的只有苏辙。太皇太后看过后，又差梁惟简送给司马光。司马光看了，搁在一边。苏辙之言并不能摇动他罢免役行差役的决心。
王安石初行免役法时，先由吕惠卿制成条例，在条例司反复论难，然后在开封府试行了一年多，又经曾布不断增损才逐渐推向各州县。司马光要在短短几天内废掉免役法固然不难，要复差役法却也不易。各项条贯不能熟讲，靠司马光在通议事都堂里闭门造车，难免有漏洞和错讹。不仅各州县执行起来会莫衷一是，在章惇这里便过不了关。